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牲口哞哞叫，

聖嬰驚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鬧。①

【①傳說基督降生在馬槽里。】

下面的這一切基本上是實情。至少有關戰爭的部分是頗為真實的。我認識的一個人因為拿了別人的茶壺而真的在德累斯頓被槍斃了。我熟悉的另一個傢伙確實發過誓，說戰爭結束后他要雇一批人來幹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過這裏我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

我確實於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給我的錢（真呱呱叫）再次去過德累斯頓。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頓城，比戴頓城還空曠。那兒地下埋藏的屍骨一定有好多噸。

我是與我的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一起重返德累斯頓的。

我們與出租汽車司機交上了朋友，他驅車送我們去屠場，我們當戰俘時就被關在那裏。司機名叫格哈特·繆勒爾。他說他一度作過美國人的俘虜。我們問他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怎麼樣，他說開始時可怕，因為每個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夠。但目前情況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房間，他的女兒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親已在德累斯頓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這麼回事。

繆勒爾於聖誕節寄紿奧黑爾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祝你的家人和朋友聖誕節愉快，新年快樂，並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機會，能在和平、自由世界裏的出租汽車中再見。”

我很喜歡“有朝一日碰上機會”的說法。

我真不想告訴你們這本小說花費了我多少金錢，多少心血和時間。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我回到家裏，當時我認為寫德累斯頓的毀滅是輕而易舉的事兒，只需報道我目睹的那些情況就行了；而且我還認為這部作品一定會成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撈一大筆錢，因為這書的題目很大。

不過當時我腦子裏關於德累斯頓並沒有多少話要講——橫豎不夠寫一本書。就是現在，兒子已經成人，我已是一個飽經風霜，縈懷往事．愛抽帕瑪牌香煙的老頭兒了，卻依然沒有多少話要講。

雖然我感到回憶德累斯頓的往事毫無用處，但它卻引誘着我非把它寫出來不可，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詩：

一個青年來自斯坦波爾，

對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語：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錢財，

又把我的健康毀壞，

如今你屁用沒有，你這個老蠢才。”

而且它還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走在路上撞見了人，

他們問我：“請問尊姓大名？”

我回答說：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復始。

多年來，見到我的人常問我在寫什麼，我總是回答說，主要是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

一次我對電影製片人哈里森·斯塔爾說這話時，他揚起眉毛問道：“是一本反戰作品嗎？”

“我想是的。”我說。

“當我聽說有人寫反戰作品時，你知道我對他們講什麼？”

“不知道。你說啥，哈里森·斯塔爾？”

“我說呀，與其寫反戰作品，何不寫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戰爭總會有的，反對戰爭就像攔截冰河一樣，談何容易。我也這樣想。

即令戰爭不像冰河那樣不停地湧來，人總還是要死的。

前兩年。當我着手寫這本關於德累斯頓的名著時，我想打電話給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問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時是賓夕法尼亞的地方檢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個作家。我們在部隊裏當過兵，是步兵偵察兵。我們從沒指望戰爭后發什麼財，但是我們生活得很好。

我讓貝爾電話公司找他，貝爾電話公司很有辦法，設法找到了他。有時在深夜我會發病，發病時就想喝酒和打電話。我喝醉酒，散發著玫瑰花和芥子氣的味兒，便把妻子熏跑。然後我就莊重而文雅地拿起電話筒，請電話員幫我跟多年不見的這個或那個朋友接通線路。

就這樣我與奧黑爾通了電話。他身材矮小，而我個兒高大。

戰爭期間我們是親密的夥伴，我們曾同時被捕。我在電話里說明我是誰，他一下子就聽出來了。他還沒有上床，正在看書，他家裏的人卻都睡著了。

“聽我講——”我說，“我正在寫那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我希望有人幫我回憶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裏去看你，我們可以一塊兒喝酒，聊天，回憶。”

他的反應並不熱烈。他說他記的事情不多，但是他還是叫我去。

“我認為處死可憐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書的高潮，”我說，“這是極大的諷刺。整個城市化為灰燼，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就在這時候一個美國士兵因為拿一隻茶壺而在廢墟中被抓了起來。他受到一般的審訊后，就被行刑隊槍斃了。”

“嗯。”奧黑爾說。

“你不認為這件事的確應當成為全書的高潮嗎？”

“這個問題我一竅不通。”他說，“你懂這一行，我可不懂。”

