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
媽媽說我必須跟她去火車站，去接從勞改營回來的姥爺。火車從蘭州開往北京的，從車上下來的人身上和腳上都有一層黃色塵土。站台空曠了，姥爺還不出現。媽煩躁地自語：“叫他別動，別動，肯定錯過了！”媽不承認她不記得姥爺的模樣，她說起碼姥爺的大個頭會讓她一眼認出來。我從來沒見過姥爺，據說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燒掉了。一些是他剛被捕時燒的，其餘是“文革”中燒的，姥姥和媽必須把和他的一切聯繫燒乾凈。我和弟弟從來不知姥爺犯的什麼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夠資格挨槍斃的。後來不知怎麼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給忽略了，死刑也延緩了。一緩30年。整個一個空站台就把我媽和我晾在正當中。都要走了，看見車尾巴上站着個人，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們這邊走幾步，希望我們先問話。媽小聲跟自己說：“不是的，不是的，一點影子都沒有！”我也但願不是的。這老頭猥瑣透了，不是那種敢做敢為敢犯王法的模樣，也沒有政治犯的自以為是、不以己悲的偉岸。老頭喚出了媽的乳名。媽臉上出現了輕微的噁心和過度的失望。媽推我一把：“叫姥爺！”
這是她堅持我陪她來的原因：我叫一聲姥爺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爺哭了一下，媽也哭了一下，這場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爺就成了我們家很有用的一個人。我們都抓他的差，叫他買早點，跑郵局寄包裹，或拿挂號信。也請他去中藥房抓藥，抓回來煎也是他的事，我們家除了姥爺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藥。常常是媽燒菜燒到半路，叫姥爺去買把蔥或一塊姜。媽給他多大個鈔票他都不找回零錢。弟弟大聲嘀咕：“80歲的人了，他搜刮那麼多錢幹什麼？”
我也納悶姥爺拿錢去做了什麼。30年做囚犯，該習慣沒錢的日子了。媽有時會在飯桌上突然對姥爺說：“您要吃就吃夠，別回頭拿錢去到外頭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爺嘴吃的不多，眼睛卻很餓。
自從我們多了個姥爺，家裏就開始丟錢。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裏的錢被姥爺洗衣時一一掏乾淨。後來放在廚房小袋子裏的牛奶費、報紙費也沒了。最近一次，爸來了100元的小稿費，差姥爺去取。到晚上姥爺回來了，錢沒回來。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邊。“你今天去哪兒了？姥爺？”
“去門診部了。”他已能很流暢地扯謊。
“撒謊吧？姥爺？”我陰險地說。
他不理我，用遠不如他臉那麼老的修長手指嘩嘩響地搓洗筷子。
“我在電影院看見你了。”我臉上出現捉贓捉姦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裏，我不是個外孫女而是個狡獪卻還有點人情味的勞改隊幹部。我沒多少同情心，對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個為政治犯丈夫忍氣吞聲做了30年“敵眷”的姥姥。那個好強、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門外也絕不低誰一頭。姥姥瞎着眼，沒等着“見”姥爺最後一面，就死了。要不這樣等着姥爺，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勞改營里沒電影看。”我說：“30年都沒看過電影。”
“外頭有的，那裏頭都有，”姥爺說。他和別人相反，從不控訴“裏頭”，總要給人個感覺他這30年過得沒有太不如人。不少時候他還懷念青海湖的魚，“那些魚的雜碎比這裏的魚肉還鮮！”媽會回他：“恐怕你們只有魚雜碎吃。魚肉從來都輪不到你們吃。”
“怎麼沒有電影？”姥爺扯起一臉皺紋，鄙夷我的孤陋寡聞：“場部一個月映一兩個新片子！”
“你們勞改犯也能去？”
他給問住了。見我要走，他忙說：“你媽演的電影，我就在那裏頭看的！”
“哪個電影？”我問，看他是不是在胡謅。半年前在火車站，他和媽根本誰也沒認出誰。
“六二年春上。”姥爺不直接回答我的提問。“對，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媽演的哪部電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遠就喊我：‘老賀老賀，我跟你講個事！’我手上一壺開水，燙凍實的井頭。我就趕緊撂下壺，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沒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見你女兒了！’我一聽腳都軟了，插在雪裏，拔不動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紅地笑：‘看了你女兒演的電影！’是電影，你看。你姥姥隔一兩年給我一封信，信里提過你媽給提拔去演電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說：‘你女兒長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齊！眼睛像她母親吧？’我直點頭。我隨身帶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媽那年才八歲。逮捕我那天，她還在巷子裏跟鄰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爺把最後一個盤子擦乾，看看我，猜我是不是聽得下去。
