第43節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說。

理查·福茨的臉又有戲了，他一定認為自己這張含有潛語的面孔非常荷里活。他的潛語是：你看看你看看，為了圖奸宿的方便，在盜匪橫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搶劫、兇殺、強xx的險——很大的失策。

“你被搶劫了之後，立刻報警了嗎？”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氣稀薄的大房子裏，裹着圍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時。我想不通的是我這個經歷了真正戰火的正牌軍少校，怎麼那樣好講話地把錢包掏個空。交給了一個毛孩子。

“為什麼不報警？你應該立刻報警！”

“我不想報警。”

“為什麼？”

“沒那個激情。”是你讓我對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這便衣，讓我沒人可信賴，沒人可依靠。

“報警要什麼激情？！”

“那我換個說法：我是沒那精力。有時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盜打交道還累人。”便衣警察呢？當然更累。

這是我真實的感覺。就是累。被人審累了，被功課壓累了。讓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講英文，也夠累的。警察一來救我，我得有兩小時的英文要講，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徵，形容他的每個舉動……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實就是讓那陣絕望的累漸漸過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來，想打電話給安德烈，但又想到華盛頓和芝加哥的時差，此時已是凌晨一點。我打的惟一的電話是給里昂的。電話那端一片嘈雜，他的排練剛剛開始。他沒有任何吃驚的表示，只問我是否受傷。聽說我半點傷也沒受，他說：那個區常常出這類事。我對他的不驚訝反而很驚訝。並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過驚訝的時候。也許我這夜做了盜匪搶劫了別人他會有些驚訝。而半小時之後里昂的出現讓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驚。他說他借了樂隊鼓手的車過來看看我是不是還活着。他見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電腦前工作，笑起來。然後就告辭，回去接着排練。我把他送到樓下。我的眼睛大概叛賣了我，他上來揉揉我的後腦勺，說：嘿，別送啦，快進去！他的眼睛其實也叛賣了他。他的話是這意思：我知道你不願意我走，我在這時撤下你很不像話，但我們都明白下面會出什麼事。我站在門口，看他往汽車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過身。再冷的天，里昂單薄的身板都不會佝縮。因此，他這一瞬間幾乎是個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對他擺擺下巴，催他快走。他卻不動。我說：我根本不怕。他說：我知道。我說：那你愁什麼？你看你一瞼的愁。他明白我倆這時做出的滿不在乎是多麼累人的事。他說：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搶劫別人！我們都大聲地哈哈笑。他又走回來，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緊。然後他說：好好的，嗯？別出去殺人越貨。我看出他回來絕不是為講這句俏皮話。他身體裏集聚着一個擁抱，他心裏涌動一個可怕的願望。我知道那個願望是什麼，因為我心裏涌動的是同樣可怕的願望。那願望是一個吻。

“你剛才說你如果跟里昂去戀愛，我們的案子就可以結束了？”

“對呀。”

他微蹩起眉頭，想着我講到的這個“事變”的可能性。他將一枝筆的尾部在嘴唇上輕輕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書滿口野話的標緻嘴唇上。我特別喜歡看男人下午兩三點的嘴唇，胡茬子剛剛頂出皮膚，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線條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來到芝加哥，我對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啞然了至少一分鐘。我後悔我沒把這種生理的審美感受寫到小說習作中去，讓整天拿“性感”來表揚文學的翰尼格教授開開眼。

“你已經知道了安德烈·戴維斯將任坦桑尼亞副大使的事？”

“是贊比亞。”

“他在這個年紀就能得到這樣的晉陞，很難得。你對這事怎麼想？國務院對他‘派遣解凍’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幹應該讓他當大使。”

“你知道怎樣才能當上大使？”

“先當上副大使。”在一個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對。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別指定。”理查發現我的走神，問我：“你知道特別指定是靠什麼嗎？”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幹和學識。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點兒失望。”

“有點兒。”

