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特拉，當心！我們來了！”
斯拉普頓沙灘，厄波特里機場
1944年4月1日——6月5日
奧馬爾·布萊德利指揮的美國第1集團軍由第7軍和第5軍組成。第7軍由第101空降師、第82空降師和第4步兵師組成，第5軍由第1步兵師和第29步兵師組成。艾森豪威爾給布萊德利的任務是，在杜沃河入海口兩側建立灘頭陣地。法國的海岸線在杜沃河入海口處形成一個直角，東側是卡爾瓦多斯省的海岸，向北則是科唐坦半島的基部。第5軍的任務是攻佔卡爾瓦多斯海岸（目標地區的代號是“奧馬哈海灘”），第7軍將攻佔科唐坦半島的基部（代號“猶他海灘”）。登上猶他海灘的第7軍將處於登陸地區的最東側——登陸地區從左面（東側）的奧恩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科唐坦半島，長達65至70公里左右。
艾森豪威爾要給登陸作戰提供足夠的寬度，以便在第一波攻擊中投入足夠數量的步兵師，形成壓倒優勢，在希特拉的“大西洋牆”背後構築工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猶他海灘是5個攻擊目標中最容易的。在由英軍和加拿大軍負責攻擊的海灘（“奧馬哈”東側的“劍灘”、“朱諾灘”和“黃金灘”）上，有許許多多度假別墅、小商店、旅館飯店與娛樂場所，為德軍的機槍掩體提供了極佳的保護。在奧馬哈的海灘上，是拔地而起的懸崖峭壁，高達200到300英尺，使德國守軍能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的戰壕體系中，向從峭壁下離開登陸艦船的部隊開火。可是在猶他海灘既沒有懸崖峭壁，也沒有任何房屋，只有一些固定的鋼筋混凝土防禦工事，裏面配備的是大炮和機關槍。規模最大的工事在猶他海灘中段的馬德里安——這個要塞是根據附近一處由當年北歐海盜時期留下的神龕而命名的。不過，猶他海灘的地勢是舒緩的斜坡和低矮的沙丘。這就意味着通過這裏的海灘不會像通過奧馬哈海灘那麼艱難。
在猶他海灘的問題是在佔領灘頭之後。沙丘的後面就是低地，是當年羅馬農民放牧的地方。從海灘有四條狹窄、失修、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道路通向內陸。德軍司令埃爾溫?隆美爾元帥放水淹沒了土地，想迫使進入內陸的軍隊與裝甲車輛使用道路（艾森豪威爾的作戰計劃制定者們把它們稱為“堤岸道路”）。隆美爾把他的大部分大炮都部署在偽裝的陣地上或者強化的工事與碉堡中，它們都處於水淹地區之外的可以對這些道路進行炮擊的地方。他還讓他的步兵隨時準備佔領路西一側的防禦陣地，以便擊潰任何企圖攻佔他們陣地的部隊。
艾森豪威爾交給101師的任務是，奪取這些堤岸道路的出口，使用的方法是夜間空降。此舉的目的是打亂德軍部署，造成敵人的驚慌與混亂，控制這些道路的出口，不等德軍做出反應，就把他們的大炮摧毀。
這將是一次非常複雜，變數很多，危險性極大的行動。要想有機會成功，就必須不斷演練。要使演練具有真實性，就必須在英國找到一段與猶他海灘相似的海灘。
英格蘭西南德文郡的斯拉普頓海灘，就與猶他海灘非常相似。狹長的海灘與內陸乾地之間是一個淺水湖，湖的四周是沼澤地。有兩座橋橫跨在海灘與高地之間。所以，第7軍就在斯拉普頓海灘，演習擬在D日準備擔任的角色。
4月末，整個第7軍都投入了代號為“虎”的演習。E連乘卡車來到托基海岸的一家度假旅館，在裏面美美地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他們乘車到了斯拉普頓海灘後面一個地區。那裏的老百姓已經全部撤空轉移了。部隊在露天裏睡到半夜，然後又乘車來到一個模擬空降地帶。全連集合起來之後，在薄霧中行進到離海灘1英里的一個高地上，構築防禦工事，以便守衛那裏的一座橋樑。
