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吹毛求疵的頭兒腦兒

當美國進入70年代的時候，搖滾爵士樂的一代已經是五十多歲或即將上五十歲的人了。這種年齡是人們開始發現他們所愛的世界正在崩潰的年齡。這一年這種印象特彆強烈，因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虧待，其中包括通貨膨脹、環境污染、犯罪、戰爭、證券市場、老少兩代之間的隔閡、道德敗壞、暴亂、有副作用的藥物、交通擁擠、汽車上的侮辱性張貼和圖案、對社會不利的罷工、種族主義以及新興的飛機劫持。過去的一切現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沒有了，”伍迪?艾倫說，“你要想在周末找一個水暖工也沒處去找。”

進入1970年還不到三個星期，一艘美國海軍軍艦就為今後要發生的情況開了張。這艘軍艦在大風中脫了錨，竟把切薩皮克灣大橋沖開了一個375英尺的大口子。對於迷信的人來說，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開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別處看來似乎也是抱着故意與人作對的情緒。加利福尼亞州南部連續200天大旱之後，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森林火災。這些火災顯然由於自燃，燒光了5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這面積幾乎等於羅得島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歷史的公寓樓房，一場不知起因的火災燒死了11個人。全世界到處發生天災：威尼斯一次旋風有四個人死亡，東巴基斯坦一次海嘯有20萬人死亡，還有秘魯、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數以萬計的人死亡。上帝也許是由於像伍迪?艾倫這樣的人不信神而發怒，或是由於像一些傲慢的大學生那樣對他不敬而生氣，他們戴的徽章上竟寫着：“上帝沒有死——他只是不願管閑事。”

宗教肯定已經不再是原來那樣安穩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頑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對摩門教會新會長的話感到震驚，他說：“為什麼有人生來是黑的並有種種不利條件，而另外有人生來是白的並有種種很大的有利條件，這是有道理的。黑人顯然是受到了他們應得的賞罰。”主教派教會教友對放棄已使用了三個半世紀的英王詹姆斯版《聖經》，改用《新英語聖經》感到不安。從上帝的角度看來，還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勢力的增長——有人崇拜奇怪的圖騰，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據可靠的資料，美國人供養着1萬個專職的和17.5萬個兼職的占星術家。電子計算機被用來製作十美元一張的天宮圖，紐約一家理髮館老闆僱用了一個占星術家為職員，一家百貨商店開辦一年取費50元的電話算命服務，還有總發行量達三千萬份的三百家報紙辟有長期固定的占星術專欄。讀書會發給會員算命圖片作為贈品。南卡羅來納州大學有250名學生報名學習巫術課程。雜誌上的廣告問道：“你是否因為自己對巫術是門外漢感到厭煩了?那你就自己參加巫術的活動吧。參加我們頒發文憑的巫術學習班，學習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術、入定法、預知未來術、生子術和秘傳儀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爾?利克夫人，肩上棲息着一隻名叫“急如火”傑克遜的寒鴉，她能用它去迷人，據她估計“全世界大約有八百萬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說荷里活的那種開無遮大會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國大約有四百個正式的女巫小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萬萬”。

如果說天府已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樣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園暴亂中，有一個人被殺死，105人受了傷，而聯邦起訴書控告的卻不是暴徒，而是縣執法官的十名助手和兩個前助手，他們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權。(縣執法官大發脾氣說：“任何一級政府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令人懊喪的事。”)黑豹黨人簡直就是殺了人而可以不受處分。三藩市、紐黑文和紐約的陪審團或上訴法院拒絕受理對於他們犯有殺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個聯邦特別大陪審團反批評警方在進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兩個黑豹黨人弗雷德?漢普頓和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國以來一直處於社會最低層的美國印第安人也在躍躍欲試了。參議院沒有把整個國家歸還給他們，但是的確通過了一項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藍湖及其周圍4.8萬英畝土地交還給了普韋布洛人部落。

對於美國將軍們，這一時期也是極不好過的，這不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國人以侵犯蘇聯領空的罪名逮捕了兩名美國將軍。指揮歐洲輪換制度的一名將軍因下屬行為不檢被剝奪了軍銜，還有以陸軍中將銜——黑人中軍銜最高的——退休的小本傑明?戴維斯，辭去了克利夫蘭社會安全局局長的職務，因為據他說，該市的黑人市長“支持和鼓勵了執法機構的敵人”。任何一個着軍裝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權威的人的責罵，然而尼克遜總統卻給他的白宮警衛人員一種特別礙事的裝束。他對羅馬尼亞警衛人員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於是委託華盛頓一個裁縫吉米?馬斯卡羅為行政大樓的警衛人員設計一套新的華麗制服。結果這場笑話白白浪費了1.6萬元——雙排紐扣的金邊白色上衣，嵌有總統徽璽的銅紐扣，加上魯里坦尼亞式輕歌劇中虛構的一個歐洲小王國。——譯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個警衛人員嘀咕說，如果他必須穿上這樣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隻銅鼓。一位設計師說：“現在不是白宮搞吉爾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紀末英國寫作輕歌劇的兩位合作者。——譯者那一套的時候。”馬斯卡洛說：“要使人人都滿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沒有使任何一個人滿意，連總統也不滿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卻悄悄地束之高閣了。

紐約掘墓工人在1月里舉行了罷工。航空交通控制員於4月里舉行了罷工。乘客因飛機停飛而抱怨，但他們可能因此得了福；重於空氣的航空運輸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沒有停止。一個名字叫巴克利的亞利桑那人出了一個新招。他帶了一支手槍、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環球航空公司飛機的機艙，宣佈要求給他1億元。經過了一場槍斗之後，此人被捕了，但駕駛員肚子受了傷。波音公司的2100萬元的龐大的747型噴氣式飛機一開始就未能按時起飛，比原定時間竟晚了六個小時。甚至向月球飛行的阿波羅13號在離地球20萬英里的時候也發生了故障，機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員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卻是遠渡3200英裏海洋的紙莎草制的太陽神2號船。這艘船是挪威探險家索爾?海耶爾達爾製造並駕駛的，他要證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經航海越過大西洋。太陽神2號至少已達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於說它沒有賺到錢，許多營利性的運輸行業也都沒有賺到錢，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國最大的鐵路運輸線。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因負債26億元而走上破產法庭，是許多收支無法平衡的美國企業之一。情況相同的，還有電影企業；荷里活五家主要的電影製片公司負債纍纍，總數達1億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榮，看來隨着這十年的終了也已經終止了，最好的證據在華爾街，那裏的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在1968年12月幾乎達到1000大關，到了5月27日卻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漲的約翰遜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經擠滿了熱心的觀望者。1970年5月的長期大暴跌之後，那裏變得冷冷清清了。紐約這個現在被該市尖酸的市民稱之為“歡樂市”的城市，已經不那麼受到遊客歡迎了。街道上常出現犯罪活動，同時還有其他種種危險。該市於6月1日把違法停車的牽引費從25元提高到50元。這一天一個來自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母親帶著兒女到紐約來看一場電影。當她從電影院出來，汽車不見了，她欠下了市政當局50元和一筆罰款。他們看的電影叫《鄉下人》，內容是有關到曼哈頓來做客的種種風險。

1970年當加利福尼亞州大多數電影製片廠氣息奄奄的時候，一個名叫拉斯?邁耶的導演在這一年完成了他連續獲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開始就知道這部片子的票房價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沒有一部虧本，也沒有一部賺的錢不達到六位數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攝製費用7.2萬元，但是賺了600多萬元。邁耶說：“我對觀眾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鐘之內——一開始的15秒鐘之內——你就知道你將看到什麼了。”你在片中將看到的是電影業所說的“性愛片”，或一般人所說的色情片。販賣色情在美國已成了一項大企業，每年獲利5億多元，而這市場似乎是永無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樣的包裝。市內大街的電影院裏放映Ｘ級關於影片分級參看本書第32章。——譯者的影片；1970年最轟動的電影包括《丹麥的性自由》、《調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顯得暗淡失色”——《紐約每日新聞》)，還有艾倫?芬特的《面對一位裸體的太太你會說什麼呢?》(“你能說什麼呢?”廣告問道。“我們說‘喔唷’”)，這部影片在三藩市一家電影院中整天整夜連續放映，每周為該電影院凈賺七千元。曼哈頓有二百家“成人書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號大道之間的一天24小時開放的“成人書店”，像超級市場陳列商品那樣，貨架上面都掛着分門別類的廣告牌——異性交、同性交(男)、人獸交、狂交、女同性交、亂倫交、xx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機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黃色影片。《八種美妙姿態》的圖片兩元一份。有九個裸體女演員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聯社劇評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這藝術上日益容忍的時代前所未見的最為直率和滿不在乎的同性愛實錄”的《樂隊男兒》，以及表現一個鄉下人專喜歡和一頭母豬性交情景的《佛茲》等影片曾在紐約引起普遍憤怒。但百老匯之外還存在着無比廣闊的市場。鄉間的一個單身漢可以買回黃色密紋唱片來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羅來納大學莫爾斯?佩卡姆教授所說，在街角雜貨店裏，顧客現在可以“用極少的代價買到不久之前多少錢都買不到的淫穢作品”。

這種變化在年齡在三十以上的美國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亂。在他們童年時代，有異性在場時，是不許說“屁股”的。搖滾樂的一代人還記得當海斯電影檢查處允許克拉克?加布爾在影片《飄》中說“坦率地說，親愛的，我他媽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軒然大波的情景。現在的傑克?瓦倫蒂卻把使用“馬糞球兒”和“沖你一泡尿”一類語言的電影定為可供全家人觀看的一級。電影製片公司現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對羅思與美國訴訟案件所做的裁決，居然認為所謂淫穢作品必須具有挑逗作用，違反社會一般準則，並“全然無有社會教化價值”。社會風氣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則是由於有了新的避孕藥物，大加放寬的墮胎法，因而使婦女不必再怕懷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說過，這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代造成的，紮根於這個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褲衩越來越短、上無邊、下無底的時代氣息之中。對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會滿足的。“行為失檢”這個詞用於性關係方面的意義現在幾乎從語言中消失了，因為幾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動方面是很檢點的了。賓夕法尼亞一位反對墮胎法的州議員被揭露是一個偽善者，因為有一個年輕婦女出面告訴新聞記者這個州議員曾經是她的情夫，她墮胎的費用就是他支付的。過去曾經有一個時期，像這樣的事，女方是會秘而不宣的。

