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

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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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防禦戰堅定了我的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最終決定任何一次戰鬥結局的是精神力量。要證實這一結論,有現成的例子。9月和10月,保盧斯指揮數倍於我的兵力、坦克和大炮,在取得制空權的航空兵掩護下,對我陣地實施了連續突擊,但都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決不能使城市保衛者從精神上崩潰。相反,他越是兇狠地對我防禦目標實施突擊,我們的戰士就越是頑強地拼搏,有時是以小股作戰,有時甚至單槍匹馬地干。不論是在市中心,還是在工廠區以及馬馬耶夫崗都是這樣。

原因何在呢?我們的戰士如此堅定、如此頑強的源泉在哪裏?

回答這個問題,希特拉的戰略家們有權認為,我們擁有某種工事和某種特殊武器,使得他們在兵力明顯佔優勢的情況下,仍不能取得勝利。

是的,每一個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的確是由一種特殊武器,一種侵略軍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威力強大的武器武裝起來的。我們對勝利堅信不移,我們一分鐘也沒有背棄過這個信念: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所捍衛的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是後代人的光明生活。敵人必定滅亡!這不是口號,不是群眾集會上的發言,而是我們永恆的信念,是我們戰鬥力的動力和勇敢作戰的源泉。

當形勢表明,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一場大戰已是不可避免時,方面軍各部隊補充了數千名具有豐富的黨的政治工作經驗的共產黨員。僅第62集團軍從全國各邊區、各州召集來的9千名共產黨員中,就有區委、州委和市委書記、部門主任和指導者、集體農莊的和工廠的書記以及其它黨的工作者,共500多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A·B·基里洛夫和A·H·克魯格洛夫同志,俄羅斯聯邦國營農場副人民委員A·C·斯圖波夫和其他同志,來到集團軍以加強政治部門。在集團軍里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黨的核心。每個連都有一個堅強的黨小組。近衛第33、第37和第39師的許多營,全部是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成的。

黨的力量遍佈集團軍的所有重要地段。在行軍時、在戰壕里和在戰鬥中,共產黨員以自己的行動做出表率:應該怎樣為完成黨和祖國的要求——“決不後退一步!”而鬥爭。成千上萬名共產黨員向人們宣傳,我們已無路可退,我們不僅能阻止住敵人,而且能把它趕回去。為此,需要堅定不移的決心和克敵制勝的本領。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和自我犧牲精神,其力量如此之大,是任何度量單位都無法衡量的,它對部隊,對每一個戰士心靈的影響,是現今西方出版的論述上次戰爭的長篇巨著的作者們,是那些不想承認共產黨的領導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人,所永遠不能理解的。

我從第62集團軍共產黨員的黨的政治工作經驗中,舉幾個例子。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黨的力量遍佈在所有重要地段上,這就是說,政治工作沒有脫離集團軍的任務,而是直接深入到部隊,以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

斯大林格勒保衛者誓死堅守着陣地。但要讓人們在精神上做好這樣頑強鬥爭的準備,卻不那樣簡單。

可以想像一下,戰士們肩上杠着反坦克槍或手提機槍,腰間纏着子彈帶和手榴彈,背着母親或妻子給裝滿食物和用品的背囊,隨着縱隊行走在通向伏爾加河的泥濘道路上。疲勞加上塵土和汗水,使他們連眼睛也睜不開。何況,在那遙遠的故鄉,有他們的老母親,有他們的妻子兒女。他們惦念着她們,希望回到她們身邊。然而,他們卻來到伏爾加河,看到大火映紅了的天空,聽到隆隆的爆炸聲,於是又惦念起家鄉、妻子、兒女。只是現在他們按另一種方式來想念他們:“沒有我,他們該怎樣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不對他們曉以祖國面臨亡國危險的大義,他們會在重重顧慮下停止不前或放慢腳步。

但他們沒有停下來,仍一往無前地向前走着。因為,路兩旁的標語、口號,用火一般的語言,召喚着他們前進:

“同志們!如果你不在斯大林格勒將敵人擋住,敵人就會闖入你的家園,搗毀你的故鄉!”“一定要把敵人消滅在斯大林格勒!”“指戰員們,祖國母親是不會忘記你們的功勞的!”

“祖國母親不會讓你們的親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天已漸黑。在左岸渡口碼頭旁邊,停靠着一些被打壞的小船和一艘被打穿船舷的汽艇。在沿岸的一叢叢灌木叢旁、一棵棵被炸毀的白揚樹下、一個個彈坑和壕溝里,到處都坐滿了人,成百上千的人,然而卻非常寂靜。大家都屏息地看着伏爾加河對岸那淹沒在煙火中的城市。在那兒,石頭似乎都在燃燒。有的地方火光直衝天際。難道人們就生活、戰鬥在這樣一片火海中?他們在那裏呼吸什麼?他們在那保衛着什麼?是殘垣斷壁、一堆堆的石頭嗎?……然而,上級命令他們渡河到那邊去,並立即投入戰鬥……

是的,是有命令,但是僅僅靠命令,而不使人們在心理上做好完成這一命令的準備的話,那麼,上渡船必定是慢慢騰騰地,而渡船在航行中一旦遭到射擊時,人們就會棄船跳入水中,不向那火海、向那戰鬥的地方游去,而是相反,游回到剛剛離開的碼頭,應該有人做出榜樣。每個連、每個排里都有這樣的人,他們不僅僅自己,而且還率領其他向那燃燒着的城市游去……這樣的人不僅連、排里有,各班組時也有。他們就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在執行指揮員的命令時,以模範行動做出表率,讓大家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