根據韋伯斯特的記載，到了黎明時分，“我們看見一支龐大的兩棲艦隊逐漸靠近，準備登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次集中這麼多的艦艇。準備登陸的艦隊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壯觀的。”不過，他沒有看見前一天晚上的一場災難。德國魚雷艇悄悄地混進運載第4步兵師的運兵登陸艦和其他大型艦艇中間。德國人擊沉了兩艘運兵登陸艦和一些其他艦艇，造成900人溺水身亡。盟軍對此事秘而不宣，因為害怕它會挫傷部隊士氣，因為他們將乘坐運兵登陸艦在法國登陸（這件事被掩蓋了40餘年，顯然是出於尷尬）。
韋伯斯特看見第4步兵師的人從海灘攻上來，從E連陣地前面穿過。後來他在日記里寫道，他們“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嘴裏罵罵咧咧”。他的日記中還記錄了軍官對士兵們說的話：“我們不能寫有關托基演習的情況。”下午，E連進行了25英里的長途行軍，然後在樹林中露營。4月28日早晨，他們乘卡車返回奧爾德本。
那個周末，馬拉其、查克·格蘭特、沃倫·穆克和喬·托伊獲准去倫敦。同去的還有穆克最好的朋友，來自紐約州托納萬達，在501傘降步兵團服役的弗里茨·尼蘭德。他們在倫敦見到了尼蘭德的哥哥鮑勃。鮑勃是第82空降師的一個班長，曾在北非和西西里參加過戰鬥。他們晚上就在一家酒吧里，聽鮑勃·尼蘭德講戰鬥經歷。他說了一句使馬拉其終身難忘的話：“如果你想成為英雄，德國人很快就會成全你——死的。”在返回奧爾德本的火車上，馬拉其對穆克說，從鮑勃·尼蘭德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已經失去了戰鬥力。
5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在奧爾德本的E連演練了更多的科目，包括襲擊炮兵陣地、橋樑、堤道等。有一次演練的是跳傘后的直接襲擊行動，其他時候則是模擬空中飛行，然後從卡車上“跳傘”。
從5月9日至5月12日，101空降師舉行了由全師所有人員參加的代號“鷹行動”的D日進攻預演。E連使用的厄波特里機場就是它在D日將使用的機場。人員與裝備都上了實際攻擊那一天將使用的飛機。起飛、跳傘與集結都是儘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計劃進行，包括在空中飛行的時間都要求相同。
由於每個人所攜帶的裝備都很多，所以登上C-47也不容易。每個人的負載都超重，因為幾百年來軍人出征之前，總是要為能想像到的各種緊急情況做些準備。發放到每個人手上的背心與長內褲都經過浸漬處理，能防止可能的化學武器的傷害。這就使他們行動受到影響，身上發出異味，渾身發癢，體熱難以散發，不斷冒汗。戰勤服的上衣與褲子也是經過處理的。每個人軍上衣的衣領里都有一把軍用小刀，如果跳傘后降落在樹上，就可以用小刀割開降落傘並割斷繩子解脫自己。在他們肥大褲子的口袋裏，有小勺、刀片、襪子、盥洗用品袋、電筒、地圖、三天的K號乾糧、一隻緊急充饑袋（內有四塊巧克力、一包“魅力”牌口香糖、咖啡粉、糖，還有火柴）、彈藥、羅盤、兩枚殺傷手雷、一枚反坦克雷、一隻發煙手雷、一隻甘蒙式炸彈（兩磅重的塑型炸藥，用來對付坦克的），再有就是每人兩盒香煙。士兵的軍裝外面還披掛有子彈帶、拉索、點四五口徑的手槍（軍士與軍官為配發，二等兵得自己去弄，不過大多數都有）、水壺、工兵鍬、急救包，還有刺刀。在這些東西上面再套上傘兵裝具，包括背在後面的主降落傘包以及固定在胸前的備用傘。防毒面具綁在左腿上，傘兵刀或刺刀綁在右腿上。士兵的胸前還掛着野戰背包，裏面是他的換洗內衣和彈藥，有時候放的是一管管的炸藥，此外就是分解開的步槍、機槍或者迫擊炮呈對角線斜挎在備用傘下方，雙手則空出來控制降落傘的弔帶。在所有披掛的上面，他還要穿上飛行救生衣，最後再帶上頭盔。
有些人還再帶上一把刀。有些人還能騰出一些地方多帶些彈藥。戈登覺得自己帶上機關槍之後，總共的重量是正常體重的兩倍。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別人的扶助下才上了C-47的。登機之後，他們擠得動都動不了。