所有這些事對兒童是為害極大的，他們接觸到這一切，他們男女約會的年歲比他們的父母更早了，達到成熟的年齡也比他們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補救辦法是在學校里進行性教育。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同意這種辦法的佔國民的71%，有55%贊成設立講解節育的課程。贊同教學性知識的團體有美國醫師協會、全國教育學會、性教育協會、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等。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的執行主席瑪麗?考爾德倫醫生說，性知識“不應當做為人的行為而是應當做為人的本能來講解”。

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不印發任何材料，它只給學校提供行家意見。這一點卻被能表達自己意見的少數人完全給攪混了，他們一聽說男女生殖問題將可以在教室里進行討論便怒火衝天。在極右派對性教育發動進攻中開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運動問道：“學校是講解性交知識的適當場所嗎?”比利牧師把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叫做“開明教育的一個淫穢助手”。俄克拉荷馬、加利福尼亞、猶他三州的教育廳，對一些健康的影片，由於曾得到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的批准，也拒絕放映。

反性教育聯盟的組織中還有伯奇協會領導下的恢復正派生活運動、爭取負責任的教育的父母聯合會、爭取道德穩定的母親組織、正性會、反對性教育父母會，以及反對違憲性教育的父母組織。“我懷疑在一年前一千個父母中曾有一人聽到過性教育這個詞，”伯奇協會的一位幹事說，“現在他們聽到了，他們對聽到的很不高興。”有一個組織指責學校計劃“對兒童揭示性交與手淫的全部細節”；新澤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學校被叫做“學府式妓院”；反對違憲性教育的父母組織的一位領導人指控學校“破壞了應該在家庭里進行教導的事”。一個八年級數學教師因散發淫穢材料而被判入獄；加利福尼亞州一所學校的負責人被解僱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極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產黨人損害學童品行的一項陰謀，最後也獲得了勝利。比較荒唐的戰鬥之一是在三藩市，圍繞一本叫《一位醫生同五至八歲兒童的談話》的無害的書引起的。該地的極右派在印發的傳單中，複製了書中一隻癩蛤蟆趴在另一隻背上的插圖。書中原說明是，一隻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傳單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癩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爭論達到最高xdx潮的時候，性教育在27個州都引起了爭吵。1970年年終時候，理智佔了上風，學校里增設了性教育課程，但學童們全弄得莫名其妙，他們不知道原來鬧得那麼凶究竟是為了什麼。接着，在學校負責人和校董會正以為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到其他事務上去時，他們的性教育課程卻受到從完全不同的方面——婦女解放運動——發起的攻擊。解放了的婦女認為她們的信條之一就是：除了肉體方面的差異之外，男女之間的其他一切差異全都是教出來的，不是天生的。她們相信婦女願做媽媽和願培養家政技能全是訓練出來的，並認為公立中小學校是主要的訓練場所。她們要求對教科書進行修改，並改變教師的態度，於是同她們的對手開始交戰。這場將成為70年代一個主要問題的鬥爭是肯定要曠日持久的。

當羅賓?摩根——此前人們僅知她是“我記得媽媽”節目中的電視劇女演員——提着一長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國小姐”美女競賽會時，千千萬萬美國人才了解到有一種新的女權運動。她告訴驚訝的記者們說，她是以國際婦女地獄陰謀恐怖分子組織(女巫此一組織名稱各字的第一字母相連，即成“女巫”(WITCH)一詞。——譯者)創辦人的身份而來的。1970年8月26日，憲法第19項修正案規定婦女具有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譯者通過的50周年紀念日，女權運動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區去舉行遊行。整個這一年，獲得解放的婦女表明她們同其他抗議運動的成員一樣熟悉宣傳的作用。她們中有一個人對一個建築工人喊道：“去掉它!”當有人問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護帽，她說：“不是，是指他的下體護身。”一個名叫瓊?康蘭的婦女為了當一名挖溝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終於獲勝。馬琳?狄克森寫道：“在一切階段和集團中，各種組織機構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壓迫婦女的作用；不同階級婦女的團結取決於我們對共同受到的壓迫的了解。”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約翰?D即美孚石油帝國的“創業人”，老洛克菲勒。——譯者的曾孫女——把男女之間的浪漫主義的愛情斥之為“反革命的”。

對民主黨的政治活動非常積極的一位醫生埃德加?伯曼說：“關於婦女解放運動我算受夠了。”來自夏威夷的民主黨國會女議員帕齊?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個婦女歧視主義者，具有“對婦女的最卑鄙的偏見”。隨着這一年時間的消逝，講話的火氣越來越大。瑪格麗特?米德說：“婦女解放運動必須特別警惕引起男人殺女人的危險。你們已實際把他們逼瘋了。”婦女在紐約遊行時，一個旁觀的男人對她們大聲叫嚷：“你們這些豬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這時他身旁卻站着一個戴着胸罩的男人，一聲不響。休?赫夫納在他給自己的屬員的一件備忘錄里說：“這些娘兒們是我們的天然的敵人。是該同她們進行戰鬥的時候了。她們對《花花公子》雜誌所提倡的那種浪漫主義的青年男女社會是決心反對到底的。”

有些婦女的話聽起來同休?赫夫納的一樣無聊。她們用了很大的精力辯論自己該被稱呼為夫人、小姐還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為chairperson因chairman後半man為“男人”，故主張改為person，無性別之分的“人”。——譯者，並攻擊全國航空公司的廣告讓漂亮的女服務員說：“我叫多麗絲，請坐我的飛機我們一同飛吧。”但是她們提出的較深刻的問題卻絕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萬個美國婦女這時全日工作；另外還有八百萬婦女從事臨時工。每十個已婚婦女中有四個已被僱用，她們中有一千二百萬人家裏都有18歲以下的孩子。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以男人為主的職業市場的挑戰，但是工作職位的性質和工資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個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來養家餬口的社會。男人仍然佔據着工資最高的職業，帶回家的錢仍然更多。美國30萬醫生中只有7.6%，外科醫生中只有1%是婦女，而電話接線員和速記員的90%都是女性。同樣的工作，男人可掙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掙到三元。《生活》雜誌發現，一個婦女需要有大學學士的學位才能同一個到八年級就退學的男人掙得一樣多。典型的男推銷員的工資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銷員是3460元。

到1970年，婦女解放運動爭取就業和教育平等的論點得到了許多男人的支持。關於免費墮胎和兒童免費日托的要求則爭論較多。男性人口中對擬議保證婦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憲法修正案——平等權利修正案——看來贊成與反對的各佔一半。而僅在兩年之內，參議院就將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並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機構去。根據這項修正案，婦女結婚後不需再改變自己的姓氏；對於應在什麼地方住家的問題她們有同等的發言權；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轉到別處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遺棄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須付贍養費。保護婦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險和過於勞累，以及保護她們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強xx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將無效了。此外，婦女也可能被徵召入伍並且被命令投入戰鬥。《耶魯法律雜誌》的一位擁護平等權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論證說：

……現代軍人的有效作用有賴於裝備和訓練多過依靠個人氣力。婦女在體力方面同男人一樣能夠擔任許多被稱為戰鬥的任務，例如駕駛飛機和參加海軍作戰……沒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況下婦女不能夠像男人一樣嚴肅認真和訓練有素的。

不敢說會有許多家庭婦女想要當機槍手或白朗寧自動步槍手，或是願意讓人把她們同1970年6月成為美國第一個女將軍的陸軍婦女隊隊長伊麗莎白?霍伊辛頓一樣看待。儘管如此，以百萬計的美國婦女——特別是年輕婦女——確由於運動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她們身上有了一種新的勇武的氣質，一種對那些為私利而擺佈她們的人的大膽對抗，這情況從《婦女服裝日報》讀者稱為“過膝裙”和全國其他人稱做半長裙的新式樣所遭到的災難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個世紀之前，獨立自主的婦女就曾企圖領導一場對“新式樣”長裙的反抗運動，她們搞宣言簽名，組織“剛過膝”俱樂部，並且示威反對時髦女服商店見前第421～423頁。——譯者。當時她們是完全失敗了。現在女子時裝家又在製造較長的裙子。詹姆斯?加蘭諾斯說：“加長是方向。”阿黛爾?辛普森說：“再會吧，大腿。”利奧?納杜奇說：“婦女現在已肯定準備改換時樣了。”他們都深信婦女群一定會為之傾倒，爭着購買他們供應的服裝的。

最早發出的反抗聲來自洛杉磯，那裏有一個叫做朱莉?亨特納的什麼“維護婦女女性氣質和財權組織”的主席對一位記者說：“我們決不能讓他們既蒙住我們的眼睛又遮住我們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蘭諾斯一說是時髦的，她們連鐵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病態，我們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選擇。”反長裙少女會的成員遊行時扛的標語牌上寫着“市場必須連續供應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們中有些人認為，半長裙是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陰謀，服裝設計師企圖用恢復女性氣質的辦法來孤立女權運動者；另一些人則指責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長婦女不該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來。社會歷史學家吉爾曼?奧斯特蘭德爾把半長裙歸因於證券行市的下跌，說它肯定還將流行下去：“喜歡長裙的中年人，在蕭條和衰退時期，決定社會的各種標準。而喜歡短裙的年輕人在繁榮時期決定各種標準。”

到這年冬天，證券行市回升了，時裝工業對半長裙的熱情也急劇下降了。《紐約時報》進行的一次調查發現，雖然有少數店家氣勢豪邁地對略長式樣表示有信心(“現在該它行時了!大家都歡迎它、愛它、買它!”)，但大多數人承認這種式樣已遭到了慘敗：“去年秋天說自己購進大批半長裙的商店，現在則說它們實際並沒有那樣做。它們買進的一些貨根本銷不出去。婦女的膝蓋還沒有過時。”誠然，剛過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時裝設計家曾為半長裙規定了具體的長度，從肩部量到裙邊是44～45英寸，這對大多數婦女來說，裙邊將長到小腿肚。《紐約時報》發現這種尺寸只佔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這種裙子的婦女則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櫃裏了。

倒霉的零售商說這種式樣“大大失敗”或“完全失敗”了。有一位說它“確實損害了時裝業，根本沒有受到任何人歡迎”；還有一位告訴一個女記者，“我們的顧客不要這種式樣……我們從來就無法把它推銷出去。”然而，大規模推行長到小腿肚式樣的企圖，倒是引起了一種未曾預料的時裝上的轉變。“半長裙，”《紐約時報》說，“實際上消滅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轉眼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褲子，褲子、褲子、褲子。”年齡較大的婦女購買整套衣褲，她們的女兒則穿起特別短的短褲，照樣把膝蓋露出來。伯格多夫?古德曼把這種短褲叫做“涼褲”。《婦女服裝日報》對於新女性的心情更為了解，稱這種短褲為“熱褲”，這名字就流行開來。

