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之辭

林·拉德納著

孫仲旭譯

幾乎永遠是這樣，一個男的不跟他老婆過了，全世界都不會原諒他。他老婆有可能把十誡稀里嘩啦統統違反個遍，可要是男的看不過眼，以至於離家出走，從此以後，他所有的朋友都對他視若路人，除了一兩個流浪漢，他們會跟着他一間又一間夜粉放在紅色小總粉放在紅色小會混過去，只要他還保持着一概由他買單的習慣。

如果是一個女的不跟她丈夫過了，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他要麼一天到晚喝酒，要麼到處耍子，要麼一分錢也不給她，要麼在家裏健身時，把她當成拳擊練習袋使。以前一塊兒玩的人不再邀請他去家裏吃飯、打橋牌。他被人唾棄，就算他犯下遺棄罪也無非會這樣。無論前因後果，錯都在丈夫。他願意的話，可以講講他這一方有什麼要說的，但問題是找不到聽眾。

我自認為除了有點自尊，另外還有點騎士精神。所以儘管事實上弗洛倫斯把苦水這邊倒了那邊倒，我還是準備閉口不談，一直到我進棺材。

可是等我過身後，我想讓我的幾位老朋友知道這件事並非像我太太說的那樣，責任全在我，因此我要寫下真膠線，懸挂昨相，和我的遺囑一起裝進信封，指定埃德·奧斯本作為遺囑執行人。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老婆攔着他，他現在還是。他會不得不把我的文字資料都讀一遍，包括這一份，他就會把這件事跟每個人都說說，也許他們會有點後悔，因為他們都對我避之則吉。

（埃德，請別以為我想寫得文謅謅的，你知道自從我們編校報以來——當時我也沒怎麼火——我就再也沒寫過供發表的東西。你只用把這視為一份事實記錄吧。要是我還活着，我會手按《聖經》起誓這裏寫的絕無半點誇張。儘管我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可是我從來沒撒過謊，除了為了保護哪個女人或者我自己。）

一年前的五月份，我不得不去了趟紐約。我給喬·帕克斯頓打電話，他請我出去吃飯。我去了，並認識了弗洛倫斯。她跟瑪喬里·帕克斯頓一塊兒上過學，她是去看望他們的。我們相愛了，訂了婚。回來的路上，我在芝加哥停了一下，去見她的家裏人。他們挺喜歡我，可是很不想讓弗洛倫斯嫁那麼遠，想把她離家的日子盡量往後推得久一些，讓我們直到今年四月才結婚。

我在貝爾登大廈租有一個房間。我和弗洛倫斯商量好我們結婚後，我們會在那裏住一陣子，慢慢挑房子。可是三月的最後一天，我們結婚那天的兩星期前，我碰到了傑夫·庫柏，他跟我說了他的新動向，就是美孚石油公司要派他去中國擔任要職，好像還是長期性的。

“去，我倒願意得很，”他說，“貝絲也是。掙錢多了好多，我們還想着那種經歷挺有意思的。可是你看我，剛剛住進了一幢嶄新的房子，連傢具總共花了我四萬五千塊錢，急着賣掉不可能不虧錢。我們剛剛才感覺安定下來了。要不是因為這，我們離開這兒根本沒什麼感到遺憾的。貝絲在這兒一個真正的朋友也沒有，我能稱作朋友的，也只有你了。”

“你們的房子、傢具什麼的，多少錢你們能接受？”

“虧五千塊錢就算了。”他說，“四萬塊錢我能接受，買家承擔我一萬五千塊的抵押貸款，貸款人是西雅圖的菲利浦斯信託抵押公司。”

我問他能不能帶我去看看。他們才搬進去一個月，我還來不及去拜訪。他說你幹嗎想看，我說要是看着都還可以的話，我會買下。後來我跟他說了實話，說我就要結婚了，你知道，在這兒我一直跟誰都沒講。

好了，他帶我回了家，他和貝絲領着我什麼都看了，全都新刮刮的，絕對划得來。首先是地點，位於市裏的最好的居住區，和我上班的地方近在咫尺，而且房子周圍的空地足有一英畝，前面院子裏還有個花圃，美人蕉正在長起來，是去年買下這處房產時貝絲種下的。至於房子，我一直喜歡拉毛粉飾的房子，這一座可是壘起來的！有傑夫老兄盯着，你放心好了！