泰勒將軍千方百計為“鷹行動”調來足夠數量的C-47。在整個歐洲戰區，都需要用這種飛機來提供不間斷的後勤保障，在飛機調用方面，部隊運輸機指揮部的排名被放在最後。這種飛機在裝備方面很不完善。它的油箱上沒有防高炮火力的護板。
5月10日至11日，E連接受了“鷹行動”的簡令。他們的目標是一個可以控制海灘的炮兵陣地。5月11日黃昏時分，E連起飛。飛機在英格蘭上空進行了“一段飛行”，時間達兩個半小時。午夜剛過，他們就跳傘了。對E連來說，這次演習非常順利。其他連則碰到了一些麻煩。2營司令部直屬連所在的機群正好遇上德國飛機空襲倫敦。高射炮火對空射擊，機群編隊被打散。飛機駕駛員找不到降落場地。運送502團H連的9架飛機中有8架把傘兵空投到距空降地帶9英里的蘭姆斯堡村。有29架飛機載着機上的傘兵盡數返回機場。其他一些人胡亂地跳傘下去，發生了許多事故。將近500人骨折、扭傷或受了其他傷。
在這一片混亂中，空降兵的司令官們惟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根據傳統的說法，不成功的綵排預演將帶來非常成功的首場演出。
5月31日，全連整隊被帶到沿亨格福特路停放的卡車上。奧爾德本有一半的人，包括幾乎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到那裏向他們揮手告別。許多人在流淚。小夥子們留下的包裹給人們留下了希望：他們還會回來。
訓練已經結束。整個訓練持續了24個月，而且幾乎是不間斷的。戰士們個個都經過了千錘百鍊，達到了人的身體所能達到的極限，就連職業拳擊手和橄欖球運動員也難以相比。他們遵守紀律，隨時準備毫不猶豫地執行命令。他們不僅善於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知道如何使用其他武器，還熟悉並能夠使用德國武器。他們會使用無線電，知道各式各樣的手語，能識別多種煙霧信號。他們在戰術方面也是行家，無論他們面臨的是炮兵陣地、碉堡、戰壕，還是由機槍守衛的小山頭，都能夠對付。每個戰士都知道班長和排長的義務與責任，並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代行他們的義務與責任。他們知道如何炸毀橋樑，如何使大炮失去功能。他們能很快構築起防禦陣地。他們能在野外生存，能在散兵坑裏睡覺，能日夜兼程地行軍。他們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E連，他們交了最好的朋友，這是以前沒有交過，以後也不會再交到的朋友。他們隨時準備為這樣的朋友去犧牲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們會為自己的朋友去消滅更多的敵人。
他們做好了準備。當然，第一次上戰場是一種終極體驗，一個人是永遠不可能做好充分準備的。上戰場是多年前就有思想準備的，它是一種考驗，而且會引發焦慮、渴望、緊張、害怕失敗、期待等。它很神秘，而增強這種神秘感的原因是，那些經歷過這種神秘的人無法描述它的樣子、它給人的感覺，除了他們自己中彈，或者打死別人時的異常情感反應。無論經過怎樣艱苦的訓練，無論這種訓練有多逼真，對於真正戰鬥中的緊張激烈程度，任何人都無法做到有充分的準備。
E連官兵信心百倍，也充滿恐懼地離開了奧爾德本。
E連在英格蘭西南部的集結地距離海岸大約10英里，是厄波特里機場旁邊的一塊開闊地。連隊住在金字塔式的大帳篷里。韋伯斯特寫道：“我們的生活標準大大提高了。食堂[方形帳篷]對我們很熱情（‘孩子們，再吃點兒？隨便吃吧——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們把烤雞、水果雞尾酒、抹了很多黃油的白麵包痛痛快快地吃了個夠。我們意識到這是屠宰前的催肥，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們第二次再去吃。”
