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節
22
電話鈴響了。
我正用深紅色化妝水敷臉——臉由於整天去游泳池曬得通紅。鈴聲響過幾遍，我只好作罷，將臉上整齊拼成方格圖案的塊塊綿紗撥掉，從沙發上起身拿過聽筒。
“你好，是我。”
“噢，”我說。
“做什麼呢？”
“沒做什麼。”
我用脖子上纏的毛巾擦了把隱隱作痛的臉。
“昨天真夠開心的，好久沒這麼開心過了。”
“那就好。”
“唔……可喜歡燉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個人要吃一個星期，不來？”
“不賴啊。”
“OK，一小時後來！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腦兒倒進垃圾箱。明白？”
“我說……”
“我不樂意等人，完了。”說到這裏，沒等我開口便掛斷了電話。
我重新在沙發上歪倒，一邊聽收音機里的第一個40分鐘節目，一邊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鐘后，我沖了熱水淋浴，用心刮過鬍子，穿上剛從洗衣店取回的襯衫和短褲。一個心曠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濱大道，眼望夕陽驅車趕路。進入國道前，我買了兩瓶葡萄酒和一條煙。
她收拾好餐桌，擺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啟開葡萄酒的軟木塞，放在中間。燉牛排的騰騰熱氣使得房間異常悶熱。
“沒想到這麼熱，地獄一樣。”
“地獄更熱。”
“像你見過似的。”
“聽人說的。由於太熱了，等熱得快要發狂時，便被送到稍微涼快點的地方，過一會兒又返回原處。”
“簡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裏邊也有的傢伙發狂后再也回不到原來的地方。”
“那怎麼辦？”
“被帶到天國去，在那裏往牆上刷漆。就是說，天國的牆壁必須時刻保持一色潔白，有一點點污痕都不行，因為影響外觀。這樣一來，那些從早到晚刷牆不止的傢伙，幾乎全都得氣管炎。”
她再沒詢問什麼。我把掉在瓶內的軟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滿兩隻杯子。
“冰涼的葡萄酒溫暖的心。”乾杯時她說道。
“什麼啊，這是？”
“電視廣告呀。冰涼的葡萄酒溫暖的心。沒看過？”
“沒有。”
“不看電視？”
“偶爾。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當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歡動物？”
“嗯。”
“我是有時間就看，一看就一天，什麼都看。昨天看生物學家和化學家的討論會來着。你也看了？”
“沒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輕輕搖頭道：
“帕斯茨爾具有科學直感力。”
“科學直感力？”
“……就是說，一般科學家是這樣思考的：A等於B，B等於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點頭稱是。
“但帕斯茨爾不同。他腦袋裏裝的唯獨A等於C，無需任何證明。然而理論的正確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他一生中有數不清的寶貴發現。”
“種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滿臉驚詫地看着我說：
“瞧你，種痘不是簡娜嗎？你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學。”
“……狂犬病抗體，還有減溫殺菌，是吧？”
“對。”她得意但不露齒地一笑，喝乾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電視討論會上將這種能力稱為科學直感力。你可有？”
“幾乎沒有。”
“有好，你覺得？”
“或許有所用處。和女孩睡覺時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廚房，拿來燉鍋、色拉盤和麵包卷。大敞四開的窗口有些許涼風吹來。
我們用她的唱機聽着音樂，不慌不忙地吃着。這時間裏她大多問的是我上的大學和東京生活。也沒什麼趣聞，不外乎用貓做實驗（我撒謊說：當然不殺的，主要是進行心理方面的實驗。而實際上兩個月裏我殺死了大小36隻貓），遊行示威之類。
我還向她出示了被機動隊員打斷門牙的遺痕。
“想復仇？”
“不至於。”我說。
“那為什麼？我要是你，不找到那個警察，用鐵鎚敲掉他好幾顆門牙才怪。”
“我是我，況且一切都已過去。再說機動隊員全長得一副模樣，根本辨認不出。”
“那，豈非毫無意義了？”
“意義？”
“牙齒都被敲掉的意義啊！”
“沒有。”我說。
她失望地哼一聲，吃了一口燉牛排。
我們喝罷飯後咖啡，並排站在狹窄的廚房裏洗完餐具，折回桌旁點燃香煙，開始聽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見乳房形狀的薄薄的襯衣，腰間穿一條寬鬆的布短褲，兩人的腳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當這時我便覺得有點臉紅。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為什麼我問一句你說一句？”
“這——，我的壞毛病。關鍵的話總是記不起來。”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請。”
“不改要吃虧的！”
“可能。和破車一個樣，剛修了這裏，那裏又出問題。”
她笑了笑，把唱片換成馬賓．基。時針已近8點。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將兩隻細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愜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說著。這使我感到十分慌亂。我時而點燃香煙，時而裝出張望窗外的樣子移開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噯，信也未嘗不可。”
“信什麼？”
“上次你對我什麼也沒做的事呀。”
“何以那麼認為？”
“想聽？”
“不。”我說。
“知道你這麼說。”她撲哧一笑。為我往杯子裏斟上葡萄酒，而後眼望窗外，彷彿在思考什麼。“我時常想：假如活得不給任何人添麻煩該有多好！你說能做到嗎？”她問。
“怎麼說呢……”
“咦，我莫不是在給你添麻煩吧？”
“無所謂。”
“現在無所謂？”
“現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過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許久才收回。
“明天開始旅行。”
“去哪裏？”
“還沒定。準備找個又幽靜又涼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點點頭。
“回來就給你打電話。”
歸途車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會的那個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個幽會時間裏，她始終一個勁地問我是否覺得沒意思。
我們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電影。主題歌是這樣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寫封信給她：
是我錯了，原諒我吧。
可是信原樣返回：
‘姓名不詳地址差’。
時光流得着實太快。
23
第三個同我睡覺的女孩，稱我的陽物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為主題寫一部短篇小說。小說歸終沒有完成，而我在那時間裏由於連續不斷地就人存在的理由進行思考，結果染上了一種怪癖：凡事非換算成數值不可。我在這種衝動的驅使下整整生活了8個月之久。乘電車時先數乘客的人數，數樓梯的級數，一有時間就測量脈搏跳動的次數。據當時的記錄，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間，我聽課358次，性交54次，吸煙6，921支。
那些日子裏，我當真以為這種將一切換算成數值的做法也許能向別人傳達什麼。並且深信只要有什麼東西向別人傳達，我便可以確確實實地存在。然而無須說，任何人都不會對我吸煙的支數、所上樓梯的級數以及陽物的尺寸懷有半點興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顧盼自憐。
因此，當我得知她的噩耗時，吸了第6，922支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