不過是傢具讓我下了決心。傑夫做了件明智之舉，全套都是從沃爾夫兄弟公司訂的，在絕大多數東西上都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為不管他還是貝絲，對傢具都不是懂得很多。他們為這裏配全套傢具，包括地毯、床、桌子、椅子什麼的，才花了八千五百塊，還包括一架紅木立式自動鋼琴。我媽媽的紅木老鋼琴我還存放着，我有點希望傑夫別也想讓我買這台鋼琴，但是要麼不買，要麼全買，眼前有這麼一樁划得來的事，我才不會非要去討價還價呢，我看了其他的傢具后，知道能到手什麼時，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客廳里有——現在還有——三張大安樂椅和一張沙發，全都是加厚墊料的——他們是這麼叫的——還不用說那條東方的墊子，光那就值五百塊。沙發後面有一張紅木長桌子，兩頭都有燈，想躺着讀書時可以用。餐廳里那套是實木紅木的——一張餐桌加八張椅子，讓傑夫花了一千塊錢。

樓下的地板全是橡木鑲木地板。傑夫還花錢給自己做了個橡木壁爐台，還有別的橡木構件，肯定花了不少銀子。傑夫跟我說過他為此另外花了錢，不過我想不起來數目是多少。

庫柏家很喜歡紅木，想給卧室也來一套，可是傑克·沃爾夫說紅木傢具太多就會顯得單調，所以他賣給他們五件套——一張床，兩張椅子，一個小衣櫥和一個梳妝枱——用的是一種漆成綠色的木頭，上面還畫著花。這又多花了一千塊錢，不過當然花得物有所值。那張床鋪上蕾絲床罩后，你從來沒見過那麼漂亮的床。

好了，我們談妥了價錢。一開始，我想着先不告訴弗洛倫斯，而是讓她以為我們要在貝爾登大廈住，可是等她下了火車，我會直接帶她去我們自己的家裏，讓她吃一驚。可是我到了芝加哥后，沒能忍住不說，漏了底，但吃驚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沒有像我所料的那樣表現得開心極了，只是有點不自然的樣子，說她希望我在房子上的品味跟我在衣服上的品味一樣好。她想讓我跟她描述一下房子和傢具，可是我不肯。要想欣賞像那樣的佈置，得親眼看到才行。

我們結了婚，來這兒的路上，去黃石公園待了一星期，那是我們的共同生活中真正快樂的一個星期。從我們到家的那一刻起，直到她永遠離開，她都跟我自以為了解的她判若兩人。她從來不笑，有幾次，我看到她在哭。她不肯告訴我她為什麼不開心，我問她是否只是想家了，她說不是，然後哽噎起來，又哭了幾聲。

你想像得到，這件事讓我感到意外。在紐約，在芝加哥和黃石公園，我還從來沒見過哪個女孩像她這樣活潑，到了這時，她卻一直表現得好像她在一場葬禮上扮演主角。

五月里有天深夜，電話響了，是德萬太太，她想跟弗洛倫斯說話。要是我知道後來將帶來什麼，我會啪的一聲掛上電話，她想跟弗洛倫斯說話，讓她繼續想吧。

我跟德萬見過幾次面，聽說過他們位於收費公路旁邊的家，可是從來沒去過他的家，也沒見過他太太。

原來，米爾德里德·德萬跟弗洛倫斯和瑪喬里·帕克斯頓同過學，她剛從瑪喬里那兒知道弗洛倫斯是我太太，住在這兒。她說星期天下午她和她丈夫會來市裡拜訪我們。

弗洛倫斯似乎覺得這樣不好，有點想讓他們改主意，她說還是讓我們開車去拜訪他們吧。德萬太太說不，弗洛倫斯是新來的，該是她（德萬太太）先來看我們，弗洛倫斯就讓步了。

她們來了，進屋后還不到一分鐘，弗洛倫斯就哭了起來，德萬太太也哭了。我和德萬站在那兒，一開始用一隻腳支着，後來又換換腳，我們裝作不知道兩個女的在哭。最後，為了緩和一下緊張氣氛，我邀請德萬去看看別的地方。我到處領他看了看，他很熱心。我們回到客廳時，兩個女的已經擦乾眼淚，像是又回到了同學時代。

弗洛倫斯接受了邀請，下星期天午後一點鐘去吃飯。他們走後，我告訴弗洛倫斯我可以一起去，只是得有個條件，就是她和女主人都得控制住自己的淚管。我很習慣聽一個人嗚咽，也不再介意了，可是我受不了聽二重唱，無論唱的是合聲還是齊唱。