“你去看電影了嗎？”我問。
“場部離我們大隊有三十多公里。還要請假。到30公里以外去，只有大隊長有權批准。要先跟隊長寫請假報告，隊長報告中隊長，中隊長再報告大隊長。大隊長我們幾年也見不到一面，我們就看見他的吉普，我們就指那個吉普叫它‘大隊長’。一個請假報告等大隊長批，起碼要兩禮拜。兩禮拜，早就換別的電影了，你媽也不在上頭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誰？王管教小聲說：‘都說你女兒漂亮！全國最漂亮的女演員數下來，她不數第一也數第二！他們都這樣講！’我問：‘她可瘦？’王管教說：‘瘦的，現在外頭興瘦！’我記得她是15歲那年生的肺病。我又問：‘她可高？’王管教說：‘不矮，比我老婆恐怕要高出一耳朵！’我忍着不敢再問了，怕哭出來出洋相。”姥爺話斷在這裏，忽然笑一下，唬我一跳。
“一整天我都在打主意。”見我等着，姥爺又續着故事講下去。“我想我女兒啊，想家裏人啊。”
媽這時進廚房倒煙灰缸，然後去洗手，身子盡量繞開姥爺，盡量不去聞姥爺身上的氣味。我們家四個人都肯定那就是監獄的氣味，長到靈肉里去了，清除不了的。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爺等媽媽出去后說，“惟一的辦法是偷跑。請假怎麼都來不及，只有偷跑。天天晚上十點要點名，缺席的人當逃跑論處。怎麼都沒法子過點名這一關，除非哪個管教肯幫你打掩護。我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氣，心眼多些，不是個王八蛋。他喜歡貪點小財。
“我把一點家底都翻出來了，總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筆和一小瓶沒啟封的進口止疼片。才進到裏頭我有不少好東酉，兩身英國西裝，一塊瑞士手錶，一雙美國皮靴，一個結婚戒指，進口止疼片有好幾瓶。那些東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實在餓得吃不消，我就拿件東西去跟幹部換羊油。有油就不一樣，此糧比肉都重要，你記着。我那個純金戒指換了一個大羊頭，我把它抹上鹽，拿紙包起來，一天剁下一小塊，熬一盆湯。不然今天哪裏還有我這個人。那支派克金筆是我留着到頂難捱的時間派用場的。飢荒說來就來，一來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給自己留的，牙疼起來，我的頭把土坯子牆都頂出個坑來。
“下午我見了王管教，小聲跟他說我有事跟他私下講。他一聽就明白，讓我吃過飯到他家去。我揣上東西——藥瓶子我裝在左邊口袋，鋼筆裝右邊。說不定運氣好，王管教今晚好說話，能少拿出來一樣，就省一樣。走到離他家院子差十來步了，他七八歲的女兒背着他兩歲的兒子跑出來，攔住我說：‘我爸說中隊長在我家，你有話跟我講就行了。’
“我呆掉了。這種話小孩子怎麼能傳遞？再說還要來來回回地討價還價。看我為難地直乾笑，小丫頭說：‘沒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講，誰都聽不見！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說：‘我下次再來吧。今晚不打攪你爸了。’話講出口我才想到，沒下次了，電影再演最後一晚上，就收場了。我還到哪裏見我女兒去？我的徒刑變了幾次，死刑改死緩，死緩改無期，說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說死就死了，都不曉得我女兒長的什麼樣子。我把小丫頭叫回來，跟她一個字一個字把話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筆。小丫頭盯着我手掌心的筆，一邊顛着她背上的弟弟一邊一個字一個字背我的話。她很精靈，一個字都沒背錯。
“小丫頭就回去傳話了。幾分鐘又跑回來，告訴我：‘我爸對着我耳朵說的！他說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兒，他會跟大門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還說，你不能跟別人講是他批准的。’我問她還有別的話沒有，她想了想又說：‘他還說你在早晨五點之前要回來，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沒想到事情會這麼順利。我打算早上一過早點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點鐘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門崗跟前，我正要走過去，崗樓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槍對着我，叫我不準動。我說：‘我是三隊的老賀！’哨兵喊：‘你動一動我就打死你！’我趕緊把兩個手舉到頭上，又說：‘三隊幹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賀！’