穿着德軍軍服、攜帶德國武器的軍隊在集結地區到處閑逛，為的是使攻擊部隊的人熟悉敵人的模樣，熟悉他們使用的武器。
6月2日，向連級軍官們傳達簡令的，是從E連調到2營當情報參謀的尼克遜中尉和當作訓參謀的赫斯特上尉。根據顯示地貌特徵、房屋、道路、沙丘等情況的沙盤以及地圖，兩位參謀解釋說，E連將傘降在聖母教堂以南大約10公里的聖瑪麗德蒙特附近，目的是消滅村裏的德國守軍，奪取2號堤道的出口，也就是從海灘通向布貝維爾村北面的那條路。3排的任務是炸毀從馬德里安通向內地的通信線路。
由尼克遜、赫斯特以及其他參謀向各連下達簡令時，所提供的信息之詳細實在令人吃驚。他們所展示的空降地帶航拍照片上，不僅有道路和各類建築等，連散兵坑都清晰可見。506團的一名成員回憶說，他們給他所在的連介紹情況說，在他們的目標地聖古姆德蒙特的德軍指揮官有一匹白馬，與一名法國教師相好。這名教師所住的那條小街，離瞄準一號堤道的大炮掩體只隔兩幢房屋。每天晚上8點他都要出來溜狗。
每一位軍官都要記住自己連隊的任務，知道自己所在的排以及其他排任務的細節。要能根據記憶繪出整個地區的地圖。有一點向他們講得很清楚:德國人所依仗的，主要不是固定的海岸防禦工事，而是他們自己的反擊能力。只要發現第4步兵師的部隊企圖在某個地方跨越堤道。他們的機動預備部隊就會進行反擊。傳達簡令的參謀向各位軍官特彆強調:不管他們的排在什麼地方，也不管他們集結起多少人，只要他們發現德軍向堤道運動，就必須用全部火力向敵人射擊。即使只能拖住敵人5分鐘，也會對猶他海灘的勝負產生很大影響。每項任務的重要性都強調得清清楚楚。溫特斯說：“我的感覺是，我們一旦進入之後，整個的就他媽靠自己了。它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了。”
6月3日，溫特斯和其他排長們分別把自己的部下帶進作為簡令室的帳篷，讓他們看沙盤和地圖，並向他們介紹了他們所知道的情況。
瓜奈若中士有些內急，抓起一件上衣就往廁所走去。他坐下之後，把手伸進口袋裏，結果摸出一封信來，是寫給馬丁中士的——他錯拿了馬丁的衣服——不過，瓜奈若還是看了這封信。信是馬丁的妻子寫的。他們是1942年在佐治亞州結的婚，所以連里大多數人他妻子都認識。她在信上說，“不要告訴比爾（瓜奈若），他弟弟已經在意大利的卡西諾陣亡了。”
瓜奈若後來談到這件事的時候說：“我當時怒火中燒的情況你簡直難以想像。我發誓到了諾曼第之後，德國鬼子一個也別想活。我簡直要瘋了。他們把我送到法國，等於放出來一個殺手、一個瘋子。”
6月4日E連收到了彈藥，還發了相當於10美元的新法郎（都是剛剛在華盛頓印製完成的），一隻應急救生包，裏面是一張綢質法國地圖、一隻小銅羅盤、一把鋼鋸。他們還得到一面美國國旗，然後把它縫在跳傘服右邊的袖子上。軍官們取下軍服上的標誌，在鋼盔後面畫上豎杠。軍士的鋼盔後面畫的是橫杠。每個人都得到了暗號，是“電閃”，口令是“雷鳴”，回答是“歡迎”。他們還領到了在廉價雜貨店就能買到的小型金屬蟋蟀信號器，以用做相互識別的另一種方法：按一下（發出咔嗒聲或一次蟋蟀叫聲），對方的回答是按兩下（咔嗒……咔嗒或發出兩次蟋蟀叫聲）。
戰士們一整天都在一遍遍地擦武器，磨刀，調整降落傘，檢查裝備，而且一根接一根地抽煙。許多人都把頭髮剃掉了，也有的剃成莫霍克族人的髮型（兩面都剃光，中間留一道或兩道一兩英寸長的頭髮，從前面一直延伸到後腦勺）。二等兵弗里斯特·古思和約瑟夫·利布戈特給大家剃頭，向每個人收取15美分。
辛克上校下到連里來的時候，正好看見大家在剃頭。他微笑着說：“我忘記告訴你們了，幾個星期之前，我們得到正式通知說，德國人對法國老百姓說，盟軍的登陸部隊將由美國傘兵打先鋒，他們都是被判過刑的壞蛋和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就能識別，因為他們都剃着光頭，或者剃的幾乎是光頭。”
雷蒙德·施米茨中尉決定來點體育活動消除一下緊張氣氛。他向溫特斯挑戰，要和他進行拳擊比賽。“來吧，溫特斯，我們到帳篷後面去打一場拳擊吧。”
“不去，走開走開。”
