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聽：
畢利·皮爾格里姆掙脫了時間的羈絆。
他就寢的時候是個衰老的鰥夫，醒來時卻正舉行婚禮。他從一九五五年的門進去，卻從另一個門一九四一年出來。他再從這個門回去，卻發現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說他多次看見自己的誕生和去世，隨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與死之間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這麼說的。
畢利在時間上患了痙攣症，無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兒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說他經常像新演員一樣，感到怯場，因為他從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
畢利於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紐約州的埃廉市，是那兒一位理髮師的獨子。他是個樣子有趣的孩子，以後又成了個樣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隻可口可樂瓶子。他在埃廉高中畢業時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後在埃廉驗光配鏡專科學校夜大學念了三個月便應徵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兵役。戰爭期間他父親因為打獵出事而逝世。
就這麼回事。
畢利曾作為步兵參加過歐洲的戰鬥，並被德軍俘虜。他一九四五年光榮退伍后．重新進入埃廉驗光配鏡專科學校學習。念到四年級時，他與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和校產所有人的女兒訂了婚，而後就患了輕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在普萊西德湖附近的退伍軍人醫院進行醫治。醫院給他進行電休克治療后就讓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結了婚，完成了他的學業，由岳父幫他在埃廉市開業。埃廉這地方對從事驗光配鏡的人特別有利，因為通用鍛鑄公司就在那兒。每個職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鏡，在進行生產的地方都得戴上它。這家鍛鑄公司在埃廉有六萬八千名職工，需要大量的鏡片和鏡架。
鏡架能賺錢。
畢利發了財。他有兩個孩子，巴巴拉和羅伯特。他的女兒巴巴拉長大后嫁給了另一個配鏡師，畢利也資助他開了業，畢利的兒子羅伯特在高中時老惹麻煩，但後來參加了著名的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他改邪歸正，成了一個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
一九六八年初，包括畢利在內的一批配鏡師包了一架飛機從埃廉飛往蒙特利爾參加國際配鏡師會議。飛機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頂撞毀，除畢利外全部死亡。就這麼回事。
當畢利正在佛蒙特的醫院裏康復時，不料他的妻子卻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
就這麼回事。
在飛機撞毀后，畢利終於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裏，過了一陣安靜的日子。他頭頂上有一塊可怕的傷疤。他不再重操舊業。他請了個管家。女兒幾乎每天到他這裏來。
後來，畢利事先也沒講一聲，便到了紐約市，在廣播電台的通宵節目裏發表講話。他大談掙脫時間羈絆的問題。他還說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飛碟綁架，這飛碟是從５４１號大眾星①來的。他說他被帶到那兒，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動物園裏展覽。他在那兒與蒙塔娜·懷爾德赫克結為夫妻，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電影明星。
【①音譯為特拉德麥多爾。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說《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說，特拉德麥多爾一字有兩種含義：“我們大家”和“５４１號”。】