“那哨兵說：‘滾回去！管你老賀老幾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麼重的賄，不該誆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說我是‘三隊老賀’，哨兵一再叫我‘滾回去’。王管教就真誆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頭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筆，根本就是自作主張把我處理了。要是我真那樣直衝沖走出去，現在已經挨了槍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個關節上了。我還不敢確定王管教有那麼壞的人品。怎麼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錯過那最後一場電影了。急死了，急得連餓都不曉得了，人都要燒着了一樣。”
弟弟晃蕩到廚房門口，把自己在門框上靠穩，不動了。他想知道是什麼讓我和姥爺突然間這麼合得來。姥爺卻不吱聲了，掏出香煙，點上。一看就是話還長的樣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煙，吸得兩個凹盪的腮幫子越發凹盪。粗劣疏鬆的煙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頭去尋摸煙草渣子。這唇舌運動使他本來就太松的假牙托子發出不可思議的響動：它從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狐啦咯、唄啦嗒”。弟弟終於受不了了，說：“喲姥爺，您怎麼滿嘴直跑木拖板兒啊？”
姥爺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勁。弟弟做了個驚恐而噁心的表情，走了。姥爺的牙全落在勞改營了，假牙顯然配得太馬虎。
弟弟走後，我催姥爺往下講。
“我想了兩小時，午飯後我把羅橋找來。16歲的一個男孩子，都說他腦筋不太當家。他15歲把他媽給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滿18歲才能槍斃。他誰都不怕，常常說他，18歲前再殺多少人都得等他滿18歲才能跟他結賬。我把那瓶進口止疼片給他，問他肯不肯幫我忙。他對着太陽光舉着那個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過來晃過去數裏面的藥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葯能換一個饅頭。那裏頭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葯出來，那人就肯把晚飯的那個饃換給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羅橋要他什麼他都肯給。我把事情跟羅橋前後一說，他答應下來。
“下午三點，西北風緊了。羅橋不知從哪裏弄到一小碗青棵粒，把它炒了，跑到崗樓下去吃。哨兵在兩層樓高的崗樓上凍得要哭了，看見羅橋吃熱呼呼的炒青棵羨慕得罵娘，讓羅橋請他吃兩口。羅橋爬到崗樓上，跟哨兵又打又鬧地搶吃青棵。那裏頭的人，管教也好，當兵的也好，都不防備羅橋。有的兵上廁所忘了帶草紙都會叫羅橋去取紙。有些兵怕站夜崗凍死，也讓羅橋頂過崗。羅橋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羅橋耍鬧，我不緊不慢走出了崗樓下的大門。走得慌頭慌腦就是混得過哨兵，其他人也會懷疑。
“大門外是一大片開闊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燒掉，這樣有隻老鼠跑過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碼有一平方里，哨兵這時要對準我開槍他打起來才舒服，一點障礙都沒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幾分鐘吧？”