我確實靠販賣高潮、驚險的情節、人物素描和精彩獨特的對話來維持生活，我曾多次擬過德累斯頓故事的寫作提綱。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說是最美的一個是寫在一卷糊牆紙的背後。

這份提綱是用我女兒的顏色筆畫的，一種顏色代表一個主要人物。糊牆紙的一端是故事的開頭，另一端是結尾，兩者中間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間部分。藍線碰到紅線然後碰到黃線，黃線突然中止，因為黃線代表的那個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頓的毀滅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線條表示的，凡通過它而倖存的線條就出現在紙的另一邊。

這些線條停止的終點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歐洲的戰爭已結束兩個星期了。我們——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蘭人和澳大利亞人——全都列隊站在那兒，由俄國士兵看守着，我們成千上萬的戰俘即將獲得釋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邊是成千上萬的俄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國士兵守衛。在雨中進行了戰俘交換——一個換一個。

奧黑爾和我與其他許多人爬上一輛美國大卡車的後面。奧黑爾沒撈到什麼戰利品。其他人幾乎都有。我的戰利品是德國空軍使用的一把正規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邊。我在本書中稱之為保羅·拉扎羅的那個發狂的小個子美國人大約有一夸脫鑽石、綠寶石、紅寶石等等。這些東西是他從德累斯頓地窯里死人身上取下來的。

就這麼回事。

一個傻頭傻腦的英國人，牙齒掉光了，把他的戰利品全收在一隻帆布背包里。這隻背包就放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並扭着他細而瘦的脖子，轉動眼珠，想發現有誰向他的背包投來貪婪的目光。他還用布包拍打我的腳背。

我以為他是無意的。但是我錯了。他總得向誰顯示一下他背包里的東西，而他認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與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開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鐵塔的石膏模型，上面塗了金，裏面還有一隻鍾。

“這玩藝兒真好。”他說。

飛機把我們送到法國的休養營地，那兒的巧克力、麥酒、冷凍牛奶及其它富有營養的食物把我們養得像個胖娃娃。然後我們被遣送回國，我還要了一個漂亮姑娘，她也養得像個胖娃娃。

我們還有了小孩。

他們現在都長大了，我也成了一個許多往事縈懷，愛抽帕瑪牌香煙的老頭。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在深夜裏，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電話給我從前的女朋友。“電話員，不知道你能否告訴我某某太太的電話號碼。我想她住在什麼什麼地方。”

“先生，對不起。名單上沒有。”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

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

有時我打開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床，妻子便問我已經什麼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

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系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

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

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裏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面在校學習，一面在外邊兼職，每周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持，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持我們的機構保持聯繫。

通訊員在電話里把報道告訴戴着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道便被塞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裏，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吞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道就是在電話里講給這麼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道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里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制的常春藤在孔洞裏穿進穿出，一根鐵的枝條上棲息着兩隻鐵制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麼回事。

我在電梯裏彙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妻子怎麼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麼說。”

“什麼？”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消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麼。”

我照辦了：她說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后，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傢伙被砸爛時是什麼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感到噁心嗎？”她問。她正吃着三個火槍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

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麼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

我能說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實使每個人變得很刻苦。我成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對外宣傳聯絡員，並自告奮勇地擔任了阿爾普勞斯村的消防隊員，我在那兒買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闆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擔任巴爾的摩海軍對外宣傳聯絡中校。我在斯克內克塔迪時，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那的確是個嚴格的教會。

有時他常嘲笑地問我為什麼沒當上軍官，好像認為我幹了什麼錯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這是我們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許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認為，斯克內克塔迪最好的退伍軍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惡戰爭的退伍軍人是真正打過仗的軍人。

那時我就曾寫信給空軍，詢問德累斯頓空襲的詳情：誰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飛機乾的，為什麼要這樣干，想取得什麼樣的結果等等。答覆我的人與我一樣，是負責搞對外宣傳聯絡工作的。他說他很抱歉，這些情況仍屬絕密。

我向妻子大聲朗讀來信，並說：“保密？天哪——向誰保密？”

當時我們是世界聯邦分子。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麼人。我想，是電話員吧。我們打電話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與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通過電話兩周以後，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約是一九六四年——總之頭一年舉行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呵，光陰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個來自斯坦波爾的青年。

