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着別的眼睛（4）

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着。一類是村裏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屬於無主見和盲目恐懼。兩種故鄉概念都是偏狹的、懼外（國人）的和傲慢的，四處嗅着背叛的氣息。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即便錯了也不屑於更改。我第一本書出版后，村裡人在街上遇見我，會朝我臉上吐唾沫，從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給我九十歲的外公颳了幾十年鬍子的理髮師宣稱，以後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員們不再和我母親同坐一輛拖拉機或馬車，他們在遼闊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懲罰她，只為她有個可恥的女兒。母親和女兒，因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樣的孤獨。母親進城來找我，她不想對我抱怨，但我從她的眼淚中聽出了明明白白的譴責：“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後是不用回村了，但我還得在那裏生活呀。”政府把我帶走審問時，村裏的警察把母親在辦公室整整關了一天。我不為家人的勸說所動，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麼，該說什麼，讓我收回我對他們和政府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從不對他們說，他們也不問，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牽扯進來，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明白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連政策下，他們也被牽連進來。我欠家人很多，但又無力改變現狀。如果說這就是我的故鄉，那只是因為我會說這個地方的語言。然而，正因為我會他們的語言，我們之間永遠沒有共同語言。在最短的一句話里，我們要說的內容已經大相逕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喬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話上，這句話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別》。塞姆朗曾被關在集中營，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移民到這塊陌生的國土，塞姆朗說：“並非語言即家園，家園是被說出者。”這說明他了解人們內心需要與表達的內容有最起碼的認同，以便歸屬它們。在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語之所承載與他的生命格格不入，這時的西語怎能成為他的故鄉？塞姆朗的“家園即被說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賣弄有關故鄉生存的最悲慘細節。有多少人依然會因為一句話鋃鐺入獄，又有多少人從未在他們的母語中找到家園。薩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時候，他在俄語中還能找到家園嗎？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錯了，詞語也會失落。所有專制政權，不論右派還是左派，無神論的還是宗教的，都會將語言作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書描寫我在巴納特施瓦本地區一個小村莊的童年生活，羅馬尼亞出版社審查的詞語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國少數族裔移民國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詞彙。強權將詞語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滅語言的內在理性。被置於監督之下的語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樣充滿敵意，所謂故鄉也就更無從談起。

羅馬尼亞語中，上齶被稱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發音並不顯出莊重。羅語的表達總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們長長的詛咒。相形之下，德語的嚴謹則中規中矩，紐扣緊鎖。我常想，“上齶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間應該很大，詛咒在這裏成為痛苦無法估量的、充滿惡毒詩意的長篇獨白。我曾經對羅馬尼亞友人說過，一個成功的羅語詛咒是上齶的一小次革命。獨裁統治下的人們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為詛咒已經平息了他們的怒氣。

在流利而準確地掌握了羅語之後很久，我依然需要豎起耳朵，傾聽它向我描繪的大膽畫面，結果還是常常令我瞠目結舌。許多詞語看似平常，卻暗藏精確的政治態度。有些詞本身就在講故事。那時的羅馬尼亞貧困遍地，到處都有蟑螂。蟑螂在羅語中叫做“俄國人”，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叫“俄羅斯吊燈”，葵花子是“俄羅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機智的詞語遊戲貶低着他們的老大哥。詞與意之間的關聯很隱諱，因而更具有諷刺意味。商店裏沒肉可賣，只有帶爪的熏豬蹄作為替代品，人們給它冠名“體操鞋”。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表達方式無法禁絕。貧困是日常生活的裝備，人們在譏諷少得可憐的商品時也在嘲弄自己，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託着渴望。這樣的語言自然獨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況：我曾在一所輕工業部門下屬的中學短期任課，一位老師把他的學生都叫做“??機組”，比如波佩斯庫機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機械廠有三個部門分散在不同城區，信差的任務就是在各部門之間傳遞文件。有個信使是侏儒，個頭還不到門玻璃，敲門時屋裏人看不見，於是得了個“不—在—這兒—先生”的綽號。再有吉卜賽人的例子，他們脫離了黏土房的苦難生活，到工廠做火夫或是鉗工，被戲稱為“穿綢衫的吉卜賽人”。

在獨裁統治下，欣賞俏皮的、幾乎天衣無縫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離題。無望中誕生的幽默，絕望之處生出的噱頭，模糊了娛樂與羞辱之間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只有不留情面才會引人入勝，綻放言語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變成笑話，他們口若懸河，敏銳俏皮，通曉變形和組合手法，是訓練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許多笑話在長期的實踐中流於低俗的種族主義，把歧視他人當消遣。我觀察過工廠的一些同事，他們可以幾個小時不停地講笑話，談笑風生的同時，居高臨下俯視着周圍的人和事，在這個過程中訓練自己的記憶力。噱頭中隱藏的傲慢成為一種非條件反射的習慣。講笑話的人像得了職業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話的主題是顛覆罪惡的國家權力的，同時又是種族主義的。我當時真應該幫他們統計一下，在顛覆性笑話中，有多少具有種族歧視的色彩。

