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托沃洛夫事件”
一
事情發生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譯者注）一月二十七日。蘇聯原駐日代表機構的成員薩別廖夫來到東京警視廳，聲稱該代表機構成員、二等秘書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在本月二十四日失蹤，要求儘快查出他的下落。為了便於搜尋，他還附來此人的相貌特徵和照片，並作了若干說明。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報晨刊都以顯着地位報道了“蘇聯代表機構二等秘書失蹤”的消息。
“據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報告稱，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因神經失常有自殺之虞。惟有關方面認為此事可能為政治性亡命事件。公安三科當即通令所屬各警察署進行搜尋。”（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
薩別廖夫當時向警視廳所作的說明沒有在報端發表，據他說，拉斯托沃洛夫二十四日失蹤的時候，有人曾親眼看見過，事情是這樣的：
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場大雪，但是次日一清早就放晴了，天氣很好。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東京是一片雪景。
當天中午時分，拉斯托沃洛夫獨自從設在狸穴的蘇聯代表機構走出。他在坡道下頭飯倉一丁目的市營電車站上碰見了代表機構的另外兩位成員薩扎諾夫和薩伏洛諾夫。
拉斯托沃洛夫一看見這兩個人，就以跟往常一樣的爽朗口氣大聲說，他正要去吃午飯，邀他們一起去。兩人說他們已經吃過了，他就非常熱烈地邀他們說：“別客氣，陪陪我吧。”
這時，美國佔領軍專用大汽車正從赤羽橋那邊沿着被雪復蓋的坡道緩緩駛過來，拉斯托沃洛夫一瞥見這輛汽車，就揮手要它停住，矯健地跳了上去，又執拗地邀這兩個人同去。
兩個人再次推辭不去，已上車的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越離越遠，汽車輪胎上所套的防滑鏈喳喳響着，向虎之門方面駛去，一會兒就不見了。
這輛美軍專用汽車上沒有另外的乘客，只有個戴着寬檐工作帽的司機，看來像個日本人。他面無表情地轉動着方向盤。
當時日本和蘇聯還沒有恢復邦交。從技術上來說，儼然仍處於交戰狀態。估計是由於這個緣故，蘇聯代表機構才沒有把成員失蹤的事情通知外務省，而是委託警視廳來尋找的。
警視廳接到這個報告也感到為難。日本方面夾在美國和蘇聯中間，處理這個問題需要周密的考慮。
警視廳舉行了幾次秘密會議，結果作出了決定，不把它作為政治性亡命事件來處理，而作為尋找從家裏出走的人——也就是說，從人道的立場出發進行偵查。
警視廳公安三科當即根據代表機構成員薩別廖夫提供的線索着手調查。
不久就查明，發生事件的飯倉一丁目這條路線並不是美軍專用大汽車行駛的固定路線。不過虎之門附近有美軍機關所在的金融大廈，當時有同型的大汽車在這條路線上行駛也是可能的。而且這附近還有汽車修理廠，大汽車在這條路上通過並非不正常的事。
可是那天是星期日。當天是否有特別通過該地的大汽車是個疑問，因為美軍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例休息。
而且，頭天下了雪，積雪達三十一厘米，普通的大汽車或出租汽車是不能像往常那樣通行的。當時的情況是，在赤坡、虎之門兩個地點的車庫只備有供金融大廈使用的兩輛大汽車，無從查明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的那輛大汽車的司機是誰。
可是正巧那天吉田首相預定從這條路上經過，即通過飯倉大街，為了保衛他，警視廳值班官員放了崗哨，而那輛大汽車正是在警戒時間內通過的，所以立即就調查出有問題的那輛軍用大汽車。
結果查明了那輛大汽車，也找到了那個面無表情的司機。可是他提出了與薩別廖夫向警視廳陳述的情況相當不同的證詞，因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薩別廖夫的申述完全不對，根本沒有那樣的事情。從此以後，警視廳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從那時起半年之久，拉斯托沃洛夫的下落一直沒有查明。他是橫渡了海洋呢，還是飛過了天空呢？誰也無從知曉。日本報紙也不報道這件事了。
然而就在人們的記憶逐漸淡漠下去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和公安調查廳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發表了聯合公告；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召集在華盛頓的各國記者，宣佈了這一事件的經過，而且拉斯托沃洛夫本人也出席了那次的記者招待會。不過，不知由於什麼原因，這次記者招待會沒有讓蘇聯繫統的通訊社參加。
拉斯托沃洛夫在會上以書面方式宣佈了他逃往美國的原因和動機。據他說，他出走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一月二十四日，東京被雪復蓋着的那天，我找到了從代表機構出走的機會。四點左右，我悄悄地從代表機構出來，洗了個土耳其浴。七點左右，在末廣餐廳吃了大餐。隨後不久，為了同一個美國人碰頭，我到約定的地點去。我們如約地碰了頭，隨即上車，疾馳而去。那時我開始深深意識到我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奔馳。”
可是《生活》雜誌上刊載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筆記，更加詳細地敘述了他出走的經過。該文如下：
“當天，我把約合一百美元的日圓放入錢包里，從此永遠離開了蘇聯代表機構。為了盡量令人覺得我是隨隨便便出門的，我就先到諾森科的辦公室待了一會兒，接着又到魯諾夫的辦公室去，分別邀這兩個人一道出去吃晚飯。由於我邀得很唐突，他倆都感到有些意外，推辭不去。不過，兩個人好像都上了我的當。
“下午六點，我去洗土耳其浴，精神為之一爽，然後就徒步走到東京第一流的末廣餐廳。我默默地對即將告別的日本幹了杯。台上有幾個藝妓正在跳舞，看樣子是從朝鮮回來的一批美國兵在目不轉睛地觀看錶演。一瞬之間，我為了要離開東京而感到悵惘。
“下午七點四十分左右，我從餐廳出來，弄清確實沒人釘我的梢之後，就向海上大廈舊館旅館方向走去。街上杳無行人，我感謝上帝降了這場雪。
“八點正，我到達旅館附近事先約定的地點去等候美國汽車的到來。幾秒、幾分鐘過去了。我焦慮不安地等了十分鐘，一輛小轎車駛過來停下了。
“車上下來一個男人，他走到我面前說：‘您是喬治（美國人這樣稱呼拉斯托沃洛夫）嗎？您的朋友在車裏等您昵。’布朗寧夫人在車裏。不久，我就搭乘飛往美國西海岸的飛機。”（《文藝春秋》昭和三十年二月號刊載，木下秀夫譯）。
可是另外還有一種說法。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羅伯特·安森也寫了一篇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始末記：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鑽進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附近等大汽車的一群美國人當中，乘上了汽車。那以後，直到國務院在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再也沒有露面。”（據《朝日周刊》譯載《星期六晚郵報》報道）
二
關於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事件，就像這樣議論紛紜。在出現大汽車這一點上，大約有兩種說法是一致的，但是一種說拉斯托沃洛夫是在飯倉搭乘大汽車的，另一種說是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前搭乘的。而且前面已經提過，根據他的筆記，出走時有布朗寧夫人這麼個人出場，而據美聯社記者安森的報道，則由一個名叫瑪麗的美國婦女出面協助。關於這些情況，後面還要詳細敘述。
且說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當時，不光是日本，而且轟動了全世界，流傳着種種臆測。有人說他是根據美方的策劃被綁架的。
事件發生前不久，在北海道恰好舉行滑冰比賽，蘇聯選手隊由羅扎諾夫擔任領隊，來到日本。這位羅扎諾夫在三年前曾在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工作過，以日本通知名。他對於滑冰是一竅不通的，所以有人猜測他這次前來日本，跟滑冰賽大概沒有關係。滑冰選手隊在比賽結束后返回蘇聯，他卻以感冒為由留了下來。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那天（一月二十四日），他原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預訂了兩個座位。那一天不湊巧下大雪，飛機沒有起飛。事實上，羅扎諾夫是在代表機構向警視廳申報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第二天單獨返回蘇聯的。
根據這一事實，日本報紙曾刊登下述觀察報道：
“有一種看法是，羅扎諾夫假選手隊負責人的名義來日本是為了向代表機構傳達莫斯科的特別指示，並把拉斯托沃洛夫先生帶回國去。當局也認為他和這個失蹤事件有某種關係。”
據新聞報道，這是“當局”的觀察，但究竟是日本警視廳獨自的觀察呢，還是根據駐日美國當局權威方面的觀察而得出的呢，就不得而知了。這篇觀察報道中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的失蹤與貝利亞在蘇聯國內被處決有關；拉斯托沃洛夫是內務部官員，貝利亞的嫡系，必然也是肅清的對象。羅扎諾夫來日本的目的說不定就是把奉命回國的拉斯托沃洛夫帶走。關於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當時警視廳了解的情況就是這麼多。
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十天以後，九千萬日本人當中，沒有一人報告曾依稀看見過他的身影。此外，在當時被殺害者和自殺者的屍體中也沒有找到他。
過了幾天，當時的蘇聯代表機構發表了這樣一項聲明：
“有根據認為，拉斯托沃洛夫是被在日本的美國諜報機關以挑釁為目的綁架后予以扣留的。”
但是美國大使館和諜報部所屬的遠東軍總司令部都一再聲明，對拉斯托沃洛夫失蹤事件“毫無所知”。
日本外務省則反覆這樣聲明：“如果拉斯托沃洛夫有亡命的意圖，對於其要求可以予以考慮；即使他希望亡命美國，也不可能想像美國當局會在未得日本政府諒解的情況下帶他出境。”
這話表明當時日本與美國簽訂的和約已經生效，成為獨立國。也就是說，不經日本政府許可，任何外國人出境都是國法所不容許的。
三
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是在事件發生前三年左右來到日本的，當時他年三十五歲，任二等秘書。他是東京外僑網球俱樂部的會員，平日常常同美國和英國軍官開開玩笑，是個單純的、性情開朗的人。直到一月十八日，他還到草坪網球俱樂部去玩，會員中沒有一人認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他是隻身來日本赴任的，在國內留有妻子和一個女兒。
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后，日本和全世界都就此事件作出種種推測，倐忽間已經過了七個月。如上所述，到了八月十四日，美國國務院突然舉行了那次不尋常的記者招待會。地點也很特別，是在國務卿宣佈政策的地方。事先，國務院給各國記者一一打了電話，通知他們說，要發表“與日本有關的重要談話”，請他們出席在國務院大禮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發言人是塞達姆。