【①原文為拉丁文。】

我帶了兩個女孩子與我同往：我的女兒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遜·米切爾。她們從未離開過科德角。我們看見了一條河，便得停下來，這樣，她們可以在河邊欣賞一會兒。她們從未見過這種不含鹽份、河床狹窄的流水。這是哈德遜河。河裏有鯉魚，我們能看得見。它們挺大，像核潛艇。

我們還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們從懸崖上飛奔而下，注入特拉華河。要停下來看的東西很多——然後又該往前走，總得催她們走。小姑娘們穿着舞會上穿的白色禮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們多麼可愛：“姑娘們，該走了。”我不時地提醒說。於是我們又往前走。

後來太陽下山了，我們在一家意大利餐館裏吃了晚飯，然後我便去敲伯納德·弗·奧黑爾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門。我手裏拿着一瓶愛爾蘭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飯時搖的鈴子。

我會見了他的賢妻瑪麗，這本書就是奉獻給她的。還奉獻給德累斯頓的出租汽車司機格哈特·繆勒爾。瑪麗·奧黑爾是位訓練有素的護士，當護士對婦女來說是份好差使。

瑪麗很讚賞我帶去的兩個小女孩，讓她們與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樓上嬉戲、看電視。等孩子們走後，我才意識到瑪麗不喜歡我，或許是對這夜晚有什麼不快。她的態度客氣而冷淡。

“你們的房子很好，很舒適。”我說，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個地方，你們可以在那裏談話，不會受干擾。”她說。

“好。”我說，我想像一間隔板套間的火爐前擺着兩張皮椅子，兩個老兵可以坐在那兒喝酒聊天。但是她卻把我們領到廚房。她在鋪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兩張直靠背椅。頭頂上一隻兩百瓦燈泡的光線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繚亂。瑪麗似乎為我們準備了一間手術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隻杯子，是專給我用的。她解釋說，戰爭結束后，奧黑爾就不能喝烈性飲料了。

於是我們坐了下來。奧黑爾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訴我出了什麼事情。我也沒想到是我惹得瑪麗如此惱火。我是個有家室的人。我只結過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戰爭期間我也沒有陷害過她丈夫。

她給自己調了一杯可口可樂，盛冰磚的盤子碰到潔白的小銹鋼水池上，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她又走到別的房間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滿屋子轉來轉去，把門打開又關上，甚至把傢具搬來搬去，以此來發泄心中的怒火。

我問奧黑爾，我說了或做了什麼，使她這麼不高興。

“沒什麼，”他說，“你別煩心。這跟你毫無關係。”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謊。這跟我很有關係。

我們決定不理瑪麗而回憶戰爭。我拿出隨身帶來的兩瓶酒。

我們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戰時的情況，但是我們誰也回憶不起什麼好事。奧黑爾想起在德累斯頓挨炸之前，有一個傢伙喝得爛醉，我們只好用手推車把他送回去。這件事也不值得寫本書。我回想起有兩個俄國士兵搶劫一個鐘錶廠。他們拉了滿滿一馬車的鐘。他們興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報紙卷的粗大香煙。

我們回憶起來的大約就那麼多，而瑪麗仍然在弄出各種響聲。

她最後又到廚房裏來調可口可樂。她從冰箱裏又拿出一盤冰磚，把它砰的一聲丟進水池，雖然那裏面已經扔了不少冰塊了。

然後她轉向我，讓我知道她多麼生氣，並且是生我的氣。她一直在自言自語，我只聽到了她的片言隻語：“那時候你們不過是娃娃！”

“什麼？”我問。

“打仗的時候你們不過是娃娃——就像樓上的那些娃娃！”

我點頭表示這是真的。戰爭期間我們是傻頭傻腦、天真爛漫的孩子，我們的童年時代剛剛結束。

“但是你不準備那麼寫，是吧。”這不是問話，而是責備。

“我——我不知道。”我說。

“噢，我知道，”她說，“你會假裝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後弗蘭克·西納特拉和約翰·韋恩或別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戰的臟老頭會在電影中扮演你們。於是戰爭看起來簡直妙不可言，所以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戰爭。而打仗的將是像在樓上玩的那樣的娃娃。”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是戰爭使她如此氣惱。她不願意讓她的娃娃或別人的娃娃死於戰爭。她認為書本和電影對鼓動戰爭負有部分責任。

因此我舉起右手向她保證：“瑪麗，”我說，“我並不認為我能完成這本書。我寫好五千頁后肯定又會擱下來的。如果我真的會寫完這本書，我可以向你保證：書中決沒有弗蘭克·西納特拉或約翰·韋恩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訴你吧，”我說，“我要給這本書題名為《兒童十字軍》。”