這就是在完成戰鬥任務時的政治工作。

下面是原戈里什內師的列兵機槍手、現奧列霍沃-祖耶沃紡織聯合工廠的細木工、共產黨員彼得·別洛夫談的關於橫渡伏爾加河時如何做政治工作的事:

“在上渡船前,來了一位個子不高、圓臉、剃光頭的將軍,他是方面軍副司令員戈利科夫。他剛從河對岸回來,他說:‘從外面看,那邊好象一切都在燃燒,簡直無立足之地。然而,在那裏卻駐紮着並出色地戰鬥着整團、整師的人馬。他們極需要援助,他們期待着你們……’

然後,給我們分發了報紙,給每人發了一本鉛印的手冊《城市戰鬥須知》。

渡船就要靠岸了。我們等待着口令,而心裏卻充滿了憂慮,因為人總是願意活着的……我們看見,沒等下令就第一個登上渡船的,是一個滿臉鬍鬚、又瘦又小的大尉,他袖子上綴着一顆小星,這表明他是教導員。後來我得知,他是營黨委書記瑟羅米特尼科夫,一位大概是1918年入黨的老黨員。他後面跟着一隊戰士,這是些什麼樣的戰士,說來都可笑!例如,我們這時的斯捷潘·奇卡里科夫,他是一個有毛病的人,黨為膽子小而發愁。有一天,我們開始下火車,不知為什麼高射炮兵開了火。這個可憐的人,一聽炮聲就飛快地向田野跑去,好不容易才追上他,讓他清醒過來。總之,他是個膽小怕事的人。瑟羅米亞特尼科夫挑選的就是這樣一些人,沒等下令就帶他們第一批登上渡船。您瞧,連奇卡里科夫也沒有流露出膽怯來!

上船進行得很迅速,我們啟程了。船上人很多,大約有500人。我們共產黨員都被安排在欄杆旁,以防止慌亂。

我們航行着……河水被火光映紅。這時,彷彿故意為難似的,月亮從雲縫中露出臉來,然後,頭頂上突然亮起耀眼的亮光,亮得都能看報。左右兩邊響起爆炸聲。一顆水雷在船舷邊爆炸。我想,唉!完了,現在都得沉底了!這兒水最深,正是伏爾加河的中心,而他,那個大鬍子瑟羅米亞特尼科夫卻爬到彈藥箱上,當著大伙兒的面坐在那兒,與郵遞員逐一挑看着信件。他挑看着,郵遞員一會兒指指這個,一會兒指指那個。有人呻吟起來,立刻又停了下來,因為瑟羅米亞特尼科夫朝那兒看了一眼,彷彿:同志,別急,可能也有你的信啊!

當我們駛到一個死角時,周圍一片漆黑(有人用步槍把燈打滅了),大夥聽到一個聲音:

‘同志們,如果有什麼意外,我和郵遞員就在發光的前甲板附近,那兒就是營部……’

你可能會說,這位同志很有計謀。當然了,信件對戰士來說,幾乎等於同親人會面,人人都急着要見到信。在這樣的形勢下,平穩地坐在最危險的地方——彈藥上,還做着這樣的事情,這是需要膽量和機智的。一句話,共產黨員——

勇敢的人……”

有關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勇敢、堅定、機智、沉着的例子,有關他們善於在緊急關頭成為戰士們注意的中心的例子,實在太多,舉不勝舉。共產黨員在戰鬥中的模範作用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模範作用……我想,集團軍政治部做得非常正確,它要求各部隊都要開會討論共產黨員在戰鬥中的品行問題。軍事委員古羅夫和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簽署的信中敘述了政治部的這項要求。信中談的是城市巷戰。信里寫道:“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為周圍的人做出表率。堅定不移應成為每個共產黨員在戰鬥中的行為準則。如果那個黨員表現出驚慌失措或膽小怕死,黨組織對這樣的黨員一定要按黨的紀律嚴肅處理,直到開除出黨。”

這封信不僅各連、營黨組織,而且各級司令部包括集團軍司令部,也進行了討論。每位首長似乎都感到了普通黨員對自己品行的經常性的監督。根據黨章,每個黨員都有權要求執行黨的會議做出的規定。黨的紀律就是這樣——會議的決定每個人都得執行,違反了黨內紀律就要受同樣的處分,而不管你級別的高低。我作為集團軍司令員,是堅決擁護對共產黨員的這一要求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市中心進行巷戰初期最困難的日子裏,集團軍軍事委員會能夠迅速地制止那種懷疑城市防禦是否合適的悲觀情緒的蔓延。軍事委員會依靠黨組織,採取措施同貪生怕死和驚惶失措的現象作鬥爭。據我所知,第62集團軍的每一個軍人,不論他是普通戰士還是指揮員,對戰場上的逃兵都是義憤填膺的。真正的軍人是不會容忍那些躲在別人後面、或為圖保命而出賣別人的懦夫的。絕大多數的城市保衛者都懷有這種激情。儘管局勢異常嚴重,敵人在人力、裝備上都佔優勢,然而沒有發生一宗張惶失措的事件。這都要歸功於第62集團軍的黨組織。