在會上，拉斯托沃洛夫親自答覆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拉斯托沃洛夫身着嶄新的灰色夏裝，領帶、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國式的。他先用俄語、然後用英語宣讀了關於在東京失蹤經過的書面聲明，然後答覆記者們的詢問。
駐華盛頓的一個日本記者寫道：
“他身高六尺有餘，精神飽滿，諒必吃得很好。他在談話中不時夾雜着開玩笑的話，他不用國務院給配備的譯員協助，差不多所有的問題都是用英語回答的。”
當時還附有外務省同美國駐日大使館之間往來的照會和以《逃往自由世界之前》為標題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筆記。
公佈出來的這個事件的要點是：“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是隸屬於蘇聯內務部的陸軍中校，從事情報活動。他在一月二十四日自動前來要求美國當局庇護，理由是上司貝利亞被肅清一事使他深深受了震動，因而決心設法不再返回蘇聯。美國當局在二十六日用美國軍用飛機把此人運到海外。二十七日美國會就此事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繫。若干日本人同拉斯托沃洛夫有牽連，其中有人已經自首。政府高級官員同他沒有關係。美國當局沒有就拉斯托沃洛夫出境一事同日本政府協商，為此表示遺憾。”
當初日本警視廳曾根據蘇聯代表機構提出的要求，通令全國各地竭力搜尋。其實，就在他失蹤的第三天，美國國務院已把用軍用飛機“護送”此人到美國一事通知了日本政府。也就是說，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一事使日本國民焦慮不安達半年之久，可是政府卻什麼也沒公佈，佯作不知。
拉斯托沃洛夫同記者們的問答歷時四十五分鐘，卻使通訊社方面感到失望，有一則報道說：“對於某些問題，他以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便回答為理由，避不作答，所以談話內容貧乏。”在問答的過程中，有記者問他情報是從什麼地方弄到的。拉斯托沃洛夫答稱：是從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各種機構的成員手裏弄到的。他還說，那些官員的職位都說不上很高，可以說是中等的。他說他從未會同日本共產黨取得聯繫。他還說明，沒有從在東京的美國軍人或者民間人士得過情報。
日本外務省和公安調查廳共同發表的聲明如下：
“美國當局為了防止泄露本事件的機密和保障本人的人身安全，特別是本人由於怕蘇聯內務部一旦獲知其自願脫離時會加害其家屬，曾強烈表示希望儘可能按照單純失蹤來處理，所以就用美國軍用飛機將他運送出境。但是鑒於上述本人的懇求，以及有必要對與本案有關的調查保守機密，不得不遲至今天才發表事情的經過。再者，據政府調查，拉斯托沃洛夫是出於本人自願而逃走的，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拉斯托沃洛夫自願脫離本國前往美國，而美國又幫助他達到了這個目的。其實，這與日本國民是毫不相干的事。他們彼此之間盡可隨意行事。但是此刻日本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緘默，是由於美國違反了日本的法律，自把此人運往本國。然而岡崎外相就這一點發表談話時說：“美方已經表示遺憾，保證今後當力求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態，所以日本方面就表示只諒解這一回，”就這樣簡單地屈服了。
而且，一般的日本人這時才知道，為了對在美國的拉斯托沃洛夫進行調查，公安調查廳的第一調查部部長柏村和警視廳公安三科科長山本曾經在美國待了兩個星期這一事實。（長谷檢察官後來也去了。）
四
但是這一事件一經公佈，日本民眾由於知道許多日本官吏與拉斯托沃洛夫的情報網有牽連而戴到震驚。據公佈：與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關係的日本間諜，是原關東軍第三十五軍航空參謀、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歲）和另外幾名從蘇聯遣返的人員。報紙也曾發表過公安調查廳長官藤井的談話。藤井說：“這不過是冰出的一角，背後還隱藏着大批間諜，像蜘蛛闊似的密佈着，牽連到許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從西伯利亞被遣返后，會在舞鶴遣返救濟局對從蘇聯遣送回國的人員進行過各種調查。他對來訪的新聞記者表示，由於外務省、公安調查廳兩方面責成他發誓絕不透露筆記內容，絕不發表感想，所以他什麼也不能說，始終保持緘默。這樣一來，一般人就無法得知這位前少校究竟進行過什麼樣的間諜活動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視廳公安三科把外務省經濟第二科事務官高毛禮茂（年五十一歲）從家裏逮捕了去。據調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禮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聯繫，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蹤時為止，高毛禮一直把由於業務關係而了解到的有關駐日美軍方面的情報和日美關係的機密事項等泄露給他，每次接受三萬圓到五萬圓的報酬，總共接受了一百萬圓的報酬。上述情況經調查屬實，因此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把他逮捕問罪。
看來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后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來，治安當局就在一定程度上發覺了高毛禮的泄密問題，為了尋找證據，接着就進行了調查。小原法務相曾說，關於“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務省及公安調查廳共同發表的情況之外，述有一些民間人士牽涉在內，正在考慮不久再公佈一次情況。
可是隨後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點四十分左右，因與本案件有關而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務省歐美局第五科任職的外務事務官日暮伸則（年四十四歲），在受長谷檢察官審問時，突然乘機縱身跳上桌子，從南面的窗口跳樓自殺。他掉到地方檢察廳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醫院，但是由於後腦骨折斷，大約一小時后就死了。
當天，長谷檢察官從上午十點鐘左右開始審問，記錄也已寫好，正要把這個人引渡給警視廳。日暮大概是事先計劃好了的，受審時已經把鞋脫在桌子下面，審問結束后，就向長谷檢察官行禮說“那就告退啦”，隨即在轉身要走出室外時，突然縱身跳上桌子。當時佐佐木事務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帶加以制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日暮原為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國的那批人員當中的一個。關於他的為人，報紙上曾經報道過。他是一個質樸、勤奮的人，平時沉默寡言，幾年前曾患過神經衰弱。
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除了高毛禮、日暮這兩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務省國際合作局第一科事務官莊司宏（年四十一歲）。他在外務省任職期間（從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東京市內幾個地方讓某外國人閱讀外務省的機密文件，泄露了秘密，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問罪。
當局發表這一事件的經過，給日本民眾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員取得秘密情報的印象，使他們對其間諜陰謀的可怖感到震驚。而且牽涉的不論是原少校志位、日暮還是庄司，都是從蘇聯回國的，所以使民眾重新認識到蘇聯的間諜陰謀簡直是無孔不入。
特別是日暮事務官在受審判時從地方檢察廳樓上向中院裏跳樓自殺的事是空前的。這樣勢必使民眾認為他們泄露的機密的內容是重要而大規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絲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進行的是些什麼樣的陰謀，這些外務省官員究竟泄露了些什麼機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麼情報送到蘇聯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這些日本官員取得了什麼情報呢？對於這個問題，從公佈的材料中是一點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過，曾經審問過日暮的長谷檢察官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關於其自殺原因，“在他的供詞中有可據以推斷的情節”。那末，這個感想從何而來呢？由於長谷檢察官避不作說明，所以也無從搞清楚。
表面上看來，是日暮、高毛禮和庄司三個事務官由於向拉斯托沃洛夫泄露國家機密而根據“國家公務員法”被問了罪，但是成為起訴事實的證據基礎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單方面的供述，並且不是向日本當局、而是向美國官廳做的供述。至於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確實那樣說過，也沒有任何客觀的證明。
拉斯托沃洛夫離開日本以後，保持沉默將近七個月之久。我們無從判斷這期間他究竟是保持沉默來着呢，還是作了供述卻沒有公佈。總之，事隔七個月之久，美國突然發表了他的聲明，而且還舉行了一次戲劇性十足的記者招待會，這一點前面已經敘述過了。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給出席記者招待會的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拍，而且也不允許將他的聲明錄音。
這是為什麼呢？任何人都會感到奇怪。不允許拍照片是出於國務院的考慮呢，還是根據本人的願望，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舉行這樣的演出，當場拍下當事人的照片、把他會見記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報紙刊用，所能夠取得的宣傳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國當局在深夜特意把蘇聯繫統以外的各國通訊社記者一個個地召集了來，破例使用國務卿會見記者的房間舉行規模很大的異乎尋常的記者招待會。然而由於不允許拍照片，並未能使煞費苦心取得的效果達到頂點。
不過根據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的紀錄，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於國務院的指示還是他本人的願望。該小組委員會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第四二四五室舉行會議時，會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聽取他陳述他本人的諜報活動。這次會議由參議員威爾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參議員和首席顧問摩里斯等人。
由於有新聞記者到場，這不是一次秘密會議。會議開始時，威爾加先談到各通訊社應注意的事項。他說：
