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跟我來！”
諾曼第
1944年6月6日
他們跳傘的時候，飛機飛得太低，太快。他們攜帶的裝備太多，而且運用了一個未經檢驗、結果證明有嚴重錯誤的技術。他們一跳出飛機，腿袋就開始鬆脫，徑直墜向地面，後來幾乎一個都沒有找到。與此同時，他們還受到螺旋槳氣流的衝擊。在這種超重、超速的情況下，張傘產生的震動比他們以前感受的要劇烈得多。從500英尺高處或者從這個高度以下跳傘，從張傘到着陸，前後僅有幾秒鐘時間。他們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塊紫一塊，過了一個多星期才好。
在幾天之後的一篇日記中，溫特斯中尉曾寫下了如下一段話，想再現他當時在天上那幾秒鐘之內的想法：“我們的時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裝備都下去了。當心，小夥子。當心。媽的，他們想用機關槍把我打下來。滑落了！滑落了！盡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叢里了！那挺機槍，真他媽的。那是條路……樹木——但願別碰上它們。‘砰’，不算太糟。現在趕快離傘。”
緊跟在溫特斯後面跳傘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訓練中學過的動作。降落傘打開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劇烈的震動。”他的腿袋鬆脫，“成了歷史”。他能聽見聖母教堂的鐘聲，看見鎮上有燃燒的火光。機關槍子彈“離我越來越近。我爬到降落傘弔帶的上面。見鬼，我朝着那排樹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從樹木上方飄過的時候，把腿向上收縮，以免碰在樹上。“我突然嚇壞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處，一挺德國四管聯裝的20毫米高射機槍正朝着它上方的C－47開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運，德國人的火力線正好是背對着他，儘管他離他們才40碼左右，但由於噪聲太大，他們並沒有聽見他着地的聲音。
克里斯坦森從降落傘中解脫，拔出6響的左輪手槍，蹲在一棵蘋果樹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渾身上下紋絲不動。
“突然我看見10碼開外的地方有動靜。一個頭戴鋼盔的人影正匍匐而來。我伸手拿出信號器一按，發出‘咔嗒’的響聲。沒有回答。那個人影又朝我這邊爬過來。”
克里斯坦森用左輪手槍瞄準那個人的胸部，然後又按了一次信號器。那人舉起雙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開槍。”原來那人是他的機槍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羅·羅賓斯。
“你這個小笨蛋，究竟怎麼回事？為什麼不用信號器？”克里斯坦森壓低嗓門怒沖沖地問道。
“我信號器上的按鍵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腦里的腎上腺素降下來了。他倆開始退出德國人的陣地。他們碰到比爾·蘭德爾曼的時候，發現一個德國人死在他的腳下。蘭德爾曼說，他從降落傘中解脫之後，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個德國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槍朝他衝過來，蘭德爾曼擋開那個德國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這個德國佬玩拼刺刀找錯了對象。”克里斯坦森說。
韋爾什跳傘的時候，他的飛機高度只有250英尺（“頂多就這個數”——他後來回憶說）。他跳出飛機之後，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墜毀。他說，爆炸的氣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後向外拋去，“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墜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時，他的降落傘及時張開了。他“砰”地一聲着了地，雖然很疼，但卻沒有把命送掉。
E連的大多數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雖然他們能根據飛機的飛行方向判斷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夠時間準確調節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卻寥寥無幾。
他們的行動徹底砸了鍋。他們原本希望在聖瑪麗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帶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連能很快集結起來，可是現在全泡湯了。這都是因為那些飛行員遇到黑雲層之後所採取的規避行動，結果E連的人散落在從卡朗唐到拉萬諾維爾的20公里範圍之內。E連的空降導航員理查德·賴特和卡爾·芬斯特梅克爾因飛機被擊中，掉進了英吉利海峽（他們后被英國皇家海軍韃靼號艦救起，由空海搜救隊送回英國）。