使約翰遜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風氣，在尼克遜政府下仍然繼續着，如果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更險惡了。大都市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保持着相對的安靜，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區仍有暗中殺人放火的活動。在佐治亞州奧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槍殺。在俄克拉何馬城的一次種族事件中，有一個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個教堂因曾用來開人權運動的會，被人投炸彈。而東洛杉磯、邁阿密、休斯敦、密執安州高原公園、印第安納州密執安城、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新澤西州阿斯伯里公園、佛羅里達州南墨爾本、賓夕法尼亞州阿里奎帕、北卡羅來納州奧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溫泉城、密執安州魯茲河城、伊利諾伊州凱羅，以及佐治亞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個小市鎮，都發生了暴動。

在紐約，爆炸的恐嚇每個月達到一千次。在為時15個月的期間，該城實際有368處發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樓男廁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長霍華德?利里對參院一個小組委員會說，他不能保證到他屬下派出所來的人的安全。有些時候看來簡直像已宣佈到了打獵季節，林區開放一樣，可以對美國警察公開放槍。聯邦調查局報告說，1970年對警察的襲擊有35202起——幾乎是1960年的四倍——這一年的九個月之內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數都是被伏擊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長說，對警察的襲擊成了“實際是無日不有的事……好像從入學年齡起的每個人都在襲擊警察”。費拉德爾菲亞警察局長弗蘭克?里佐說：“我們對付的是一群神經病——一群精神變態者。”奧馬哈的社會治安領導人認為，“全國警察部門遭遇的問題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種陰謀活動，時間的選擇也是一項跡象。我們正在把所有的情報集中起來研究，希望證明確有陰謀存在。”他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大多數執法官認為這不大可能——“我們認為這些襲擊是互不相關和單獨發生的事。”利里說。但是一般都同意當政權受到廣泛攻擊時，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襲擊目標。照國際警察局長協會的奎因?塔姆的說法：“由於激進集團鼓勵它們的成員‘打死那些豬’，對警察的襲擊也就越來越厲害……那套藍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現存權力體制的最顯眼的代表。”

對現存秩序的敵視是這些爆炸事件發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進行爆炸的人公然誇耀自己的行為。當爆炸損壞了曼哈頓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電話電子器材公司和飛馬牌石油公司的時候，一個自稱為九號革命勢力的團體承認炸藥是他們所放，並指責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戰爭大發其財。還有些爆炸案，由於恐怖分子技術不熟，結果連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電話公司和飛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個月之內，在紐約下東區一座公寓樓里私設的炸彈製造廠爆炸了，一個革命者喪了命，另一個受了重傷。在巴爾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隨者，兩個黑人鬥士，由於一枚炸彈在他們的汽車裏過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轟動的一次爆炸災禍所震動，死了三個年輕的虛無主義者，並且牽涉到幾個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凱思琳?普拉特?威爾克森是斯沃思莫爾女子大學新近的畢業生，戴安娜?奧頓和凱西?博丁是布林?莫爾女子大學的校友，三人都是氣象員派的女成員。戴安娜是一位極端保守主義的、非常有體面的伊利諾伊州數百萬家財的大富豪的女兒，在一個世紀之前，當時還只是威爾斯親王的英王愛德華七世曾駕臨過這個不尋常的家族的宅第。凱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親倫納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他的主顧中包括保羅?羅伯遜、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類人物；他後來還擔任過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辯護律師。凱思琳的父親擁有一連串的廣播電台。這個月他和他第二個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區度假。他不在家的時候，凱思琳在威爾克森家在曼哈頓西11街18號一座價值10萬元的講究的市內住宅里款待戴安娜和凱西，另外還有一個哥倫比亞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分會中的活躍分子特德?戈爾德和另一個年輕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個謎。

在那個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紐約天朗氣清，陽光明媚，空氣中微有一點即將來臨的春意。隔壁屬於演員達斯廷?霍夫曼的房子裏沒有人。18號看來靜悄悄，但是屋裏年輕的革命者卻忙碌着。當時氣象員派的兩個流行口號是，“如果你不相信槍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戰爭移到本國來打”。星期一，年輕男子之一打扮成一個教士，曾開車去新罕布殊爾州買了兩箱炸藥。現在地下室里的臨時車間到處放置着57隻梯恩梯棒，另外還有摩擦帶、屋頂用釘、定時裝置、門鈴金屬線、30條爆炸引線，以及準備裝炸藥用的一節節鉛管。

可能永遠不會有人能夠確切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肯定有某一個人闖了禍，引起了全部的爆炸。這人可能是戴安娜；她的肢體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頭、雙手和一隻腳都被炸掉了，她的軀幹被屋頂用釘扎得儘是窟窿。戈爾德和那個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沖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牆，把對街的許多玻璃窗都震碎了，並使相隔16座門的一個廚房都受到震動。接着，煤氣總管着火了，又引起兩次爆炸，樓板開始坍塌。

房子裏剩下驚呆了和流着血的凱思琳和凱西，一個全裸着，一個還穿着一點衣服。兩名警察和一個退休的消防隊員(約翰?尼亞里在《生活》雜誌上挖苦地寫道：“這兩個姑娘原會叫他們‘豬’的。”)前來救出了她們，一個鄰居讓她們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設備，並借給她們衣服穿。然後她們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隊認為煤氣漏氣是這次災害的起因。後來他們發現了炸藥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宣傳小冊子。這一來，他們就急於要訊問那兩個倖存者。紐約當局得知凱西和凱思琳於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參加“氣象員狂怒日”活動已受到控告，後來是被保釋出來的。3月16日她們沒有出庭接受審判，於是聯邦調查局也參加了對她們的搜捕。她們家裏人說兩個姑娘曾捎信回來說她們還活着，但沒有談任何其他情況。

在美國的另一邊，加利福尼亞州自曼森屠殺案以來所發生的最厲害的大規模凶殺案，被歸咎於激進派政治與巫術的離奇的結合。縣執法官的助手們在一次例行的巡邏中，看見蒙特雷灣上眼外科醫生維克托?奧塔的價值25萬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們叫來了消防隊，消防隊員到奧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卻在那裏發現了外科醫生、他的妻子、他們的兩個兒子和醫生的秘書的屍體。他們都被用艷麗的圍巾捆着，用槍從腦後射殺。警察在這位外科醫生的汽車擋風玻璃的刮水器下發現了一張草草書寫的字條：“自本日起，不論何人……凡是濫用自然環境或加以破壞的人，均將受到處死的懲罰……我和我的同志們，自本日起將戰鬥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維護這個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時為止。物質至上主義必須死亡，不然人類就將滅絕。”簽名是塔羅特算命紙牌上的詞兒：“持杖騎士、持杯騎士、持符騎士、持劍騎士。”簽名者被發現是居住在半英裡外的一個破棚子裏的一個留着鬍子的青年約翰?弗雷澤。弗雷澤的律師說，他的當事人在一次汽車事故中撞傷了頭，那以後就“完全變了”。

這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動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歲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維斯。安吉拉是黑人中產階段家庭的女兒，她曾經是伯明翰的一個女童子軍，一直到1963年9月該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個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來對社會並無不滿。在布蘭代斯大學她被選進了大學優秀生聯誼會，熱心鑽研馬克思和赫伯特?馬爾庫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學和德國當研究生，後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成了馬爾庫塞的門徒。在這裏她參加了黑豹黨和共產黨。在一次演講中她對大學班的學生說：“政府必須推翻。”在另一次演說中她又說：“革命現在必須全力處理具體問題，不能空喊革命口號，而是要解決真正的根本性問題。”她參加了衝進聖迭戈校園一座大樓的行動，並因拒絕離開一個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助教教哲學的時候，里根州長的校董會按照校董會禁止共產黨員擔任教職員的決議，於1970年4月議決將她解僱。但因加利福尼亞州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認為不能僅以共產黨員為理由解僱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學教學，校董會於是把辭退她的理由改為不能勝任。學生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職員大多數都站在安吉拉一邊。她的教授同事們做出決議，對她的解職表示了“我們的震驚，我們的沮喪，我們的憤慨”。他們決定抗拒校董會，仍把她留在教職員中，這一問題一直尚未解決，而另一個新問題的出現卻使她的問題完全改變性質了。

作為一個參加戰鬥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參加要求釋放“索爾達德兄弟”的鼓動活動——這三個黑人囚犯實際彼此並沒有任何親屬關係，他們被控於1月16日在索爾達德監獄殺害了一個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歲的喬治?傑克遜，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搶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無期的徒刑。作為《索爾達德兄弟》(傑克遜的獄中書信集)一書的作者，這年秋天他將成為全國最有名的囚犯。書中最動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寫給安吉拉的，她是這年5月在薩利納斯法庭上一次審訊中首次見到他的。在她自己給傑克遜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記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傑克遜。她自稱她是傑克遜的“終身的妻子”，並說將把自己一生獻給營救他的事業。她還說，她將不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辦法。這段話後來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

8月的第一個星期里，人們常看到安吉拉同喬納森?傑克遜——喬治的17歲的弟弟——在一起。屬於她所有的三支槍到了喬納森手中，另外還有她於8月5日買下的一支12號鋸短的獵槍。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喬納森開着他前一天租來的一輛嫩黃色的小型密閉式福特牌有擋板的運貨汽車到處活動。星期五這輛貨車停在距三藩市西北13英里的聖拉斐爾法院外面的停車處。幾分鐘之後，身材細長、精神緊張的喬納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隻小包，走進了一間審判室。

當時在證人席上的是魯切爾?馬吉，一個監禁在聖昆廷監獄的囚犯，他是在為被控刺殺一個看守的同獄囚犯詹姆斯?麥克萊恩的案子作證。另一個黑人同獄犯人，威廉?克里斯馬斯，正等待傳喚。馬吉、麥克萊因、克里斯馬斯都是體格強壯的年輕人，其中坐在辯護律師桌旁的麥克萊因是在聖昆廷誰都知道的一個善於鬧事和煽動的黑豹黨人。高級法院的哈羅德?哈利法官主持審判。代理地方檢察官是加里?托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裏有一個陪審團，但年輕的傑克遜是惟一的旁聽者。這案件很單調乏味。

當喬納森拉開提包上的拉鏈，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輪手槍，並從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徑的卡賓槍時，法庭上馬上變得活躍起來了。“你們瞧瞧!”他喊叫着。“我手裏是自動武器。誰也不許動!”他命令沒有帶武器的法警解開麥克萊恩、馬吉、克里斯馬斯的手銬，他又分給三個解脫了手銬的犯人每人一支槍。他把獵槍給了麥克萊恩，麥克萊恩把槍帶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槍口離哈利的下巴只有幾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個女陪審員用鋼琴弦捆綁在一起。麥克萊恩命令法官打電話給執法官辦公室，指示他讓同獄犯安全退出。“我現在在審判室里，”哈利對着法官席上的電話機里說，“這裏有幾個帶槍的犯人。”麥克萊恩把電話機搶過來，對着裏面大聲喊叫：“你得把你們那些豬調開去，我們要離開這裏，把他們全叫走!”