“我想提醒各通訊社的各位攝影記者，務請接受委員會的意見，不論是在本委員會的這個房間或國會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攝證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關於這一點，希望諸位協助。由於證人向委員會提出了要求，轉請諸位攝影記者協助，我確信諸位是樂於照辦的。謝謝諸位。諸位辦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對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這番體諒，跟兩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對他所表示的體読原是一樣的。
由此看來，不讓記者在招待會上拍攝照片，是由於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願望。這就是說，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願意讓全世界、尤其不願意讓祖國蘇聯看到他在美國的身影，同時也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絕讓記者拍照的。
但是，他當時已經完全落在美國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國認為傳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於在全世界取得宣傳效果，就必然不會再考慮尊重他本人的意願，而硬要給他拍照吧。這個公佈本身已經忽視了他的意願，此外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為什麼不讓記者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具有強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報紙上見過的那張正面半身相。那是當時蘇聯原代表機構成員薩別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后立即向警視廳提出搜尋要求時提供的。
既然舉行那麼小題大做的記者招待會，為了取得同樣的宣傳效果，美國不是更該大量向通訊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嗎！由於美國當局不準給會見記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攝影記者拒於門外，世界各國的通訊社當中，甚至有人懷疑在國務卿的房間裏出現的那個俄國人是否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連世界各國的報紙讀者如果留意到這一點，也必然會納悶吧。
五
拉斯托沃洛夫的臉長得什麼樣，按說日本治安當局是充分了解的。他在東京待過三年，在那以前也到過東京。其實，事件發生的時候，由於日本同美國簽訂了和約，蘇聯代表機構已經失去了合法的存在權利，因而新聞報道上也就使用了“原代表機構”這個稱呼。由於以上情況，所謂原代表機構，只有三十三名工作人員，因為日本當局對工作人員返回蘇聯是默許的，而對新入境的則加以限制。
而且這三十三名原代表機構成員已經失去了外交官的機能，只有僑民身份。總之，不論日本當局或者美國駐日大使館，都把蘇聯代表機構人員當作有間諜行為的人看待。（參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所作的證詞。）所以日本治安當局對他們每個人都分別派人釘梢，監視他們的行動。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間，一定被當局拍過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美國已有七個月了，美國方面一定也給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國務院會見記者時允許給他拍照，日本當局看見報紙上刊登的照片，本來是能斷言準是他本人的，可是新聞報道中只形容他“身着嶄新的灰色夏裝，領帶、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國式的”，而沒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無從判斷是否確系他本人。
從日本被派去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調查的檢察官，在記者們問到“你所見到的確實是拉斯托沃洛夫嗎？”時，他回答說：“我想準是他本人。”其實用不着回答得這樣含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視廳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核對一下就能夠毫不費事地斷定是否他本人。應該說，這個回答的措詞是很奇怪的。
當時柏村、山本二人出差到美國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消息發表后，當局才讓全國人民知道他們是為了調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美的。
再說日美兩國報紙同時刊載這個消息時，關於拉斯托沃洛夫究竟進行了哪些情報活動，提得含含糊糊；不過使讀者震驚的是這一事實：原來他那蘇聯代表機構二等秘書的職銜只是個幌子，其實他的身份是陸軍中校。一聽到“表面上是外交官，實際上是情報軍官”，誰都會想到他大概策劃過非同小可的陰謀吧。
但是仔細一想，各國都有很多像這樣的事例。在作為大使館工作人員到外國去的情況下，如果想從事情報活動，最好隱瞞身份才便當。並且作為秘書要比作為大、公使館武官有廣泛得多的活動餘地。有時，他所接受的命令並不來自大使系統，卻來自本國另一個系統。不獨是蘇聯如此，其他國家差不多也都是這樣——連日本也是以此為準則的。
例如有這樣一些事實：日本治安機關的高級官員以參事或二等秘書的職銜分別被派到駐外使館去；防衛方面機關（即軍事方面的機關。——譯者注）的負責官員被任命為駐外使館工作人員，而這些人對於各駐外機關也隱瞞自己的身份。
不過，美國方面公佈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別想給日本人民以這樣的印象：“二等秘書拉斯托沃洛夫實際上是蘇聯陸軍中校，在日本策劃過非同小可的陰謀。”
那末再來考慮一下公佈出來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內容吧。扼要地說，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動機是由於他在蘇聯內務部的直繫上司貝利亞遭到了清洗。“這件事使我認清了蘇聯公民甚至對那些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挑戰的、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都不能夠再信賴了，而我憑着直覺威到，讓我回國是有不能對我說明的某種‘秘密’原因的。”看來，預感到回國后自己會遭到危險這一點是拉斯托沃洛夫出逃的唯一動機，而且可以認為這是他的真實動機。不過，在他“下定決心絕不返回蘇聯”時，有沒有受到其他外來因素的影響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記者們的詢問之前，國務院發表了下面這樣一項聲明：
“美國政府決定接受蘇聯駐日代表機構原政治部情報官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先生為政治避難者，代理國務卿史密斯已經在十三日把此項決定通知蘇聯駐美大使查魯濱先生。但是，該大使拒絕接受美國政府的此項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連他的代表也沒有到國務院來。”
這裏提到的代理國務卿史密斯就是當時的副國務卿彼得·史密斯中將。他會擔任過首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是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也是美國諜報活動的最高權威。這一事實很有參考價值。
拉斯托沃洛夫說他在日本期間“並沒有從美國軍人或民間人士那裏取得情報”。他說他沒有同駐日美軍機關接觸過。
然而他逃走的時候，最初就是去和美國機關接觸的。他雖然聲稱與美國諜報機關沒有接觸，但是在逃走時依靠了美國機關的協助這一事實，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時就同美方的這一線索有接觸。
拉斯托沃洛夫寫道：
“我最通曉的外國語是英語。我比英國人更了解美國人，因此，我把美國看作我一定要到達的目的地。最初，我會考慮前往美國大使館，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諸於世的危險，而我認為這是無論如何得設法避免的。”
他所以說不能讓外界知道，無非是因為他希望此事始終在秘密中進行。理由是，萬一走漏消息，他怕留在蘇聯的妻子和八歲的女兒會遭到迫害。他說道：“要末就詭稱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讓人們摸不着底細而失蹤——有沒有辦法像這樣完全作為一個新的人到美國去安全地過日子呢？我開始考慮種種計劃。我想，要是這麼做，我的家屬就不至於遭到迫害了。”
自稱未曾從美國人取得任何情報的拉斯托沃洛夫，卻向美國本國和日本之間的誰也不知道的一條線索——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提出了協助自己出逃的要求，這意味着不尋常的事。也就是說，他並非“不知道”，而是知道美方機關的。
六
在國務院召集的這次不平凡的記者招待會上散發的拉斯托沃洛夫的所謂筆記的原文，以及分發給各國記者的抄件，都免除了在這種場合下通常應有的手續：即在文後附以本人的簽字。也就是說，完全不附有證明確系本人無誤的簽字。如果有人懷疑，說那不是本人的筆跡，也沒話可說。如果那不是為了裝裝樣子，而確實是打算讓蘇聯出其不意大吃一驚，並且想讓全世界信服的話，當然就該公佈本人的筆跡。再說，前面已經詳細地陳述過，在拉斯托沃洛夫發表談話時，美國當局會禁止記者拍照和錄音，所以在各國報紙雜誌的報道中出現了罕見的現象：只刊登了蘇聯代表機構要求日本警視廳搜尋出走的拉斯托沃洛夫時所提供的那張照片。
總之，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奇怪的是好像美國當局事先反而關照過：不要留下任何足以說明出面的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證據。不顧宣傳效果，而使人們對這次特意安排的記者招待會產生疑竇，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而且，據說副國務卿史密斯在十三日曾把舉行記者招待會一事通知了蘇聯駐美大使查魯賓，大使拒絕接受通知。大使本人沒有出席自不用說，甚至也沒派個代表去國務院。
可是據蘇聯方面說，查魯賓前此已就拉斯托沃洛夫一事數次正式提出照會，而美國當局以正在調查為由，故意拖延。據說到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天，美國就把關於拉斯托沃洛夫的聲明送去，並表示拉斯托沃洛夫擔絕同查魯賓大使會晤。
綜合以上情況，一種看法認為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不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另一種看法認為出席的是本人，但是由於本人不願意拋頭露面，所以採取了那一系列措施。
但是既然已經無視本人所表示的、將他逃亡一事加以保密的願望而舉行了這次招待會，可見美國要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如果美國要想讓全世界看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證據，無論是通過照片、廣播，還是簽字，都是辦得到的。按說已經成為美國的一種囚徒的拉斯托沃洛夫，不可能堅決拒絕，表示抵抗。由於舉行記者招待會，拉斯托沃洛夫以前所表示的“希望予以保密”的一切亡命意圖，早已毫無意義了。