二等兵湯姆·伯克斯落在聖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裏跳傘的大多數人一樣，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飛機從頭頂上方呼嘯着低飛而過，曳光彈在對它們進行圍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國傘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運動，有的在匍匐前進，四周是一片噠噠噠的機關槍聲。伯吉斯用小刀割斷繩索，從降落傘中解脫后，用信號器向一位自己不認識的中尉發出聯絡信號。他們利用隨處可見的低矮的灌木藩籬的掩護，一起向海灘方向運動。這時候另外一些傘兵加入到他們行列中，有的來自第82空降師（該師在傘降過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還有的來自101空降師各個團。他們與德國巡邏部隊偶爾發生一些短暫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給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務。天剛蒙蒙亮的時候，他順着藩籬來到一個拐角處。隱蔽在兩道藩籬交會處的一個德國兵站了起來，可是伯吉斯沒有看見。那德國兵朝下面開槍，子彈穿過伯吉斯的右頰，打碎了顴骨，打斷了頜骨韌帶，然後從脖子後面鑽了出來。他的面頰、耳朵和脖子背後血流如注，流出來的血差點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來。”47年後，伯吉斯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他們曾經反覆告訴我們，如果你中彈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動。最糟糕的舉動就是狂躁。”所以他盡量使自己保持鎮靜。跟他一起的幾個人盡量把他保護起來，用繃帶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把他扶到附近一座農舍的穀倉之後，他就癱在乾草上昏死過去。
半夜裏，有個法國農民“從家裏出來，到穀倉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還帶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個農民找來兩個醫生，借給他們一輛馬車。伯吉斯被他們用這輛馬車送到了海灘，而後撤回英國，再轉送到美國。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頓。他一直按照醫生的規定只吃流質，到1945年3月他才開始吃飯，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過那頓飯之後的第一口飯。
戈登着地時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應該幹什麼——把機槍組裝起來。他躲進藩籬，把機槍裝好。組裝完成之後，“我注意到有個人影過來了，我從他走路的姿勢看出他是約翰。尤班克斯。”過了不一會兒，福里斯特·古思與他們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戈登對尤班克斯說：“問他口令。”還沒等尤班克斯發問，那人就大聲說出“電閃”。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鳴”）給忘了，也沒有想到信號器是進行敵我識別的另一種方法，就回答說“閃電”。那人朝E連這3個人扔過來一隻手雷。他們趕緊散開，手雷爆炸了，所幸沒有人受傷。那個人也不見了。這對他們3個人來說也許是件好事，因為顯然那個人太緊張，是不會相信他們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開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籬向海灘方向運動。他們看見一名美國傘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後跳進一條排水溝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雲很稀少，能見度比較好）。戈登讓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動，他過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溝邊，“我看到的是兩隻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對着我臉的手槍槍口”。
“戈登，是你？”原來是弗洛伊德·塔爾伯特中士。這下有了4個人。他們繼續朝海灘方向匍匐前進。在拂曉前大約4點半左右，古思自己聽見了一個聲音，並確信那是兩噸半的美軍卡車組成的車隊隆隆駛來的聲音。這怎麼可能呢？海上登陸根本還沒有開始，更不用說有車隊登陸了。從內陸傳來的巨大爆炸聲回答了這個問題：古思聽見的聲音來自從頭頂上方飛過的炮彈，是離海岸不遠的戰列艦上16英寸大炮打來的。