好了，我們到那裏后，然後順着他們的私家車道穿過樹林，看到了他們家的房子——市裏的人們一直在說這座房子，覺得很出彩——我哈哈大笑，從我還是個單身漢以來，還從來沒那麼大聲笑過。那座房子正如其貌，是座改造過的穀倉。弗洛倫斯問我笑什麼，我跟她說了，她把臉拉得更長了。

“我覺得漂亮。”她說。

哪跟哪兒呢！

我非要她一個人上台階，我擔心我們同時站到門廊上會掉下去，可能會卡在那兒等人來救。我警告她扣門環別太用力，要不門會往裏倒，把馬給驚了。

“你要是在德萬兩口子面前這樣開玩笑，”她說，“我就再也不跟你說話了。”

“我已經忘了你跟我說過話呢。”我說。

我還指望有位馬夫領我們進去呢，倒是德萬太太親自來了。

“我們來晚了嗎？”弗洛倫斯說。

“一點點。”德萬太太說，“不過飯也晚了。赫爾加去做禮拜，十二點半才回來。”

“那挺好。”弗洛倫斯說，“我想讓你馬上帶我到處看看這座漂亮的、漂亮的房子。”

德萬太太喊她丈夫，他兌雞尾酒正兌到一半，德萬太太非要讓他擱下，去領我們參觀一下這座漂亮的、漂亮的房子。

“你們猜不到，”德萬太太說，“可這兒以前是座穀倉。”

我正要說我已經猜到了，弗洛倫斯瞪了我一眼，讓我忍住了。

“我和吉姆剛到這兒的時候，”德萬太太說，“我們住的是奧利佛街上一幢醜陋的小房子。當然只是暫時，我們只是等着找到真正想要的。我們經常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開着車在鄉下轉，希望能碰到剛好合適的。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是在深秋的時候，樹葉落了，從公路上就能看到這兒。”

“‘噢，吉姆！’我喊了一聲，‘看那座漂亮之極的老穀倉！那麼寬的牆面板！我敢跟你打賭在中間的主倉里，肯定有人工砍削的大梁。’吉姆打賭說我錯了，我們就下了車，走上車道，看到門在開着，我們就厚着臉皮進去。你們可以看到，我打賭贏了。”

她指着幾根又臟又舊的爛大梁，橫貫客廳的房頂，看樣子好像五六代老鼠都利用這幾根大梁練習啃咬。

“漂亮！”弗洛倫斯說。

“我一看到，”德萬太太說，“就知道我們的家就安在這兒了！”

“我想像得出！”弗洛倫斯說。

“我們打聽了一下，得知這地方屬於一家姓泰勒的。”德萬太太說，“住宅燒毀了，他們也搬走了。懷疑是他們自己放的火，因為他們日子過得很艱難，而且住宅保了險。吉姆給在西雅圖的泰勒老先生寫信，請他給穀倉和土地開個價，地有四英畝左右。他們來回寫了幾封信，最後泰勒先生接受了吉姆的報價。我們花了很少錢就買下了。”

“太棒了！”弗洛倫斯說。

“當然，後來，”德萬太太說，“我們請了間拆屋公司把穀倉的另外四塊拆掉了——馬棚，牛棚，工具棚等等——全拆掉了，只給我們留下了這個房間。我們從西雅圖請了個人來裝了這幾面老松木的牆，鋪了地板，把房頂抹了灰泥。他是吉姆的朋友推薦的，沒說的，很懂行。”

“我看得出他懂行。”弗洛倫斯說。

“他給我們修了草料棚，我們還找了臨上身直去廚房時上身直去廚房工來修廂房，我和吉姆監工。其樂無窮啊，搞完后，我真的有點感到遺憾呢。”

“我想像得出！”弗洛倫斯說。

我不是很懂得什麼叫“早期美國風格”，這個詞組用在這裏的幾乎每樣東西上。可是為了讓不認識德萬兩口子的人明白，我會憑記憶所及，盡量描述一下他們吹得最厲害，也讓弗洛倫斯叫得最響的“藝術品”。

客廳的牆上光禿禿的，都成了褐色，一幅圖片、一片牆紙也沒有。地板上有兩三塊“鉤毛地毯”——管他是什麼意思呢——可是他們還需要五六塊或者一塊大的地毯，好遮住木頭的節疤；有一個楓木短腳衣櫥；一張廚房裏放不下的“麵糰槽式”桌子；一張松木摺疊桌，底部有棍子連着四根腿，讓你根本沒地方伸腳；一個“荷蘭式”柜子，樣子像是辛格手下哪個侏儒從喪事承辦人那裏訂的棺材，可是他康復而用不着了；還有幾把“溫莎式”椅子，這種椅子要想坐得舒服，只有站在椅子後面，用胳膊肘撐着椅背。