一天夜裏，埃廉市晚睡的人聽到了畢利在廣播中的講話，其中一個人把這事告訴了畢利的女兒巴巴拉。巴巴拉大為不快，便和丈夫到紐約把畢利帶回家。畢利和氣地與女兒說，他在廣播中的講話都是真的。他說，在女兒舉行婚禮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說誰也沒有發現他不在，因為他們使他穿過時間的經線，在５４１號大眾星上度過了多年，而離開地球的時間卻只不過一微秒。
一個月平安無事地過去了，然後畢利寫了一封信給埃廉市的《新聞領袖報》，並在該報上發表了。信中描述了５４１號大眾星上的生物。
信上說他們有兩英尺高，呈綠色，形如鉛管。他們用吸盤吸在地上。他們的手臂極為柔軟，通常都衝著天空。每隻手臂的頂端有一隻小手，掌心有一隻綠眼。他們態度友好，能見到四維空間。他們為地球上的人只能見到三維空間而感到可惜。他們可以教給地球上的人許多奇妙的玩藝兒，特別是關於時間的概念。畢利應允他將在下一封信中談談這些奇妙的玩藝兒。
第一封信發表時畢利正在寫第二封信。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在５４１號大眾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當人死去時，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過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們送葬時哭泣是很愚蠢的。過去，現在，將來——所有的時間一直存在，而且永遠存在。５４１號大眾星生物可以看見不同的時間，比方說像我們一下子看到落磯山脈一樣。他們能見到所有的時間長存不滅，而且可以見到他們感興趣的任何時間。我們地球上的人認為時間好似一串念珠，一個緊挨一個，而且認為時間是一去不復返的。這種看法只不過是幻覺。
“當５４１號大眾星牛物看到一具屍體，他只不過認為這個死人在那特定的時間情況不妙，但他在其它許多時間卻很好。如今，當我聽說某人死了，我只聳聳肩，並像５４１號大眾星生物談到死人時那樣講一句：‘就這麼回事’”。
如此等等。
畢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娛樂室里寫這封信。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娛樂室里有一架舊打字機。這東西很笨，與蓄電池一樣重。畢利不便把它搬得很遠，因此不能在別的地方而只好在娛樂室寫這封信。
加熱器停了。一隻老鼠把通恆溫器的電線的絕緣層咬破了室內溫度下降到華氏五十度，但是畢利一點沒注意到冷，他還穿得很單薄。雖然已是下午四點鐘了，他仍然光着腳板穿着睡褲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腳板都已凍得又青又白。
不過，畢利的內心深處似乎有一團火正在燃燒着。畢利認為他把時間的真情告訴人們，可以使許多人得到安慰，正是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裏熱乎乎的。上面的門鈴響了又響。那是他女兒巴巴拉要進來。接着她用鑰匙開了門，走過他頭頂上那個房間的地板，喊着：“父親呢？爸爸，你在哪裏。”如此等等。
畢利沒有回答她，於是她幾乎變得歇斯底里起來，以為要見到他的屍體啦。後來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娛樂室望了一眼。
“我叫你，你為什麼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娛樂室門口問道。她手裏拿着當天下午的報紙，上面登載了畢利描述的５４１號大眾星上朋友們的一封信。
“我沒聽見。”畢利說。
附帶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年僅二十一歲的巴巴拉認為他父親已經衰老了，其實他才四十六歲——他之所以衰老是由於他在飛機失事中腦部受了損傷。她也自認為是一家之長，因為她曾張羅母親的葬禮，又曾為畢利找了一個管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還得照顧畢利商務上的事情，而這方面的事務是相當多的，因為畢利似乎已不再注意這些事了。如此年輕就承擔這些重擔使她成了一個饒舌的女人。同時畢利竭力想維護自己的威嚴，想說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點兒不老，而且相反，正專心致志於比商務高尚得多的事。
他認為他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不亞於給地球上的人配矯正眼鏡呢。畢利認為許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淪是因為他們不能像他的５４１號大眾星上的朋友對事物看得那樣透徹。
“別騙我，爸爸，”巴巴拉說，“我很清楚你聽到我叫你的。”她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愛德華時代的大鋼琴的腿相似。接着她為報紙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鬧。她說他正把自己和他的親友變成笑柄。