E連這4個人與502團的一個小組合為一股。那個小組剛剛攻佔了德國人設在農家大院裏、控制拉萬諾維爾海灘北面交叉路口的一個要塞。這一天，他們就在那裏進行防守，打退敵人的反撲。在D日後一天的早晨，他們出發向南去尋找自己的連隊。
吉姆·阿利着陸時摔在一幢房子後面的圍牆上。這種法國圍牆的牆頭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劃破了好幾個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縮到花園的一個角落，正準備割斷繩索的時候，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來是一個站在矮樹叢中的年輕法國女子。
“我是美國人。”阿利低聲說。
“走吧，走吧。”她說罷就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東西集中在一起（13發60迫擊炮彈、4枚地雷、M－1的彈藥、手雷、食品、迫擊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他剛爬上牆頭，就引來了一陣機槍掃射。子彈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濺了他一身，他趕緊跳進院子裏。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該怎麼辦。他吃下一塊“好時”巧克力，決定從前面出去。他還沒有來得及動，那年輕女子就從房子裏出來，看了他一眼，就從前門出去了。阿利心想，“原來如此。那我就守在這兒了。”她很快就回來了，緊跟着她進來的是一個當兵的。“我用槍對着他，他用槍對着我。”他們都認出了對方。那人是505團的。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阿利問道。他得到的回答是“聖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團的行列中。拂曉時分，他遇到了E連的保羅·羅傑斯和厄爾·麥克朗。當天以及那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隨同505團一起作戰。
在整個科唐坦半島上，從當天夜裏一直到D日，美國傘兵都是如此——進行小規模作戰，組成臨時戰鬥單位，防守陣地，騷擾德國人，設法與自己的部隊取得聯繫。出發前就是這樣要求他們的。他們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得以避免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動從被動走向了主動。德國人聽到的報告是，到處都在發生戰鬥。他們從總體上過高地估計了所面對的傘兵的數量，所以在行動時情況不明，猶豫不決。
溫特斯降落在聖母教堂的邊上。他能看見教堂附近的大火，能聽見教堂響起的讓人們前去救火的鐘聲。他沒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裏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開教堂廣場的機槍和輕武器的火力。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名傘兵在他附近降落。溫特斯幫助他從降落傘中解脫出來，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後對他說：“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傘兵有些猶豫。“跟我來！”他以命令的口吻說完就要返回。一挺機槍向他們掃射。“去***腿袋吧！”溫特斯說著開始向北運動，繞過聖母教堂，而後轉身向東朝海灘運動。不一會兒他就看見幾個黑影，於是他用信號器發出聯絡信號，得到了利普頓中士發出的兩聲“咔嗒”，他頓時把心放下了。
利普頓降落在距離聖母教堂有一段街區的鄉村旅社（市鎮廳）後面的一個院子裏。他也像溫特斯一樣，丟失了腿袋，從而丟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戰背包里，除了一把雙刃短刀，還有兩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裝置。他翻越了一道門，沿大街朝前走，離開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鎮的邊緣，有一個低矮敦實的鋼筋水泥標牌，上面是這個小村鎮的名字。利普頓把臉湊到標牌跟前，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寫的是“聖母教堂”。
傘兵陸續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經緊張的美國人一槍，所以當他看見有2名相互離得很近的傘兵即將着陸時，他就跑到了他們的正下方。等他們降落到地面上，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到開槍的問題時，利普頓就先跟他們搭話了。他們是82空降師的，現在的降落地點距離預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馬拉其、喬·托伊、“泡泡眼”溫與他們會合。過了幾分鐘之後，利普頓與溫特斯相遇。