應該考慮到,在巷戰中,整整幾個星期、整整幾個月處於日夜不停的爆炸聲中,政治工作者是無法召開大規模的紅軍戰士大會,來宣講黨的重要決議和首長的命令,沒有地方、也沒有時間來發表熱情激昂的長篇大論。宣傳鼓動員經常在地下室或樓梯口下,在同戰士們的簡短談話中,宣講戰鬥任務。而更經常的是,直接在戰鬥中以實際行動來說明,應該怎樣掌握武器,怎樣完成指揮員的命令。坦白地說,這種實際行動起到的作用,遠比長篇大論要大得多。因此,第62集團軍的政治工作人員面臨的一項任務,就是精通巷戰戰術,熟練掌握各種武器,首先是自動槍和手榴彈。大多數政工人員都很好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我認為,第62集團軍黨組織的主要功勞在於,了解到巷戰的特點后,政治工作人員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了連、排、強擊隊裏。個別談話成為政治指導員、黨團小組長、政治副職、政治輔導員的主要工作方式。只有這樣,才能使戰士們認識到,即使在敵後只剩他一個人,他應該、也能夠同敵人戰鬥到底。對首長給予的信任——獨立行動權,每個戰士都能結合團、師和整個集團軍的任務來合理地使用。只有對戰士信任、信任、深深的信任,才能激起廣大士兵的創造性的戰鬥積極性。這是一項需要耐心、複雜而又責任重大的工作,而正如大家所知道,它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由於黨組織的這一努力,每個城市保衛者才成為敵人前進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礙。

黨組織執行戰鬥命令是機動靈活,堅定不移的。我記得,集團軍部的監察員和輔導員A·潘琴科、A·斯塔里洛夫、A·克魯格洛夫、M·科甘、A·肖明、H·祖耶夫、H·科庫諾夫、H·埃爾金、B·羅古列夫、E·古爾金、A·薩夫琴科,負責共青團工作的助手N·尼古拉耶夫,科長H·季托夫和A·斯圖波夫,他們一接到集團軍的戰鬥命令,便立即下到那些擔負最複雜、最困難的任務的地段。他們是帶有任務下去的,就是將命令貫徹到每個戰士,動員黨團組織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完成戰鬥任務。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當時的形勢很複雜,各地段、各樓房裏的情況各不相同。政治工作人員要根據形勢來選擇對戰士做工作的方式方法。他們不是等待合適的機會到來,而是直接下到強擊隊,到機槍手、狙擊手和工兵身旁,無論什麼地方他們都去。隨時對戰士進行群眾性的政治工作,這是政治部門對其工作人員的一貫要求。

各級政工人員和指揮員——從營的黨小組到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和軍事委員,都經常來到前沿並留在那兒。我本人也常到戰士們的戰壕里,向戰士們講解黨的重要決定和這個分隊的戰鬥任務。不言而喻,通過在戰壕坦克的交心,戰士們會更深刻地感到自己的責任,會更好地理解去完成受領的任務的重要性。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開展黨的政治工作的。

據我所知,集團軍部監察員、營級政治幹部、後來是中校的伊萬·謝爾蓋維奇·潘琴科,在奧爾洛夫卡地域的戰鬥中,一直同全營一起在合圍中戰鬥。最後,他帶着120人的隊伍於夜間衝破德國人的合圍圈,與在工廠地域作戰的部隊會合。

政治部輔導員伊萬·肖明在“紅十月”工廠模型車間作戰時,一直與強擊隊寸步不離,他們一起戰鬥了兩個星期。只是他受重傷后才被送下來,他的一條腿被打斷了。

巴秋克的步兵第284師的黨組織,工作配合默契,協調一致”。政治部主任特卡琴科,該師各團的政治副職和黨小組長,將黨團組織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從而該師在戰鬥中從沒出現過貪生怕死和驚慌失措的現象。巴秋克師的西伯利亞籍戰士,堅定果斷,使德國鬼子大傷腦筋。僅在馬馬耶夫崗,巴秋克的強擊隊就以機槍、衝鋒槍火力消滅了數千敵兵。

巴秋克師的政治機關非常注意總結推廣對敵鬥爭的新經驗。反坦克槍手德米特里·舒馬科夫用反坦克槍打飛機的經驗就足以說明問題。政工幹部C·涅霍羅舍夫當天就把這一經驗推廣到所有的分隊,兩天後,該團反坦克槍手就擊落了6架敵機。狙擊手運動的發起人是該師的瓦西里·宰采夫,這項運動開展后,在各個分隊、各個掩蔽部和戰壕里,馬上出現了《狙擊手公報》,用來統計當天消滅了多少希特拉分子。師里的戰鬥小報每天都登載神槍手的事迹。巴秋克師還廣泛開展了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給犧牲了的同志親屬寫信。信中,戰士們們發誓要為戰友報仇。整個分隊,整個排、連,甚至整個營,都在信上籤了名。不言而喻,凡是立過誓言的軍人,都會竭盡全力去履行它。

共產黨員在集團軍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揮了作用:他們想了許多辦法把熱飯送到前沿,送到各火力點;為精心照料傷員而付出巨大的心血;有條件時,還在掩蔽部里開闢了俱樂部,使戰士、軍士們可以在裏面讀讀報紙,聽聽無線電,稍事休息。

集團軍和各師的黨委一般都是在部隊裏召開黨委會。許多在戰鬥中表現出色的軍人在火線入了黨。

我很榮幸地參加了向第284師優秀軍人、其中包括瓦西里·宰采夫頒發黨證的儀式。他們吻着黨證,發誓血戰到底,以布爾什維克的方式狠狠打擊敵人。

這些還不是我們集團軍的共產黨員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全部畫面,黨員們在心理上培養、在實際中保證了部隊高度戰鬥力。第62集團軍的共產黨員在部隊中起着骨幹作用。他們團結群眾,戰鬥時衝鋒在前,格鬥時勇猛無比,進攻時堅定不移,突擊時機智勇敢,防禦時堅韌頑強。

對共青團的領導是集團軍黨組織工作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共青團!”……我一想到它,心裏就充滿了激動和驕傲之情。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我們集團軍的共青團員立下了多少不朽的功勛!他們在斯大林格勒同希特拉侵略者鬥爭得多麼勇敢、多麼頑強!