“敢跑？一跑你就講不清了，”姥爺說：“一跑肯定槍子先喊住你！”他長而狠地吸一口煙。姥爺吸煙總是很饞的樣子。“看着就要走出那塊地進向日葵田了。一進那裏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給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豎在那裏。要是哨兵不開口槍先開，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礙一下槍子。還差一二百步，崗樓上出來一聲：‘站住！’我裝不知他在喊誰，還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聽見槍保險給打開了。我什麼都聽得見，連羅橋吸鼻涕都聽得見。我站下來，轉回頭，還是不緊不慢，我說：‘你叫我？’哨兵說：‘你回來！’他槍口正對我眉心，我腦門子脹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轉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曉得自己怎麼有那麼大膽子，一下子不會害怕了，什麼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兒，回頭他們怎麼懲治我都隨他們。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開槍啦！”槍還真開了，打得我腳邊的雪直開花，竄煙子。我還是那個步子，坦坦蕩蕩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凍受餓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槍聲把警衛兵都召來了。不少犯人也擠在大門裏頭，看看誰給斃掉了今晚省出個饃來。我還是走我的。現在是十幾條槍在我脊樑上比劃；十幾顆槍子隨時會把我釘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兒，我就一個女兒。真給他們斃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兒想這麼苦了。
“這時候我聽見王管教的嗓音，喊他們不要開槍。說：‘你姥姥的那個樣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賀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給他們看看，你那三根老絲瓜筋挑個頭逃不逃得動！’我轉過身子，臉迎槍口。我看見王管教的小個子竄個老高，要那些槍放下。他對我說：‘賀智渠你這十幾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給門崗一個！’他轉向警衛兵說：‘就派他去趟中隊，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揮手，就幾步跨進了葵花田。那些兵都還沒回過神來，在那裏呆瞪眼。王管教還得慢慢幫我開脫。他肯定把那個金筆拿給內行看過——犯人裏頭什麼專家都有，那人估的價肯定超出他那點小貪圖了。再說他也不願意他管轄內的人口挨槍，賬多少要算到他頭上。”
我說：“他還不算太王八蛋。”
姥爺說：“就算好人啦。那種人，報德報怨都快。”
媽在客廳喊：“余曉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幹嘛？”
“我叫個人都叫不動？！”媽在原地嚷道：“余水寬，叫你兒子！”
“余曉浩！”爸的聲音出動了，人卻仍在他自己書房。弟弟不出聲，爸又朝我出動：“余曉穗！余曉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發室，拿今天的晚報！”
我一動不動，眼一閉以同樣的腔調和音量喊：“余曉浩我命令你去取晚報！”
弟弟有響動了，他用足趾把門撩個縫，喊道：“姥爺！姥爺我派你去趟收發室把晚報拿回來！”
姥爺跟沒聽見一樣，倚着洗碗池，手指頭夾着一股藍煙——煙屁股總短得看不見。他在監獄裏成就的吸煙本領可以把一根煙吸到徹頭徹尾地灰飛煙滅。
“姥爺，派你去拿晚報！”弟弟又嚷。
姥爺仍不理會，慢慢從衣架上取下棉衣。這是我們家一個正常現象，誰都差不動的時候，姥爺總可以差。
我跟姥爺走到門外。寒意帶一股辛辣。我問姥爺後來怎樣了。
“我就上路了唄。”姥爺說著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襖裡子給汗濕透了。二月天短，五點多就黑下來。厂部我頂多去過三回，只記得在東南方向，路上要過個小鎮，有時能在那找到車搭。小鎮才十幾家人，多半是勞改釋放了的人，懂得怎樣掙勞改犯的錢。多數都是前門開煙草酒店，後門開飯鋪，要不就是旅店。也有兩家百貨店。我進鎮子的時候，看見一輛軍用大卡車佔了鎮子大半個地盤。我趕緊進了鎮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見我的粗布灰棉衣上號碼就說：‘你怎麼敢到這裏來？沒看見鎮子戒嚴了？’我問為什麼戒嚴，他愣住了。瞪着我一會才說：‘跑了個人！昨天跑的！’我又問是哪個大隊的。他還瞪着我，半天才說：‘噢，不是你啊？’他把我當逃跑的那人了。這鎮上的人許多是明着幫政府，暗着幫勞改犯。我不敢再進鎮子，就從一片荒地往場部去。還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繞過小鎮，我還得回到公路上，還指望搭上一輛車。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風沙的樹。剛要出林子，我看見有煙頭火星子在前頭閃。繞那麼大彎子還沒繞出戒嚴圈子。對方也聽到了我這邊的響動，手電筒一下就照過來。我趕緊蹲下去。電筒光柱子就在我頭上晃，我一點一點趴下去，肚皮貼地。那邊叫：‘看見你了！還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樣，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還往哪跑？我打死你！’手電一下子晃到別處去了。