“我在那邊看見一個路牌，是聖母教堂。”利普頓報告說。
“好，”溫特斯回答說，“我知道那在什麼地方。我從這兒就能找到它。”說罷他就領着大家朝聖瑪麗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們與502團的一部分人合為一股。大約凌晨3點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由4輛車組成的德國巡邏隊從路上開過來。他們決定進行伏擊。在這次戰鬥中，瓜奈若炸毀了在前面的2輛車，第一次為他哥哥報了仇。後面2輛車調頭就逃，不過有幾個德國人成了E連的俘虜。
突然一挺德國人的機槍開始向他們掃射，那幾個俘虜想乘機從美國人手中逃脫。瓜奈若舉起手槍就把他們射殺了。他在47年後描述這段經歷時說：“毫不後悔。決不留情。就像踩死幾個臭蟲那麼簡單。”稍事停頓后，他接著說了一句：“現在，我們跟當時已經不一樣了。”
大約在早晨6點鐘的時候，他們遇上了D連的傑里·克羅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領的40多個人。兩路人馬合為一路，向位於東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聖瑪麗德蒙特運動。不久，他們又遇到了2營參謀率領的40餘人。溫特斯發現了一枝M－1，接着又發現一枝左輪手槍、一根皮帶、一隻水壺和許多彈藥，“所以我已經可以投入戰鬥了·尤其是我從一個士兵那裏弄到一些吃的東西之後。”利普頓撿到一枝卡賓槍。其他人也都武裝起來了。
就在美國人向聖瑪麗德蒙特運動的同時，駐守在當地的德軍指揮官、第6傘兵團的弗雷德里克·馮·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該地區。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軍人，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在德國陸軍服役，曾率領部隊在波蘭、法國、俄羅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戰。由於師長們都在雷恩地區和塞納河地區，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職務最高的指揮官了。他在聖母教堂裏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在聖瑪麗德蒙特部署了一個營，還有一個營則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進入了戰鬥狀態，有些試圖與美國人交火。然而這裏、那裏，似乎到處都報告有空降，而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組織起協調的反擊的。
弗雷德里克·馮·德·海特上校想親自看一看。他駕着摩托車從卡朗唐來到聖瑪麗德蒙特，爬到離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樓上，把猶他海灘的情況盡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驚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採訪的時候說：“朝海灘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數以百計，每條船上都下來了三四十個全副武裝的軍人。在他們的背後是戰艦，艦上的大炮在猛烈射擊。誰也沒有見過一支艦隊竟然會有這麼多的艦艇。”
而在教堂周圍、小村子裏，在灌木藩籬縱橫交錯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樣的平靜。隨着白天的到來，夜晚發生的零星戰鬥逐漸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見美國人，也看不見德國人。
他從塔樓下來，騎上摩托車向北行駛了一兩公里，來到布雷庫特莊園。那裏有德國炮兵的一個連，總共有4門由工事與偽裝隱蔽起來的105毫米加農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顯然是昨天夜間空降開始之後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騎上摩托車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營攻佔並守住聖瑪麗德蒙特和布雷庫特，還讓他們把炮兵找回來，讓大炮發揮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轟擊猶他海灘的登陸船隻以及在海峽中的戰艦。
到了早晨大約7點的時候，E連已經有了2挺輕機槍、1個火箭筒（沒有彈藥）、1門60毫米迫擊炮、9名步兵和2名軍官。2營在進入離聖瑪麗德蒙特3公里左右一個叫格朗希蒙的小村莊時，遭到猛烈的火力攔截。他們暫時停下。溫特斯和他帶領的幾個人坐下來稍事歇息。過了10到15分鐘光景，從E連調到營里擔任人事參謀的喬治·拉文遜從路上走過來，對溫特斯說：“溫特斯，他們要你到前面去。”