這次談話之後她成了我的朋友。

奧黑爾和我停止了回憶，來到起居室，談論別的事情。我們很想知道真正的兒童十字軍是怎麼回事，因此奧黑爾便翻閱他的一本書，法學博士查理·麥凱所著《異常流行的欺騙和大眾的狂熱》，一八四一年初版。

麥凱對所有的十字軍都評價很低，他卻感到一次兒童十字軍比十次成年人十字軍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奧黑爾大聲朗讀下面這段佳作：歷史以其莊嚴的篇章告訴我們十字軍參加者只不過是些無知的野蠻人，他們的動機純粹是執拗和偏見，他們的道路佈滿了血和淚。但另一方面，傳奇文學卻誇大了他們的虔誠和英雄主義，用最熱烈而激情的色調描繪他們的美德和高尚行為，描繪他們為自己贏得的不朽榮譽和為基督教作出的偉大貢獻。

然後奧黑爾又朗讀下面一段：那麼這一切鬥爭的重大成果是什麼呢？歐洲耗盡了數以百萬計的財富和兩百萬人民的鮮血，而一小撮爭吵不休的騎士卻佔據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麥凱告訴我們，兒童十字軍始於一二一三年，當時兩個僧侶想在德國和法國招募兒童軍，然後在北非把他們賣給別人當奴隸。

有三萬名兒童自願參軍，他們以為是去巴勒斯坦。麥凱說，他們無疑是些被遺棄的、懶惰的兒童，充斥於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種惡習，膽大妄為，肆無忌憚。

教皇伊諾森三世也認為他們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動地說：“當我們沉睡時，這些孩子卻醒了。”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運出馬賽港，其中大約半數在船隻失事時淹死。另一半到達北非后被販賣了。

有的兒童出於某種誤會跑到熱那亞去報到，那兒並沒有販奴船來接他們，卻有些好心人供給他們吃住，和藹地詢問他們，然後給了他們少量的錢和大量的勸告，把他們送回家。

“熱那亞的那些好心人可真好哇！”瑪麗·奧黑爾說。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間嬰兒卧室里。奧黑爾在我的床頭桌上放了一本書。這是瑪麗·恩德爾寫的《德累斯頓，歷史，舞台和畫廊》，此書於一九○八年出版，前言是這樣開頭的：我希望這本小書對讀者有所幫助。本書企圖使英語讀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頓在建築上如何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樂上，由於幾個人的天才，如何達到今天的盛況；本書還著重指出藝術上幾個永恆的里程碑使該城的畫廊經常吸引畫家到這裏來尋求雋永的印象。

再往下我讀到以下的歷史：

如今，一七六○年，德累斯頓遭到普魯士人圍攻。七月十五日開始炮擊。美術陳列室着火。許多名畫被運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彈碎片嚴重損壞——特別是弗朗西亞的《基督的洗禮》。而後，莊嚴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樓——月夜觀察敵人動靜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沒了。這座教堂後來屈服了。與十字架教堂的可憐的命運相反，聖母院的圓頂雖然遭到普魯士炸彈陣雨般的襲擊，弗里德里克最後被迫停止圍攻，因為聽說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為了不致失去一切，我們必須到西里西亞去。”

德累斯頓遭到的破壞是慘重的。當學生時代的哥德訪問該城的時候，他還能看出那一塊塊糟透了的廢墟而感慨說道：“從聖母院的圓頂上我看到散佈在這井井有條的城市中心的一塊塊討厭的廢墟，聖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稱讚建築師的本領，說他已考慮到這令人不快的情況，把聖母院和圓頂造得堅不可摧。然後這位善良的看守人把四面八方的廢墟指給我看，沉思地、言簡意賅地說：“是敵人乾的！①”

【①此處引用哥德的話，原文為德文。】

第二天早上，我和兩個小女孩在華盛頓當年渡過特拉華河的地方過了河。我們到了紐約世界博覽會，看見了福特汽車公司和沃爾特·迪斯尼①所設想的過去情況，並看見了按通用汽車公司設想的未來世界。