他也許是為了安全起見，要求只是在逃走時替他保密的吧？那末他那留在蘇聯的妻子和孩子會怎麼樣呢？由於“公佈”了這件事，拉斯托沃洛夫所說的家屬“說不定會被殺害”的危險按說是增加了吧。即使蘇聯方面探知他已逃往美國，只要沒得到證實，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仍然是安全的。尤其他的妻子又是以前應邀與在莫斯科值勤的美國陸軍軍官一起乘汽車遊覽的一群人當中的一個。她不僅在當時受到徹底的審查，而且在那件事情發生五年之後的一九五〇年，還在受複查。她就是有這樣經歷的、受到注意的人物。拉斯托沃洛夫擔心家屬受迫害，大概就是由於這一類緣故吧。
拉斯托沃洛夫離日後不久，美國大使館最初曾向岡崎外相送交三封秘密信件。吉田內閣對此嚴加保密。其中一封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致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該信說：
“拉斯托沃洛夫在向美國政府要求人身庇護之際，曾懇求不要將此事向外界透露，也不可讓蘇聯內務部知悉。對此，美國政府曾提出保證，絕不以任何形式發表拉斯托沃洛夫逃往自由世界的消息，並且答應他，將盡一切努力使人認為他的出逃僅僅是情況不明的失蹤。”
美國當初對拉斯托沃洛夫的照顧，就這樣被國務院拋之九霄雲外。不能不認為，這是由子國務院發現宣佈這件事要比不讓拉斯托沃洛夫的家屬受到迫害意義來得重大，才決定這麼做的，那末，究竟意義何在呢？
美國報紙寫道，由於公佈這件事，“已取得比前此在加拿大發生的原子間諜羅森堡事件更大的勝利”。不能不說目的恰恰在這裏。總之，這是美國的勝利和光榮。
其實，就在那兩天以前，被稱為西德阿登納政府中有力人物的容恩博士逃往東德，泄露了西德的軍備等機密。美國人民一定會認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美國對此所進行的報復。
那末，美國當局為什麼在放拉斯托沃洛夫入境后保持了七個月的沉默呢？難道有必要對他進行如此煩瑣的調查嗎？但是據公佈出來的情況來看，內容卻“空洞無物”。因而要想了解美國當局在拉斯托沃洛夫入境七個月後突然小題大做地公佈這事的意義，就必須認識到這事發生在容恩博士逃往東德兩天之後。
不過，美國對蘇聯的勝利是與日本人毫不相干的。問題倒在於這個事件究竟與日本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
七
應該更深入地考慮一下拉斯托沃洛夫從日本出逃的情況。
據蘇聯方面說，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蹤前患着嚴重的神經衰弱。
可是據警視廳為了找證據而做的調查，情況完全相反；他不但沒有患神經衰弱，精神還非常飽滿。總之，這個蘇聯人在失蹤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還在港區麻布盛岡町的草坪網球俱樂部同美國人拜耶的夫人、俱樂部經理大田先生，以及會員福島、田子等人興高采烈地打網球。這天下午開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車都出動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確地作證道：這時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時沒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擻，一點也沒有神經衰弱的跡象。
因此，蘇聯方面說他“神經衰弱”，與草坪網球俱樂部的人們說他“精神飽滿”之間有很大出入。警視廳則認為後一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證詞。
那末，蘇聯方面的說法中有什麼不自然的因素嗎？也許可以認為他們由於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麼地方被人發現時會說出不妙的話，才預先說明他患“神經衰弱”的。
說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經衰弱，也可以拿自從他奉召回國以來心情懊惱這件事作為根據。但是也不能認為網球俱樂部的那些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的日本人的證詞是假話。這就是說，兩方面都是正確的吧。那末，其中的含義有着什麼分歧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先談談下面的問題。
拉斯托沃洛夫從蘇聯代表機構出來后，最初的行動是搭乘“美軍大汽車”。據美軍當局說：“在美軍專用的大汽車裏，並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證，所以一般外國人也有搭乘的。”蘇聯代表機構也說：“蘇聯人也有搭乘美軍大汽車的。”（見《朝日新聞》，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軍大汽車”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當時還去找兩位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再三邀他們一道出去吃午飯。拉斯托沃洛夫那時已經下定決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計劃，他是要到銀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國人見面的。
如果當時那兩個蘇聯人應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將會怎麼樣呢？拉斯托沃洛夫邀兩位同事，大概是為了不讓別人看出他的舉止有什麼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說這是個危險的把戲。如果對方當真陪他去了，他就無法前往與美國人約會的地點。而他再三邀別人去時，他的心情一定像逃過安宅關的弁慶（弁慶是十二世紀的和尚，好武藝，隨其主人源義經逃亡，經過安宅關時，義經險些被守關官兵認出。這裏比喻逃亡者惶惶不安的心情。——譯者注），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當然，我對這事並不是沒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樣乘大汽車到銀座去的呢？美國當局在記者招待會上向記者們散發的所謂他的筆記，與以後他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內容是不同的。
在記者招待會上散發的筆記中，他是這樣說的：
“我搭乘美軍大汽車在虎之門下車，換乘街上的出祖汽車到銀座。我走進銀座的咖啡館‘頂好’，在那裏同那個美國人商談了出逃的事情。商談后，我回到代表機構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了。我又花了大約兩小時整理預備帶走的特產品和隨身用物，四點鐘悄悄地離開代表機構前往東京溫泉。在那裏，我在單間裏洗了個土耳其浴，讓那裏的服務員——名叫園田的土耳其姑娘給按摩肩膀。
“從東京溫泉出來后，我在銀座逛了一會兒，七點鐘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廣餐廳吃了晚飯。然後就在約定的地點同會在‘頂好’見過面的美國人會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雜誌上發表的筆記卻與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當時，在美國人中間我最親密的朋友是一個來自德克薩斯州的中年婦女，她曾在美國陸軍敎育中心擔任敎師。這裏姑且稱她為布朗寧夫人。我同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舊海上大廈旅館見面，互敎英語和俄語。布朗寧夫人把美國的情況和她會住過一個時期的阿拉斯加的情況等告訴了我，而我則把蘇聯的實際情況告訴了她。”
就這樣，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寧夫人交往着，他覺得夫人對他有着像對待親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這位夫人談出想要趕快脫離祖國遠逃的決心的。
“於是，我第一次向這位夫人坦率說出了自己是中校軍銜的蘇聯諜報軍官，告訴她，我現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應給予的協助。夫人說：‘再過幾個鐘頭就不必擔心啦。’我們就在當天晚上八點鐘在夫人所住的旅館附近會面，我當場和她商量好立即採取奔向自由的最後措施。”
他寫道：這樣，他靠着布朗寧夫人的協助，搭乘她的汽車，不久就乘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哪一種說法真實呢？與其說哪一種真實，勿寧說《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材料更加詳盡。在記者招待會上分發的筆記上所說的“美國人”指的顯然就是這位“布朗寧夫人。”
布朗寧夫人究竟是何許人？讀了這段文章，就使人覺得，夫人對他有着像對待親兄弟那樣的情誼，而他也對夫人有着很深的愛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過的那樣，所謂布朗寧夫人是個假名字；讀者不免暗自懷疑這個女人大概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員吧。
而且，從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郵報》上刊載的美朕社東京分社社長羅伯特·安森的一篇報道里，也可以窺知這種懷疑不無道理。
在《我們怎樣抓住了蘇聯第一號間諜》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下，這位老練的記者寫道：
“抓間諜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發生的規模極大的一樁間讓案件中，如果不是有兩個外行人協助，西方大概決不可能獲勝。這個間諜就是蘇聯在遠東的諜報活動最高負責人尤利·亞歷山大洛維奇·拉斯托沃洛夫。兩個外行人是在東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結交的年輕的美國人，其中一人是個姑娘。她平時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語，還一起去東京的夜總會跳過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東京草地網球俱樂部同他打網球的男子。這兩個美國人都沒有受過間諜活動的訓練，而且他們還討厭同這樣的事情發生關係。
“為了擺脫過去的羈絆，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樣乘上了大汽車的？關於這一點，半年之久他沒有向外界透露隻字，現在我們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這篇報道是記者將自己認為百分之百可以信賴的各方面提供的情報，經過仔細整理后寫出的。”