作訓參謀赫斯特上尉、情報參謀尼克遜中尉都是溫特斯的好朋友。他們告訴他說，在大約幾百米開外，隔了幾道藩籬與空地，有個叫布雷庫特的法國大莊園，在莊園的對面，是德國人的一個炮兵連，總共有4門105毫米加農炮。原先的情報偵察沒有發現這些大炮，因為它們處於灌木叢中的半地下陣地中，上面用樹枝加以偽裝，陣地之間有塹壕相通。德國人有一個50人的步兵排（隸屬於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營）在防守。這些大炮已經投入戰鬥，正在轟擊四五公里之外的猶他海灘。
斯特雷耶中校的2營負責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當時還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數恢復到滿員時的600人左右，以防敵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個連的兵力來攻擊德國人的炮兵連。赫斯特讓溫特斯去對付那個炮兵連。
上午8點30分。索貝爾上尉即將對希特拉進行一次小小的報復，美國陸軍也將由於在訓練和裝備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國人民也將因為培養了這樣一批優秀青年軍人而獲得回報。由索貝爾、由陸軍、由國家培養與造就的這支部隊，為的就是現在的“用兵一時”，他們即將投入戰鬥了。
溫特斯立即本能地遠籌起來。他讓E連的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放下，只帶武器、子彈和手雷。他解釋說，這將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擊，要得到來自離敵人連儘可能近的幾個火力點的支援。他讓機槍提供火力掩護，然後帶着其他人朝出擊陣地運動。
那幾門加農炮所在的陣地形狀很不規則，四周的灌木藩籬有7處呈銳角狀。這就給溫特斯提供了從不同方向襲擊敵人的機會。
他把兩挺機槍（其中一挺的機槍手是二等兵約翰·普萊莎和沃爾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機槍手是二等兵克利夫蘭·佩蒂和喬·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標的那道藩籬連上，並指示他們提供火力掩護。就在溫特斯向出擊陣地匍匐前進的時候，他看見了一頂德國人的鋼盔——那人正貓着腰在戰壕里運動，只有腦袋露出地面。溫特斯端起M－1，瞄準那德國人射出兩發子彈，把他送上了西天。
溫特斯叫康普頓中尉帶領瓜奈若中士和馬拉其中士到左邊去，在開闊地上匍匐前進，盡量接近炮連的第一門大炮，然後向戰壕里扔手雷。他指揮利普頓中士和蘭尼中士沿藩籬運動到右側，順着一排灌木前進，命令他們從側面向敵人陣地射擊。
溫特斯自己將率領其他人沿着藩籬向前沖。與他一起的是二等兵傑拉爾德·洛蘭（團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開吉普車的）、二等兵“泡泡眼”溫以及下士喬·托伊。
以前的訓練在這裏派上了用場。利普頓說：“我們協同作戰，沒有突出的明星。我們就像一部機器。我們誰也沒有從地上躍起沖向敵人的機槍。我們依靠運動、協同以及迫擊炮把它擊倒，或者迫使它後撤。我們表現很出色，但沒有很多閃光的英雄主義行為。我們知道英雄主義非但不能完成任務，反而會把命丟了。完成任務才是更重要的。”
蘭尼與利普頓沿藩籬向前運動，可是他們發現，由於低矮的灌木叢和地面的遮擋，他們看不見德國人的陣地。利普頓決定爬到樹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點的、可以躲在上面進行射擊的樹。他選中了一棵有許多小分杈的樹。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體的重量分散在幾個樹杈上。他面對着德國人的陣地，如果德國人朝他這邊看，他一定暴露無遺。他看見大約75米開外，有大概15個敵人，有的在塹壕里，有的就趴在沒有任何掩護的地方。他們都在向E連開火，無暇顧及他們的正面，所以沒有看見利普頓。
利普頓的卡賓槍是夜裏撿來的。他朝空地上一個德國人開了一槍。那人的腦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頓又開了一槍，這下他的目標一動也不動了。他不知道這枝卡賓槍是否經過校正，就瞄準剛才那個人腦袋下方的地面開了一槍。就在他瞄準的地方，揚起一陣塵土。他知道這枝槍很准，他第一槍就把那人幹掉了。於是他在這個不很穩的地方，向敵人進行快速瞄準射擊。
康普頓中尉的湯普遜式衝鋒槍也是夜裏弄到的（這槍原是D連一個中尉的，那人在跳傘的時候把腿摔斷了）。他利用自己運動員的本領，成功地從開闊地爬到了藩籬旁邊。隨同他一道行動的是瓜奈若和馬拉其。德國人此刻受到來自三個方向的火力襲擊，一是來自左側的機槍火力，一是來自背後的利普頓和蘭尼的攻擊，一是來自溫特斯小組的正面攻擊。他們沒有注意到康普頓的到來。
康普頓到了藩籬邊，縱身從上面越過，然後鑽進其中。他給德國人來了個冷不防，敵人的炮兵和步兵就在他的眼前。可是當他扣動那枝借來的衝鋒槍時，卻沒有射出任何子彈。子彈卡殼了。
就在這時候，溫特斯喊道：“跟我來！”攻擊小組飛快地順着藩籬奔向康普頓。幾乎與此同時，瓜奈若縱身跳進康普頓身邊的戰壕。第一門大炮的德國炮手由於受到三面夾擊，棄炮而逃。那些德國步兵隨他們飛快地從戰壕撤退，離康普頓、瓜奈若和馬拉其而去。E連的人把手雷扔向逃跑的敵人。