“父親，父親，父親——”巴巴拉說，“我們拿你怎麼辦呢？你要逼我們把你送到你媽媽那裏去嗎？”畢利的母親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邊緣被稱之為松樹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
“我的信里有什麼東西使你這麼生氣，”畢利問道。
“全是瘋話。沒有一句是真的！”
“全是真的”畢利沒有跟着發火。他從不生氣，就這一點而言，他是很可愛的。
“沒有５４１號大眾星這麼一個行星嘛。”
“如果你要問這件事，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地球上看不到它，”
畢利說，“從５４１號人眾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們都很小，而且離得很遠。”
“你從哪兒找來５４１號大眾星這麼一個名字？”
“住在那兒的生物是這麼稱呼它的。”
“哦，上帝，”巴巴拉說，並且轉過身來，用擊掌表示自己的失敗。“我可以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嗎？”
“當然可以。”
“為什麼在飛機失事之前你從未講過這事呢？”
“我認為時機還不成熟。”
如此等等。畢利說他首次擺脫時間的羈絆是一九四四年，遠在他去５４１號大眾星之前。５４１號大眾星生物與他擺脫時間羈絆毫不相干。他們只能讓他洞悉事物目前實際進行的情況。
畢利首次擺脫時間的羈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戰時，畢利是隨軍牧師助理。美軍里的牧師助理通常是個可笑的人物。畢利也不例外。他對傷害敵人或幫助朋友都同樣無能為力。
實際上，他沒有朋友。他是牧師的隨從，不指望提升或獲得獎章，也不背槍，溫順地信仰那位可愛的基督，而大多數士兵對基督感到非常討厭。
畢利在南卡羅來納州進行軍事演習時，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風琴演奏他童年時就熟悉的讚美歌。小風琴上有三十九個鍵盤和兩個音柃——人聲音栓和音節栓。畢利還負責保管一個手提祭壇——附有疊進式腿架的草綠色的公文箱。箱上襯着深紅的長毛絨，長毛絨上鑲着一個鋁製的十字架和一本聖經。
祭壇和小風琴是新澤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塵器公司製造的——據說是這樣的。
有次進行演習時，畢利演奏《強大的堡壘，我們的上帝》，這個歌子由約翰·塞巴斯蒂安·貝奇作曲，馬丁·路德作詞。這是星期天早晨，畢利和牧師在卡洛林納山旁召集了大約五十個士兵，來了一個有裁判的演習。不一會到處都是有裁判的演習，他們說在這演習的戰爭中誰取勝，誰就算活着，誰失敗，誰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習帶來了有趣的新聞。一個假想的敵人從空中假想地發現了這些集合起來的人群。於是他們都假想地死去了。這些假想的屍體笑了，並且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
若干年後畢利想起這件事時，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們邊假裝死邊吃飯的情景，他們這種對待死亡的態度同５４１號大眾星生物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一樣的。
演習快結束時，畢利因緊急事件部隊批准他立即請假回家，因為他父親，紐約州埃廉市的理髮師在狩獵逐鹿時被一位朋友開槍誤打死啦。就這麼回事。
畢利假期結束回到部隊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國外去。在盧森堡作戰的一個步兵團的指揮連需要他。這個團的牧師助理於執行任務時喪了命。
就這麼回事。
畢利到團里時，這個團正在著名的突擊部戰役中遭到德軍殲滅。畢剎永遠沒見到他準備前往協助的那位牧師，也沒有領到鋼盔和軍靴。此時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軍發動最後一次強大攻勢之際。
畢利倖存了下來，但是他迷惘地徘徊於遠離德軍新戰線的後方。三個不那麼迷糊的流浪漢允許畢利尾隨在他們後面。三人中兩個是偵察兵，一個是反坦克炮手。他們沒有吃的，也沒有地圖。
為了躲避德國人，他們需要在萬籟俱寂的鄉間走着，餓了就用雪充饑。
他們成一路縱隊前進。走在前面的是兩個偵察兵，他們聰明、文雅、安靜，身上背着來福槍。隨後是反坦克炮手，他身體笨重，獃頭獃腦，為了警戒德國人，一隻手中拿着一支零點四五英寸口徑的柯爾特式自動手槍，另一隻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後一個是畢利·皮爾格里姆，他兩手空空，凄慘慘地準備一死。他的樣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雙肩卻好像火柴盒。他沒有銅盔，沒有大衣，沒有武器，也沒有長統軍靴。他腳上穿的是廉價的短統民用鞋，那還是他為參加父親的葬禮而買的。他已經丟了一隻鞋後跟，因此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