他作了這番交代之後，接着寫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來一張美國婦女的照片——據說她會到蘇聯大使館去過。‘反間諜隊’當即若無其事地訪問了這個年輕的婦女，想探聽探聽。姑且把這個女人稱作瑪麗·瓊斯吧。瑪麗是個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為軍隊裏的文職人員到日本來的。她同其他幾百名文職人員一起住在丸之內舊海上大廈旅館裏，在陸軍的一個辦事處擔任秘書工作。‘反間諜隊’人員把她的照片拿給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終於說明了她到蘇聯大使館去是想冒冒險。他們問道：‘你在大使館看見了什麼？’她說：‘這個嘛，房子很臟，使人感到不大結實，也沒有什麼可看的。’‘你沒有見着什麼人嗎？’‘有一個英語講得很流利的俄國人。他領我到處看了看，還說歡迎再來玩。’‘他沒告訴你他的名字嗎？’‘叫拉斯托沃洛夫——確實是這麼個名字。他問過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號碼了嗎？’‘當然告訴了。’聽到這裏，‘反間諜隊’的人員忽然高興得幾乎給她下跪。
“於是，‘反間諜隊’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邊的事情。開頭她怎麼也不答應，可是終於答應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知他們。
“拉斯托沃洛夫終於向瑪麗說出了自己奉召回國，以及擔心回國后將要遭遇的事。瑪麗當即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反間諜隊’的朋友。他們又托瑪麗探聽他有沒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帶回拉斯托沃洛夫這樣的答覆：‘我打算逃走。’‘反間諜隊’的人員認為事情來得太簡單了，裏面有點蹊蹺。他們原來預料他一定會要求對他的前途給予種種保障。可是關於這方面他隻字未提。他們覺得可疑。他們又吩咐瑪麗進一步探詢他的意圖。
“她問他，‘你知道那對你意味着什麼嗎？’‘知道。’‘你的家屬會怎麼樣呢？’‘我的家屬多半會被殺死。可是，即使我回國也無濟於事，我們都會被殺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嗎？’‘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終於逃往美國的頭一天，打電話跟瑪麗聯繫，作了周密的安排。
“這樣，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鑽進在日本廣播協會大廈附近等大汽車的一群美國人當中，乘上了汽車。那以後，直到國務院在八月十四日為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再也沒有露面。”
讀者在這裏就會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說的“布朗寧夫人”，莫非就是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在報道中所說的“瑪麗·瓊斯”嗎？誠然就是一個人。
當然，“布朗寧夫人”也好，“瑪麗·瓊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認為，用這兩個假名字來提到的這個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國去的一個重要的美國諜報工作人員。雖然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安森故意說“她是外行人”，但是看來無論如何也不像。何況當時美軍方面還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蘇聯的“頭號”間諜呢。
八
從傳詢拉斯托沃洛夫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一部分速記記錄也可以看出，對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個女人是個“專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麼樣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過幾個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務省工作，有的在駐日美軍的情報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記者。’”
由此看來，儘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見共同社記者時說過沒能從美國拿到情報，但在這裏卻相反，他說他的某些代理人與美軍有關。他在這裏說的才是老實話吧。
速記記錄里還有這樣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經幾次嘗試與美國人接觸。比方說，情報部的軍官——那個少校……’
“摩里斯：‘請不要說出名字來。’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說名字。那個人是少校，我是經她妹妹寫信介紹，試圖與她接近的。’
“維爾加：‘應該說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個人是女的。她是情報部的少校。’”
雖然不能夠遽然斷定他在這個小組委員會上無意之中說出來的情報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筆記中的“布朗寧夫人”是同一個人，同時也就是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所說的“瑪麗·瓊斯”，然而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這件事可以提供我們一點資料：情報部這樣的機關里大概有着叫作“布朗寧夫人”或是“瑪麗·瓊斯”的女人。
從間諜工作來說，要想把敵方的某人拉到自己這邊來，必須隨時確切地了解對方的情況，不斷地注意對方的性格、舉止和環境。如果對方有了什麼變化，就毫不躊躇地加以利用，展開攻勢，最後和他發生接觸——這才稱得上是間諜工作。如果由於貝利亞被肅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擔心他自己奉召回國的前途，因而變得憂鬱起來，那末美軍諜報機關一定會敏感地發現他這種情況的。
這種接觸也許會以甜蜜的誘惑形式出現，也許造成某種機會進行脅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組委員會上說過下面的話：
“維爾加：‘利用在鐵幕後面的親屬來進行脅迫時，他們對代理人做些什麼？是威脅他說要殺死他的親屬嗎？’
“拉斯托沃洛夫：‘對啦。他們有時謙恭和藹地、有時又唐突地說：如果你不答應跟我們一起干，你必須想想你的親屬會遭遇什麼事。也就是說，他們直接用親屬的生命來威脅。這就是脅迫，是最惡劣的脅迫。’”
讀到這裏，馬上使人聯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國內留下了妻子和八歲的女兒。他鄭重其事地向美國方面懇求將他逃亡美國一事嚴加保密，千萬不要泄露。也可以說，對方為了達到陰謀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脅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關於如何把代理人拉攏過來，他做了如下的證詞：
“拉斯托沃洛夫：‘我說對方在日常生活中有異常行為，指的是同性愛之類的事。比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莫斯科防諜部曾接近一個姓菲蒙維爾的大使館武官，想把他拉攏過去。原來防諜部知道這個人有異常行為。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莫斯科的防諜部為了達到目的還拉攏過一個日本官員。那人是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二等或三等秘書。防諜部派了一個年輕的女代理人接近他，這個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員同那個女人談情說愛，後來那個女人說自己懷孕了，到了要去墮胎的節骨眼兒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於眼看這樁極不體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個人就下定決心為蘇聯諜報部工作。”
不能斷定駐日美軍不曾按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說的步驟試行對他展開攻勢。難道不是正當拉斯托沃洛夫表現出不顧奉召回國的時候，也就是說，正當他處於異常狀態的那一瞬間，“女代理人”就承擔了拉攏他的任務嗎？至於她是“布朗寧夫人”還是“瑪麗·瓊斯”，那不關緊要。即便是證詞中所說的“女諜報少校”也成。總之，從各種情況可以推想得到，美軍曾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過這樣的“拉攏”。
但是就以“布朗寧夫人”或“瑪麗·瓊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后獲得的成功來說，難道在那以前美軍方面就沒有策劃過同他接觸嗎？
這是不大可能的。這個策略恐怕早就一再進行過的。關於這一點，某方面還流傳着這樣一段插話：
情報部系統的某諜報人員讓他的情婦（日本人）去接近過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親密起來。不久，她就對拉斯托沃洛夫說：“我認識的一個美國軍人對他的差事感到不滿。我想，如果向他搞情報，他一定會提供對蘇聯方面有利的數據。”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謹慎地拒絕了這個提議。據說他這種警惕的態度使美國方面把他儼然當成了一個大人物。
臨到實際逃走的時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當作大人物對待的。駐日美軍諒必是極其縝密地協助他逃出的。美聯社記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記者招待會舉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后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發過下述電訊：
“現在有可能揭露蘇聯在亞洲最大的間諜網的真面目了。原蘇聯駐日代表機構的二等秘書尤利·亞·拉斯托沃洛夫從一月二十四日以來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認為他是在美軍手裏。如果是這樣的話，過去兩年多以來使美軍感到傷腦筋的情勢，其內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了。然而，人們越發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於上月二十四日乘飛機離開東京，前往美國軍事基地沖繩。”
這則報道是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前六個月就發出的，所以令人感到驚訝。在這則報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對於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手一事給予的高度評價，說是：“現在有可能揭露蘇聯在亞洲最大的間諜網的真面目了。”
而且，還可以認為這則報道是為美國日後發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子——是個準備階段。也就是說，當時拉斯托沃洛夫還被認為是頭號人物——“大人物”。
另一方面，蘇聯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時向警視廳提出過搜尋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過，叫作羅扎諾夫的那個人以參加在札幌舉行的滑冰比賽大會的蘇聯代表隊領隊身份來到了日本。當時報紙上註銷消息說，正是他奉了本國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帶回國去的。