在這個被摧毀的城市的各條大街上還正進行着激烈戰鬥的時候,我就向市委和市執委的領導同志請求,將來斯大林格勒重建后,應把最美麗的大街命名為共青團大街。這是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的要求,因為戰鬥在各條大街上的第62集團軍的主要成員是青年軍人。許多連、營、團全部由共青團員組成。

黨領導下的共青團總是打先鋒。凡是在那艱難困苦的日子裏在我們的城市呆過的人,都能看到,具有良好精神和戰鬥素質的年青團員,在戰鬥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我們這些久經沙場的老軍人欣慰地看到,在艱苦的戰鬥中,年青的戰士和指揮員,在沉着、勇敢和軍人的獻身精神方面,比之我們這些老兵毫不遜色。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年青一代的軍人,不僅繼承、發揚光大了老一輩的光榮傳統。

歌頌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年青參加者,就是歌頌在危險關頭以自己的胸膛掩護伏爾加河、掩護祖國母親的青年一代;就是歌頌我們蘇聯青年無限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的一顆忠貞不渝的赤子之心;就是歌頌整整一代青年威武不屈、勇往直前的性格;就是歌頌年青一代寬闊的胸懷、深厚的戰友之情。

我們的共青團員光榮地經受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他們沒有屈服,沒有被嚇倒,而是得到到了鍛煉,學會了戰勝敵人的戰鬥本領和技巧。

在一次激戰中,敵坦克向據守在車站附近的羅季姆采夫師的一個步兵連發起攻擊。團支部書記費多爾·雅科夫列夫抓兩顆反坦克手榴彈,挺直身子,高呼着“同志們!決不後退一步!”將手榴彈扔到領頭的坦克底下。坦克燃燒起來。雅科夫列夫正要扔第二顆手榴彈時,敵人的子彈擊中了他。雅科夫列夫的模範行動激勵着戰士們,他們用手榴彈擊退了敵人的進攻。戰鬥結束后,戰士們在雅科夫列夫的遣物里找到了他寫的一張紙條。《我的誓言》——這是這位共青團員為自己寫的真誠而樸實無華的詩句所加的標題。詩是:

我是黨的兒子,祖國是我的母親,

敬愛的列寧就是我慈父。

戰鬥中,我決不後退,

讓朋友和敵人都知道……

法西斯敵人的8輛坦克在機場營房區攻擊哈桑·揚別科夫指揮的1輛坦克。他接受了挑戰,並擊毀了4輛敵坦克。但揚別科夫的坦克也被鋁熱彈擊中燃燒起來。敵自動槍手包圍了坦克,並等着蘇聯坦克手們從車裏跳出。然而蘇聯軍人決心寧死不降,戰鬥到底。當火和煙霧充滿了坦克的戰鬥部時,我們坦克部隊的值班無線電員,接收到了揚別科夫車長用他那熟悉的聲音發出的信號,他喊到:“永別了,同志們!不要忘記我們!”。接着傳來歌聲:“起來,偉大的祖國,去投入生死的決戰!”。這是揚別科夫的全體共青團員坦克手們在高唱。蘇聯軍人哈桑·揚別科夫、駕駛員安德烈·塔拉巴諾夫、報務員瓦西里·穆希洛夫和炮長謝爾蓋·費堅科為了祖國而英勇、自豪地犧牲了。

受過列寧主義教育的共青團員們,從蘇聯各地來到伏爾加河上的這個堅強堡壘,他們以實際行動證實了自己是社會主義祖國的優秀兒子。

人們永遠懷念年青的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著名的“巴甫洛夫樓”的“主人”,年青的中尉季莫費伊·謝馬什科——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戰鬥的英雄。共青團員軍人成為敵人聞之喪膽的強擊隊的核心,他們在巷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現在,已把在戰場上找到的染滿城市保衛者鮮血的共青團證作為珍貴的文物保存起來。新一代的共青團員將懷着崇敬的心情來瞻仰這些證件,這是伏爾加河堡壘的英勇的年青保衛者們對蘇維埃祖國無比忠誠的證明。

這是一張編號為13145761的團證。它已被地雷碎片炸破。來自薩拉托夫的19歲的共青團員尼古拉·博羅杜申,就是懷揣着這張團證去衝鋒陷陣的,後來他英勇地犧牲了。

這是又一張團證,四周已被燒壞。它的主人是烏克蘭籍戰士、坦克手彼得·弗拉先科。年青的戰士在犧牲前幾天才加入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團證是在戰場上頒發給他的。在同敵人的決鬥中,弗拉先科的坦克中彈起火,他仍堅持戰鬥到最後。他的戰車周圍躺着幾十具法西斯分子的屍體。

一位哈薩克共青團員基瑟姆·阿曼若洛夫象珍藏瑰寶一樣珍藏着自己的團證。他在工廠居民區的一條大街上中彈倒地,手裏仍緊緊握着團證。這是他的一面旗幟,他高舉着它去戰鬥、去犧牲。