這不自覺地高一腳低一腳的舞步使他臀部的關節隱隱作痛。
畢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間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襯衫和一條粗毛料褲子，他長長的襯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鬍子，一簇亂蓬蓬的硬鬍子。有些硬毛已發白了，雖然他只不過二十一歲。他的頭也禿了頂，寒風和劇烈的運動使他滿臉通紅。
他那樣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隻骯髒的紅鶴。
在他們流浪的第二天，當他們走過一條狹窄的磚頭路時，有人從遠處向他們四人開槍，放了四槍。第一槍打的是兩個偵察兵，第二槍打的是那個叫羅蘭·韋銳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顆子彈打的是那隻骯髒的紅鶴。當那致命的子彈嗡地一下擦過他的耳朵時，他一動不動地停在路中間。他彬彬有禮地站在那兒，讓那個射手又打了他一槍，這是因為他對作戰規則作了一種錯誤的理解：應該給射擊手開兩槍的機會。第二槍離畢利的膝蓋頭只幾英寸遠，從聲音上聽起來好像足打的一連串子彈。
羅蘭·韋銳和偵察兵已安全地躲進一個壕溝，韋銳對畢利大吼“離開馬路，你這個大笨蛋。”最後一句話在一九四四年出於白人之口，還是很新穎的哩。畢利聽了感到既新鮮又驚訝，因為他從來沒有這麼罵過，但這句話發生了效果，他聽了清醒過來，並離開了馬路。
“還是保你的命吧，你這個小笨蛋。”韋銳在壕溝里對畢利說。
幾天來他一直在保畢利的命，咒罵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對畢利殘酷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畢利對保全自己的性命無所作為畢利想就此罷休。他又冷又餓，不知所措，無能為力。他已是雖醒猶睡，雖行實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沒有什麼重大改變，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誰都別管他。“你們別管我，只顧朝前走吧。”他一再這樣說。
韋銳與畢利一樣，是首次上戰場。他也是頂替別人的。作為炮兵隊的一員，他曾滿腔怒火地幫着發射一顆炮彈——是從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徑的反坦克炮筒里發射的。炮彈在空中發出開拉鏈似的吱吱聲。一條二十英尺長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樹木。火苗所到之處留下了黑色箭頭，正好向德國人指出大炮隱蔽的地方。而這發炮彈並末擊中目標。
那沒被擊中的目標是一輛虎式坦克。它轉動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徑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頭，於是開火啦。炮兵隊的人除韋銳外全部報銷。
就這麼回事。
羅蘭·韋銳只有十八歲，剛結束他的大部分時間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市度過的不幸童年。他在匹茲堡是一個並不受歡迎的人。因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樣洗來洗去，總洗不掉身上那股鹹豬肉味。在匹茲堡別人常常對他感到非常乏味，誰也不願與他為伍。
韋銳感到別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當別人不理他時，他就找一個比他更不受歡迎的人。裝着友好的樣子跟他玩一陣子，然後便找個什麼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滾尿流。
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與最終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種狂熱的、色情的、兇殺的關係。他向他們談起他父親收集的刀槍、刑具、腳鐐等等。韋銳的父親是個裝修水管的工人，他確實收集了這類東西，而且為它們保了四千美元的險。他在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
許多收集這類東西的人組成了一個大社團，他是其中一員。
韋銳的父親有一次給韋銳的母親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夾刑具，作鎮紙用。還有一次他給她一盞枱燈，枱燈的底座是一個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紐倫堡鐵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鐵姑娘”是種中世紀刑具，可以說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鍋爐，裏面佈滿了鐵釘。女人的正面有兩扇帶鉸鏈的門。犯人放進去以後，門就慢慢地關起來。正對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兩隻特大的釘子。鍋爐的底部有一條血槽，排出全部血水。