康普頓曾經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棒球隊的全美最佳接球手。他離敵人的距離相當於從本壘到第二壘的距離。他把手雷平扔過去——沒有弧度——手雷砸中一個德國人的頭之後炸開。接着他和瓜奈若與馬拉其一起向戰壕里扔手雷。
這時候，溫特斯和他所率領的人也趕到，用步槍向戰壕里射擊，往裏面扔手雷。他們熱血沸騰，大聲呼喊着，他們的腎上腺素給了他們超人的力量。
“泡泡眼”溫的臀部中彈，掉進了戰壕。“我真倒霉，中尉，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真倒霉！”他不停地大聲喊叫。一顆德國的木柄手榴彈落進戰壕。大家都迅速卧倒。
“喬，當心！”溫特斯沖托伊大喊了一聲。托伊趴到地上，那顆手榴彈就掉在他的雙腿之間。托伊急忙翻了個身，手榴彈碰到他的步槍爆炸，把整個槍托都炸飛了。可是喬卻沒有受傷。1990年，托伊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要不是溫特斯，今天我就要唱女高音了。”
溫特斯向戰壕里扔進幾枚手雷，然後就在逃跑的炮手後面猛追。跟在他後面的是二等兵洛蘭和瓜奈若中士。有3名德國步兵開始穿越開闊地朝布雷庫特莊園方向跑去。
“幹掉他們！”溫特斯對托伊大聲說。洛蘭用衝鋒槍撂倒了一個。溫特斯用M－1瞄準了另一個人扣動了扳機，子彈打進了那人的後腦勺。瓜奈若一槍沒有打中第三個德國人，但溫特斯一槍打穿了那傢伙的後背。接着，瓜奈若把一連串衝鋒槍子彈送進那個受傷的德國佬的身體。那傢伙不停地喊“救命”。溫特斯讓馬拉其往那人腦袋上再補上一顆子彈。
第四個德國兵在距藩籬大約100碼的地方躍出戰壕。溫特斯看見后，卧倒在地，仔細瞄準，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從他發起攻擊到現在，只過了15到20秒鐘。E連奪取了第一門大炮。
溫特斯頓時意識到，在前面的戰壕里還有許多德國人，他們很快就會組織反撲的。他立即卧倒，開始匍匐前進，來到一個連接戰壕，朝下一看，“我很清楚地看見兩個人支起一挺機槍，已經做好了射擊準備。我第一槍打中了射手的屁股，另一槍打中了另一個人的肩膀。”
溫特斯讓托伊與康普頓對第二門大炮射擊。他派了三個人去看看繳獲的那門炮，讓另外三個人封鎖住前方。這時候利普頓從樹上爬下來，朝溫特斯這邊運動。他在中途停下來，往溫的臀部灑了一些磺胺粉，然後給他纏上繃帶。溫還在一個勁兒地為自己受傷而連聲道歉。團部的安德魯·希爾準尉從利普頓後面趕上來。
“團部在哪裏？”他大聲問道。
“在那個後面。”利普頓指着後面說道。希爾伸出頭看了看，這時一顆子彈擊中他的前額，然後從耳朵邊上鑽了出去，當場就把他打死了。
出了這件事之後，他們的所有運動都限在戰壕之中，而且都是貓着腰進行的，因為德國人的機槍火力幾乎一直不間斷，子彈貼着戰壕上方嗖嗖地飛。馬拉其看到溫特斯幹掉了30碼開外開闊地上的一個德國兵，發現那人的腰帶上有一隻黑套子，他以為那肯定是一枝魯格爾半自動手槍。他很想把它弄到手，於是他朝開闊地上跑去，結果發現那原來是105毫米加農炮的瞄準具的皮套。溫特斯衝著他大喊道：“白痴，這兒到處潛伏着德國佬。快回來！”顯然，德國人以為馬拉其是個衛生兵；只是在他向回跑時，德國人的機槍才開始朝他掃射。子彈打得他四周塵土飛揚，他一下子鑽到一門加農炮下面。
溫特斯在大炮旁邊，想把它毀掉，可是沒有爆破裝置。利普頓走過來說他的野戰背包里有，可是背包放在攻擊出發點了。溫特斯叫他快去拿。
該解決第二門炮了。他留下3個人守住第一門炮，然後領着另外5個人沿戰壕向前沖，一面朝前面扔手雷，一面射擊。他們從被溫特斯打傷的2個德國機槍手旁邊經過，抓了他們做俘虜。第二門炮的炮手開始後撤，E連只用了一人受傷的代價就把它繳獲了。
由於奪取了2門大炮，加之彈藥也不多了，溫特斯派人通知4名機槍手全都到前面來。與此同時，6個德國兵覺得走投無路，用手捧住頭，從連接戰壕朝第二門大炮走過來，邊走邊用蹩腳的英語喊：“不要打死。不要打死。”
A連的二等兵約翰·D·霍爾加入了溫特斯的小組。溫特斯下令奪取第三門大炮。霍爾沖在前面，結果中彈倒下，不過那門炮被奪過來了。溫特斯派了3個人守住它。他們雖然只有11個人，可是卻控制了3門105毫米的加農炮。
在第二門炮的陣地上，溫特斯發現了一個裝着文件和地圖的公文包。地圖上標明了科唐坦半島上所有的大炮與機槍陣地。他派人把文件和地圖送回營部，同時把俘虜也一起押送回去，再領一些彈藥，搬一些援兵來，因為“這是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的壓力太大了”。他開始用手雷來摧毀炮陣地上的無線電、電話和測距儀。
赫斯特上尉親自出馬，帶來3箱TNT炸藥和一些磷燃燒手雷。溫特斯在每門炮的炮筒里裝進一箱炸藥，然後把一顆德國木柄手榴彈扔進去。這樣引爆之後，炮筒子被炸得像剝了一半皮的香蕉。利普頓帶着爆破裝置回來的時候感到很失望，因為已經用不着了。
由D連的羅納德·斯皮爾斯中尉帶領的5個援兵趕到。其中有一個是F連的“老頑固”霍奇。他直起身朝炮連陣地扔出一枚手雷，結果被機槍子彈打在背部與肩部，當時就死了。
斯皮爾斯率領幾個人攻打最後一個炮連陣地，將其奪取並摧毀，但有2名弟兄被打死。
溫特斯下令撤退，因為他們受到來自布雷庫特莊園方向密集的機槍火力的威脅。既然大炮已經摧毀，再佔據它的陣地已經沒有意義了。先撤下去的是機槍手，然後是步兵。溫特斯最後一個撤離。他離開之前，最後向戰壕里看了一下。“我們沒有理會那個被我們打傷的德國佬，他卻企圖用機槍對我們開火，被我一槍擊中腦殼，結果了性命。”此刻是11點30分。自溫特斯受命對付那個炮連到現在，3個小時過去了。