沒有一件跟另一件搭配，到處也看不到一件紅木的。木樑之間的房頂顯然也是讓一個長得也像那樣的人抹的灰泥。

“不久的將來，我希望買架鋼琴。”德萬太太說，“我不能再沒有鋼琴下去了。可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能找到一架能跟這裏相配的。”

“喂，”我說，“我存有一架鋼琴，是我媽媽的。是台立式鋼琴，不是大得放不進這個房間，特別是你們把那張‘槽式’桌子弄出去后。我沒什麼用，我可以兩百五十塊錢賣給你們。我媽新買的時候花了一千兩百五十塊。”

“噢，我可絕對沒想着要！”德萬太太說。

“我再減到兩百塊整吧，因為你是弗洛倫斯的朋友。”

“真的，我不能！”德萬太太說。

“你不用一次付清。”我說。

“你難道看不出來，”弗洛倫斯說，“一架紅木立式鋼琴擱這兒完全是格格不入？白送給米爾德里德她都不會要，更別說買了。不協調。”

“她可以請人調音嘛。”

對這句的回答是：“我現在領你們上樓看看，晚點我們可以看看飯廳。”

我們被領到了客房。床是一張楓木四柱大床，柱頂有菠蘿形飾，柱跟柱之間扯了個“天蓋”。你會想着“天蓋”也許是個蓋子，其實是種架子，在床頂撐一個篷，以防屋頂漏雨。那兒還有德萬太太的曾外祖母安東尼·亞當斯太太縫製的一床被子，一八五九年，在麻薩諸塞州的洛威爾，可不是能讓人備發思古之幽情嘛。

“這兒以前是草料棚。”德萬太太說。

“你們應該留點乾草，好讓客人嚼。”我說。

梳妝枱或者叫五斗櫃跟椅子都是楓木做的。德萬兩口子自己的房間也是一樣，什麼都是楓木的。

“要是你們一個房間用楓木傢具，一個房間用紅木傢具，”我說，“你跟誰說什麼什麼在楓木房間的話，就不會把人搞糊塗。”

德萬哈哈大笑，可是兩個女的沒笑。

女用人喊着飯好了。

“雞尾酒還沒兌好呢。”德萬說。

“我們只能不喝了，”德萬太太說，“要不湯就涼了。”

這讓我得以興緻勃勃地欣賞那張“鋸木架”桌子和“板條靠背”椅子，顯然都是德萬公館的精品，鎮館之寶。

“大老遠從賓夕法尼亞來的，”弗洛倫斯一看到那張桌子就失聲驚叫，叫聲低下去后米爾德里德說，“我媽在斯特勞茲堡附近的一個小地方買的，送給了我。只花了五百五十塊，椅子一把四十五塊。”

“價錢真公道！”弗洛倫斯叫道。

那是在她坐到一把椅子上之前說的。只有一樣東西比椅子更不公道，那就是桌子本身，是把幾塊大板子釘在一起放到一根枕木上，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木頭橫檔和木樑。桌面像去卡塔利娜島的航途一樣起伏不定。邊上到處都是大豁口，不知道用什麼鈍東西挖掉的，大概是用刺刀。上面還有污跡和燒焦的地方，弗洛倫斯又是讚不絕口，可是當我想來個錦上添花，把一根點着的香煙直接放到我的湯盤旁邊時，弗洛倫斯和德萬兩口子都大驚小怪，吵着要我拿起來。

他們讓我坐到桌子一頭的座位上，這個位置正適合一個躺到火車路上，兩條腿齊大腿根軋斷的人坐。因為我不是那樣的人，所以只能使勁兒往後坐，結果在把吃的東西往嘴邊送時，絕大多數送了不到一半遠就掉了。

吃完飯，我巴不得趕快回家再弄點東西吃，可是外面已經黑下來有半個鐘頭，這時狂風暴雨大作，我知道想說動弗洛倫斯開路是白費力氣。

“我們玩幾盤橋牌吧。”德萬說。讓我吃驚的是，他搬出來一張牌桌，可是根本不屬於“那個時代”的。

我家裏有一座中央枝型吊燈，不管把桌子放哪兒，打橋牌都夠亮。可是在這兒，我們不得不浪費了四十分鐘挪燈、電線和檯子，等到全弄好了，紅桃和黑桃倒是能看出，可是方塊和梅花分不清。除此之外，還有花崗岩椅面的“溫莎式”椅子以及這一事實，即我們是“兩口子打對家”，贏一分給一分錢，我和弗洛倫斯贏了十二塊卻沒拿到錢，除了上述幾點，這是我賭錢度過的最愉快的下午之一。