就這麼回事。
韋銳曾經向畢利·皮爾格里姆談起“鐵姑娘”，談起它底部的那條血槽及其用途。他還對畢利談到達姆彈①。他還談到他父親的大口徑小型手槍，這種槍可以放在背心口袋裏，但卻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個大洞，“一隻大蝙蝠在它裏面飛都碰不到翅膀”。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一種殺傷力很強的軟頭子彈。】
一次韋銳高傲地與畢利打賭，說他肯定不知道血槽為何物。
畢利猜想那就是“鐵姑娘”底下的那條血槽，但是不對。所謂血槽就是劍或刺刀上的那道淺槽。
韋銳向畢利談到他在書上讀到，在電影上見到，在收音機里聽到的巧妙的酷刑——還有他自己發明的刑罰。他的一個發明是把牙科醫生的鑽頭插入別人的耳朵。他問畢利最厲害的刑罰是什麼。畢利答不上來。原來正確的答案是：“把某人綁起來丟在沙漠的蟻冢上，知道嗎？使他臉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塗滿蜜，然後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螞蟻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睜睜地望着烈日。”就這麼回事。
此刻，當韋銳與畢利和偵察兵等人遭到射擊后躺在戰壕里時，他讓畢利仔細端詳他的匕首。這把匕首不是政府發的，而是他父親給他的禮物。刀口長十英寸，它的橫斷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銅環，韋銳粗壯的指頭就套在這些圓環中。這些圓環很不平常，它的四周還有倒刺。
韋銳把這些倒刺放在畢利的頰旁，輕輕地刺着他的臉蛋說：“嘗嘗它的滋味，怎麼樣——嗯？嗯——？”他問道。
“不好受。”畢利說，“你知道刀口為什麼是三角形的？”
“不知道。”
“這樣，它留下的傷口就不能癒合。”
“噢。”
“它會在身上留下三面的傷口。用一般的刀砍人，只會留下一條裂口。對嗎？一條裂口一下子就癒合了，對嗎？”
“對。”
“放屁，你懂什麼？你們大學裏教些什麼鬼東西呀？”
“我在那兒的時間不長。”畢利說，這是真話。他在大學裏只呆了六個月，而且還不是正規大學，而只是埃靡市驗光配鏡專科學校的夜校。
“典型的大學生。”韋銳尖刻地說。
畢利聳聳肩。
“從生活中可以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韋銳說，“你會發現這一點的。”
蹲在戰壕里的畢利對此不置可否，因為他認為談話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然而畢利有點兒想講，對於三角形傷口他是略知一二的。畢利畢竟在童年時代的幾乎每天早晚對酷刑和可怕的傷口進行過思考？畢利在埃廉市他的小卧室的牆上掛着一個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釘着耶穌的十字架。一位外科軍醫，會十分讚賞藝術家在再現基督的傷口時所表現的臨床上的真實性。這些傷口包括矛和荊棘留下的傷痕，還有鐵釘戳的洞。畢利的基督死得很慘，真叫人可憐。
就這麼回事。
畢利雖然是看着牆上的那個可怕的釘着耶穌的十字架長大的，卻不是天主教徒。他的父親不信教。他母親在該市附近好幾個教章里作過代理風琴手。她演奏時，常常把畢利帶在身邊，也稍微指點他如何彈琴。她說等她斷定那個教會正確后，就立即皈依它。
她從未斷定出來。但她對於有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卻產生了強烈的喜愛。當他們的小家庭於大蕭條期間到西部旅行時，她從桑大·費禮品店買了一個那種十字架。她像許多美國人一樣，企圖從禮品店裏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種有意義的生活。
就這樣，耶穌受難十字架在畢利·皮爾格里姆的牆上掛起來了。
兩個偵察兵一面在戰壕里欣賞來福槍的胡桃木槍托，一面咬着耳朵說，又可以走出戰壕了。十分鐘過去了，卻沒有人來看一看他們是否被打中，也沒有誰來結束他們的性命。向他們開槍的人顯然離他們很遠，而且是單個兒。
四個人從戰壕里爬出來沒有再遭到襲擊。他們像不幸的大哺乳動物爬進大片森林，然後直立起來，並快步前進。這是一座陰暗而古老的森林。松樹井列成行，中間沒有矮樹叢。地上覆蓋著四英寸厚的積雪，雪上不見一點痕迹。這幾個美國人卻不得不留下足跡，它們像書上畫的舞蹈圖解一樣清晰：起步，滑步，停——起步，滑步，停。
“就談這些，你可別告訴其他人！”他們出發時羅蘭·韋銳警告畢利·皮爾格里姆說。韋銳看起來像特威德爾丹姆或特威德爾迪①，一身包紮得緊緊的，隨時準備戰鬥。他又矮又胖。
【①此處系指矮胖子。】