被召回本國的蘇聯代表機構成員不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還有索維利耶夫、薩伏洛諾夫等八人，他們最初預定搭乘蘇聯輪船回國。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掛了電話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定下了兩個座位。用電話定座時，似乎是這樣模稜兩可地講的：“還不知道是否趕得上起飛時間呢。”
說到二十五日下午，當時拉斯托沃洛夫已經失蹤一天多了。如果相信聲明所說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點鐘失蹤的話，那末也已過了二十小時以上，這時他早已待在美軍機關里了。
然而蘇聯諒必也布有並不亞於美國的周密的諜報網。蘇聯不會不立即知道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真相。證據是：滑冰代表隊走後，原說因感冒留下來的羅扎諾夫卻在二十八日就回國了。如果負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羅扎諾夫沒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真正原因，即便推遲回國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滯留到查明為止。從他匆匆回國這件事來看，蘇聯諜報網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經落到美國手裏了。
再說，美國方面的引誘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裏很煩亂。他必須下相當大的決心。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如果他逃走，他又擔心留在國內的妻子和女兒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國，說不定會被當作貝利亞的嫡系遭到肅清。可以想見，他對這些感到忐忑不安，對於是否逃走猶豫不決達數日之久，既煩悶又懊惱，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經衰弱的原因。
然而，他終於下定了逃走的決心。但凡一個人經過極端的苦思焦慮之後下定了決心，精神反而會為之一爽，心情也就鎮靜下來了。一定是由於這個緣故，下雪的頭一天他在草地網球俱樂部興高采烈地打網球時，臉上才露出了愉快的神色。於是，這樣一種推測就能成立了：蘇聯方面向警視廳提出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經衰弱”的說法，與草地網球俱樂部會員所作的“他精神飽滿”的證詞都是真實的。
九
失蹤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達七個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實際上是了解情況的。（參照上述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致岡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無論如何，日本當時已經是同美國締結了和約的獨立國了。秘密出境是違反國法的。美國無視日本的國法，擅自用飛機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這是對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躪日本主權的行為。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后，報紙刊載了岡崎外相的談話，可是美國當局只表示“這次的處置實在遺憾，今後不再做這樣的事情”——難道這麼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嗎？
而且，美國對日本究竟有沒有真正謝罪的意思，究竟有幾分遵守保證的誠意，也是令人懷疑的。
關於這一點，令人想起一年前發生的“鹿地亘事件”。當時的國警長官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憶》一書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美特務機關幽禁事件寫了下面一段話：
“為了使這個問題不致被反美運動所利用，我對美國強烈地表示，希望美國對我國道歉。至少，如果美國發表大意如下的聲明：‘和約生效后，不通知日本當局，由美國方面動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會表明美國的公正精神。我認為，既然不是神仙，犯錯誤是誰也難免的；如果美國方面就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會令人威到美國的偉大。我赴美國大使館，強烈地提出了個人的意見。可是他們對我的答覆是：‘我們很明白你所說的話。但是要美國方面就逮捕日本國民的敵人——間諜，即賣國賊一事道歉，是有困難的。不知道為什麼要道歉。’結果，只由美國方面發出通告說：‘在與日本政府締結的和約生效之際，如果就這件事發出通知，本不會引起這樣麻煩的問題’，就算了事。”
在齋藤長官提出這項抗議僅僅一年以後，美國就在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幹了同樣的勾當。因此，美國口頭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權，實際上究竟有多少誠意就很難說了。
再說，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后，日美共同發表聲明之前，雙方曾通過外交、治安當局以及軍事機關當局進行了相當頻繁的接觸。這個活動是慎重而秘密地進行的，雙方諒必下達了命令，對局外嚴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公佈這個事件之間的七個月當中，日本同美國之間曾進行了種種活動。
如果列舉其中特別重要的，則有下述幾項：
美國方面從外交和軍事上研討了日本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問題。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進行了極為秘密的協商，以致財政界都以為內容是經濟援助。在這個期間，隨着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擬定並通過了“防衛機密保護法”。據美國方面說，美國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卻沒有保守其機密所必要的法律；對美國來說，這與把鑰匙交給間諜一樣危險。
通過“機密保護法”一事勢必遭到日本輿論的嚴厲抨擊，這是可以預料到的。為了應付這種批評，必須採取對策。因此，就得先讓日本國民知道蘇聯從日本各方面（特別是從官廳方面）取得重要情報的所謂間諜事件。事隔七個月之後才公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實際上是為了在日本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有必要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所發表的供述提出“證據”。果然，在日本報紙公佈了共同聲明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視廳自首。
“據警視廳說，官方聲明中所說的‘與拉斯托沃洛夫有牽連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陸軍少校（年三十五歲）。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后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視廳出面，自願協助搜尋工作。此人曾當過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為拉斯托沃洛夫做過情報工作，但是由於他自動要求協助當為搜尋，所以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也沒有作為‘自首’處理，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這位前少校一伙人與前陸軍特務機關有關係，是從蘇聯歸國的複員軍人，據說會通過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國方面提供有關日本政治、經濟和防衛方面的高級情報以及關於蘇聯的情報。”（見《朝日新聞》，八月十網日）
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證詞提出的證據。但是，這是多麼貧乏無力的證據啊！第二天報上立即公佈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誇張的聲明給與擁到國務院的各國記者以內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后，有一些人跟着被逮捕了。
接着，外務省國際合作局官員庄司宏、歐美局官員日暮伸則和經濟局官員高毛禮茂等被逮捕，可是並未證實案情包含什麼特別重大的情報活動內容。勿寧說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樣，內容甚為貧乏。而且這三人都是中級以下的官員，連科長助理也夠不上。
十
試把這個事件同“佐爾格事件”（一九四一年，駐日德國大使館工作人員佐爾格和南滿鐵道臨時工作人員尾崎秀實等二十餘名以共產國際的間諜嫌疑被捕，一九四四年佐爾格及尾崎被處死刑。——譯者注）比較一下。拿“佐爾格事件”來說，儘管當時實行着嚴格的言論管制，日籍的協助者所提供的證詞的確有充實的內容。“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所引起的轟動雖不亞於“佐爾格事件”，而所謂“曾予以協助”的日本人這方面卻幾乎什麼情況也提不出來。如果是在更機密的中樞部門工作的官員又當作別論，從這幾個“自首”的人的地位來說，他們也許能夠了解一般秘密事項的一鱗半爪，不過那都是平凡的事情；他們是無從知道價值高到足以稱作“重要情報”的那類事情的。從這裏也暴露出拉斯托沃洛夫的供述內容的貧乏，與“佐爾格事件”是不能相比的。
這裏令人懷疑的是：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是不是那麼大的一個人物。從上述情況推斷，實際上他大概夠不上美國方面所設想的那麼大的一個人物。也就是說，他雖說是情報中校，卻是個幾乎什麼情報也提供不了的小人物，使美國的期待落了空。
那末，美國究竟是從一開頭就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的身份而故弄玄虛讓人把他當作大人物看待呢，還是中途才查明他原來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前面已經說過，恐怕是後者。這就是說，美國方面把拉斯托沃洛夫當作大人物帶走，後來一調查，才發見他原來是個小人物，就大失所望，實際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吧。
然而，雖說是小人物，他也有他的用途，而且恰好就被用在八月十四日的日美共同聲明上了。在記者招待會上出現的拉斯托沃洛夫是他本人也好，是個替身也好，反正這是為了收到種種預期效果而舉行的一場演出。
據說是這時立即自首的日本方面的志位少校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關於這一點，當時《每日新聞》作了簡單的報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歲）是在昭和二十四年從西伯利亞地區被遣返的前陸軍少校。歸國厲，他在美軍總司令部的語文學習部任職，曾在舞鶴遣返救濟局對從蘇聯遣送回國的人員進行各種調查。”（八月十五日）