這是瓦西里·布托夫和亞歷山大·奧列尼切夫的團證,已被子彈打穿。這兩名共青團員在攻打法西斯侵略者佔據的拖拉機廠時,一馬當先,不幸犧牲在捷爾任斯基廣場上。

在伏爾加河岸的戰鬥中,有成百上千名年青人被提升為團、營、連、炮營、炮連的指揮員。青年指揮員把部隊緊緊團結起來,他們是年青的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共青團員。

是什麼使他們創造出了這些震驚世界的英雄壯舉呢?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光榮傳統所培養的蘇聯青年的良好的精神品質。五年計劃期間,他們在第聶伯列寧水電站、在共青城的工地上、在伏爾加和烏拉爾的工廠里、在烏克蘭和西人利亞、在北方和南方的忘我勞動中,經受了鍛煉。

第62集團軍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普通戰士中僅有一種特權,那就是衝鋒陷陣、身先士卒。

經過耐心細緻和孜孜不倦的政治工作,全軍形成了同志般的戰鬥團結。戰士尊敬和愛護指揮員;指揮員與戰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這種戰鬥的友誼增強了部隊的組織紀律性。

常常有這種情況,你來到觀察所,就會感到戰士們怎樣保護你。

羅季姆采夫將軍大概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來到紅十月鎮西邊的前沿陣地,戰士們是怎樣勸說我們離開這個危險之地。

他們保證:沒有我們,他們也能對付得了受領的任務。

象這樣的戰士愛護指揮員的事例,還可以舉出很多。這充分證明了我們指揮員有崇高的威信,也證明了我軍的一長製得到黨的政治工作的有力支持和幫助。

戰士們熱愛自己的指揮員和將軍,這是必然的,因為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都是同樣出身的人。這是那些研究德國何以在東方戰線遭到慘敗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永遠無法理解的。

雖然戰火和水把我們與遼闊的祖國大地分隔,我們的心總是同全體蘇聯人民連在一起。我們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祖國人民對我們的關懷:我們收到了許到了許多信件、包裹、電報,更不用說槍支彈藥了。正是這種溫暖的關懷,激勵着第62集團軍的全體軍人去創立不朽的功勛。全體指戰員都知道,他們的戰鬥功勛將永遠留在人民的心中。

2

我們講了主要的事情,講了鬥爭中的思想工作,講了愛國主義,講了對社會主義祖國、對故鄉的熱愛,講了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貞不渝,講了對戰士的培養教育。然而,如果我們在戰鬥進程中沒有掌握、沒有提高戰鬥技能,沒有取得以劣勢兵力頂住、阻止住優勢敵人的突擊、直至最後把它趕走的作戰本領,那麼,上述這一切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

儘管在那異常惡劣的條件下,部隊機動非常困難,然而,第62集團軍的部隊仍然實施了機動,使兵力較弱的方向在夜間得到了加強。德國人被搞得莫名其妙:昨天這裏幾乎還是空無一人,可今天清晨這裏已建立起牢固的和頑強的防禦,有時還實施反攻擊。

希特拉的將軍和軍官們的城市作戰戰術遭到了失敗。他們的楔形攻勢在巷戰中被粉碎,失去了銳勢。

技術裝備、特別是飛機在數量上的優勢,並沒有使敵人在城市戰鬥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敵人原以為,航空兵將摧毀一切,並為地面部隊打開一條通路,然而,他們的打算落了空,因為我們的強擊隊與敵人短兵相接,這使希特拉的飛行員頗傷腦筋,既不能傷害自己人,又要能轟炸俄國人。很多次,他們企圖轟炸我強擊隊,而炸彈卻落到了德國人的頭上。

我們的城市作戰戰術是與德國人的戰術相對立的,它是在戰鬥中制定的,它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地加以完善的。

我在伏爾加河岸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決不能死搬教條。我們根據具體情況,來探求組織和遂行戰鬥的新方法。

斯大林格勒同我國所有的和平城市一樣,都沒有防禦準備,更不用說在圍城條件下進行長期鬥爭的準備。原先在城裏的街道上沒有構築過任何防禦設施,只是在開始巷戰後才構築。這也是第62集團軍當時的作戰條件的特點之一。

我們集團軍創造了許多大城市作戰的新方法。在交戰過程中,我們的軍官和將軍們不斷地學習,大膽地拋棄不適合巷戰術方法,在部隊中推廣和使用新的戰術方法。

早在會戰的初期階段,我們就已完全清楚,要迫使敵人放棄他自己的計劃,只能採取積極防禦,也就是攻勢防禦。在這方面,我們各支撐點的守備部隊,都有了各自為戰、機斷行事的經驗。他們學會了與所屬炮兵、迫擊炮、坦克、工兵協同動作、以及用各種武器進行近距離直接瞄準射擊的作戰方法。他們為了反衝擊經常頻繁出擊,這使他們積累了在巷戰中實施機動的經驗。

特別是從11月19日展開全面反攻以來,第62集團軍的指揮員組織起精幹小分隊,以突然迅猛的突擊,對敵人實施攻擊,並奪回敵人佔領的一座座樓房和一個個地段。他們猛烈地進攻敵人,插入敵後,迎面掃射、壓制企圖探頭起身的敵人,迫使敵人日夜不得安寧。

在戰鬥中,我們的強擊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強擊隊的作戰特點是由城市戰鬥的性質決定的。所謂城市戰鬥、城市進攻就是對有設防的住宅、樓房以及成為敵支撐點和抵抗區樞紐部的其它設施實施強擊。