黑人趕着那群人質往前走，到離大廳約五十英尺的記者室前停了下來，但是門是鎖着的。當他們沿着走廊走下去時，麥克萊恩叫道：“我們要索爾達德兄弟在今天12點30分之前得到釋放!”在停車處他們把五個人質推進福特運貨汽車。麥克萊恩斜身坐到駕駛盤前去，喬納森把鑰匙交給他，馬吉接過了看守法官的任務，然後他們向約二百碼外的美國第101號公路駛去。瞧着他們的是躲在別的車輛和房屋後面的數百名司法人員。忽然，一個聖昆廷看守飛快衝到有擋板的運貨汽車前面，大聲叫道：“停下來!”

緊接着是一片瘋狂景象，車內外子彈橫飛。這當中，貨車後部發出了獵槍的轟鳴聲。法官也就立即了結了，他的下顎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馬斯脊骨上中了一槍，此後從腰部以下將終身癱瘓。一個陪審團員的臂膀受了傷。馬吉胸部中了槍，但是仍然活着。麥克萊恩、克里斯馬斯和喬納森?傑克遜都死了。

三小時之後，安吉拉?戴維斯在三藩市航空站購買了一張飛機票，就此銷聲匿跡。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在凶殺案之前，任何人給殺人者以支持的，同樣犯殺人罪，於是對她發出了逮捕狀。黑豹黨領袖休伊?牛頓說，他相信法庭射擊事件是安吉拉籌劃的，為她感到驕傲，並且希望其他的人學習她的“英勇榜樣”。一個為黑豹黨人辯護的白人律師查爾斯?加里大聲喊叫：“願安吉拉?戴維斯發揮更大的力量!願她平安長壽。”實際上安吉拉逍遙法外只兩個多月。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於10月13日在曼哈頓逮捕了她，那時她同一個有錢的黑人小戴維?魯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記住在一所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裏。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關進了聖拉斐爾的一所監獄，距離喬治?傑克遜在聖昆廷監獄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後，於1971年一個酷熱的8月，傑克遜見了他的律師斯蒂芬?米切爾?賓厄姆。賓厄姆是白人，耶魯大學畢業，是曾經擔任過康涅狄格州州長和美國參議員的海勒姆?賓厄姆的孫子。監獄裏的官員後來確信，一直熱心於少數民族事業的年輕的賓厄姆這一天負有私運違禁品進監獄的任務。他帶着未經看守檢查的兩隻小包：一個裝得很滿的牛皮紙信封和一隻小型手提式錄音機。在他同傑克遜進行了一小時會談離去之後，一個看守注意到這個在押犯的非洲型的髮式有點異樣。當他問到此事時，這個黑人拉下假髮，從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動手槍。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場面。按照傑克遜的命令，27個囚犯，包括正在逐漸恢復健康的魯切爾?馬吉，被釋放了。然後三個白人看守和兩個受優待的白人犯人被殺死，其中兩人是在腦後開槍打死的，其他幾個人被一把鈍剃刀割斷了喉嚨。死屍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傑克遜單人牢房的一個牆角里。這時聖昆廷監獄的警報器已經在刺耳地尖叫着。傑克遜一手仍然握着手槍，他突然奪門而出，全速奔跑過一片空曠的場院約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開槍打死。

斯蒂芬?賓厄姆被控謀殺看守和受優待的罪犯——縣裏的檢察官說：“除了利用與賓厄姆會見的機會外，傑克遜是無法弄到那把殺人的手槍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蹤跡，就此不見了。第二年，當局說他可能已經死了；可能那些好鬥的黑人在利用過他之後，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員對於8月21日的兇殺事件感到憤恨。黑人活動分子也義憤填膺，傑克遜在他們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遺體給穿上了黑豹黨人的制服——黑皮夾克、黑貝雷帽、黑襯衫——埋葬在喬納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談到他被“暗殺”，談到“他不斷進攻一個在精神或肉體上都無法戰勝他的那一邪惡制度使他終於遭到了這個意料之中的結果”。加利福尼亞州議會眾議員威利?布朗說：“一般人都認為這是對他執行死刑，認為說傑克遜頭髮里藏着槍是荒謬可笑的。”安吉拉?戴維斯則在文章中說到“失去了不可彌補的愛情”。

1972年暮春對安吉拉的審判是國際上一項大事。她那優美的側面形態、高顴骨和非洲式髮型——她在逃亡時曾經剪掉頭髮，但是後來又已長出來——曾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招貼畫上。戰鬥性的標語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釋放安吉拉”!檢察當局聲稱，該案與政治和種族問題全然無關，純屬刑事案件，並拿出了201件物證和95個證人的證詞。有三個人證明她在那次企圖逃跑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曾伴同喬納森到過法院對過的加油站，還有其他一些人證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辯護律師提出12個證人的證詞(安吉拉自己決定不作證)，並且嘲笑那種認為“一位出色的大學教授”會捲入這種輕率的陰謀的想法。她的律師們說，她與喬納森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麼經常。他們不否認安吉拉是把獵槍交給了他，但他只能用這槍來保衛索爾達德兄弟辯護委員會的總部。其他的槍安吉拉都放在她家裏的槍架上，是備格瓦拉-盧蒙巴俱樂部的成員練習打靶用的。喬納森在法院慘案發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時他把槍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總結髮言的律師說，現在要定她的罪的僅有的證據只是“安吉拉同喬納森?傑克遜關係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槍支，她曾表示要求釋放索爾達德兄弟，她曾表示過自己對喬治?傑克遜的愛情，以及她於8月7日沒有讓當局找到她”。這位律師斷言，在座的陪審員，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發現自己所有的四支槍曾被用於法院的企圖逃跑事件，那他們也是會逃亡的。“我對你們說，如果你們通過一個黑人的眼睛來看這形勢，你們就不會奇怪她為什麼逃掉了。你們只會奇怪她為什麼會讓自己被人抓住。”

陪審團經過了13個小時的審議之後，裁決她無罪。安吉拉對陪審團背過臉去，她離開審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講話。一個記者問她是否認為她受到了公平的審判。她說沒有。“宣判無罪本身，”她說，“就說明不曾有公平審判，因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應當有什麼審判。”在她出發進行勝利的全國旅行的時候，她告訴她的擁護者，“從今以後，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解放我國和全世界的每一個政治犯和每一個受壓迫的人。”

索爾達德屠殺案引起了一連串連鎖反應，最後以安吉拉的大出風頭而告終，在此四個星期之後，芝加哥的另一件異乎尋常的審判也宣告結束了。這次審判開庭時有八個被告：他們是易皮士傑里?魯賓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戰運動示威者帶到芝加哥來的全國運動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人：倫尼?戴維斯、戴維?德林傑和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托姆?海登；黑豹黨人博比?西爾；還有李?韋納和約翰?弗羅因斯。在他們被捕之前，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並不認識，並且事實上控訴他們的主要罪狀不是搞陰謀，而是指控他們各自進入伊利諾伊州來煽動暴亂——“懷着某種思想跨過了州界。”首席辯護律師維廉?孔斯特勒說。他們的另一位律師倫納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為1968年公民權利法案的附加條款而通過的——叫做“政府可以對沒有明顯犯法行為的人進行處分的惟一的聯邦法律”。他們是第一批以這條法律為據遭到控告的被告，雖然這個事實和其他許多事實在訴訟程序越來越胡鬧的情況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於認為朱利葉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審團宣讀控告書的口氣不當而提議宣告審訊無效，這樣他就在審訊的第一天為這次審訊定下了調子。這位律師說：“閣下讓人聽起來好像奧森?韋爾斯在朗誦《獨立宣言》。”

“還從來沒有人拿我同奧森?韋爾斯這位偉大的演員相比過，”法官說，“但是我拒絕接受你的提議。”

總共說來，被告律師前後提出了二十多次審訊無效的動議，而這次審訊所以如此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們的主雇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師等為另一方之間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聯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寫道：“這次審訊，表現了兩代人之間、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掛着博愛珠項圈，穿着麂皮衣褲，而在一次群起鬨笑的審訊中，他和魯賓兩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長袍出庭。魯賓和霍夫曼都留着鬍鬚。被告們和他們的幾位律師都留着長發，對此，頭髮理得十分整潔的兩位檢察官托馬斯?福倫和理查德?舒爾茨還特別挖苦地提到了這一點。

在艾倫?金斯伯格為被告方面作證時，有一次他表演了他於1968年如何用長達十秒鐘的一聲“啊—喔姆!”使反戰的芝加哥示威者靜下來的情況。孔斯特勒抗議法官不應發笑，法官閣下又對此否認。他說：“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麼語言。”金斯伯格解釋說：“這是梵語。”法官說：“這是一種我不懂的語言。”記錄說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對於在他的法庭內應當遵守禮儀可是一點不含糊的。自從他於74年前在芝加哥一個卑賤的居民區出生以來，他已習慣於要到他面前來的人尊敬他，但現在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們的辯護律師都沒有給予他這種尊敬。在一次開庭前的預審中就出現了最初徵兆，預告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詢問陪審團候選人對抗議示威、美國貧民窟和越南戰爭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說他們甚至也不能詢問未來的陪審團員對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麼看法。被告方面緊接着的另一個要求是，推遲審訊，等到西爾的律師查爾斯?加裏手術后康復再舉行。這項要求霍夫曼也拒絕了，他接着拒絕西爾要求自己對法庭講話的權利，但告訴西爾，他將允許孔斯特勒代表他講話，這樣一來，法庭上的一片混亂就開始了。

西爾說：“我只能認為這位法官是一個鐵杆種族主義者。”矮個子的法官跳了起來。“你聽到他說的話嗎?”他難以置信地問一個辦事員。這個黑豹黨領導人當時和以後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擾亂審訊的行為將“在未來某一時候要予以適當的處理”。西爾回嘴說：“你能對我使出三百年來你們沒有對黑人使用過的什麼新招兒呢?”審訊進行到第八周時，法官對西爾的許多帶火氣的話進行反擊：“注意，年輕人，你如果繼續如此——”西爾回答：“注意，老頭子，你如果一再剝奪我的憲法權利，你就將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說：“西爾先生，你是願意住口呢，還是要我叫法警——”西爾說：“我要對此事進行爭辯，好讓你對事實有所了解。”