施米茨纏住他不放。最後溫特斯說：“那好，我們就摔跤。”
“去你的吧，夠了，你一直在讓我跟你摔，走吧。”
上大學的時候，溫特斯就是一名摔跤手。他立刻就制服了施米茨，不過把他摔得太狠了。施米茨的椎骨兩處骨裂，被送進了醫院，沒有參加諾曼第登陸作戰。他在3排的副手羅伯特·馬修少尉取代了他的職務，由利普頓中士擔任副排長。從那天晚上開始，一直到他們把降落傘背上準備出征的時候為止，不斷有人找溫特斯，面帶微笑地要他把他們的手臂摔斷或者把他們的椎骨摔裂。
泰勒將軍深入到士兵當中對他們說：“給我狠狠地打它3天3夜，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會輕鬆了。”這談何容易。3天3夜呢，溫特斯心下思忖着：這我可以相信。泰勒將軍還說，C－47在飛越法國海岸線的時候，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如果有人被高炮火力擊中，他希望這個人能站着，要像個男子漢。這條命令不是要大家裝得很勇敢的樣子。如果飛機被擊中，已經掛上鉤並準備跳傘的人才可能還有機會跳出去。泰勒對馬拉其那個排的人說，要用刀子戰鬥到天明，而且“不要抓任何俘虜”。
6月4日夜晚，全連享用了一頓美餐：牛排、青豆、土豆泥、白麵包、雪糕、咖啡等，而且都沒有限量。這是他們到英國9個月以來第一次吃雪糕。馬丁中士記得有人對他說，“晚飯吃上雪糕的時候，你就知道就是那天晚上了。”可是那天夜晚風很大。正當部隊準備整隊去乘C－47的時候，卻接到通知讓他們不要登機。艾森豪威爾決定推遲登陸行動，因為天氣太惡劣。
E連到一個方形帳篷里去看電影。戈登還記得那是由加里·格蘭特與拉蕾蓮·戴主演的《幸運先生》。利普頓和埃爾默·默里（連作戰士官）沒有去看電影。他們一個晚上都在探討可能出現的不同作戰局勢以及如何應對的問題。
到6月5日下午，風漸漸停了，天空稍稍放晴。有人發現一些聽裝的黑色與綠色的顏料。有些人開始模仿小比格霍恩的印第安蘇族人把臉塗上顏色，在鼻子和腦門上畫上豎道道。還有些人用炭把臉塗得黑黑的。
晚上8點30分，全連按18個人一組，根據自己要上的飛機排好隊，齊步走向機庫。溫特斯寫下了這樣的話：“沒有人唱歌，沒有人歡呼。就像是一次死亡進軍。”他記得他們從駐守機場的英國高射炮部隊旁邊走過。“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英國佬真情流露，他們的眼睛裏閃動着淚花。”
在機庫，跳傘長們都領到了兩沓紙，然後分發給每個人。紙上有艾森豪威爾當天發佈的命令，還有辛克上校的一段話。“今天晚上是一個特殊的夜晚。”辛克說，“願上帝與你們這些優秀的軍人同在。”艾森豪威爾命令的開頭是：“盟軍遠征軍的陸海空三軍的將士們：你們即將開始偉大的十字軍征戰。為此我們已經進行了幾個月的艱苦努力。現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你們……祝你們旗開得勝。讓我們共同祈禱，願萬能的上帝賜福於這一偉大而崇高的事業。”
除了這些鼓舞士氣的話語，跳傘長還分發了防暈機葯。是誰想到了這種藥片，確實是個謎。為什麼要分發這種藥片則是個更大的謎，因為暈機基本上不是什麼問題。
還有些事也很新鮮。英國空降兵想出了“腿袋”的辦法。這些袋子裏放有彈藥、無線電、機槍三角架、醫療器械、高爆炸藥以及其他裝備。一個快速釋放機械裝置將它們釋放后，一根20英尺長的繩子把它們與傘兵的降落傘連在一起。降落傘張開的時候，傘兵就負載着腿袋的重量。他拉動繩索，鬆開綁在腿上的腿袋，讓它下落到繩子的底端。腿袋先於傘兵着地。從理論上來說，傘兵應當落在腿袋上，無須花時間去尋找自己的裝備。這似乎非常合理，可是之前美國傘兵中沒有一個帶着腿袋跳過傘。美國人很喜歡這個辦法，盡量把東西往腿袋裏塞，像地雷、彈藥、分解的衝鋒槍等等。
他們把自己的裝備、降落傘和腿袋都扔進了停候在那裏的卡車上，然後自己爬上去，隨車來到待命起飛的飛機旁。