從這則簡單的報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國的志位少校實際上是在美軍總司令部任職的。
關於這件事，歐洲某大國的駐日情報機關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況：
“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機關，而是美國遠東空軍諜報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圖竊取、而且已經着手竊取的是有關以下各方面的情報：涉及美國遠東空軍的空中作戰計劃、駐日美國空軍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彈在內的攻擊防禦計劃。志位少校已經直接接觸到通過美空軍的成層圈飛行拍攝的蘇聯基地以及重要機構的照片，但是實際上把志位介紹給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領導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紹給防諜部機關。
“志位以及原關東軍航空高級參謀既然已經承認他們是美蘇之間的雙重間諜這一事實，那末M就當然是雙重間諜的頭子了。可是M卻被認為與這次事件無關，這一點也可以證明問題的複雜性。據我們看來，拉斯托沃洛夫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被綁架的，而顯然是為了要求庇護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跡象表明，外務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謂的自首所導致的。
庄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們曾把駐日美軍有關方面的情報和日美關係的秘密情報提供給拉斯托沃洛夫，每次獲得報酬五萬圓到十萬圓不等，前後各獲得大約一百萬圓的報酬。此外，高毛禮的情況是這樣的：他是蘇聯經濟問題專家，擔任有關船舶的工作，當局懷疑他在任職期間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軍有關方面的船舶動向的橫報。這個人戰前在漁業公司工作，曾出差去過蘇聯，對船舶的情況很熟悉。
高毛禮、庄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賣了情報。日暮、庄司等人曾買了房子，還大事修繕，花了不少錢。當局懷疑這筆錢是拉斯托沃洛夫給的，就根據這樣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對他們進行了偵查。
因此，庄司當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進行公開審判，公佈拘留他的理由。現在這個案件還繼續審理中。
十一
庄司是這樣說的：
“在訊問過程中，幾乎沒有觸及我所期待的與案件的主要情節有關的事情。檢察官專門盤訊我的經歷，在外務省都做些什麼工作，都處理和保管哪些文件，負責哪些事務等機關方面的事情，一直問到我的收入、財產，怎樣把現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將這些方面細緻地追究個透徹。大約在我被起訴的前一天，檢察官會拿兩份外務省的文件給我看，問我：‘你知道這個文件嗎？給拉斯托沃洛夫看過沒有？’在偵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節的具體訊問，也就是這一次罷了。對以上問題，我明確地否認說：‘我沒有拿給外面的人看過。’檢察官就這一點所作的訊問是很簡單的。”
這時庄司曾一度獲釋，可是後來又以違反“外匯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從日暮手裏拿到二千美元作為情報資金的嫌疑。也就是說，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后，擔任這一案件的偵查主任的長谷檢察官就飛往美國。據說長谷檢察官在美國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了調查。當時寫成的《檢察廳調查記錄》，就成為追究我違反‘公務員法’的唯一證據。另外，關於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從而違反‘外匯管理法’一事，檢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證據是已自殺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記錄。除此之外，在歷時兩年的公開審判當中，檢察官沒有提出任何夠得上證據的東西。”（見《日本》雜誌，昭和三十四年十月號）
由於受到這個離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牽連而遭殃的日本人，公開出來的據說就達十七八名，還有人說是五十多名。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有外務省、通產省、大藏省、防衛廳、總理府（內閣調查室方面）的官員，也有民間貿易公司、報館、通訊社（駐莫斯科的特派記者）以及複員軍人等。
由於美國方面的唆使，警視廳公安三科沒有改變嚴厲的偵查方針。但是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違反“刑事特別法”第六條，偵查后得出的結論是：在平民當中完全找不到根據法律可以問罪的情節。
從這個案件牽涉的人數來說，規模是相當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內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員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據這條法律，至多能判處他們一年徒刑。從這一點考慮，日暮沒有必要從地方檢察廳的樓上跳樓自殺。即使問了罪，至多也不過丟掉外務省的職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殺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蹺。
主任檢察官長谷會透露，從日暮的供詞中是可以推斷出一些情節的。可是這意味着什麼呢？在訊問記錄沒有公諸於世的今天，外界是無法窺知其內容的。以下這段話並沒越出推斷的範圍。
日暮果真作過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間諜嗎？如果他當過間諜，他為什麼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一月間就採取行動呢？從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他在美國國務院露面的這二百天當中，日暮的動靜沒有任何變化。如果他真是間諜的話，本會有一些動搖或者會逃跑的，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生變化呢？關於庄司和高毛禮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質疑。
自殺的日暮沒有留下遺書。他自殺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做好了精神準備的。
由此還令人注意到，由於牽連到其他的美蘇關係的間諜事件而自殺的日本人，到目前為止為數也已經不少了，而個個都沒有留下遺書。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從蘇聯前來出庭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草場辰已中將在美軍醫院橫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關東軍原暗號班長、陸軍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殺，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的所謂“要求問題”的議會作證人菅季治在東京三鷹車站撞電車自殺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蘇聯發表聲明說，除了正在調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戰犯，日本俘虜已全部釋放。但是當時的吉田政府誣賴還有三十六萬人未遣返，並謂當時的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曾要求蘇聯不要遣返他們。德田同志在國會上徹底粉碎了這一誣衊。菅季治在國會上作證說，德田同志拫本沒有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為此，他受到美軍諜報部和警察的迫害，終於自殺。——譯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駐莫斯科陸軍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內自縊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務省書記生弘島昌從東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羅夫斯克《日本新聞》宣傳部工作人員難波明從家鄉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這還只是一些公開出來的着名事件，這類事件實際上說不定要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沒有留下明確的遺書。看來陷進美蘇關係的諜報深淵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些人毫無例外地都被認為有雙重間諜的嫌疑。但是“雙重間諜”的罪名是註定加在這些人身上的。美蘇雙方都不可能單方面搞到情報。如果想從對方搞到情報，就必須拿出自己這方面“可以出賣的情報”。要是什麼也不拿出來，就難以弄到對方的重要情報。從第三者看來，這就像是雙重間諜了。
十二
本來日暮所接觸的一些文件中，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機密。歐美局第五科負責《蘇聯月報》的編輯工作，此外還給有關的其他刊物撰稿，這完全不是什麼機密。拉斯托沃洛夫在聲明中說“搜集的情報也有從日本報紙雜誌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這也算作輔助的間諜行為，那可太滑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按說根本不包括那些意義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殺的機密。
與其說日暮屬於外務省，勿寧說他屬於內閣調查室。有人說這個內閣調查室是日本的“機密室”，它倒也起過那樣的作用。不過當時它還沒有今天這樣龐大的預算和人員配備，機構也還沒有擴充到這樣大，因為各個上司的裁奪起着很大的作用。
日暮絕沒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過情報。據說實際上他堅決反共，忠於職守，從來沒有給“內調”工作帶來過損害。有些跡象令人感到他負有特殊任務。實際上他並不屬於日本機關。不管他是什麼職位（譬如說，派在內調室的專員），當然是不能向別人透露的。如果說得更明確一些，他也許是被納入美國情報網裏了吧。上述這段話不是憑空想像的，而是根據已有的線索推測出來的。