法官忍無可忍，他對法警說：“把這被告帶到那邊屋裏去，按規矩教訓他一番。”暫停片刻，重新開庭時，這位黑豹黨人嘴被塞住，手銬連在一把金屬摺疊椅上被抬了進來。這樣也沒有能夠使他不說話。他用腳鐐撞擊椅子，用聽不太清的聲音喊道：“這表示我抗議。”他被移到一隻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緊了。在再次開庭時，他不知怎麼吐出了嘴裏的東西，對法官大聲罵道：“你這法西斯狗，你這臭婊子養的!”阿比?霍夫曼和魯賓跳起來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問道：“閣下，我們什麼時候才停止這種中世紀的酷刑呢?這是對法律的一件骯髒的恥辱……此時此刻，我作為一個美國律師感到極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說他認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僱主的錯誤舉動都是他們兩人造成的，這時他怒沖沖地打斷了他說：“你才是該感到羞愧的。”下一個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爾嘴裏的東西，而當西爾仍一再不斷打岔時，他以藐視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這樣一來，那些剩下來的便稱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們也沒有被馴服。戴維斯在證人席上的時候指責法官睡著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無禮態度“在未來某一時候要予以適當的處理”。阿比?霍夫曼以雙手代腳倒走着進入法庭，同時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納粹分子”，“猶太人的恥辱”，鬧得法庭一片混亂。

最尖刻的交鋒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師之間進行的。法官明確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要求把戴利市長——他曾不顧司法部的疑慮，堅持要舉行審訊——宣佈為懷敵意的證人。這位律師還是照舊做了。而且他直截了當指着戴利，問他在黨代表大會上是否用下流的髒話罵了參議員亞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點沒中風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開了自己的襯衫。法官說：“讓記錄記下來，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體。”孔斯特勒說：“閣下，我記得約翰遜總統曾在電視上把自己肚子上的傷痕露出來給全國人看過。”“這也許正是他為什麼不再是總統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說。當這位律師笑了幾聲因而又受到訓斥時，他說：“得啦，閣下，笑笑有什麼大不了的?有時候我們忍不住要笑。”法官說：“噢，對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審訊的後期，法庭對被告方面的敵對態度變得非常露骨。有兩天，霍夫曼不讓他們使用大廳里的廁所，他說監獄裏的公共廁所對他們來說已經很不錯了。有一天他說，第二天開庭要提早半個小時。孔斯特勒問他為什麼，他得到的回答是：“因為明天要在9點半開庭。”那律師評論說：“這完全像小孩說話，‘因為，因為。’”法官說：“讓記錄記下，當著陪審團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兒。”這律師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動，常常大笑大鬧，或滿面流淚。有時他緊緊擁抱別人，他還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證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說：“記錄下來，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個人。”後來審訊的結果表明，他要求把這些插曲都寫進記錄並非毫無意義的。

被告的證人包括皮特?西格、維廉?斯蒂倫、朱迪?柯林斯、諾曼?梅勒、朱利安?邦德、傑西?傑克遜教士、特里?薩瑟恩和金斯伯格這裏有些人，如諾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國頗有名氣的作家。——譯者，在檢察官福倫的堅持下，金斯伯格朗讀了他作的一些關於同性愛和手淫的詩，顯然是由於福倫認為這樣會觸怒十位女陪審員。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辯論說，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暴力行動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對“七被告”控訴的證據，大部分來自告密者，他們混在林肯公園和格蘭特公園的反戰遊行示威中，把聽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個便衣女警察作證說，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們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塊、磚頭、石頭來。把磚頭一塊打成兩塊——這樣比較容易隱藏，婦女們也能拿得動。”一個便衣警察說，被告們蓄意製造暴力事件以作為“革命的第一步”。一個芝加哥的官員告訴法庭，阿比曾對他說：“市政當局如果機靈的話，應該拿出10萬塊錢來資助我們這次節日。更好的辦法是，給我10萬塊錢，我就離開本市。”這位官員把這一番話理解為企圖敲詐。

經過了差不多五個月的作證和辯論之後，陪審團退庭；法官顯然頗感快意地開始一個一個宣判藐視法庭罪。這件事共費了他兩天時間，其中不少時間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佔去。當孔斯特勒聽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師被帶走的時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兩個月徒刑——他搖搖晃晃地在法庭里來回走着，最後無力地坐下，嗚咽地說：“法官啊，我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說我的問題吧。說我的問題吧。馬上就判我罪吧，我實在不要再在這裏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後才判他。他說：“從來還沒有哪一位律師對我說過你在這次審訊中對我說的那些話。”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監禁。

陪審團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陰謀罪，但宣判戴維斯、德林傑、海登、霍夫曼和魯賓都犯了越過州境煽動暴亂的罪行。法官判決他們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罰款5000元，並要他們交付訴訟費用——額外的5萬元。但是這些判決沒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一所美國上訴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表決結果承認有爭議的反暴亂法——所謂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憲法，但仍然撤銷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現了“敵對性”行為，因為“從一開始的記錄就明顯看出”他對被告方面持“反對”態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結果遠遠沒有能夠證明起訴有理，而它卻成了對政府說來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災難的先導。緊接在這個案件之後，便出現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圖七被告、堪薩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頓四被告、五角大樓泄密案，以及蓋恩斯維爾八被告的審判。所有這些案件中的被告，從既成秩序的眼光來看都是異端分子，而這每一個案件中的被告最後又都由一個陪審團、一個法官或是一個上訴法院宣判無罪。對告密者的敵視和司法方面的偏見，是貫串各個案件的共同的兩條線。此外，如馬丁?阿諾德在《紐約時報》上所指出：“儘管一切證據都證明相反，人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當政府把理由不足，並且常常是措詞無力的案子送進法院時，人們就對它生氣了。”

歸罪於七被告的暴亂活動之所以發生的真正根源，是由於越南戰爭，它在1970年繼續分裂和挫傷着整個國家。在這一年的開始階段曾經有過情況好轉的希望。頭四個月西貢來的消息多少有一點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將軍指揮下的美國部隊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進行大規模的戰鬥。尼克遜正在把美國駐軍從54.3萬人減到34萬人，並且向全國保證到5月1日之前將再撤走另一批6萬怨氣兵。但是戰事的結束看來仍舊遙遙無期。在巴黎，共產黨人擯斥了尼克遜的五點和平建議，並說：“我們的拒絕是堅決的、徹底的、絕對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拒絕了共產黨人的一個方案，稱它是：“新瓶裝舊酒。”

美國陣亡人數在兩年前芝加哥抗議示威期間還只2.5萬人，這時已經超過4.4萬大關。阻礙談判突破的，是華盛頓公開宣佈有20萬美國軍隊還得多年留駐越南。在美國，在南越人中，在戰鬥部隊裏，厭戰情緒已越來越明顯。美國第四師的怨氣兵除非走投無路的軍官們進行威逼，拒絕投入戰鬥；另一個師的士兵辱罵尼克遜，只要發現一位戰地記者，他們就大喊大叫，用髒話咒罵尼克遜；士兵們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識別牌戴在一塊兒；據估計美國軍人中吸大麻葉的人數高達80%，而過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使這一切顯得更糟的是美國軍方最高階層所表現出來的無能。美國傘兵對離河內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戰俘營——據信有70～100個美國空軍飛行員關押在這裏——進行了一次大膽的襲擊。這次襲擊本來應該是成功的，但是情報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戰俘都先被撤走了。在這同一個星期里，美國空軍飛機對北越進行了24小時的猛烈轟炸。五角大樓起先說這些出擊是一項“防護性反應”行動的一部分，是為了保護沒有武裝的美國飛機。後來卻又改口承認是對一些供應基地進行攻擊。實際上，大吃一驚的全國人民後來得知，轟炸員的轟炸目標，是包括醫院在內的。

白宮宣稱，拋棄西貢政府是根本談不上的，因為據說共產黨人有一份三百萬越南人的名單，要用“血浴”加以“處理”。是否存在着這樣一份名單，是大可懷疑的，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準備拋棄阮文紹將軍的政權了。南越人對他們的美國盟友似乎也並不欣賞，甚至懷有敵意。西貢的鬧事者燒掉了一具尼克遜的模擬像，高喊“打倒美國人”，並指責美國在拖延戰爭。一個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吳庭艷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樣，使用煤油和火柴進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兒子戴維?張，在美國巡迴演說，他告訴聽眾，美國怨氣兵同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南越兵之間，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互相憎恨。

與此同時，美國人進行戰爭是為了保衛亞洲的一個民主國家的說法，已越來越站不住腳了。戴維的父親與阮文紹作對而被捕入獄，成了南越政府的八萬多名政治犯之一。戰場上的美國人報道了私刑法庭對政府的批評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儘管西貢最高法院宣判這些私刑法庭違反憲法，它們仍然繼續開庭。而且阮文紹對美國財富的要求似乎永無止境。在華盛頓對西貢慷慨的支持幾達十年之後，他仍不斷地說他需要更多的美國裝備，需要更長的時間訓練他的軍隊，還需要更多更多的錢。他說如果他不能夠得到這一切，一切後果他將全不能負責。

這一年美國人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莫過於再在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發生戰爭，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讓這件事發生了。實際上美國空軍對柬埔寨東部的共產黨基地進行轟炸已經一年多了，不過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據白宮來的命令，B-52型飛機對那裏的叢林庇護所進行了3630次轟炸。參謀長聯席會議很久以前就想把陸軍派進去。尼克遜卻感到猶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會抗議對他的國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壞。藉助於搞兩本賬和嚴格保密，B-52飛機出擊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鎖。如果美國部隊一旦跨過了邊界，保密可就難了。

可是3月18日這一天，柬埔寨的局勢由於發生了一次政變而起了戲劇性的變化。西哈努克意識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脅，這時正在蘇聯要求蘇聯協助他設法使4萬名越共和北越軍隊撤出他的國家，而柬埔寨朗諾將軍就在此時接管了政權。朗諾是一個右派，他決不會譴責美國和南越聯合進軍去趕走進入柬埔寨的共產黨的。政變之後六個星期，尼克遜在電視上向美國人說，這一行動已經在進行中了。這種行動的目的是要破壞西貢西北面“鸚鵡嘴”上的越南的神經中樞、兵營基地和地下兵工廠。“五年以來，”總統說，“美國和南越都沒有對這些庇護所進行攻擊，因為我們不願意侵犯一個中立國家的領土。”他沒有提到，到那時為止，對柬埔寨已經私下裏進行了14個月之久的轟炸。