溫特斯在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到了之後，我們開始披掛。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出色的跳傘長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時候。把所有東西都掛在身上之後，要把它們捆紮緊，要做到既舒適又安全。然後把降落傘放在最上面，而且要頭腦靈活，說得大家滿意，覺得一切都好了為止。”
他們全副武裝地坐在機翼下面等候着。緊張情緒在加劇。他們相互之間說道：“這次跳下去之後，你的問題就開始了。”這是一次“萬元跳”（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萬美元的人壽保險）。有些人費力地站起來，走到跑道邊上放鬆一下緊張心情，走回來，坐下，可是過了兩分鐘，又開始重複剛才的過程。喬·托伊記得米漢中尉來到他的飛機下對戰士們說：“不抓俘虜。我們不要抓任何俘虜。”
晚上22點開始登機。跳傘長推着他們上扶梯，因為他們每個人至少負重100磅，許多人負重達150磅。101空降師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機門口的時候，轉身面朝東大聲喊道：“希特拉，當心！我們來了！”他的話代表了兩個空降師的13，400名官兵的心聲。
連長托馬斯·米漢坐在飛機上，草草給妻子寫了幾句話：“我最親愛的安妮：再過幾個小時，我就將率領這個世界上最好的連隊進入法國了。我們會狠狠地打擊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並不特別害怕，但在內心深處，我特別希望能將你擁在懷裏。我愛你親愛的——永遠，你的湯姆。”
米漢從打開的機艙門把紙條遞給機組的一個朋友，請他轉交給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漢曾經給安妮寫過一封比較長的信，寫了為什麼他和他的戰士們會坐在飛機里，準備去解放法國，征服納粹德國。他在信中寫道：“作為美國人，我們很幸運。至少我們沒有欺負那些受壓迫者。我在想這是不是因為並沒有所謂‘美國人’——不過是一幫移民；抑或是因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地球對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為‘美國人’是那些講求邏輯、仇恨壓迫、熱愛自由勝過生命的歐洲人的後代？那些雄偉的山脈與高聳的樹木，清涼的深湖與寬闊的河流，綠色的山谷與白色的農舍，空氣、大海與風，平原與大城市，生活的氣息——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這一切，我們也無法避開其他的東西。我們千百萬人中的每一個人都掌握着這些珍貴的東西，可是還有數百萬人在為生命的勝利而呼喊。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我們都想生活幸福並給別人以幸福。可是還有另外一種人，他們要把它從我們手上奪走……”
“這些人總是想辦法得到自己的發言權，戰神總是近在眼前。我們知道怎樣贏得戰爭。我們現在必須學會贏得和平……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不想讓他再經歷這一切，但是我想讓他強壯有力，這樣就沒有哪個傻瓜敢動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國一樣應當強大無比，但又要像耶穌一樣仁慈。”
23點10分，發出隆隆巨響的C－47開始在跑道上滑行。飛機爬升到1，000英尺之後，開始盤旋，每3架組成一個V形編組，隨後組成一個巨大的V形編隊機群。在飛往法國的途中，大多數人都發現，即使想不睡覺都做不到。這就是那些藥片的作用。從那天晚上到第二天，傘兵們都有點發困。喬·托伊在飛行途中就睡著了。他回憶說：“我這一生當中從來沒有這麼鎮靜過。見鬼，跳傘演習的時候，我反而更激動。”