可以隱約看出，日暮受了某方面的委託，曾承諾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中多多少少進行一些“表演”。他曾供述自己把干情報工作用的美鈔“存在”同事庄司那裏，大概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可是在長谷檢察官審訊他的過程中，他可能發覺那不是單純的“表演”，實際上自己是被當作在日本來反映待在美國的拉斯托沃洛夫的影子。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發覺自己上了當，一定是驚愕不已。“鹿地亘事件”中的三橋某那樣被加上“雙重間諜”的污名，在他來說是不能忍受的。日暮的性格認真而直率，而且他還犯了因“表演”而把他的同事庄司也給拖下水的過錯。他的死會不會含有彌補自己的過錯和對同事謝罪的意思呢？
總之，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言，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美國招待了他，可是他叫美國人大失所望，什麼也沒貢獻出來。既然這樣，對他還另有用途。那就是適當地晃出他的影子，以取得另外的、但又是同樣的效果。於是，就在美國演出了這個事件本身，並且使它像鏡子一樣反射到日本來，也表演了一出架空的戲。這正是橫跨太平洋的一個大騙局。
而演這齣戲的直接目的是對兩天前發生的容恩博士逃往東德事件採取的報復行動：此外，它還為在美國國內宣佈共產黨為非法打開了道路。
就在宣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兩天以前（十二日），美國參議院以八十五票對零票一致通過了宣佈美國共產黨為非法的法案。
在這以前，艾森豪威爾總統一直認為這項法案只能越來越迫使共產黨員轉入地下，有害無益。據說連艾克都對通過這項法案感到為難。通過這項法案的背景，同“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決不是沒有因果關係的，可以認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曾被利用來在美國國內加緊煽動麥卡錫旋風。
當時美國還發生了一樁所謂反間諜事件。據無線電廣播通訊社報道，事情是這樣的：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發生了這樣一個事件：蘇聯邊防兵發現日本人越境，打死一人，逮捕了一人。為什麼日本人會在蘇聯所屬的東面某個島上出現呢？經過對這個謎的追查，那個被捕的日本人終於坦白出一切有關他的行動的情況。
據他坦白說，他叫谷明，被打死的叫高桑豐（當然都是假名字吧。——作者原注）。谷明被判處二十五年徒刑。據谷明供述，他從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就在北海道札幌市美國“反間諜隊”的分隊裏工作，骨托札幌市南十六條西五丁目的“反間諜隊”無線電特務情報學校里受過訓。在那裏負責選拔派往蘇聯的間諜的是美國格雷上尉和他的助理后藤米次郞。谷和高桑兩人先後曾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月以及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次潛入蘇聯境內，拍攝蘇聯地形照片，用無線電同札幌的“反間諜隊”機關進行聯絡。在第四次（即十一月十日）終於被蘇聯士兵發現了。當時他們攜帶着美國造的無聲手槍、小型無聲自動步槍、輕便步槍、無線電照像機及暗號表等。（讀過本書前面部分的人在這裏請回想一下《白鳥事件》。請注意事情同是發生在札幌市內，而那裏的“反間諜隊”隊員攜帶的似乎也是無聲手槍。作者曾推斷兇手或者就是用無聲手槍射殺白鳥警部的。——作者原注）
這就是無線電廣播通訊社所報道的所謂反間諜事件的內容。可是美方有關人員會擔心這個潛入組說不定已向蘇聯坦白了另外一些情況，因為原關東軍的高級情報航空參謀組和海軍的航空參謀等人一起被合併到某機關里，組成一個特殊的秘密機關；專門對蘇聯進行某些勾當。所以如果蘇聯根據了解這些情況的谷的供述，用某種形式予以發表，那就會使得美國非常狼狽。
這個時候，美國準是有必要讓全世界和日本知道“蘇聯其實也在對日本進行大規模的諜報活動”吧。美國軍事諜報機關諒必認為有必要恢復自己的名譽，又痛切感到必須在世界情報活動方面對蘇聯予以有效的回擊，才以這樣的形式宣佈美國接納了拉斯托沃洛夫的事吧。
再者，由於發生了容恩博士的事件，美國軍事諜報當局有必要讓美國輿論看到他們也在進行同樣的工作。因為在議會制的美國，如果使人感覺其機關無所事事，那就有可能在議會裏遭到攻擊，從而在預算方面都會受到影響。搞陰謀活動是需要巨額款項的。這一點也可能被認為是“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產生的成效之一。
以上是對美國所獲得的效果的估計。那末，日本怎麼樣呢？
報紙發表拉斯托沃洛夫接見記者的消息時，緒方副首相正在北海道旅行。他在旅途中發表了談話，大意說：“鑒於這次事件的發生，我國有必要及早制訂‘機密保護法’之類的法規。”報紙上也報道過他的這番談話。
當時吉田政府正在忙於考慮制訂“機密保護法”。事實上，正如這位副首相所說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製造了促成制定這個法案的氣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廳、法務省等就着手研討並起草這個“機密保護法”或“防衛機密保護法”的具體內容了。最初，有兩種想法，一個是這項草案只限於美國根據“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個想法是把保密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出動保安隊和警備隊（現為自衛隊），以及在口本製造的武器。可是，後來根據保安廳長官木村的意見，準備制定類似戰前“軍機保護法”的廣泛的保密法。（見《朝日年鑒》，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佈，就起了朝這方向順利推動的潤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當時由於造船貪污案而搖搖欲墜，因此，與吉田對峙的政治派系——鳩山、石橋、松村以及三木這派人就都行動起來，明確地謀求同蘇聯媾和。此外，自由民主黨內的另一派也對吉田向美國一邊倒的作法表示不滿。
（後來鳩山內閣成立。拉斯托沃洛夫過去的同事、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多姆尼茨基通過某一途徑接近鳩山，終於排除吉田派的阻撓，在莫斯科締結了期待已久的《日蘇條約》。到那時為直，吉田和鳩山各自的政治勢力在明裡暗裏所進行的激烈鬥爭，已深化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這樣一來，對吉田政府來說；公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給親蘇派潑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說，借蘇聯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蘇聯在日本進行規模龐大的陰謀活動。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實，更給一般人以切膚之感。由於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蘇聯駐日代表機構二十三個成員幾乎個個都是為了在日本搞情報活動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驚。
但是與蘇聯代表機構的三十三個成員比較起來，美國駐日大使館到底有多少人員呢？據說美籍正式工作人員有二百幾十人，僱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計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則形成一千餘人的大陣容。留在日本的蘇聯這三十三名所謂“情報人員”，無論如何也不是美國大使館那負有幾乎同樣任務的大群人馬的對手。各國駐外使館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報，如今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聽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證說“蘇聯代表機構三十三名成員的情報活動”，就會使一般人產生實在是小題大做的緊張感覺。
拉斯托沃洛夫還負有另一項使命。那就是公佈這一事件的兩年之後，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銜作為漁業機構代表到東京上任的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參事塞爾吉·契夫賓斯基的事情。這位契夫賓斯基是參加漁業談判的蘇聯代表，當時漁業問題成為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重大問題。但是日本某方面認為契夫賓斯基入境是蘇聯在日本從事陰謀活動的開始。這就是說，關於契夫賓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諜報工作專家的流言傳布開了。
有見識的外務省官員，例如當時的駐英大使西春彥和參加日蘇談判的日本代表之一松本俊一等，都認為契夫賓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說這個流言是離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漸弄清了這個流言的背景。原來它竟來自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根源出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
而且還不只是契夫賓斯基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個小組委員會上還講了下面的話：
“摩里斯：‘你知道蘇聯的通商代表團被利用來做諜報工作的任何實例嗎？’
“拉斯托沃洛夫：‘他們利用通商代表團，利用駐外國的大使館及外交使節團。’
“摩里斯：‘你能否談談有關這一點的經驗？根據你本人的經驗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舉個實際的例子吧。例如派到東京的通商代表團團長多姆尼茨基上校，這個人是蘇聯駐日通商代表團的團長，可是這個正式的職位是用來掩飾那個國家的諜報活動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通商代表團成員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屬於諜報部。’”
總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國，可以說是負有任務來“削弱”日本對蘇聯接近的政策。這也就意味着美國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被利用來取得種種效果。當他剛到達美國的時候，負責招待的當局以為他是大有利用價值的顯要人物，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們大失所望。可是原來他的用處就在這樣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內容空洞的蹩腳戲，但是它給予日本國民的敎訓是很多的。那就是，位於亞洲東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島，已經成為美蘇兩國諜報的深淵，而不少日本人被卷進到這個漩渦之中，遭到了厄運。今後同樣的狀態也許還會繼續下去。
這個事件說明，我們日常的和平生活隨時都可以被某種陰謀利用而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