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官的婚姻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時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來長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何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習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種，但在愛逛商店和愛作媒這兩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兒園起的好友，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有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點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聽叩門，我迎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立在門口，頸上的細鍊吊著一塊牌子，上面書着“美國國務院lawrence.a.walker”。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會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樣戲劇性的一筆。
lawerence的確操着一口標準國語，不時還帶北方人的捲舌音，說“一會”，他是“一會兒”；說“花”，他必說“花兒”。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面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着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座一會！”
他笑着說：“我可以在廚房裏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臂斜支在廚房餐卓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談了近一小時，我發現不是我拿他練英文，而是他拿我練了中文了。晚餐備好，女友回來，看着已談得極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覺自己是個陌生人，錯闖到別人家裏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歷史。他進每個博物館都免費，因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個館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台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匆然不見了，眼睛裏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着不認識我。”
“為什麽？”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麽？”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問他：“怎麽了，踉一個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
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鄒眉頭，“你知道，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
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麽嚴重？”
“我希望沒有那麽嚴重。不過在我們關係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里製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着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面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決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彙報。”
我又對着他看了一眼，才認定他不在開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係。”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
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寧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職業，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選擇。他天性愛遊走，着迷於全世界的各種人文，地理，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裏一直盤旋着這個問題：難道我和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償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tobeornottobe”的決擇嗎？好在和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我的學校在中部，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了解；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繫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看着我。我是系裏唯一的東方人，所以習慣了。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傍來：“你幹了什麽？”
我反問：“我幹了什麽？”
“上課前有個fbi的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查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麽就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你肯定自己什麽也沒幹過？”他又問我，故意壓低聲，還機警地四處看看。雖然他們常在法律邊緣挑釁，但真正讓fbi操心的時候還不算多。
“fbi怎麽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將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lawerence電話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係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結婚”。
“你沒必要現在就說實話！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羅馬”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到。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了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嚮往。他興奮地開始計畫，他將帶我去看那些建築，那些博物館；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師，個別輔導他的口語。我的心似乎松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lawerence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擾。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干什麽嘛?”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發的，fbi絕對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麽快——我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里去了……”
我說當願我聽錯了，還希望這是那些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查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人決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了，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很費些勁才聽懂。他的話題漸漸轉向他的小女兒——一個從南韓過繼來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時，他在與我探討這個三歲的小姑娘的心理與行為。我只得捧着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裏明白他的“閑話”不閑。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來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裏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與被審問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嚇人。審問者倒是很客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着他帶有白種人特有的冷漠而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幾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盤查，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個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lawerence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儘快結束，請你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早就看透了這種事——我父親在共產黨那邊一次次被審查，審訊；我從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這種審問的記憶！我以為美國是最自由的國度……”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嚴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
lawerence在那邊頓時沈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寧靜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於無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處於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於：我是在美國明白了“人權”這字眼，而明白之後，又必須對這種神的權利一再割讓。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象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的踐踏過來。
lawerence在電話上流露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
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裏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分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的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以及他的職務安排，住房，津貼計等等。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就忍吧。
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露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嘴哈哈大笑，有種真的山東豪爽。當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時，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樣，你和lawerence什麽時候結婚?”
“還沒有計畫呢。”我笑笑。
他裝着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着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對答，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是謊言，謊言可不容易精確地重複。
“這個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都問了四遍了！”我終於苦笑着說。
“是嘛?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着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
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麽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一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有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麽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進程。”
一時間我想到lawerence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為了我！”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在那邊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罪犯嫌疑才可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麽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成了迫害！”他衝動地喊起來。
“讓他們測驗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話，怕什麽?！”我也大起聲，心更委屈，覺得自己忍讓至此，他倒毫不領情。“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該答應你的求婚，不該到這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掛斷電話，獨自坐在沒有開燈的房間裏，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了。原來，我並沒有沒有着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着陸；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達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並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間存在着兩個國家，兩個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勢力範圍而勾心鬥角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國家。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裏卻十分沒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電話高訴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級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改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着僥倖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與他討論起羅馬的日程來。電話剛擱下，門鈴響了，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呆了：來者競是那位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是發現你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動。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查了我房間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問道。“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於我的壞的英文還是我的壞的教養。“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是不是已經答應了——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簽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我也不看他，忙說：“好的。”心想，事情還能壞到哪兒去，壞到頭，不就改好了?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人介紹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交談開始前，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ＦＢＩ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ＦＢＩ?”他大吃一驚：“這件事與他們有什麽相干?這屬於外交部內部的安全問題……ＦＢＩ怎可能知道這件事的?”他逐漸顯得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這些人是ＦＢＩ的?”
“我去了他們在芝加哥的總部。”我說。“活見鬼，他們有什麽權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睜圓眼睛，向我張開個巴掌。
我拿不准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他帶推敲地說：“我接到上級通知，說你和lawerence宣佈結婚，我才來對你們例行調查。完全是例行公事！ＦＢＩ告訴對你審查的理由了嗎?你不覺得這是很無理的?”
我搖頭松聳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儘管他比ＦＢＩ少了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麽時間?”“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吁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看上去很焦慮。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ＦＢＩ總部，坐在待客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子調查員滿面春風的迎出來，手裏拿着一張表格，嘴裏打着慣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着裏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於自願。”他更強調地說。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看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麽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我還是象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信號閃爍，我打開它。上面競是lawerence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狀也被撤銷！”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去。lawerence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講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我立刻回憶起第一次見他時他胸前帶的那塊牌子。“你交了嗎？”我問。“我堅持要他們那收據來，我才交……”
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麽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里，我完全能想像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他接過收據后，將那出入證一把奪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識到，再我往測“謊”表格上簽字時，lawerence的命令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ＦＢＩ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試自願時，就知道外交部對lawerence的處置了。為什麽不放過我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邊沮喪着，沈默着，感到我們各自背負的國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紀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讓他們去見鬼！”lawerence說。
“可我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從今天開始，他們要在打電話來煩你就直接對他們說：去見鬼！”
我想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他連夜給他認識的一位眾議員寫了信，將此事做了控訴性的陳述。幾天後，眾議員回信了，非常震驚，說無法相信美國競存在着這樣的一條戒規，更無法相信這條戒規真的被用來處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驚之餘，他表示遺憾，因為不能為我們的損失做任何補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國會提案，爭取改變這條規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複我們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三藩市結了婚。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在德國政府資助的商會裏找到了工作，並負責西部分會。日子是平靜的，明朗的，但我仍會冒出這麽個念頭：他們真的放我長假了?我身後真的不再會有眼睛，電話上不再用耳朵了?會不會有一天突來個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