入侵柬埔寨的軍事價值是有爭議的。當入侵仍在進行中時，尼克遜把它叫做“一項巨大的成就——遠遠超過了預期的效果”。五角大樓聲稱越共將需要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時間恢復這次所傷的元氣，有人就此事問阮文紹，他卻說：“我說他們永遠也無法恢復了。柬埔寨從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個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後方。”西貢的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宣稱這次共繳獲1500萬發槍彈、7250萬噸食物和2.5萬支槍；敵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軍方面死傷人數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傷。

但是現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戰爭。原來潛伏在鸚鵡嘴的共產黨軍隊對這次進攻做出反應，向西追趕朗諾的軍隊，佔領了半個柬埔寨，威脅着首都金邊，並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個新的安全供應路線。這樣一來，華盛頓是和另外一個比阮文紹政權更無防禦能力的政權糾纏在一起了。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標所以沒有實現，完全是由於這些目標的不現實。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裏寫道：“美國官員們談論着為南越佔領敵方指揮司令部的計劃，彷彿在那叢林中也存在着一個反面的五角大樓，其中海軍陸戰隊警衛人員、大小將軍、綠呢檯面會議桌等一應俱全。”這樣的一個指揮所沒有找到，因為，當然，從來就沒有這樣一個指揮所。

對柬埔寨進行的冒險行動造成的最大損害，是對美國國內的影響。公眾反對這次新的捲入的抗議聲是如此強烈，以致參議院最後吵嚷着只有國會才有宣戰權，通過一項議案，要美國部隊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並在同時停止對那裏的空中支援。大學校園裏反應之強烈，超過了過去所有的抗議行動。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專院校停過課。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學生總罷課，並且完全是自發的。到學期終了還有286所學校仍然處於癱瘓狀態，而43個州的另外129所學校雖然宣稱複課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無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萬多學生直搗華盛頓。白宮變成了一個武裝兵營，前面是由市區公共汽車一輛挨一輛並排起來的屏障。總統最初的反應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樓一些部長們的閑談中，他把抗議者叫做“遊民”。後來他決定擺出和解的姿態。那個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帶了他的貼身僕從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員來到林肯紀念堂，要想同睡在那裏的學生們談話。“我對此事的感覺同你們一樣深切。”他對他們說。為了能談到一塊兒，他大談美國的足球活動，並問其中一個學生(一個加利福尼亞州人)他是否喜愛衝浪運動。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個記者小組寫道：“兩個美國會晤了，但馬上便在一種互不理解的狀態中彼此越離越遠了。”

使總統同樣迷惑不解的，是內政部長沃爾特?希克爾給他寫的一封信。希克爾曾經是一位保守的企業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個兒子的父親。他抗議政府在疏遠青年。他對副總統阿格紐對青年的攻擊特別感到憤怒。尼克遜的公開反應是表示安撫，他向這位部長保證政府官員將不再用那種激烈口氣講話。但是希克爾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的信在到達橢圓形辦公室之前，已由各報發表了。感恩節的前夕，尼克遜把他叫到了白宮，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將他撤職。幾個小時之內，霍爾德曼的一位助手，帶着一份應予清洗的人的名單來到內政部。六位高級官員被告知：“我們要你們辭職，我們要你們在5點鐘之前離開這座大樓。”

如果這樣算是粗暴，有些校園裏的行動卻更為粗暴。一個革命者的炸彈把威斯康星大學的陸軍數學研究中心的邊牆炸開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學家，炸傷了四人，造成了600萬元的損失1973年11月，27歲的卡爾頓?劉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為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辯護律師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學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傑克遜大學裏，學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樓前進行對抗，最後警察人員開火，使用大量鉛彈槍、機關槍、步槍和穿甲槍，造成打死兩個學生、傷九人的悲慘結果。由前賓夕法尼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負責的一個總統委員會，把這28秒鐘的連續射擊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無理的過火反應”，但是當地的一個大陪審團卻責備學生，聲稱“有人要去……參加社會騷擾和暴亂活動，當執法官員奉命前來恢復秩序時，他們就應該準備受傷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國人中也不僅密西西比人認為學生活該受到攻擊，而且受害的也並非僅是黑人。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頓硬帽建築工人直接衝進一群反戰示威遊行者中，成了極得人心的事；白宮對他們加以表揚，也被認為是一種漂亮的策略行動。對青年的敵視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紀較大的美國人對年輕的亞文化群的幾乎各個方面都看不慣：他們那長頭髮、印染的工裝褲、喧噪的音樂，他們的語言、他們的姿態，以及那些搖滾舞集會的名稱本身，什麼“奶油”、“石頭”、“驚恐萬狀鐵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學生(十幾歲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們)張貼出滲開的彩色和變形的圖像的使人憎厭的幻境畫；他們若無其事地談說麻醉劑如何使他們超脫、受到激發、感到諧調、上勁、過癮、心驚、思想異常和憂鬱；他們以舉辦搖滾舞音樂會的名義使剛成年的青少年離開他們的父母，這種集會表面上是跳舞，有時實際完全是進行罪惡活動。

伍德斯托克成了搖滾舞狂歡會的最高水準。據《滾石》周刊助理編輯約翰?莫思蘭報道，預告下一年度要舉行的48個主要大型音樂節，只有18個舉辦了。“主要的原因，”莫思蘭說，“是政治性的。每當宣佈要在某地舉辦一次音樂節的第二天，該地的市參議會和警察局就設法搞出個什麼緊急法令，使舉行大會成為不可能。”行政當局所以採取這種步驟是得到居民的讚許的——常常由於他們的懇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對於這一亞文化群的表現聽到和見到的已經夠多了，他們肯定不希望這種慶祝會在自己的後院內舉行。他們認為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為聽到了關於1970年臭名昭著的搖滾舞音樂會——康涅狄格州米德爾菲爾德市粉末嶺音樂節——的一些情況。

實際上，粉末嶺音樂會遠非一次盛會，它沒有按照原計劃進行。發起者簽約邀請了25個樂隊來參加在這個300英畝的滑雪地區的表演。但開幕日之前四天，一個市民委員會說服了一位法官，說他們這小小的居民點沒有必要忍受那喧鬧聲、大麻煙捲、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頒發了禁令。這樣樂隊演員是給打發走了，但是已經來不及阻止前來參加的聽眾；這次集會的廣告遠至洛杉磯的許多地下報刊都登了出來，大批人群已經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個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萬人到達。沒有表演會等待他們，也沒有飲食，沒有足夠的衛生設備。粉末嶺成了一場等待發生的災難，而這災難也終於發生了。

天熱得使人發昏，青少年們搭好了他們顏色豐富的帳篷之後，都把衣服脫光了。他們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個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裏面大小便，以至於到了星期日，這個池塘被宣佈為有害健康區。自願前來服務的長着鬍鬚的禿頂的威廉?阿布魯齊醫生，對環境衛生十分關心，但這還不是他最擔心的事；他最關心的事是麻醉劑。毒品販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兜售大麻煙捲、可卡因、海洛英(“只要花一塊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議的魔力”)、巴比土酸鹽、“來得快”、LSD幻覺劑(“誰要買?先講貨色，后揚牌子”)。州警逮捕了70個離開人群的毒品販子，其中有一個人口袋裏裝着1.3萬元，但是他們大多數還是逃掉了。因小販要價甚高，自己買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費喝大桶里裝的“電水”，那裏面什麼都有，任何人走過這裏總有人求他把不論什麼毒品扔些在裏面。阿布魯齊把他診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劑發生的事故都歸咎於這種混賬雜燴，這種服毒品人數比伍德斯托克還多，而那裏參加的總人數卻是這裏的十倍以上。每一個米德爾菲德的居民都能講出一些服麻醉劑的年輕人胡鬧的故事。

顯然，粉末嶺同反戰的抗議運動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評此事的人卻認為，青年亞文化群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它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遜宣佈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學強烈反應中最令人難忘的強烈象徵，是州立肯特大學慘案，而這事一開始並不是為了表示抗議。從各方面來看，那裏的騷亂的最初幾個階段，不管怎樣都是會發生的。同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不一樣，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學一向沒有鬧事的傳統。足球賽在肯特大學仍然是大事；每當獲得一次球賽勝利時，學生們會在校內廣場上鳴勝利之鐘。學校有同學舞會，市鎮上有閑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說實在的，那個悶熱的星期五夜晚的動亂就是由一場狂飲啤酒的活動發端的。

學生從一家酒吧間涌了出來，他們要在街道上跳舞。一個發怒的駕駛汽車的人開大油門，似乎是要向他們衝去。幾個喝醉了的學生爬上汽車，打碎了汽車的玻璃，放火燒了一些垃圾桶，並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櫥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據勒魯瓦?薩特朗市長的命令，把鬧事的學生從小酒館裏趕了出來。在把學生向校園趕去時，他們用催淚彈轟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學少數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舉行一次群眾會。在註冊入學的將近兩萬名學生中，約有八百名來參加了大會。他們對教職員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們不要你們那個屌戰爭!”群眾把大會轉變成為一場示威。他們的行動失去了控制，衝散了一個舞會，又把點着的鐵路照明用火把從窗口投進廣場對面單層的後備軍官訓練隊的房屋。消防隊來到現場時，示威學生用石塊砸他們，又用大砍刀把水龍軟管剁斷。那房屋竟被完全燒光。

薩特朗市長沒有通知學校當局，就向國民警衛隊求救。詹姆斯?羅茲州長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備M-1型步槍、科爾特左輪手槍和催淚彈的500人的隊伍。學生用汽油噴到樹上燃起大火來阻止他們，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滅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這時，羅茲州長來到了校園。俄亥俄州的共和黨於星期二將要對參議員候選人進行初選，而羅茲是候選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顯然大大落後——最後他仍失敗了——但他仍在做最後的努力企圖扭轉局勢。肯特大學的形勢看來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處於緊急狀態；關於學生他說：“我們將採用執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們從肯特大學趕出去……他們比褐衫黨、共產黨、夜間騎士和自衛團褐衫黨指德國納粹黨；夜間騎士(見前)和自衛團為美國民間反動組織。——譯者都更壞。他們是我們在美國包庇的最壞的一類人。”