同樣，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順口溜的調子也非常便於記憶，詞與詞之間搭配得天衣無縫，無可爭議，很容易在坊間口口相傳。在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廣告也會運用文字和畫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國后，某搬家公司的廣告語着實嚇了我一跳：“我們能讓你的傢具長腿”。在我的記憶中，長腿的傢具是秘密警察來過的標誌：推開家門，發現椅子進了廚房，牆上的畫橫穿房間落到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張貼着一張女人脖子的海報，脖子上有兩個槍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這是互聯網公司的廣告。另外一張海報上，一隻高跟鞋踩在一隻男人的手上。這讓我不得不說兩句了。踩在一隻手上的鞋有什麼美可言？這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因此構成最粗暴的傷害和毫無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與死亡的荒唐遊戲。在我看來，這樣的廣告只會貶低自己的產品。我絕不會去買講述着踐踏一隻手的故事的優雅的鞋。被踐踏的手無法與鞋再分開，甚至比鞋還大，不斷折磨着我的記憶。鞋的顏色和接縫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廣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樣子。記憶的選擇並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殘酷面前美不再堅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變得猥褻。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麗的風景之上遍佈着人類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頭皮鞋，即便美麗的鞋啪嗒啪嗒讓我忍不住回頭。這則鞋的廣告總讓我想起過去，在獨裁統治下，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如何被折磨，被踐踏。在我的想像中，廣告上這隻優雅的蜥蜴頭皮鞋什麼都做得出來。我永遠不想去擁有它，也絕不會接受別人的饋贈。我不能保證這隻鞋，在我不經意間，不再重複它踐踏一隻手的習慣。

構思該廣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會使人疼痛、會致人傷殘。載滿這樣故事的一隻鞋，不會使美更精緻，而是借暴力對美的一種瓦解。廣告原本應提升產品的聲譽，但這則廣告的效果卻適得其反。在等公交車，推着嬰兒車經過，或提着購物袋走過時，廣告牌靜止的樣子成了眼睛每天不變的節目，盤踞在腦中揮之不去。人們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線一天天降低，國民對暴力的認知標準也隨之降低。廣告牌執着地出現在我面前，我不禁要問鞋廠和廣告商：你們能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你們要走向哪裏？你們的蜥蜴頭皮鞋的終點又在哪裏？

我每天都暗下決心不去理會這則廣告，卻總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頗具反諷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歡的蜥蜴頭皮鞋，被這則廣告名譽掃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為他們的客戶了。我擔心廣告商並不是一無所知，而只是太現實：反正多數人都不會想到壞的一面，他們不會反感，還有可能成為客戶。至於少數幾個較真兒的，放棄了也不可惜。

父親出門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後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乾淨。被口水吐過的鞋鋥光瓦亮。人們習慣在蚊子叮咬過的地方，刺扎過的地方，在燒傷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蓋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襪子和大衣上的污點，和粘在皮膚上的髒東西。我小時候常想，口水真是萬能的好東西，而且沾在皮膚上夏涼冬熱。後來，讀到有關黨衛隊和國防軍（1935—1945）的描寫，提到他們紀律如何嚴明，靴子必須保持光亮時，我想，父親往鞋上吐口水的習慣大概就是那時養成的。正是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讓人看出他身體裏的那個黨衛軍士兵。我的幾個大學前在羅馬尼亞部隊當兵的朋友，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頹敗的羅馬尼亞軍隊，士兵們同樣熱衷於這種擦鞋方式。沒有子彈可供訓練，子彈太貴了。擦鞋沒有鞋油，但有口水。訓練射擊的時間越少，練習擦鞋的時間就越多。一個中提琴手朋友奉命為他的上級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滿了泡，之後的幾個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讀到些有關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納達斯（PeterNadas）描寫的1968年匈牙利部隊和華沙公約國武裝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鎮壓，“匈牙利軍車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擋風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靈了。匈牙利士兵在擋風玻璃後面顫抖着、哭泣着??”這裏，口水成為平民對抗軍隊的一種武器。

在村裡，如果孩子長得和父母特別相像，大家會習慣說：這孩子像是從父親（或母親）臉上吐出來的一樣。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種奇怪的天然關係，原本貶義的詞在我們這裏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義的。不過，我們在形容一個人時也會這麼說：他簡直壞得像唾沫：一句最簡短卻是最惡毒的罵人話。吐口水和說話大有關係。納達斯的例子說明，在詞語不足以表達對他人的蔑視時，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罵人更厲害，那是一種激烈的身體衝突。羅馬尼亞語和大多數其他拉丁語種一樣，聽上去靈巧而柔軟。一個詞可以在韻律中輕快地飛進另一個詞，任何一種情況都有適合它的韻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暢的話語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轉合中穿過每一個日子。與聽笑話一樣，我們總要多聽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賽人從遠處看是人”，還有，當春天來臨，白晝一天天長起來時，他們說“白晝一天比一天長出一隻雞腳來”，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晝一天比一天短了一隻雞腳”。語言的想像力就是這樣，它在耳朵無花果（德語：耳光）和天鵝絨爪子（德語：柔軟的小爪子）之間蕩來蕩去。

德國南部的一個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戰後，小孩子們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種長捻兒爆竹，叫猶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聽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為這種爆竹和柔道運動有什麼關係。十七歲之前他一直都這麼認為。每次在商店購買或者央求大人時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賣炮的人從來也沒有糾正過他。等了解了它真實名字的時候，他為自己在每個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恥。這時，父親已經過世，母親還在，但他一直無法啟齒去質問她，為什麼在經歷了奧斯維辛之後，她還能隨隨便便叫出這種反猶的名字。我問他為什麼張不開口，他只是聳聳肩。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語言無時無處不是政治的範疇，因為它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密不可分。語言總是存在於具體事物中，因此我們每一次都要凝神聆聽，探詢言語之下暗藏的深意。在與行為密不可分的關係中，一句話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難以接受，也許是美的也許是丑的，或好或壞。總而言之，在每一句話語中，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說的行為中，都坐着別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