部隊發的裝備和家裏給他的禮物，他應有盡有：鋼盔、鋼盔襯墊、羊毛無邊帽、圍巾、手套、棉毛衫、羊毛衫、毛線衣、運動衫、上軍裝、短外衣、外套、棉毛褲、羊毛褲、毛線褲、線襪、毛線襪、軍靴、防毒面具、飯盒餐具、急救箱、匕首、軍毯、半幅雙人帳篷、雨衣、防彈聖經、一本名為《熟悉敵情》的小冊子、一本名為《我們為什麼作戰》的小冊子以及一本有英語注音的德語詞組小冊子，它可以幫助韋銳向德國人作如下的發問：“你們的司令部在哪兒？”“你們有多少榴彈炮？”或者告訴他們：“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條”，如此等等。
韋銳有一塊質地堅而輕的木塊，被認為是狐壕枕，還有一個醫藥箱，裏面裝有兩隻堅韌的“謹防疾病”的避孕套。他有一隻哨子，他在被提升為下士以前不準備給任何人看。
畢利和兩個偵察兵都是瘦子。羅蘭·韋銳身上倒可以烤出油束。那一層層羊毛衣服、皮帶和帆布使他簡直成了一個熱烘烘的火爐。他精力旺盛，在畢利和兩個偵察兵之間跑來跑去，傳遞沒有人叫他傳遞也沒人高興收到的啞口令。由於他比別人忙碌得多，他開始認為他是他們的頭目。
他很熱，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緊緊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險了。他的視野局限於他透過鋼盔帽沿與圍巾之間的一條細縫所見到的小天地。他從家中帶來的這條圍巾遮掩着他鼻樑下的整個面部。他裹着這條圍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騙自己說，他已從戰爭中倖存下來，安然回到家裏，並對他的雙親和妹妹講述一個真實的戰爭故事——其實戰爭仍在進行。
韋銳敘述的真實戰爭故事是這樣的：德軍大舉進攻，韋銳和他的反坦克夥伴們進行了殊死的戰鬥，最後只韋銳一個人倖存下來。
情況就這樣。後來韋銳碰上了兩個偵察兵，他們立刻變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決定要打回去，找到自己的隊伍。他們將快步前進。
他們決不投降。他們彼此一一握手。他們自稱為“三個火槍手”。
但是這時這個倒霉的剛上大學的毛孩子，這個根本不配參軍的病夫卻提出能不能讓他跟在後面一塊兒走。他連一支槍，一把刀都沒有。他甚至沒有鋼盔，沒有帽子。他連好好地走路都不會——老那麼一瘸一拐的，很容易暴露目標，因此叫人看了真急得要發瘋。他那樣子也叫人可憐。“三個火槍手”一路上把這個大學生毛孩子連拖帶拉地帶回部隊，韋銳的故事是這樣講的。他們救了他，免遭上帝的譴責。
在實際生活中，韋銳常要折回看一看畢利有沒有出了什麼事。
他告訴兩個偵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個大學裏的小傢伙。他從矮樹下走過。樹枝咕咚一聲打在他的鋼盔頂上，但韋銳沒聽見一隻大狗在什麼地方汪汪地叫，韋銳也沒聽見。他的戰爭故事正進入非常激動人心之處。一位長官正祝賀“三個火槍手”，並說要為他們申請銅星獎章。
“你們還有什麼要求嗎？”長官問。
“有，長官，”一個偵察兵說，“我們想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戰爭結束，長官。你有什麼辦法能保證‘三個火槍手’不被拆散嗎？”
畢利·皮爾格里姆在森林裏停下來了，倚靠在一棵樹上閉上眼睛。他的頭傾到後面，鼻孔怒張，像一個詩人在安息國似的。
他的注意力開始莊嚴地迴旋在他生命的圓弧中，到達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沒有什麼別的人在那裏，別的什麼也沒有，只有紫光——和嗡嗡聲。
接着，畢利又迴旋到活的時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這時是紅色的光和噗噗聲。然後他又迴旋到活的時刻而停了下來。這時他是一個小孩，同他那多毛的爸爸在埃廉市基督教青年會洗淋浴。
他聞到隔壁房間游泳池裏的氯氣味，聽到跳板發出的隆隆聲。
小畢利感到害怕，因為他父親說要任憑畢利自己沉浮學習游泳。他父親將把畢利扔進深水裏，而畢利將因此而學會游泳。
這事簡直像受刑。當畢利的父親把他從淋浴室抱到游泳池去時，他渾身麻木了、他閉起了眼睛。等他睜開雙眼時，他已沉入池底，聽見到處都有悅耳的樂曲。他失去了知覺，但樂聲仍不絕於耳。他模糊地意識到有人在援救自己。畢利對此感到不高興。
他從那兒作時間旅行來到一九六五年。這時他四十一歲，正前往松樹丘訪問他衰老的母親，僅一個月前他把母親送進了這個老人收容所。她得了肺炎，看來活不了啦。然而，她卻又活了若干年。
她的聲音十分微弱，因此畢利要聽她講話，只好把耳朵湊近她那白紙般的嘴唇。她顯然有很重要的話要講。
“怎麼……”她剛開始又停了下來。她十分疲倦。她希望她沒有講完的話，畢利可以代她講出來。
但是畢利不知道她心裏想什麼。“怎麼什麼呀，媽媽？”他催問道。
她很艱難地咽了一口氣，淌了幾滴眼淚。接着她從她那整個衰朽的軀體，甚至從她的腳趾和指頭拚命湊集力量，她終於聚積了足夠的氣力低聲說完了這句話：“怎麼我變得這麼老啦？”
畢利的老母去世了，他跟着一位漂亮的護士走出房來。當畢利進入過道時，一具蓋着床單的老頭兒的屍體正被人用車子推着從身旁送走。此人當年是一位著名的馬拉松運動員。就這麼回事。這事情發生在畢利因飛機失事而摔破腦袋之前，而且在他大談飛碟與時間旅行之前。