這種作戰排除了使用大部隊的可能,因此,投入作戰的只能是小股步兵和個別少量的大炮和坦克。

在城市戰鬥的不同階段,強擊隊行動的條件也不盡相同。如果敵人是剛剛突入城裏,只佔領了市區的一部分,他們自然是來不及構築工事、建立牢固的防禦。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以小股部隊行動,而且要獨立行動。如果敵人已突入城裏2至3個星期,而且以牢固的工事、周密配置的火力網來保障其防禦,這時以小股部隊獨立作戰,取得戰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這種情況下,小股部隊只能作為大部隊的尖刀去行動。

強擊鐵路工人之家的勝利就是由每隊10—12人的3個

強擊隊取得的。但有82名各種專業兵與他們協同行動。由此可見,強擊隊的兵力大小、編成以及作戰性質應視具體情況而定。強擊隊獨立行動時,其人員不宜太多,編成主要為單兵種,但它始終要與其它分隊協同動作,來完成總戰鬥任務的一部分。

每個強擊隊的兵力和編成,還取決於強擊隊的行動目標。指揮員應根據已掌握的有關行動目標的性質、守備部隊的人數等偵察情報,來決定強擊隊的兵力和編成。此時,應考慮各隊的行動特點。決不可忽視這些特點。不了解它們,就不可能掌握對城市有設防的樓房進行爭奪戰的戰術。

強擊隊的基礎是突擊隊,每隊10—20人。突擊隊通常率先沖入樓房、土木發射點,並在裏面獨立作戰。每個突擊隊都有其局部任務。其裝備是輕武器:自動槍、手榴彈、匕首、鐵鏟(有時還當斧頭用)。所有突擊隊歸一名指揮員領導。為便於指揮,指揮員配備有信號彈和照明彈,有時還有電話。

鞏固隊通常分為數個小隊,當指揮員一發出“沖!”的信號,他們便緊跟在突擊隊後面,從各個方向同時突入房屋。突入樓房奪取火力點后,立即構築防禦工事,組織對敵火力配系,粉碎敵增援守備部隊的任何企圖。鞏固隊裝備重武器:輕機槍、重機槍、防坦克槍、迫擊炮、防坦克炮、鋼釺、十字鎬、炸藥。在鞏固隊編成內,一定要包括工兵、狙擊手和其它在戰鬥中能有效協同動作的專業兵。

近衛軍上尉謝傑尼科夫就是這樣組織強擊隊的。他們佔領了一座設防牢固的I形大樓,這是敵人的一個強有力的抵抗樞紐部。敵人從這兒控制了伏樂加河的一段重要地段,監視着通往伏爾加河接近地的大縱深。

實踐使我們深信,各強擊隊必須以一個分隊的人員為基礎組成。一個連、一個營里不能產生現成的強擊隊。每個排、每個班、每個戰士都應該學會強擊戰術。

時間和突然性,這是強擊隊成功地進行機動的兩個極重要因素。每個接受強擊敵支撐點或抵抗樞紐部任務的指揮員,應首先利用時間和突然性這些因素。在近戰、尤其是城市裏的近戰中,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手榴彈是戰士們強擊時不可缺少的武器。它經常決定着強擊距離。進攻的出發陣地距敵越近越好。從這一觀點來看第62集團軍強擊隊的作戰行動,就清楚地看到,強擊隊取得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隱蔽接敵。

即使指揮員擁有勇敢的強擊隊,如果不做充分的進攻準備,要取得勝利也是枉然。強擊應經過認真準備,必須準確地考慮到每一個細節。研究強擊目標,制定強擊計劃,這是準備工作的兩大要素。

指揮員根據偵察所得的資料對目標進行研究后,必須對下列問題得出明確的回答:樓房類型、樓板、牆壁的厚度,有無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兒,工事性質,隱蔽槍眼的位置,障礙物的位置及其形狀,支撐點的敵守軍有無可能與其它分隊秘密來往(通過戰壕)。有了這些資料,指揮員就能很快查明敵火力點的配置、其掃射扇面及其死角。如果偵察時不弄清敵守軍的日常生活和毗鄰樓房的火力殺傷作用,那麼,對攻擊目標的認識就不能說是完整的。而完整的資料,無疑對選擇最有利的強擊時間將產生影響。

強擊隊的戰術是建立在每個戰士的行動迅速、勇猛果斷、積極主動的基礎之上的。對強擊隊來說,必須採用最靈活的戰術,因為突入設防樓房,進入敵人佔領的錯綜複雜的房間后,強擊隊會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況。敵人可能會在樓房裏轉入反攻擊。但是,不要害怕!你已奪取了主動權,它已掌握在你手中。你要兇狠地用手榴彈、自動槍、匕首、鐵鏟作戰。房屋裏的戰鬥是激烈的,因此應隨時準備應付意外,不要掉以輕心。

集團軍各部隊摸到了一條規律,如果敵火力兵器僅集中在人為支撐點的樓房內,就以短促的炮兵準備,特別是對毗鄰敵工事進行短促炮火準備來突然發起強擊。

利用夜間或硝煙的掩護下推進到前沿的小口徑炮兵,配以反坦克槍,在壓制敵火力點方面,給進攻部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們以攔截射擊阻擋並殲滅企圖援救受攻守軍的敵步兵。