“我才曉得他在詐我。他根本沒看見我，也並不確定有我這個人存在。不是光我們怕他們，他們也一樣怕我們；比例上是他們一人要對付我們幾十個。我們要真作起對來，他們也得費些勁。他又瞎喊幾聲，就閉了手電。我往前爬幾步，發現他也藏起來了。他不想讓我在暗處，他在明處。我必須找到他的方位才能決定我下一步怎麼走。風硬起來，我汗濕的棉襖結冰了，跟個鐵皮筒一樣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凍死的時候，聽見一聲划火柴的聲音。他把火光遮再嚴我還是把他的方位認準了。他不曉得我離他那麼近。我聞得到他紙煙的味道了。他坐在那裏，在一團駱駝刺後面，頭縮在大衣毛領子裏，皮帽子的護耳包得緊緊的。他每隔一兩分鐘就站起來往左邊去幾步，再往右邊走幾步。我一腦子就是你媽跳橡皮筋的樣子，我不甘心吶。我要知道她長大時什麼樣。王管教和那麼多不相干的人都見了她，我這個生身父親就沒有見她的權利？
“我算着那個兵的行動規律，然後撐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經凍得很遲鈍了。我必須在他向右走的時候從他左邊穿過去。”
這時我發現姥爺和我都停下腳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誰也不認識誰。我一聲不吭，呼吸也壓得很緊，生怕驚動姥爺故事中那個哨兵。
“我一步都沒算錯：他轉過身的時候，我已經在他的另一邊了。他抱着步槍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這個隱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車了，就順着公路旁的防風林帶小跑。時間不早了，我怕連電影尾巴都趕不上，跑得棉襖棉褲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這就看見場部的燈了。”
姥爺一揚手，我們前面是收發室的燈光。姥爺喘得不輕。80歲的姥爺了。
“看上電影了？”我說。
“我進禮堂的時候，電影還有十分鐘就結束了。場子裏擠滿了人。沒座位的人站着，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面的人乾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儘是人影子。我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有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我對他說：‘你肯讓我站上去看一眼嗎？’他先不理我，後來看見我手上有張兩塊錢的鈔票，馬上跳下來。那年頭兩塊錢大得很吶，我們一個月才發五角錢買衛生用品、買煙。
“我站到兩個凳子上面，動一動就會跌下來。我個子大，比人都高一頭。電影上的人是男的，過幾分鐘，還沒女的出來。我腦子急得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只曉得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電影上出來個女的，大眼、尖下頦，跟小時候的你媽一個樣。十幾年沒見了，怎麼看怎麼熟悉！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褲腿，捶我腳趾頭腳孤拐，我也顧不上理他，已經一臉都是眼淚了。我嗚嗚地哭啊，淚水把眼弄得什麼也看不清了。我什麼都看不清了，就用兩個手滿臉地揩眼淚。十幾年沒見過的女兒。”
路燈下，我見姥爺的臉硬硬的，並不太感傷。但我確定他在走進燈光之前偷偷把眼淚抹去了。
“我那樣嗚嗚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壞了——他肯定沒見過老頭像我這樣不知害臊，嚎出那種聲音來。他讓我安安生生站在那兩個凳子頂上，哭了好一會子。他就讓我站在那上面嗚嗚地哭。我不曉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曉得人都在散場了。從我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我，看這個老頭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號衣，跟猴子似的爬那麼高，爬那麼高去嗚嗚地嚎。人都走光了我還不曉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麼高就砸下來了，嘴和臉跟身子一塊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爺不答我，換了個語氣，帶一點微笑地說：“我都不知道那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回去還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場子的人掃得我一身灰塵，香煙頭、瓜籽殼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來，渾身肉疼，像皮給人剝了，一動就冷颼颼地疼。那個痛讓我忘了跌碎幾顆牙。