為羅茲州長說一句公道話，應當指出國民警衛隊聽到的恣意攻擊學生的話也並非僅僅來自羅茲。司法部長米切爾攻擊校園裏的好鬥分子，把他們叫做匪幫；尼克遜總統和阿格紐副總統也是如此，阿格紐的被廣泛引用的一句話是：“年輕的一代中的鬧事者只是一夥流氓，他們不配享有美國青年的稱號。”薩特朗市長在肯特大學發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講話，而國民警衛隊的羅伯特?坎特伯里準將則簡直就是有意煽動暴亂。既然種下惡根，他們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難逃惡果。這一天已恢復上課，校園裏起初看來似乎是很平靜。有幾個學生於正午時敲打勝利之鐘，大約一千名學生聚集到校內廣場上舉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約兩千人在旁觀看。這時來了兩輛吉普車，車裏的國民警衛隊員用擴音器喊叫：“撤出廣場區。你們無權集會。”學生們做出侮辱性的手勢，向他們扔石頭，並大聲叫喊：“豬滾出校園去!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坎特伯里準將對記者說：“得讓這些學生認識認識法律和秩序是怎麼回事。”國民警衛隊的西爾威斯特?德爾科爾索少將在他的部隊的眾目睽睽之下，撿起了幾塊石頭，向學生們砸去。

這時大約是12點15分。國民警衛隊的兩個戰鬥班對密集的學生放催淚彈，有幾個學生把催淚彈扔了回去，但都達不到目標。另外一部分學生開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隊伍在兩座樓之間追趕他們。這些國民警衛隊員忽然發現他們在這裏已被包圍了，前面有一排柵欄擋住，兩邊全是向他們扔石塊的學生。他們的處境其實並不真是很嚴重；石塊砸不到他們，許多旁觀者還在哈哈大笑。這時候警衛隊的催淚彈用完了，他們開始向一個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頭望着。這情況是很可怕的。國民警衛隊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上周周末他們就曾用刺刀刺了三個學生——他們的M-1型步槍里都裝着實彈。據以賓夕法尼亞前州長威廉?斯克蘭頓為首的一個總統委員會後來所說：“警衛隊只差用拇指撥一下保險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機了。”

後來有人提出，有一批警衛隊員有心要對觸犯他們的人開火。一些照片顯示，有十來個警衛隊員擠在一起，形成證人所說的“一團”。另有一件奇怪的證據，是當場錄音的一份錄音帶。從上面可以聽出在那可悲的13秒鐘的亂射之前，曾有一聲單響。這一槍是特倫斯?諾曼放的，可能是一個訊號，也可能是出於驚恐。諾曼是一個挂名的“自由攝影師”，實際上是受中央情報局僱用的告密者(此外他還很可能是受雇於該大學，該大學也擁有秘密特工人員)。諾曼攜帶着一把手槍，有些旁觀者說看到他拔出手槍並放了一槍，時間不是在關鍵時刻之前，就是在那關鍵時刻之後。可以肯定的情況是，警衛隊於下午12點24分到達小山坡頂上時便跪下來用槍瞄準學生——學生離開他們好幾百英尺，不可能有辦法傷害他們——好像是接到命令開槍的(同警衛隊在一起的坎特伯里準將卻正把頭轉向另一面)。射擊之後是一片可怕的寂靜。一個姑娘在這寂靜中尖聲叫出：“我的上帝啊，他們要打死我們!”

13個學生被槍打中，其中四個——沒有一個是好鬥分子，而有一個還是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學員——被打死。一股鮮血從一個青年的頭部湧出，浸透了他攜帶的課本；另一個男青年用一塊布堵着一個朋友的肚子，徒勞無益地設法堵住流血。警衛隊沒有做任何事來幫助被他們打傷的人。

事件以後，警衛隊裏沒有一個人為這場殺人事件而被檢舉。雖然司法部長米切爾宣稱美國教育正經歷着有史以來“最悲痛的一個學期”，他說：“社會騷亂的最顯著的標誌莫過於大學校園裏的槍聲。”雖然由三百名聯邦調查局人員進行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警衛隊當時並無任何被傷害的危險，事後警衛隊只是共同策劃把事件歸罪於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性的暴徒，司法部卻公然拒絕組成聯邦大陪審團。就這樣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發出了八份起訴書。

當時，俄亥俄州的一個大陪審團宣佈警衛隊無罪，反而對另外25個人起訴，其中包括學生會的主席。最後雖然沒有一個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種廣泛的看法，認為這些受害者罪有應得。由於尼克遜總統暗示，暴力的抗議結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強了這種看法；這次事件，他說：“應當再一次提醒我們，當不滿發展成為暴力時，就會引起悲劇。”斯克蘭頓委員會說：“警衛隊開的61槍肯定不能說是有道理的。”阿格紐副總統把他們的報告稱之為“縱容的精神食糧”，又說事件發生的責任在於“大學行政大樓台階上和教師休息室門前”的學生。任何其他的解釋，他說，將是“最不負責任地拿別人來做替罪羊”。

因尼克遜宣佈對柬埔寨的軍事冒險而引起的校園騷動，是接連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的主要環節，這些事件終於在兩年之後，產生了對華盛頓水門大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樓進行竊聽的問題。第一個環節是刊載於1969年5月19日《紐約時報》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徹署名的報道，他是該報負責國防部的採訪記者。這篇報道是這樣開始的：“根據尼克遜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國B-52型轟炸機近幾個星期以來，首次轟炸了設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應庫，但是柬埔寨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尼克遜很驚慌。他感到他最擔憂的東部權勢集團報刊的不負責任的行徑現已得到證實了，而當《紐約時報》刊載出在同俄國進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美方進行準備的技術細節時，他感到他的擔憂再度得到了證實。按照憲法，對比徹和他代表的報紙，他不能有多少辦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設法從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誰把這保密資料透露給新聞界的。他同基辛格進行磋商，基辛格草擬了一個13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五名助手，因為他們也知道秘密轟炸柬埔寨的內幕。遵照總統的命令，聯邦調查局對他們的電話進行竊聽；四個發表了泄密材料的新聞記者的電話也給安上了竊聽設備，這四人是：比徹、《紐約時報》派駐國務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文?卡爾布和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這是白宮首次進入可疑活動的半明不暗地區，但結果毫無所得，比徹的消息來源始終沒有被發現。

總統對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和里查德?赫爾姆斯的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效率開始有懷疑。在1970年5月發生的一些事件之後，他的懷疑更加深了。尼克遜堅信大學風潮是外國煽動者策劃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東歐人。他要中央情報局把他們查出來。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之後，該局報告說，所有的煽動者都是美國本國人。總統把同樣的任務交給聯邦調查局，該局所得結果仍完全相同。橢圓形辦公室仍然不滿，於是命令增加更多的電話竊聽裝置，並且採取新招兒，闖入可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這些活動由一個新的國內安全小組來指揮，這小組包括全國最高級的情報人員：胡佛、赫爾姆斯、國防情報署和國家安全局的兩位領導人。他們的行動命令要由29歲的印第安納州律師、總統演說撰稿人湯姆?查爾斯?休斯敦來草擬。

四位情報單位的領導人於1970年6月5日在總統辦公室里集會，同總統一起照了相。總統告訴他們，他要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監督國家安全，由胡佛擔任主席。他們得在8月1日開始行動。這期間，休斯敦當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草擬行動計劃。在他們兩人開頭的一次會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釋客觀情報工作的歷史發展情況，企圖使這位年輕律師別那麼熱心於非法的計謀。休斯敦不耐煩地回答說：“我們談的不是已死亡的過去，而是活生生的現在。”除了電子偵察和秘密入戶搜查之外，他的計劃還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園裏吸收更多的人充當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報局對居住國外的學生和其他美國人進行偵察。

作為一個律師，這個印第安納人完全知道，入戶搜查以及他稱之為“郵件採訪”等行為都是嚴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樣還是要照樣干。他曾寫道：“這些技術的使用顯然是非法的，等於是盜竊行為。這種做法也是非常冒險的，如果被揭露出來，將會弄得非常難堪。不過，這也是最有成效的辦法，這樣就能夠獲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獲得的情報。”他辯論說，這樣它帶來的好處的價值，“便超過了所冒的風險”。胡佛對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報告上，這位局長批註說，他不願意擔任小組的主席，甚至也不願充當小組的成員。休斯敦感到難堪。他於7月初給霍爾德曼送去一份備忘錄，對聯邦調查局長的批註加以評論說：“他的反對意見一般是前後矛盾和毫無意義的——大多不過是表示擔心事情被公眾知道后使情報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難堪。”尼克遜於7月23日在這個年輕律師起草的一份“決策備忘錄”上簽字，批准了他的計劃，但是胡佛看到以後，向米切爾提出抗議，米切爾於是同總統進行了討論，總統就把整個這件事擱置下來。休斯敦十分不滿，於這年秋季辭職回家，到印第安納波利斯去操律師業。他的情報工作任務委派給了白宮的一位新手，總統顧問約翰?韋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紐約時報》開始刊載新泄露的五角大樓的消息，尼克遜斷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決定採取措施，並決定越過胡佛。於是，總統設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小組，小組的任務——照他自己後來的解釋——是“在有關安全的泄密問題上堵塞漏洞和對其他有關國家安全的敏感事件進行調查”。

日後將使總統佈置的潛入竊聽事件成為本世紀以來美國最大的一件醜聞的一批人，原來還互不相識，這時已開始脫離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務了。霍華德?亨特由於美國駐馬德里大使認為他是一個陰謀家，不同意任命他擔任那裏的副站長，他在中央情報局的官運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學慘案發生的時候，他已經辭職了。四個月之後，小詹姆斯?麥科德辭掉了他在中央情報局的職務，而在這之後八個月，財政部辭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國步槍協會一次大會上未經批准發表了一篇讚揚私人擁有槍支的演說。

來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歲的律師戴維?揚，在總統辦公大樓地下室16號房間成立了特別調查組總部。《紐約時報》刊載了一段簡明新聞，報道揚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爾?克羅在從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揚的一位親戚看了報紙后對他說：“你為白宮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會為你感到驕傲的。他就是一個專門堵漏的管子工。”戴維於是在他的新辦公室門上釘了一塊牌子：“揚先生——管子工。”

共和黨領導1970年進行的中期選舉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遜第一次競選運動的總顧問默里?喬蒂納定下的原則進行的。這個原則很簡單，那就是，美國人投票只是為了反對某個候選人，而不是擁護哪個候選人。有心追求總統職位的人，按照喬蒂納的教導，對自己的競選綱領滿可以不必認真考慮，而對他的競選對手的經歷、觀點、作風和私生活中的最見不得人的方面，要盡量予以猛烈抨擊。如果他找不出對手有什麼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對總統持批評態度的人在談到“那個老兄尼克遜”時，就是指的這種策略。這年秋季，共和黨的策略是要把所有黨提名的競選人，都變成“那個老兄尼克遜”。這將是第一次花費1億美元競選費的國會選舉，而共和黨主要的急先鋒將由總統顧問布賴斯?哈洛稱之為“充滿了電的阿格紐”的副總統來擔任。