畢利在候診室里坐下。他這時還沒有成為鰥夫。他感到他那墊得又軟又厚的椅子坐墊下有個硬東西。他把它拖出來，發現它原來是一本書，是威廉·布萊福德·胡伊所著的《二等兵斯洛威克行刑記》。這本書敘述了編號為３６８９６４１５的兵士斯洛威克在美國行刑隊前被處死的真實情況，自南北戰爭以來，他是美軍中由於膽小怕死而被處死的唯一士兵。
就這麼回事。
畢利讀到軍法參謀回顧這一案件時的意見，意見的結尾部分是這樣寫的：他已直接地向政府的權威提出了挑戰，今後能否維持紀律有賴於對此挑戰作出堅決的答覆。如果開小差可以處以死刑，此案即應以死刑論處。就此案而言，死刑並非懲罰性措施，亦非報復手段，而是為了維護紀律，只有依賴紀律，當孤軍作戰時，才能克敵制勝，此處心慈手軟實不足取，也無人作如是主張。
就這麼回事。
畢利於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時間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
他參加為小聯隊舉行的盛宴，他的兒子羅伯特是這個球隊的隊員。
球隊的教練（他從未結婚）正在講話：“說老實話，我認為給這些隊員當個送水員也是光榮的。”
畢利於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便在時間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
正是新年除夕，畢利因為在宴會上喝得酩酊人醉而大丟其臉，參加宴會的人都是從事驗光配鏡行業的，或是嫁給配鏡師的。
畢利通常不大喝酒，因為戰爭敗壞了他的腸胃。但這天他確實喝了大量的酒，而且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妻子瓦倫西亞不忠。他不知怎的把一個女人勾引到洗衣房，然後就坐在開動着的煤氣乾燥器上。
那女人也很醉了，她讓畢利脫去她的緊身褡。“你剛才要跟我講什麼來着？”她問。
“沒什麼。”畢利說。他的確認為沒什麼。他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啦。
“他們為什麼不叫你威廉卻叫你畢利？”
“由於商務上的原因。”畢利說。這是真話。他那位擁有埃廉市驗光配鏡專科學校並幫助他開業的老丈人，在這方面是一個天才。他要畢利鼓勵別人叫他這個名字——它使人不容易忘記。它還會使他似乎具有那麼一點兒魔力，因為這一帶別的成年人都不叫這個名字。並且它使別人不得不把他當成朋友。
大約發生了什麼糟糕的事情，人們都對畢利和那女人表示厭惡，畢利不知怎的走進了自己的小汽車，設法想找到駕駛盤。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駕駛盤。最初，畢利像風車似的轉動雙臂，希望能僥倖找到。這個辦法沒有奏效，他便一絲不苟地進行毫不放鬆的摸索。他讓自己緊靠左邊的車門，然後搜索他面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間。他仍舊沒有找到駕駛盤，他向前移動六英寸，再繼續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後已貼近右邊的車門了，卻仍沒發現駕駛盤。他認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從汽車裏走出來，大為惱火。
原來他坐在汽車的後座上，哪能找到駕駛盤呢？
這時有誰搖醒了畢利。畢利仍有醉意，仍為駕駛盤被偷而生氣。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躲在德軍的後方。搖晃他的是羅蘭·韋銳。韋銳扭住畢利田間工作的上衣的前擺，把他往樹上撞，然後又拖着他離開那棵樹，順着他便勁的方向把他摔開。
畢利停下來，搖搖頭。“你朝前走吧。”他說。
“什麼？”
“你們走，別管我。我沒問題。”
“你沒什麼？”
“我很好。”
“上帝呀——我見人生病就討厭。”韋銳透過從家裏帶來的圍了五層而現在帶有濕氣的圍巾說。畢利從來未見過韋銳的臉。一次他竭力想像他的樣子，想到了放養活魚的盆里的癩蛤蟆。
韋銳推推踢踢，使畢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兩個偵察兵正在一條冰凍的小河中間等着。他們聽到了狗吠，也聽到有人來回呼叫——好似熟知獵取物在何處的獵人呼叫。
小河岸相當高，偵察兵站在兩岸之間，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見。
畢利可笑地、搖搖晃晃地走下河岸。韋銳跟在他的後面，身上冒着熱氣，嘩啦嘩啦、叮叮噹噹地亂響。
“他在這兒，夥伴們，”韋銳說，“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橫豎得活。
憑上帝發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謝‘三個火槍手’。”兩個偵察兵還是第一次聽說韋銳把他們和他本人叫做“三個火槍手”。
畢利·皮爾格里姆在河床上想：他，畢利·皮爾格里姆，正毫無痛苦地化為蒸氣。如果別人能讓他單獨地呆上片刻，他想，他決不會再給任何人添麻煩。他願化為蒸氣飄到樹梢上去。