E連以相當於一個班的兵力——12個人（後來得到了斯皮爾斯等人的支援）消滅了一個扼守2號堤道、控制了猶他海灘的德國炮兵連。那個炮連有一條電話直接通向2號堤道出口處一個碉堡里的觀察哨，他一直在報告登陸的第4步兵師的位置。很難對E連取得的這一戰績做出精確的估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避免了許多人員的傷亡，同時使坦克得以從海灘順利向內陸運動——也許首先還是使這種運動成為可能。如果說E連拯救了D日的猶他海灘，那是言過其實，但是說它對登陸作戰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卻是恰如其分。
溫特斯他們的傷亡是4死2傷。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卻擊斃敵人15個，打傷了許多，此外還抓獲12個俘虜。簡單地說，他們消滅了德軍一個50人的排。這是守護這些大炮的德國精銳傘兵部隊的一個排。他們還把炮手打得東逃西散。利普頓於1985年寫過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說：“這次攻擊，是指揮得當的小攻擊部隊，壓制並調動在預築陣地上數量較多的守軍的經典戰例。E連以高昂的戰鬥意志、迅速大膽的正面攻擊、不同方向的側翼火力，挫傷了德軍的士氣，使敵人誤以為受到了大部隊的攻擊。”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該連所受的良好訓練。這一次對他們是戰火的洗禮。這一次他們冒了極大的危險，以後他們就不會這樣去冒險了。利普頓說，如果他當時是個老兵，他是絕對不會爬到那棵樹上，那樣暴露自己。“可是那一天我們渾身充滿了激情。”
瓜奈若說：“你是意識不到的，那是你的第一次。我以後絕對絕對不會再干那天上午所乾的事了。”康普頓說，如果他是個有經驗的老兵，他是不會穿出那道藩籬的。利普頓說：“我當時就覺得自己肯定不會死，覺得如果有子彈朝我飛過來，是會發生偏轉的，要麼就是我能避開。”
保羅·富塞爾在《戰爭時期》中寫道：第一次參戰的軍人心裏總是以為，“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很機靈／敏捷／受過良好訓練／模樣很帥／很討人喜歡／行為非常嚴謹，等等。”可是這種感覺很快就變成了“這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最好還是小心些。只要我在利用掩蔽物／挖工事／暴露身體射擊時更謹慎些／只要我隨時多加小心，我是能避開危險的。”
溫特斯在分析這次戰鬥的時候說，這一時刻（他稱之為“巔峰時刻”）要歸功於陸軍對他們進行的良好訓練。他當時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確的：對陣地的觀察、掩護火力的部署、作戰任務的佈置（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最優秀的人去完成·把康普頓、瓜奈若和馬拉其放在一組，把利普頓和蘭尼放在一組）以及在最佳時刻親自率領發動攻擊。
溫特斯認為，如果由索貝爾來指揮，他一定會親自率領這13個人從正面發動攻擊，他自己犧牲不說，還要搭上大多數人的性命。誰能說他那麼做是錯誤的呢？可是，如果不是索貝爾，誰又能知道E連的人有如此良好的紀律、耐力（他們從半夜1點30分出發，經過一個無眠或幾近無眠的夜晚，又經受了張傘時的劇烈震動以及摔落在地面時的衝擊與傷害）以及進行這場短兵相接較量時使用武器的技能呢？
辛克為溫特斯報請國會榮譽勳章。在諾曼第戰役中，每個師只有一個人能得到這麼高的榮譽。在101空降師，這項榮譽被授給了率領部隊進行白刃搏鬥的羅伯特·科爾中校。溫特斯被授予戰時優異服務勳章。康普頓、瓜奈若、洛蘭與托伊榮獲銀星勳章；利普頓、馬拉其、蘭尼、利布高特、亨德里克斯、普萊莎、佩蒂以及溫榮獲銅星勳章。
過了一個來月，溫特斯被叫到團部。辛克、斯特雷耶和參謀們都坐在帳篷里。坐在首席的，是陸軍的戰史專家S·L·A·馬歇爾。溫特斯回憶說，桌子四周的氣氛是“帶電的”，“那些西點畢業的人就是‘豁出性命’也想有我當時的機會；坐在與馬歇爾對面的椅子上。”
“好吧，中尉，”馬歇爾開門見山地說，“把你D日那天的作戰表現跟我說說。是你端掉了那個105加農炮連，對吧？”
“是的，長官。”
“說說看，你是怎麼乾的。”
“好吧，長官。我佈置了掩護火力，我們在火力掩護下接近敵人，我們奪取了第一門炮。接着我們佈置了第二次火力掩護，奪取了第二門炮。然後是第三、第四門炮。”
“好。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長官。基本就這些。”作為一名下級軍官，面對着這麼多大官，他想自己最好別說得太啰嗦。所以他就像彙報常規的訓練問題一樣。
使溫特斯感到特別惱火的是，馬歇爾在他那本《天兵夜降》的書里，竟然對E連隻字未提，僅僅說“部署在那裏的2營不斷對遠處那個德國炮兵連進行襲擊……”他的書中確實有關於攻佔炮兵陣地的描寫，但那發生在1號堤道附近的霍爾迪，是506團1營幹的。馬歇爾說，該營用了190人的兵力奪取了那個陣地。溫特斯評論說：“要是有那麼多E連的人，我就可以攻佔柏林了。”