在溫特斯的飛機上，二等兵喬·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轟鳴聲所淹沒。像大多數飛機上一樣，戈登的飛機上，每個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禱。來自弗吉尼亞的二等兵韋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聲喊道：“有沒有人想買一塊好表？”這句話引起一陣鬨笑，使緊張氣氛有所緩和。
整個途中溫特斯都在祈禱，祈禱讓他活着回來，祈禱不要讓他失敗。“每個人的腦子裏都在想，‘遇到對方開火的時候，我怎麼反應？’”
由於施米茨中尉住進了醫院，利普頓擔任了他那架飛機的跳傘長。飛機駕駛員給傘兵們一個選擇：在飛行途中，他們可以把艙門開着，進些新鮮空氣，如果飛機被炮火擊中，他們還有機會往外跳；他們也可以把門關上，這樣他們就可以抽煙。他們選擇把門開着，這樣利普頓就可以躺下，頭還可以略微伸出門外。大多數人都睡着或幾乎睡著了。這就是暈機片的作用。
C－47飛越英吉利海峽的時候，利普頓看到了一個壯觀的景象，這是任何人都沒有見到過的，而且以後也不會再見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從空中看到它的人終身難忘的景象：6，000艘艦船組成的攻擊艦隊正在向諾曼第進發。
戈登·卡森與韋爾什中尉在一起。飛機在飛越海峽的時候，韋爾什告訴對坐在前面的人說：“向下看啊！”他們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艦船的道道尾跡。誰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艦艇和船隻。”卡森感慨地說，“你一定會產生一種敬畏之情，與這樣大的行動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6月6日凌晨1點，機群飛越根西島與澤西島之間的小島。溫特斯機上的飛機駕駛員對着他大聲說：“還有20分鐘。”乘務長把艙門打開，給站在一號位上的溫特斯送了一股新鮮空氣，也使他看到了下面的海岸線。“起立，掛鈎！”大聲下達指令。紅燈亮了起來。
凌晨1點10分，機群飛越海岸線后，遇到了厚厚的雲層。機群編隊開始分散。領頭的V形編組徑直往前飛去，跟在後面的兩個V形編組則改變了方向。處於右側的向右轉彎，而處於左側的則左轉。這是飛機駕駛員做出的自然反應，也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因為他們害怕發生空中相撞。他們飛出雲層——它的寬度僅僅一兩英里——每個飛機駕駛員都與其他人失去了聯繫。只有領隊的3架飛機上有導航裝置，能指引駕駛員飛向空降導航員的“尤利卡”信號。由於編隊已經不復存在，其他飛機的駕駛員都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或者到什麼地方該打開綠燈。他們只能靠估計。
駕駛員們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心裏很害怕，突然產生了另一種擔心。地面的高射炮開始向他們射擊。藍色、綠色和紅色的曳光彈劃破了夜空。是小口徑的，20與40毫米的。它們擊中飛機的時候，發出的聲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鐵皮罐里搖動時的聲音。在哈里·韋爾什的飛機上，有些高炮彈片擊穿的地方，就是他一分鐘之前坐過的地方。