“為什麼？”。

“因為我原來以為美國這地方，才幹、學識是一個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現在我一看，溜須拍馬，走關係拉幫派在哪兒都一樣。在哪兒都不需要一個端莊的人品，即使他渾身才華亂髮光。”

“你認為安德烈·戴維斯才華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堅信他在外交界前途遠大？”

“不。那麼大的才華就沒什麼用了。在官僚裏面混，真才實學是浪費。這個問題上，全世界一樣。天下烏鴉一般黑。平庸、無恥、來點兒個人魅力，就齊了，保你做個優秀政客。”

“聽上去你很欣賞戴維斯。”理查臉上有了點兒輕淡的醋意。

“不是聽上去，是實際上。我很欣賞安德烈。”我欣賞有什麼用？提不提升他又不來問問我的意見。

“所以你想犧牲自己，保全戴維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實是在犧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沒想那麼深遠。”我也沒有那麼高尚。

“那麼，你打算終止跟安德烈·戴維斯的婚約嘍？”

“誰說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麼可以同時發展跟兩個男人的關係？”

“誰說我要發展兩個關係？”

“你和里昂開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還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紅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長，跟他整個人的比例頗得當。他的手看上去除了會開槍會給人上銬子之外，沒什麼用場。

“如果我明確地告訴你，我跟里昂的真實關係。你們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維斯這個案子了結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誘我招出跟里昂之間的實情。我說出實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搶走僅有的五十九元錢之後，我連去學校的路費都沒了。王阿花留在冰箱裏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盡。我步行了十站路，來到里昂排練的酒吧。我像所有沒處開銷錢和時間的人那樣，要了一杯啤酒，坐在離門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塊兒看電視上的球賽。我合計了一下，我每小時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維持這個座位；我需要六個小時才能把里昂等來。就是說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錢結賬。六瓶啤酒加小費是四十塊錢。而里昂錢包里是否有四十塊錢，我心裏完全無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時，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頭，見是翰尼格和一個比他高半頭的女人。翰尼格問我介不介意跟他們一塊兒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揚眉一笑，說：當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時問：你的伴兒沒來？我說：你不就是我的伴兒？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經開始撒酒瘋了。這樣下去，等到里昂到達，我一定會不省人事。那女人說她從來沒遇上像我這樣愛逗樂子的日本人。她說日本人和德國人愛發動戰爭，就因為他們缺乏幽默感。她問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說日本人的確不幽默，不過我是中國人。她又說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樂，說：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總是穿比她身材小一號的連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腳。十分鐘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間，他說：你剛才胡說什麼？！我說：你不是有個二百五女鄰居，專門上你的門請你幫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鏈？他說：就是她呀！我立刻說：祝賀祝賀！然後我便告了辭，把啤酒的賬留給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馬路上叫了輛出租車，說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車停在里昂公寓門口，我假裝在書包里亂翻。然後我把淚汪汪的瞼朝着司機，說我的錢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錶，請司機收下。司機心想她真是可憐，那塊破表連十塊錢都不值。司機說：行啦行啦，我剛從印度來的時候，跟你一樣窮。里昂見了我便說：你喝的什麼酒？我說：不要錢的酒。在樓梯上他問我：你是進去呢，還是在這兒等我？我還有十分鐘就弄完了。我說：我進去，也不耽誤你抽大麻。他說：我不是這意思。我說：我知道你不是這意思。我頭重腳輕地倚着樓梯的木欄杆站着。這個生理和心理狀態下，木欄杆顯得極不結實。我知道我兩頰潮紅，眼神遲鈍。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說的：你怕我仗着酒膽跟你進去，仗着酒意任事態自己去發展。他說：你還是在這兒等吧，我兩分鐘就出來。我也看出他真正說了什麼：你若進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擔保。我說：我想喝杯水。我實際上說：既然來到這裏，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樓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將我摟進懷裏。我說：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兩杯啤酒。他當然明白我其實是說：在酒吧，我們會很安全。抑或他聽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發揮，我現在的行為不是我該負責的，是酒該負責……他的吻很輕，但很專註。一個鄰居從我們旁邊賊似的繞過去，上了樓之後，又賊似的朝我們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對那鄰居沒有知覺。然後他說：你就等在這裏。我拿了外套就出來。我頭暈眼花地對他笑笑，說：不。他這次真有點兒吃驚，愣愣地看着我。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他心裏的鍵盤響成一片，卻一個完整的詞彙都沒打出來；他腦子的屏幕上飛快出現的，全是亂碼。我看着那些無法解讀的亂碼漸漸拼合成一絲苦痛。