大約在12點15分前後，利奧·博伊爾也歸隊了。他落在82師的空降區，迷失了方向。他弄清自己的方位之後，就朝聖瑪麗德蒙特方向運動，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連隊。“我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溫特斯。他非常疲憊。我向他報到，他只是嗯了一聲，再也沒有跟我說別的。我想他見到我之後也許會高興一點，不過他的壓力太大了。”
連里的人在相互祝賀，談論着他們的戰績，想通過回憶把事情的前前後後拼接起來。他們是勝利者，興奮、自豪、喜不自勝。有人從地窖里找來一些蘋果酒，就把它傳給大家喝。當大杯子傳到溫特斯面前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渴得要命，需要喝點東西提提神”。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把別人都驚呆了，因為他以前是從來不喝酒的。“我當時以為喝下去會使我的思維和行動變得慢一些，可並不是那麼回事。”
韋爾什歸隊報到。他與82師的幾個人一起，沿途與敵人有過一些短暫的交火。在他的背包里，裝着他那頂備用傘。在整個諾曼第戰役中他都把它背在身上。“我想把它帶回去送給基蒂，把它做成一套結婚禮服，留着我們戰後結婚的時候穿。（樂觀主義？）”
來自布雷庫特莊園方向、道路對面藩籬中的德軍機槍火力越來越猛烈。溫特斯命令機槍手也對敵人進行騷擾表示回敬。馬拉其把他的迫擊炮管找來了，可是沒有底座與支架。他把炮管支在地上，朝着莊園打了十餘發炮彈。瓜奈若也用一根迫擊炮管支起一門炮。他們後來發現，他們打出的每一發炮彈，都擊中了目標。“像這樣的技能不是教出來的。”溫特斯評論說，“這是天賜的靈氣。”馬拉其把炮彈打完之後，他的炮管已經全都埋進土裏了。一個法國老農找來一把鐵鍬，幫他把它挖了出來。
到了中午時分，第4步兵師的人馬開始通過格朗希蒙。韋爾什記得“從海灘那邊過來的第一批步兵各個人的面部表情。他們看見那些橫七堅八、扭曲變形的傘兵和德國兵的屍體后，連肚腸子都要吐出來了。”
到這個時候為止，E連已經有了50來個人，可是還沒有人知道米漢中尉的命運，溫特斯也就成了實際上的連長。
尼克遜中尉走過來，帶領着4輛謝爾曼式坦克。他讓溫特斯把敵人的陣地指給坦克兵們看，然後讓E連為坦克攻擊提供步兵支援。溫特斯從後面爬上第一輛坦克，對指揮官說：“我要沿着那一邊、那一邊、還有那一邊的藩籬對那個莊園實施火力打擊。把剩下的所有目標都摧毀。”
坦克隆隆地沖了過去。對那些坦克兵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實戰，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向敵人開火。坦克上滿載着彈藥，有50與30毫米的坦克機槍子彈，也有75毫米的坦克炮炮彈。
“他們把那些藩籬打得飛上了天。”韋爾什回憶說，“你想想他們怎麼可能會停止射擊呢！”
到下午三四點鐘，布雷庫特莊園一帶被控制。瓦拉維耶勒一家人都從大宅里出來了。領頭的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德·瓦拉維耶勒上校，後面跟着他的夫人，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兒子路易和米歇爾。米歇爾雙手舉過頭走進通向院的過道。和他一起的是一些留下來準備投降的德國軍人。一名美國傘兵朝米歇爾背後開了一槍，如果不是因為錯把他當成了德國人，就是認為他是德國人的同夥。米歇爾沒有死，不過他在醫院裏住了6個月（他是從猶他海灘撤退到英國的第一個法國人）。儘管發生了這一不幸事件，這弟兄倆還是和E連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米歇爾後來當了聖瑪麗德蒙特的市長，是猶他海灘博物館的創辦人與建設者。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德國人撤離了聖瑪麗德蒙特，E連與2營的其他連隊進入該地區，然後向西南偏南方向2公裡外、只有6幢房屋的庫洛維爾村挺進，因為斯特雷耶把2營的指揮所設在那裏。溫特斯把連里的人安頓下來過夜，並在幾個地方佈置了哨兵。他們吃的是K號乾糧。溫特斯獨自去巡邏。到了村子外，他聽見卵石路上有部隊行進的聲音。帶鐵釘的皮靴聲告訴他，那是德國人的軍隊。他急忙卧倒在溝里，一個班的德國人從他身邊走過。他已經能聞到德國人身上的特殊氣味。那是汗透的皮革與煙草的氣味。他想，離得太近，這氣味真難聞。
韋爾什中尉記得，他當時正在熟睡的人中間走動，心中思忖“這一整天，他們在自己身邊看到的、聞到的都是死亡，可是從來沒有想到把死亡與自己聯繫起來。他們不是來感受恐懼的，也不是來送死的。他們是來取得勝利的”。
在睡覺之前，利普頓回憶了與默里中士過去的談話。當時他們曾經談到了戰鬥以及如何應對所出現的問題。他悠悠乎乎地覺得“這一天過得很好，他很滿意，很欣慰”。
正當溫特斯準備抬起身子，他聽見“德國人的手提式衝鋒槍響了。顯然是在放空槍，這是沒有危險的，就像一夥喝醉酒的年輕人在晚會之後胡鬧”。這大概就是當時的情況。
在睡覺之前，溫特斯在日記中寫道：“我沒有忘記跪下感謝上帝，是他保佑我安然度過了這一天，我請求他在D日後的一天也助佑我。”他為自己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戰爭結束，他要找一個偏僻的農場，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度過自己的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