在打開綠燈之前，駕駛員應當減速，可是戈登卻有這樣一段記載：“他們突然陷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他們根本不曾有過任何作戰經驗，所以絕對嚇壞了。他們像個用腳在思考問題的笨蛋，非但沒有減速，反而踩下了油門。他們說，‘上帝呀，常識告訴我，越早離開這個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對坐在後面的傘兵們來說就糟糕了。不過還是隨它去吧，我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於是許多駕駛員都把速度提到每小時150英里。儘管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處於什麼位置，只知道是在諾曼第上空的某個地方，他們就打開了綠燈。
傘兵們開始嚷嚷起來：“走吧，走吧。”他們想離開這些飛機，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這樣急切地想往下跳。利普頓的飛機在顛簸搖晃，傘兵們都大聲嚷嚷着：“讓我們出去！”他們的飛行高度只有600英尺，40毫米的高炮曳光彈離他們越來越近。利普頓記得“就在曳光彈從離開機尾不遠的地方竄上去的時候，綠燈亮了。”他跳了下去。第二個跳的是二等兵詹姆斯·阿利。第三個是二等兵保羅·羅傑斯。阿利根據要求把腿袋扔出去並隨之跳出去，可是卻摔倒了，頭和半個身子掛在機艙的門外面，那隻腿袋就懸在門下面，都快把他撕成兩半了。人高馬大的羅傑斯一把把他掀了出去，自己緊接着也跳了下去。
利奧·博伊爾是他那個小組最後一個往下跳的。綠燈亮起來之後，出現了“極大的騷動”，人們開始跳進夜空。飛機突然發生傾斜，他重重地摔倒。飛機是在帶坡度拐彎。他只好伸手抓住門的下方，把自己向門口拽，然後翻滾着離開了C－47，進入夜空。
到處都是曳光彈。第66編組中的領頭飛機是由哈羅德·卡佩魯托中尉駕駛的。來自地面的子彈擊穿飛機后，又從機身頂上飛出去，打得火星直冒。飛機暫時保持其方向與速度未變，接着開始緩慢的橫轉飛行。後面一架飛機的駕駛員弗蘭克?德弗利塔回憶說，“卡佩魯托飛機的着陸燈開始閃亮。就在他們似乎就要成功的時候，飛機撞到一叢灌木，隨即發生爆炸。”在那架飛機上的有米漢中尉、埃文斯軍士長、以及連部所有其他人，包括曾經與利普頓長談過如何處理戰鬥中出現的不同情況的默里中士。他根本沒有能夠體驗到他與利普頓所談到的任何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E連在還沒有投入作戰的情況下，就先失去了排長施米茨、連長米漢和軍士長。
二等兵羅德·施特羅也是超負荷的士兵之一。他沒有能打開備用傘。“我記得當時心裏在想，媽的，如果你需要它，卻打不開，那很快就完蛋。如果你不需要它，那就用不着了。”他的飛機被擊中，高度開始下降。他那個跳傘組都跳下去了，“駕駛與副駕駛和我們一起跳了出來”。
喬治·魯茲在韋爾什的飛機上。登機時，他差點上不來，因為他除了正常的負載之外，還攜帶了一台無線電和一些電池。當時是幾個航空兵幫了他一把，才把他推進飛機的。上了飛機之後，他跟韋爾什說，“中尉，你把我排在跳傘組的第五個，我恐怕連門口都走不到。”所以韋爾什讓他跟二等兵羅伊·科布換了個位置。高射炮火開始后，（魯茲回憶說：“你可能就在它的上方。”卡森則說：“真是不可思議，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想跳出去。”）科布喊了一聲：“我中彈了。”
“你還能站起來嗎？”
“站不起來。”
“把他的掛鈎解開。”韋爾什命令道。邁克·蘭尼把科布的掛鈎從拉傘鋼纜上取下。（二等兵雷德回憶說：“科布有些垂頭喪氣。經過兩年的緊張訓練，現在不能參加這次重大的空降，是很倒霉的。”）就在這時候，紅燈開始閃亮，一秒鐘之後，飛機被擊中。韋爾什說：“我沒有辦法解釋了，只說了一聲‘走！’就跳了出去。”魯茲把裝着無線電與其他東西的腿袋踢出艙門，隨後躍進夜空。
13，400名美國最優秀的青年軍人就這樣撲向了希特拉的“歐洲堡壘”。為了這一時刻，他們已經進行了兩年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