【①美國著名的動畫片製片人。】

關於現在，我自問自：它有多寬、有多深，我有多少東西能留存。

後來，我在衣阿華大學著名的創作講習班開了兩年創作課。

我陷入了非常可愛的麻煩，不久又脫了身。我下午教課，上午寫作，誰也不準來打擾。我當時在寫德累斯頓那部名著。

大約就在那時，一位叫西摩·勞倫斯的好人給了我一份寫三本書的合同，我說：“好，三本書的第一本是我的那本名著德累斯頓。”

朋友們都叫西摩·勞倫斯為“山姆”。我現在對山姆說：“山姆——給你書。”

山姆，這本書又短又雜亂，因為關於大屠殺沒有什麼聰明話好說。人們設想大家都死去，不會再講什麼或要求什麼。人們設想大屠殺之後非常寂靜，實際上也的確如此，只有鳥兒除外。

鳥兒又說些什麼呢？難道對大屠殺就叫叫“普—蒂—威特”之類算完了嗎？我曾告訴我的兒子，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參加大屠殺，聽到屠殺敵人不應當感到得意和高興。

我還告訴他們不要為製造屠殺機器的公司工作，對認為需要這種機器的人要表示蔑視。

如我所說，我最近曾與友人奧黑爾重返德累斯頓。我們在漢堡、東柏林、西柏林、維也納、薩爾茨堡和赫爾辛基過得很愉快，在列寧格勒也一樣。這對我很有好處，因為我看到了為今後我要寫的小說構思故事的種種可靠背景材料。其中之一將稱之為“俄羅斯的奇異風格”，另一個將是“禁止接吻”，還有“金元大棒”，“如果偶然有機會”，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有一架西德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由費城飛經波士頓，再飛往法蘭克福。奧黑爾打算在費城上飛機，我準備在波士頓上飛機。

我們於是離開了。但是渡士頓有大霧，沒有通話聯繫，飛機只能從費城一直飛往法蘭克福。我在波士頓無所事事，漢莎航空公司把我和其他幾個無所事事的人用小汽車送往旅館，度過了無所事事的夜晚。

時間無法消磨。有人玩弄時鐘，不僅玩弄電動鍾，而且玩弄發條鍾。我手錶上的秒針顫動一下就算一年①，然後再顫動又算一年。

【①作者為下文的時間旅行埋下伏筆。】

我完全不能這麼做。作為地球上的一個凡人，我只能相信時鐘和年曆。

我帶了兩本書，準備在飛機上看的。一本是西奧多·羅斯克的《詠風詞》，其中我讀到這樣的詩句：

我慢悠悠地醒來，醒而復睡。

於無畏時知命，

於不得不去處知情。

另一本書是艾麗卡·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賽林納和他的夢幻》。

賽林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一名勇敢的法國士兵——後來他的頭蓋骨震裂了。從此以後他不能入睡，而且老聽到腦袋裏嗡嗡的聲音。後來他當了醫生，白天給窮人看病，晚上則通宵寫怪誕小說。他寫道：沒有與死亡跳過舞，就不可能有藝術。

真理即死亡，他寫道，我已儘可能地與它進行過恰當的鬥爭……與它跳舞，給它飾以彩燈，與它跳華爾茲圓舞……給它披上綵帶，使它愉快……

時間使他煩擾。奧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辦法購買死亡”中的奇異情景，賽林納想賽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鬧，他在紙上大聲疾呼：讓他們停下來……不要讓他們再動一動了……喂，讓他們站住不動……永遠地！……這樣他們就再也不會消失了！

我在旅館房間裏翻閱基甸①聖經，找關於大毀滅的故事。日頭出來后，羅得到了瑣珥。當時上帝將硫磺與火，從天上降到所多瑪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裏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

【①基督教旅客團契，它的一個活動是把聖經放在旅館房間裏。】

就這麼回事。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城裏住的都是壞人，沒有他們，世界還好些。

羅得的妻子被勸告不得回頭看這些人的家鄉。但是她卻回頭看啦，我感到她這一點很可愛，因為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

她為此被化為一根鹽柱子。

就這麼回事。

人們不許回頭向後看，我以後一定不再向後看了。

現在我已經寫完了我們這本關於戰爭的書，下次可要寫一本有趣味的書啦。

這本書是一個失敗，而且不能不如此，因為它是由鹽柱子①寫的。書的開頭是這樣的：

聽：

畢利·皮爾格里姆掙脫了時間的羈絆。

書的結尾是這樣的：

普－蒂－威特？

【①作者在這兒開玩笑，因為他回顧戰爭，向後看了，也可能變成鹽柱子，但富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