獨立作戰的坦克,對敵槍眼或樓房進行猛烈的射擊,有力地支援了強擊隊,加速了強擊行動。使用其它現代化的鬥爭武器,也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有些指揮員提出一個問題:在城市戰鬥中,行動的偽裝來說,是夜幕還是煙幕更為有利?我說兩者都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在夜幕或煙幕的掩護下行動,指揮員要靈活果斷地指揮戰鬥。在強擊鐵路員工之家的戰鬥中,使用的就是煙幕。當時煙幕持續了13分鐘,掩護了數個強擊隊由南向前推進,使德國兵3個伸出到翼側的土木發射點沒能發覺。而且,煙幕沒有妨礙對戰鬥的指揮。在強擊I形樓的戰鬥中,夜幕也沒有妨礙對戰鬥的指揮。這次戰鬥,進攻選在黎明開始時,而部隊的集結是在漆黑的夜間進行的。

採取坑道攻擊的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它適用於用其它方法接近目標時可能要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因此,工兵是強擊隊的重要成員。

在城市戰鬥中,與強擊隊作戰有關的戰術問題就簡要地作這樣的介紹。

3

我不能不說說婦女在斯大林格勒防禦戰中的英雄壯舉。在我們的一些部隊——高炮營、Y—2夜航轟炸機團里,大部分戰鬥編組和機組人員都是由婦女組成。需要說明的是,在我看來,這些部隊執行戰鬥任務,絲毫不遜於由男人為主組成的部隊。

在斯大林格防空軍的戰鬥編組中,無論是在高炮旁還是在探照燈旁,大部分都是婦女。當成百上千顆炸彈落在她們身旁,不僅不能瞄準射擊,甚至連在炮旁都呆不住的時候,她們也沒有丟下大炮,而是繼續射擊。在炮火的硝煙中,在炸彈的爆炸中,她們彷彿沒有看到炸起的泥土,仍在戰鬥崗位上堅持到最後。

10月,我遇到過一個炮班,其中有5名還完全是孩子,但已經是經受過戰鬥鍛煉的勇敢的姑娘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一頭金黃頭髮的瞄準手。當時,她對九架法西斯俯衝機進行射擊,只擊落了一架,而她的夥伴們認為,完全可以打下2至3架,她為此愁容滿面。

第62集團軍的通訊分隊基本上由姑娘們組成。如果派她們到通信中繼站去,你可以完全放心,通信一定會得到保證。即使這個中繼站受到炮擊、遭到飛機轟炸、陷入敵人包圍,但如果沒有命令,就是死神逼近,姑娘們也不會離開。

我聽說這樣一個件事:有一次,在巴薩爾吉會讓站地域的中繼站,只剩下一個女通信兵娜佳·克利緬科。當她的女友們犧牲的犧牲、受傷的受傷時,她沒有離開崗位,直到最後一分鐘仍報告着戰場上的全部情況。下面就是她向集軍通信樞紐部的最後報告:

“中繼站附近沒有自己人,只有我一個了,炮彈在周圍爆炸……我的右方有一些畫著十字的裝甲坦克正逼進,它們的後面跟着步兵……我已無法撤離,反正是會被打死的,我將繼續報告。聽着……一輛坦克向我的中繼站駛來,從坦克里爬出兩個人……他們在往四周觀察,看來是兩個軍官。他們朝我走過來了。我緊張得心都要停止跳動了,眼看就要發生什麼……”。

通話就此中斷了。

50年代時,我曾遇到原第62集團軍的女通信兵、現任斯梅良地區區委書記拉祖梅耶娃。我還是1942年9月13日在馬馬耶夫崗第一次認識她的。通信樞紐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彈和炮彈摧毀,而她們仍守在電話機旁,繼續呼叫着各部隊的指揮員。

拉祖梅耶娃是自願報名參軍的。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識都獻給了保衛祖國的事業。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產黨。她複員后當了中學教師。從1949年開始做黨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這位謙虛、嚴肅的婦女,她只講自己的戰友,而關於自己,只是在我一再請求她詳細地談談她自己當時做了些什麼時,她才說:

“談談自己”她驚奇地聳肩說,“好吧,我就談談自己。同我一起在馬馬耶夫崗的,有來自卡梅申的一個小姑娘瑪麗亞·古利亞耶娃。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敵機的不停轟炸挖掩蔽部(雖然我們誤把出口朝向敵人,但也沒什麼不得了的!我們的通信樞紐在那裏從9月1日一直堅持工作到14日)。我同她,後來是同舒拉·舍申尼亞總機值班。在市裏的另外一些地方,還有塔婭·弗多溫娜、柳芭·斯圖卡洛娃、克拉夫季婭·什通達、列娜·佩列托爾奇娜等……我記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們坐在帳篷里,守着電台,已經聽到轟炸機的嗡嗡聲,但姑娘們沒有撤離崗位,因為需要轉發有關德國人進攻、敵坦克插入我某部隊後方的緊急通報。當時,不論是正在發報的法尼婭·列赫尼克,還是坐在她旁邊的女友們,都沒有離開崗位到掩蔽部去。通信兵姑娘們已自然形成一個約定:不管遭受什麼樣的危險,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顧。姑娘們看着飛來的飛機,聽着炸彈的呼嘯聲,判斷炸彈大概落到什麼地方。飛機一次二次進入,而她們繼續拍發電報……糟糕!敵機又第三次進入,結果是,架設帳篷的地方成了一個大彈坑。

那時,形勢迅速地發展着,我們甚至來不及安葬我們的戰友。她們就這樣永遠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溝。這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紅軍戰士,雖然犧牲了,卻完成了戰鬥任務……”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還向我談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亞的事:

“戰爭爆發前,她在兒童保育院工作。當聽說軍事委員部要徵召一些自願參加紅軍的女共青團員的消息后,亞歷山德拉·伊萬諾夫娜·舍申尼婭立即到保育院院長那兒,請求上前線。

這一天終於來了。1942年4月底,已經成為預備黨員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團員,來到了軍事委員部。