的確共和黨需要擁有某種推動力才行。上一年1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贊成尼克遜的人數達到68%，但是自從那時以來，由於通貨膨脹日益惡化、柬埔寨問題、卡利案件和失業人數繼續增長，贊成他的人數已不斷下降。年初時候，尼克遜就告訴共和黨的領導人，如果失業率達到5.5%，那他們在11月的選舉中就將失敗。失業率後來上升到5.8%，年底之前達到了6%。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進行得不錯，3月里簽訂了禁止核擴散條約，然而，這些成就和政府關於歲入的分享計劃，都沒有在選民中引起多大興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計劃也缺乏吸引力。尼克遜保證要保留學童就近上學不開汽車接送，在南部深受歡迎，但是卻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隨着黑人中產階級的出現，黑人選票已越來越舉足輕重了。到11月，美國將有13位黑人國會議員、81位黑人市長和鎮長、198位黑人州議員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員。

白宮認為讓副總統按照喬蒂納教導進行競選可再適合不過了。他剛到華盛頓的頭一年，在講壇上特別活躍，一共發表了77次重要演講，他的聽眾人數很多而且對他的講話表示欣賞。1970年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國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僅次於總統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蘇達大學11位教師曾向他呼籲，不要“把溫和主義者趕到極端主義者一邊去”。參議員喬治?麥戈文曾經把他叫做“製造分裂的有害影響”，共和黨的弗朗西斯?薩金特州長曾公開宣佈他為馬薩諸塞州所不歡迎的人。但是大學教授和麥戈文都已被認為是政府的天然仇敵，而居民中有三十萬大學生的薩金特的那個州，一向被看成是聯邦中最自由主義的一個州。不論怎樣，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停止互相大聲對罵”，政府成員中很早就有人不理會這呼籲，其中就有阿格紐。(“我打算在一片喧鬧聲中讓人聽到我的講話，”這位副總統曾說，“即使我必須提高嗓門也行。”)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對阿格紐式的裝腔作勢，有意嘩眾取寵的腔調卻大為欣賞：

有些報紙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來。

要求參議員富布賴特提出關於外交政策的意見，等於要求“波士頓掐脖子暗殺犯”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說表示異議就會使美國人民兩極分化，那我說，現在正該是來一個積極的兩極分化的時刻了。

暴力行動得逞，就會滋長進一步的暴力行動，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動，最終將產生極殘酷的對抗。

我們這個時代的弊病，在於一種矯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複雜的思想狀況——認為我們的社會準則是虛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認為愛國、誠實、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點什麼問題。

阿格紐於1970年秋季到32個州去遊歷演說，行程共3.2萬英里。他於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棕櫚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號召選民們把民主黨人作為“激進的自由派”加以抵制，從而為自己的競選運動定下調子。後來，他把“激進的自由派”一詞壓縮成為“激自派”，並解釋說他所指的這種政治家可以肯定“幾乎每次投票都會違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議制社會的利益、都會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對自己本黨內躍躍欲試的人並不都表贊同——“我不得不把爭取獲選的一位共和黨人歸入上述的一類，那就是紐約州的參議員古德爾”；對反對黨提名的人則一概加以譴責：“民主黨的候選人是一批縱容一切的候選人，他們傾向於遷就混亂局面，討好不法分子。”他那滿篇長字的無聊議論，還由總統的兩位演說撰稿人——威廉?薩菲爾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潤色。依靠這兩位的生花妙筆，他把參院的鴿派斥為“搞叛賣的議員”和“被嬌慣的奇才”。民主黨提名的全部候選人被統統稱之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頭兒腦兒”、“卑怯的騎牆派”、“動搖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識分子相標榜的愚蠢時尚”的“絕望的、歇斯底里的歷史多疑病患者”。說到他那浮誇的詞句，他說自己喜愛用隱喻和押頭韻，“但是我並不需要什麼花招來使我的話為人所理解。我只是簡單說明美國當前的問題是什麼事”。

總統同他是一致的，在歷時23天、先後到過22個州的17240英里的巡迴競選演說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調子。每次演說，他都採取攻勢。同阿格紐一樣，總統不為自己的政績辯護，不談任何目標，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違背喬蒂納規定的原則的。他只是一味攻擊學生、麻醉毒品、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暴亂者、逃避兵役的人、燒國旗者、搞同性關係者、罪犯、男女亂交和淫書淫畫等，而把所有這些，都同民主黨人聯繫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黨把總統最刺耳的演說之一在電視上重播出來而使情況達到了高xdx潮。前一個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亞的聖何塞，示威者曾用雞蛋和石塊打他的轎車，企圖砸碎窗玻璃，還敲打汽車車門。“你不能不看到他們的面容，”當時跟隨他的一個助手後來說，“看到他們臉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覺到這一點了。”《時代》雜誌特別提到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負責和半負責方面人士的譴責”。然而事過之後，總統在菲尼克斯的講話中，似乎把這個事件歸罪於所有批評他的人。他發誓，“任何一夥暴力惡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國人民談話”——言外之意是，民主黨人正設法要阻止他——而關於持異議者，他說：“他們不是什麼浪漫派的革命者。他們同樣是一些一向為害善良人民的惡棍和土匪。”他最後說：“我們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強硬的法律，使和平勢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對付美國的罪惡勢力。”

選舉前夕重播的這篇演說的質量，同演說的基本思想一樣，是雜亂粗糙的，有時簡直是語無倫次。這次重播歷時15分鐘。接着的一刻鐘由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自己付費使用，他的講話是為另一黨所作答辯。馬斯基態度平靜，說話極有分寸——也具有毀滅性力量。談到尼克遜和阿格紐惡意誹謗民主黨，指責該黨不忠於國家，他說：“這是撒謊，美國人民也知道這是撒謊……競選政綱只有兩種……恐懼性的政綱和表示信任的政綱。一種政綱說：你們已被種種可怕的危險包圍着……另一種說：世界是一個令人困惑和變化莫測的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按照人的意願來對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們投民主黨的票，就是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們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對你們自己的信任。”

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黨對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議案在表決時完全贊成。但是，關於種族間的緊張關係、環境污染和經濟問題怎麼樣?關於全國的團結又怎樣呢?他說：“有些人設法利用我們共同的不幸，來為黨派利益服務，但他們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嚇和惡意的造謠中傷。”他號召選民們拒絕支持他們。

選民們真這樣做了。民主黨人在眾議院裏增加了12個席位，把他們與共和黨的差數擴大到253對180。共和黨失去了11個州長職位。他們原來在州政權方面是以32對18領先；現在削減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黨候選人的平均票數增加了3%。共和黨於選舉運動初期，原希望多贏得參議院8個席位，以便重新獲得參議院的控制權。那時看起來，這似乎是可能的，因為民主黨在參議院裏拿不準的席位兩倍於此數。等情況澄清以後，大家看到共和黨不過只得到其中兩席，有一席有無價值還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多德被一位開明的共和黨人小洛厄爾?韋克取代了。

為了給選舉的結果儘可能的塗脂抹粉，尼克遜聲稱獲得了“思想上的勝利”，他指出艾伯特?戈爾在田納西州、約瑟夫?泰丁斯在馬利蘭州和查爾斯?古德爾在紐約州的失敗；在紐約州，保守黨候選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經以僅僅39%的選票，獲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義的勝利。但是所有這些由於艾德萊?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諾伊州和約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勝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喬治?布殊在德克薩斯州的失敗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宮感到沮喪的，是已出現對1972年大選不利的惡兆。除在田納西州外，著名的共和黨的南部策略結果一無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黨也失去了一些關鍵性的州議院。尼克遜—阿格紐的特殊努力在新澤西州、威斯康星州、北達科他州、佛羅里達州、內華達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敗，在對下一屆總統競選可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幾個大州——加利福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密執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開明的共和黨里彭協會的主席，把這次結果總結為共和黨“自1964年以來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對於尼克遜所作的解釋，他說：“尼克遜愈是聲明說他現在擁有了一個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數，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國會做替罪羊了。”選舉之後，共和黨的州長們在愛達荷州太陽谷集會時常說的一個笑話是，他們其實是應當在死谷集會的。兩年之前曾經使總統獲得大量超額票數的印第安納州的州長說，連他在該州的處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長警告他的共和黨同志，共和黨“在選舉中之所以失敗了，是因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極的。”專欄作家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寫道：“理查德?尼克遜的總統的威望，於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後來還繼續下降了。這年冬季，蓋洛普民意測驗說明美國人贊成總統的比例，從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測驗中，馬斯基趕過尼克遜，領先了3%；隨後的幾個月裏，這個差數擴大到5%，繼而又擴大到8%——47%比39%。《新聞周刊》提出了尼克遜可能只能做一任總統說法。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尼克遜同他的一些主要顧問們聚集到比斯坎島來進行一次事後檢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對體育運動行話的愛好，把這次聚會叫做“對比賽計劃的審查”。感到特別憂慮的米切爾說，總統的行徑讓人覺得他好像是在“競選縣執法官”。大家都同意兩年之後，決不能再重複這次的表演。從現在起，尼克遜必須顯得是超然於黨派鬥爭之上，作為總統進行他的工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新主席將由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多爾擔任，他是共和黨的一位鐵杆幹將。

但這還不是這次聚會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如一位參加會議的人事後所說：“我們知道自己是處於一場非常激烈的戰鬥中，所以我們決不能把這項任務委託給委員會裏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們去干。”稍後，另一位又說：“所作的決定是把黨派政治從他媽的白宮裏清掃出來弄到街對面去搞”——街對面就是離白宮150碼的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的一座鋼鐵和玻璃結構的高樓。在那裏，獨立的“總統競選連任公民委員會”於1971年3月在這座高樓的二層樓上開設了備有全新傢具、時髦室內裝飾和深橙色絲絨地毯的辦事處。在約翰?米切爾辭掉司法部長來接管這個辦事處之前，它一直由霍爾德曼的親信傑布?斯圖爾德?馬格魯德負責。馬格魯德的保衛科長將是小詹姆斯?麥科德。他的顧問是戈登?利迪。這個委員會後來所有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為“總統競選連任公民委員會”的英文名稱的縮寫。但creep本身作為一詞又有“爬行”或“令人厭惡的人”等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