“我們之間最真實的感情，就是我們誰也救不了誰，誰也不想救誰。”

“嗯？！”便衣福茨帶金紅絨毛的手指“咔啪”一響。

“我只能講清這麼多——他是沒有童年的中國人，我也是。他從印尼逃到美國的時候，童年就中斷了。我的童年中斷在六歲。”

“為什麼是六歲。”

我說：“六歲，許多孩子開始撒謊。”而我的謊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間，你愛怎麼理解就怎麼理解。在美國，上不上床，不是實質，對吧？”

我起身告辭。

理查突然說：“該死，我差點兒忘了。測謊實驗改在今天下午四點。因為有個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禮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傢伙對調了一下時間。”他飛快看一眼手錶：“也就是問些例行問題。現在你還有半小時，可以準備準備。”

我看着這張英俊的臉。我在想，這套漂亮五官的後面，一定閃爍着無數計謀，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縱儀。在這副“非個人”的職業微笑後面，那儀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點，計算人的弱點的最大利用價值，然後去開掘這些價值。人們相愛、相妒、相殘的弱點，對於這架儀器，簡直有着取之不竭的價值。它的計算精確，幫助人們屈從本身的弱點，為了血淋淋的情感膠合到一塊兒，再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開來。它觀望着人們，鼓勵他們去貪婪，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肉體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們不禁墜入愛河、慾海，良心煉獄時，發出理查·福茨這樣的超然微笑，這個微笑高高凌駕在人們的自相殘殺之上。沒有人們間的相互愛戀、相互需要、相互叛賣、相互誅滅，它賴以什麼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見它一再成功地助長人的弱點，這些弱點又一再讓它建立功業。

我說：“那就非常對不起了。我四點半正好有約。”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維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於你。我是根據他們國務院的催促，把測謊實驗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個微笑。他在玩味一個不無邪惡的微笑：哈，你看，你是無法對着測謊儀講你剛才那番話的。你講也沒關係，我們將根據謊言了解你其實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三角戀愛。

我的手慢吞吞地卻穩穩地取下我的帽子、圍脖，然後開始披掛。

“不過，我下面這場談話更直接關係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場審訊，是國務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臉盡量擺得四平八穩。我的眼睛一定像艾奧瓦的玉米農場主一樣老實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難看出一個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龐之下：你們去自相殘殺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電梯裏，陪我乘電梯下樓。他的表情稍微個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書關於一男一女乘電梯會產生性張力的話。

“你最近跟阿書通了電話嗎？”理查突然朋友似的問道。

“沒有。我打不起長途電話。”

“她要我好好關照你。”

“那就代我謝謝她。”

“我發現從中國來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書對於我，有種奇特的刺激。你們的成長環境……”

電梯的門開了。我一步跨出來，回頭說：“請留步。”

理查的手一揚。他頭一次顯出疲憊。可能有那麼一瞬間，他對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誕。他竟然也意識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觸及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樣覺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體語言告訴我，他並非無懈可擊。

星期六一早，我被門鈴聲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時。見里昂已下樓去開門了。里昂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點結束排練。從我醉醺醺闖上他的門那天傍晚，他決定搬過來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從三藩市回來。在寒冷廣漠的空間裏，我們大致誰也碰不見誰，“做伴”是抽象的。

我將頭探出窗口，看見樓下停了輛深紅色的車。一個穿米色風衣、戴黑色長圍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徹底——這個高大男子是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