五點鐘時雨停了，當我們濺着水開過德萬家行車道上的水坑時，我對弗洛倫斯說我還從來沒想到她這麼會開玩笑。

“你什麼意思？”她問我。

“噢，你裝作喜歡那一大堆垃圾。”

“垃圾？！”弗洛倫斯說，“那是我見過的裝修得最漂亮的家！”

就我所記得的，五天六夜裏，這是她在我面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星期六吃午飯時，我說：“你知道我喜歡每星期一個晚上看默劇，但不是每天二十四個鐘頭都看。你是怎麼回事？你如果是喉嚨發炎，可以給我寫紙條嘛。”

“我告訴你是怎麼回事！”她爆發了，“我討厭這座房子和裏面的一切！太新了！一切全是嶄新的！我不喜歡新東西！我想要像米爾德里德的那樣一個家，裏面的東西讓我看了不會慚愧得臉紅。誰我都沒辦法請到家裏來。太醜陋了！在這兒，只要我活着，一分鐘都不會快樂！”

好了，我不介意跟你說，她這樣說有點刺痛了我。好像我不是本想着給她個驚喜似的！好像沃爾夫兄弟在這行幹了三十年，居然不知道怎樣一手裝修好一個家似的。我很受傷，可是我忍住了，盡量心平氣和地說：

“你要是稍微有點耐心的話，我會想辦法把這座房子和裏面的東西按照我買下的價錢賣掉。不會很麻煩的，這兒有很多人明白什麼叫划算。可是你沒有一早向我坦白你的穀倉情結，可真是太糟糕了。才二月里的事，肯·加勒特老頭兒不得不把他那個攤子賣了，買的人把那兒改造成了一個修車點。那兒原來是個代客養馬的馬廄，我本來可以出幾個小錢或者稍微意思意思就買下了，那麼我們一個子兒不用花，就能讓它跟你的朋友米爾德里德的爛地方一樣好看、舒服還有家的味道。”

我這番話還沒說完，弗洛倫斯就開始上樓。

我去了厄爾·本納姆的店子，看我的新套裝有沒有做好。做好了，我穿上新衣服，把舊衣服留下讓他們洗洗再熨一下。

在街上，我遇到了哈利·克羅斯。

“來我的辦公室吧，”他說，“我的書桌里有樣東西你有可能感興趣。”

我接受了邀請，從三個抽屜里，他拿出來三種不同的一夸脫裝“早期美國風格”黑麥威士忌。

快到六點鐘時，我去了凱恩的店子，買了剪刀、噴燈和斧頭。我開始往家走，不過在我家大門內側的幾棵樹那裏停了一下，給我的外套和褲子剪了些大洞。通往房子的路邊有個不小的泥巴坑，我趟了過去，把我的灰色毛氈帽也在裏邊泡了一下。

弗洛倫斯正坐在客廳的地板上，在看書。看到我的樣子，她像是有點驚慌。

“天哪！怎麼了？”

“沒什麼。”我說，“我只是不想看上去太新了。”

“你拿的是什麼？”

“也就是剪刀、噴燈和斧頭。我要試着把這個地方做舊一點，我想我先從客廳的餐桌開始吧。”

弗洛伊倫尖叫起來，衝上樓，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我開始着手工作，把餐桌弄得看樣子夠有“早期美國風格”了，這時女用人聞到着火衝進來，馬上又跑出去拎了一桶水回來。可是我用我的背心當滅火物，一直控制着火苗，所以她沒什麼好做的。

“我只用再拿這把斧頭刻幾道口子就行了。”我跟她說，“等我搞完了，飯也要做好。”

“照我看，飯是永遠也做不好了。”她說，“我一收拾好東西就走。”

弗洛倫斯也持同樣想法——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啊。

我聽到前門砰的響了一聲，後門也砰的響了一聲，我感覺有點累，也有點瞌睡，就放下手裏的活去睡覺了。

這就是我要說的前後經過，埃迪，是真的，所以幫幫我吧，我的消息販子。說到這兒我想起來了，賣給哈利那種黑麥威士忌的人每星期來這兒兩趟，要麼說我寫這個的時候是這樣。他每星期二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在貝爾登大廈，他的名字叫麥克·法雷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