那隻大狗又在什麼地方汪汪叫了。恐懼、回聲和冬日的寂靜使狗的叫聲像大銅鑼一樣地響亮。
十八歲的羅蘭·韋銳巴結地站在兩個偵察兵之間，用他肥大的雙臂一邊抱住一個。“那麼，‘三個火槍手’現在幹什麼呢？”他問。
畢利·皮爾格里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覺之中。他穿着乾燥、溫暖的白色彈力襪，在跳舞廳的地板上滑步。數以千計的人為他喝彩。
這不是時間上的旅行。這事從未發牛過，將來也不會發生。這是一個鞋子裏塞滿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輕人的胡思亂想。
一個偵察兵低下頭，讓唾沫從嘴唇上流下來。另一個偵察兵也是如此。他們研究唾沫對雪和歷史的極微小的作用。他們個兒小，舉止優雅。他們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國人的後方——像林中的動物一樣，時時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頭腦進行思考。
他們現在從韋銳的友愛的手臂下掙脫出來。他們告訴韋銳說，他和畢利最好去向什麼人投降。偵察兵不會再侍候他們了。
於是他們把韋銳和畢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畢利·皮爾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濕的襪子表演花樣滑冰，這些花樣簡直令人叫絕——轉圓圈，然後踮着腳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聲不斷，但是隨着幻覺轉變為時間上的旅行，喝彩聲的調子也變了。
畢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紐約州埃廉市一家中國餐館的講台後面，時間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一兩點鐘。獅社的會員正起立為他鼓掌。他剛被選為該社社長，因此他應該講幾句話。
他嚇呆了，認為大家完全弄錯了。這些資產雄厚的有錢人就會發現他們選舉了一個荒謬可笑的流浪兒。他們會聽到他脆弱的蘆笛般的聲音，是他戰爭期間有的特殊聲音。他咽了一口氣，他知道他的喉嚨不過是用柳條制的一隻口哨。更糟的是他無話可講。人群安靜下來，大家都紅光滿面。
畢利張開嘴巴，發出深沉、洪亮的聲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樂器。他講的笑話博得滿場喝彩。他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他又講了幾句笑話，最後講話的口氣很謙恭。這一奇迹的意義是：畢利正在學習對公眾演講。
然後他又回到冰凍的河床上。羅蘭·韋銳準備把他打得屁滾尿流。
韋銳滿懷悲憤，他又被拋棄了。他把手槍塞進槍套子，把刀插進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後他使勁搖晃畢利，敲他的腦袋瓜，並把他往堤岸上撞。
韋銳透過他從家裏帶來的，圍了幾層的圍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難以理解的言詞講述他為畢利所作的犧牲。他大講特講“三個火槍手”的虔誠和英雄行為，以鮮明的、熱情奔放的色彩描繪他們的美德、寬宏大量和他們獲得的不可磨滅的榮譽，以及他們為基督教作出的貢獻。
韋銳認為，這一戰鬥組織不復存在，完全是畢利的過錯，畢利應該受到懲罰。韋銳猛打了一下畢利的下巴頦，把他從岸上打到河中間覆蓋著雪的冰上。畢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韋銳又踢他的肋骨，讓他在雪地里打滾。畢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縮成圓球。
“你根本就不該當兵。”韋銳說。
畢利不由自主地發出痙攣的聲音，聽起來很像笑聲。“你認為可笑，嗨？”韋銳問。他繞到畢利的背後。由於遭到踢打，畢利的外套、襯衫和內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畢利的可憐的脊椎棘突離韋銳的軍靴頭只幾英寸遠。
韋銳縮回右靴，一腳踢在畢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經中樞通過的椎管上。韋銳準備摧毀這隻椎管。
但是這時韋銳發現有人在看他。五個德國兵和一隻用皮條繫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國兵的藍眼睛裏充滿着非戰鬥人員的朦朧的好奇心，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一個美國人在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要竭力殺害另一個美國人，而受害者居然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