我等會告訴你這個痛是哪來的，先講那些清場子的人怎麼把我拖到外面，說快把這老頭抬衛生所吧，說不定還救得活；也有的說，還值當抬嗎？先放在這裏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隊來認屍首。我衣服上的號碼上有大隊中隊的編號。三中隊一來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來的，逮着會給我加刑。我這刑還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們一轉身，我就忍着疼爬起來。還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凍住了。從場部回我們隊是迎風。那風是滿頭滿臉地砍，滿嘴地鑽——沒牙了嘛。我怎麼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隊裏，趕上早晨六點的點名，不然也當逃跑論處。我看到我們隊那片土坯房的時候，天泛白了。也不曉得我怎麼就倒在雪裏頭。後來我們那些人說，他們從我的棉襖棉褲里剝出個血人。我們犯人都沒有內衣內褲，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舊棉花織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氈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廢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輪迴了多少次，早沒彈性了。據說裏面還摻了碎紙渣，全靠分量擋寒。那東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嗎？給汗濕，又結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樣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還不都給它挫爛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語說‘不死蛻層皮’，那是真的，一塊好皮都沒了，……”
姥爺忽然不說了。我們已到了家門口，媽伸個頭在樓梯口，見我們便說：“我這就要出去找警察報案，我家丟了兩個人！”她從姥爺手裏抽過報就走。媽眼下在電影中演的角色越來越次要，也越演越無聲息。不經常地，晚報會有一兩行字提醒一下人們：她尚活着，尚演着。這是她讀晚報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證實一下：人們尚記着她曾經的美麗，人們尚諒解已不再美麗的她。媽有成大角兒的本錢，卻不知怎麼就錯過了一生。她一向認為主要得歸罪姥爺：因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從來都沒有得到重用。連姥爺自己都不知道他這麼個疏遠政治的人怎麼會成個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槍斃，值得關押30年，值得特赦，總之，值得許許多多的人為他麻煩。在那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個人命運的時代，媽的推斷或許有道理。我從來沒有聽過媽叫姥爺“爸爸”。她實在無法把她一生不幸運的根源叫做“爸爸”。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不要有這樣一個姥爺。沒有這樣一個姥爺，我們的日子會合理些。
姥爺在哇哇亂響的電視機前睡著了。我把媽拉到客廳門口，小聲跟她講了姥爺剛講給我聽的那事。媽想了一會說：“那他肯定看錯了。那個電影裏我的戲不到五分鐘。他看見的是女主角。我本來該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開始爬音階，我嫌惡地制止了她。我說：“行了！”
媽安靜地看着姥爺撞南牆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媽，不准她把實話講給姥爺。讓老人到死時仍保持這誤會；讓他認為他曾為女兒做過一個壯舉。“其實那部電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見的是不是你，都無所謂！”我說。姥爺在八九年被徹底平反了，被恢復了名譽。他這下可真成了個無名無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個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蘇老家，可以每月領37元的養老金。不過媽考慮姥爺在這個家還是頂用的，就沒送他回去。我們家的日子就那樣往下過，媽照樣發牢騷，她有積了三十餘年對姥爺的牢騷；姥爺照樣要搜刮家裏的錢，去看電影。只有我在喚“姥爺”時，心裏多了一分真切。我靜靜地設想：姥爺去看電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媽媽，因為媽在銀幕上是和悅的，是真實的，姥爺能從銀幕上的媽的笑容里，看見八九歲的她——他最後鎖進眼帘和心腑的女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