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978年夏
柔和的陽光從窗子裏射了進來,愛撫着我的臉。我慢慢地恢復了知覺。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躺在一張病床上,腦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針。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視着我、臉上佈滿倦容和焦慮的是母親。她為什麼會在這裏?我在什麼地方?
看到我睜開了眼睛,媽媽露出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馬修,能聽懂我說的話嗎?”她擔憂地問道。
雖然剛剛才清醒過來,我馬上的反應卻是:“西爾維亞呢?”
我拚命想說話,大口吸着氣,可是發不出聲音來。
我感到有一隻手親切地撫摩着我的手。我聽到了弟弟的聲音:
“別急,馬修,”他說,“你經歷了不少事。我是說,你真的能夠對孫子們吹噓說你腦袋中了彈,卻活了下來親自把這事講給人聽。”
我終於說出了要說的話。
“蔡茲,她沒事吧?她跑出來了嗎?”
他好像聽不懂我的話,只是安慰我說:“放鬆點,最重要的是你沒事。”
“不,不是。”我抗議道,越來越激動。
一個矮胖結實、頭髮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進了我的視線,搶過了話頭。他的英語口“音很怪。
“希勒醫生,你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嗎?”
此時此刻,我連自己是誰都說不準。
這位先生繼續用這奇怪的口音很有禮貌地解釋說:“你現在是在蘇黎世的大學醫院裏。”
瑞士!這消息並沒有使我明白什麼。我於嗎在這兒?
“我是塔木茲教授。5天前我們收你進院,一顆子彈嵌在你的蝶骨中,離大腦非常近。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我立刻給你做了手術。很高興看到你脫離了危險。”
母親進一步解釋道:“馬爾科姆上個星期和我們一起飛過來,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都和塔木茲教授在一起。他說手術棒極了。可惜他自己有緊急病人,不得不趕回迪爾本去。”
我腦袋昏沉沉的,耳朵里聽到的東西也絲毫不能幫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麼到這裏的?”
“顯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飛機送來的。”蔡茲說。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誰和我在一起?”
“一個年輕的神經病學家和一個護士。”
“難道沒有一個意大利女孩嗎?”我用懇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說,不可能沒有。西爾維亞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頭髮,身高大約5英尺10英寸。”
“恐怕飛機上沒有別人了。”塔木茲斷言道。
我一定還在藥力的強大作用之下,因為我無法讓家人明白這事有多麼緊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爾維亞是否還活着。一想到這一點,我的靈魂就痛苦無比。
“蔡茲,”我抬眼看着弟弟說,“你們怎麼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們接到米蘭一個醫生的電話,他沒有多說細節,只是告訴我們你受了傷,正在飛往蘇黎世,將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經外科醫生給你做手術。從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說的都是實話。”
這時教授又一次插了進來。
“你還記得中彈前的事嗎?”他問道。
我拚命回憶。然而,要記起最近發生的事情簡直是難以形容地困難。儘管如此,我還是向記憶的堡壘發起進攻,要在這面石牆上打開一個缺口。
“有這麼兩個傢伙——三個,帶着步槍。他們想俘虜我們。他們開了槍。我也開了槍。我想我打中了一個。”即便在那個時刻,我仍無法面對我真的殺了一個人的可能性。我更關心的是我所愛的女人,所以我對他們喊了起來:
“我們遭到襲擊的時候,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是和我在一起的。請你們哪位告訴我她怎麼樣了好不好?”
母親說話了,流露出了擔心。
“馬修,我們只知道醫生告訴你的這些。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看到新聞里有一小段報道,說有一個美國志願者在厄立特里亞被擊傷,並沒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補充道:
“這麼有名的一個人如果出了什麼事,肯定會有個大標題,女繼承人遭綁架什麼的,對不對?”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這絕對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這麼無影無蹤了。”
我的絕望情緒影響了大家。家人對我的健康越來越擔心。每個人都想找到辦法讓我平靜下來。
“也許佩爾捷大夫會了解點情況,”蔡茲建議說,“實際上他昨天剛來過電話,我們答應他你一醒過來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說,“咱們馬上給他打一個電話。”
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亞,但是我終於聽見了弗朗索瓦的聲音,好像是穿過了厚厚一層靜電干擾傳來的。
“歡迎你恢復知覺,馬修。很高興你重回人間。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麼使你縱容自己表現出這種廉價的英雄主義?”
“別廢話了,行不行?西爾維亞究竟是死是活?”
剎那間的猶豫后他平板地說:“當然活着,那得感謝你。是她把你弄回來的。”
“那她現在在哪兒?”
“我真的不知道。事實就是如此,馬修。”
感謝上帝,我心裏想,我要娶的女人還活着,很安全。可是她為什麼沒有和我一起在這裏呢?
“誰安排飛機把我送來的?”我問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連只是在半清醒狀態下的我也能感覺到他在隱瞞着什麼。
“那西爾維亞去了什麼地方?”
“我以為她在蘇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後看見的是,他們把你抬上直升飛機的時候她握着你的手。”
“什麼直升飛機?”
“幫我們從飛機場把藥品運來的紅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飛機。你還記得嗎?你上了飛機,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說,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蘭的電話號碼嗎?”
“有的,不過我懷疑這對你會有什麼用。”
他知道些什麼事,但沒有告訴我。
“不管怎樣還是給我吧。”
我把電話遞給蔡茲,他記下了弗朗索瓦告訴他的一串數字。然後,我很快說了聲再見,就命令弟弟立刻給我往米蘭打電話。
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接了電話。“請找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講話。”我用意大利語客氣地說。
“對不起,先生。”他簡短地說。
見鬼,我甚至無法逼他說出西爾維亞在不在那裏。作為最後手段,我決定孤注一擲。
“我可以和達歷山德羅先生說話嗎?”
“請講吧。”
“聽着,別裝傻,讓你的老闆接電話。是關於他女兒——我救了她一命的那個女兒。”
不知何故,這倒起了作用。他讓我等一等。沒有多久,一位英語說得像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一樣的紳士接了電話。
“晚上好,希勒醫生。我是達歷山德羅。對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盡。非常高興聽說你身體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復情況。”
上帝。這就是說,這傢伙實際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從來沒有想到給我打個電話,說聲謝謝?直覺告訴我,我的時間很少,因此我決定單刀直入。
“西爾維亞在哪兒?”
他的應對——只能叫應對,因為這實在不是個回答——光溜得像絲綢一樣:“她現在心情很不好,馬修。我想你是能夠理解的。”
“我能和她說話嗎?”
“我看現在不是時候。”
好一個自命不凡的雜種。
“那你究竟覺得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把這個談話繼續下去了,”他彬彬有禮然而十分堅決地說,“再見,醫生。”
我強烈地預感到,這將是我和達歷山德羅家族的最後一次聯繫,因此我決心把要說的全說出來。“見鬼,達歷山德羅先生,難道你沒有意識到,為了她,我可能殺了一個人嗎?”
就連這樣強烈的情感宣洩也未能感動他,他仍鎮靜地——顯然十分真誠地說道:“馬修,你救了我女兒的命,我將永遠感謝你。”
說完,他掛上了電話。
我無比痛苦地倒在了枕頭上。
並且希望,打穿了我頭骨的那粒子彈當時就把我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