一天之內,手續就辦理完畢。5月2日,姑娘們就來到了部隊。在阿斯特拉罕電話員訓練班受訓一個月後,舒拉被分到第115築壘地域獨立通信連,在總機工作。這是1942年7月在頓河的事。從那以後,即使是在最困難的形勢下,她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馬馬耶夫崗架設了一條由築壘地

域指揮部通往波扎爾斯基將軍處的電話線。這一天,馬馬耶夫崗一分鐘也沒有安靜過。大炮和迫擊炮不停地怒吼。當時,要使通信不中斷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點鐘,通信樞紐部里的架線兵一個也沒留下,都查線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復被炸斷的通信線路了。這時,舒拉對通信連長說:

‘請允許我去,總機上沒有我也能應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無法到達斷線處。’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許我去。’舒拉堅持道。

連長同意了。於是,舒拉捏了捏留在總機上的一個姑娘的肩頭(這是告別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過線,當天曾戰鬥在馬馬耶夫崗而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都記得,自從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斷後,他們再也沒有聽到舒拉的聲音……

我常常回想,我們的女通信兵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這戰火紛飛的城市裏,沒有人來為她們構築掩蔽部,她們自己或集體一起挖築掩壕,然後用隨手撿到的東西覆蓋在上面。她們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掩壕里堅持工作了好幾個月。她們經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敵人摧毀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這時,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對婦女同志來說,就更艱苦了。她們在沉悶、擁擠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幾個月沒有喝上一口熱水。

……塔瑪拉·什馬科娃在巴秋克師服役。我認識她。她搶傷員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連手都不敢抬起的情況下,也從前線搶救回許多重傷員,她為此而獲得了榮譽。塔瑪拉爬近傷員,和傷員並排地躺着進行包紮。她先確定受傷的程度,再決定該怎樣處理。如果是重傷,那決不能留在戰場上。塔瑪拉經常用盡全身氣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兩倍的傷員背回來。有時無法把傷員背起來,塔瑪拉就把雨衣、帳篷鋪在地上,把傷員搬到雨衣帳篷上,然後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瑪拉·什馬科娃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活下來的人應該感謝她的救命之恩。但許多被從死神那兒奪回來的戰士,甚至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名字。現在她在庫爾干州當醫生。

象塔瑪拉這樣的女英雄,在第62集團軍里是很多的,第62集團軍各部隊受獎人員的名單中,就有一千多名婦女。她們中有:自始至終堅守在“巴甫洛夫樓”的瑪麗亞·烏利揚諾娃;有從戰場上搶救出上百名傷員的瓦利亞·帕赫莫娃;榮獲紅旗勳章的娜佳·扎爾基赫;在前沿陣地冒着炮火給數百名指戰員包紮傷口的瑪麗亞·韋利亞米多娃醫生以及其它許多人。如在被圍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備部隊裏,為幾十名受傷的近衛軍戰士包紮傷口、最後因傷流血過多而手拿繃帶犧牲在傷員身旁的柳芭·涅斯捷連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嗎?

10月後的後半個月,城市裏的情況更複雜,前線與伏爾加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為避免無謂的損失,集團軍軍事委員會被迫把一些部隊和機關撤往左岸,決定首先把婦女送往左岸。軍事委員會命令各級指揮員和負責人讓女兵們暫時撤到左岸,在那兒休整休整,幾天後再回來。

軍事委員會10月17日做出這個決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團來找我。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婭·托卡列娃。她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

“司令員同志,您為什麼要把我們從城裏趕走?我們願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打敗該死的敵人。您為什麼要分什麼男女?難道我們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決不過伏爾加河。”

這是10月18日進行的談話,是在我們轉移到新指揮所之後,我告訴她們,在新指揮所里,我們無法全部開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勢迫使我們要改用其它較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攜式無線電台。這樣,在沒有為大型通信器材準備好工作地點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們同意執行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但要我保證,一旦具備了工作條件,一定要讓她們回到右岸來。

10月18日,她們渡過伏爾加河。而從10月20日開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羅夫或我同左岸進行電話聯繫,女通信兵們就同我們糾纏:“我們已經休息過來了,您什麼時候讓我們重新回到城裏?”或者說:“司令員同志,您準備什麼時候履行自己的諾言?……”後來,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諾言。10月底,她們帶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築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還記得斯大林格勒的優秀女偵察兵瑪麗亞·韋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瑪麗亞·莫托里娜等,她們一次次地鑽過鹿砦和地下室,通過河溝和下水道,穿越前線到敵人後方去……

顯然,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本書作者在談斯大林格勒防禦時,彷彿忘掉了左右鄰的其它集團軍?不,我沒有忘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第64集團軍所做出的英勇壯舉,該集團軍在勇敢的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舒米洛夫將軍指揮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擊侵略者的瘋狂進攻時,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堅強性,從而迫使希特拉的將軍們,把本應用於攻擊市中心的一些團和師,留在別克托夫卡和雷薩山前。

我懷着同樣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戰的部隊和兵團的軍人們。他們在那兒經常牽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從而減輕了城市保衛者的負擔。打個比喻說,友鄰部隊從左右兩面牽住了保盧斯的耳朵,使他無法為所欲為地進行武裝掠奪。

我現在所寫的只是我受命指揮的部隊、兵團以及工人武裝支部的戰鬥行動,是直接與我有關的、我耳聞目睹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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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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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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