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

這個正趕過來到我家過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個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經死了，這次來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親戚。在親戚的家裏，他給我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商量好了這次來訪。他坐火車來，五個小時的車程，我愛人會去車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經在西雅圖為這個盲人工作過一個夏天，打那以後，她再沒見過他。不過，他們一直保持着聯繫。他們錄錄音帶，來回寄來寄去。對於他的來訪，我沒什麼熱情，我又不認識他。而且他是盲人這點，也挺招我煩的。我對失明的印象都來自於電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們行動緩慢，永遠板著臉。有時還得靠導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讓家裏來個什麼盲人。

在西雅圖的那個夏天，她身無分文，急於找個工作。夏末她要嫁給的那個男人，正在軍官培訓學校里上學，也是一分錢都沒有。不過，那時她愛他，他也愛她，如此等等。她在報紙看到了這條廣告：招工──給盲人讀材料，後面有個電話號碼。她打了電話，過去了一趟，當場就被錄用了。整個夏天，她都為這個盲人幹活兒，給他讀案例研究、報告之類的東西。盲人在縣社會公益服務部里有個小辦公室，她也幫着收拾整理。漸漸的，他們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麼知道這些事兒的？她自己告訴我的。而且她還告訴我了一些別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後一天，在辦公室里，那個盲人問，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臉。她同意了。她告訴我，他的手指觸摸到了她臉頰上的每一個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遠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經為他的指觸寫過一首詩呢。她總是想寫詩。每年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發生之後，她都會寫上一兩首。

我們剛開始約會的時候，她曾給我看過那首詩。在詩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樣滑過她的臉頰。在詩里，她講了她當時的感觸，講了一個盲人觸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時，她腦子裏一閃而過的念頭。我還記得，那時我覺得詩寫得不怎麼樣。我當然沒跟她說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詩。我承認，要是我想讀什麼東西的話，詩歌可不會是首選。

不管怎麼樣吧，當初她最先喜歡的那個人，那個未來的軍官，是她小時候青梅竹馬的戀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講，那個夏末，她讓一隻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臉，然後說了聲再見，就嫁給她的青梅竹馬了，那個人現在已經是個二等中尉了。

那之後，她離開了西雅圖，但她和那個盲人一直保持着聯繫。過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動聯繫了那個盲人。是一天的晚上，從阿拉巴馬州的一個空軍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電話。她想聊聊。他們就聊了。他請她給他寄一盒磁帶，告訴他她日子過得怎麼樣。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話錄進磁帶里，寄給了他。在磁帶里，她跟那個盲人講了自己的丈夫，還有他們一起在軍營里的生活。她告訴盲人，她愛她的丈夫，但不喜歡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喜歡他丈夫成了整個軍工業的一部分。她告訴那個盲人，她正在寫一首詩，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關於作空軍軍官妻子是什麼樣的詩。詩還沒寫完，她正在寫。那個盲人也錄了一盒磁帶，寄給了她。她再錄一盒。就這樣堅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軍官先生去了一個又一個基地。她從穆迪空軍基地寄過磁帶，也從麥克吉爾基地和麥克康奈爾基地寄過。最後是在特拉維斯，薩克拉門託附近，那晚她開始感到了孤獨，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離開，與人失去了聯繫。她開始感到，這樣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進屋，把藥箱裏的所有藥片膠囊都吞進嘴裏，就着一個瓶杜松子酒把它們都衝進肚子裏。她去洗了一個熱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但她沒死，她只是噁心得吐了一地。她的軍官──他為什麼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馬的戀人，他還想要什麼？──從外面回到家，發現了她，叫來救護車。後來，她把這一切都錄在磁帶里，寄給了那個盲人。這些年來，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錄在磁帶里，然後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寫一首詩，我想這項活動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娛樂了。在一盤磁帶里，她告訴盲人說，她決定離開軍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盤裏，她告訴他，她離婚了。當然，關於我和她開始一起雙宿雙飛，她也告訴了那個盲人。反正在我看來，她沒有什麼不告訴他的。有一次她問我想不想聽聽那個盲人剛寄來的磁帶。那還是一年以前的事兒。她說，他提到了我。我說好吧，我聽聽。我給我們兩個倒了酒，在客廳里坐下來。她把磁帶插進錄音機，調了兩個轉鈕，然後按下一個按鍵。磁帶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個人聲音很響地說起話來。她調低了音量。幾分鐘無傷大雅的客套之後，我聽見自己的名字從這個陌生人嘴裏蹦出來，這個我根本不認識的盲人！然後是這句話：“根據你所說的他的情況，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就在這時，有人敲門，有什麼事，反正聽磁帶這事被打斷了，之後我們再沒有接着把這盒磁帶聽完。可能這樣更好，我已經聽夠了。

現在，就是這個盲人要來我家，還要睡在我的房子裏。

“我也許可以帶他去打打保齡球。”我成心這樣對我妻子說。她正在水池旁邊的檯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飛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裏的刀，轉過身。

“要是你愛我，”她說，“你就會為我做這件事。要是你不愛我，好，那你就甭廢話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來咱家做客的話，我都會讓他感到很舒適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沒什麼盲人朋友。”我說。

“你根本就什麼朋友都沒有。”她說，“就是這麼回事。再說，該死的，他的妻子剛死了！你就不明白嗎？那個人剛剛失去了他的愛人！”

我沒回話。她跟我講過一點兒那個盲人老婆的事兒。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個有色人種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個黑人？”我問。

“你抽什麼瘋呀？”我妻子說，“你是瘋了還是怎麼的？”她拿起一塊土豆。我看見它砸在地上，滾到爐灶底下。“你犯什麼病呢？”她說，“你喝醉了嗎？”

“我就是隨便問問。”我說。

就在這之後，我妻子給我補充了更多的細節，遠遠超過了我所關心的範圍。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聽着。故事的碎片一點點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離開西雅圖以後，比尤拉開始為那個盲人工作。沒過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舉辦了婚禮。是一個小型的婚禮──誰會想去參加那樣一個婚禮？──就他們兩個人，再加上牧師和牧師的妻子。但那是個正經八百的教堂婚禮，他說過，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時，比尤拉肯定已經得了乳腺癌。他們兩個難分難捨地生活了八年以後──我妻子用的詞：“難分難捨”──比尤拉的健康狀況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圖的一間病房裏，盲人坐在病床邊，一直拉着她的手。他們結了婚，一起生活過工作過，一起睡覺，當然肯定也性交過，然後這個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經歷過這一切以後，他都還沒有看過這他媽的女人到底長什麼樣子！我是理解不了。聽了這些，我先是有點替那個盲人感到難過，但又發現自己琢磨起這個女人的一輩子是多麼可憐來。想想吧，一個女人永遠無法讓自己出現在愛人的眼裏；一個女人可以日復一日地生活，卻從沒得到過愛人對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輕描淡寫的恭維；一個女人，不管是痛苦還是喜悅，自己的丈夫都永遠無法讀出自己臉上的表情。可以化妝，也可以素麵朝天──他能看出區別嗎？要是她想，她可以一隻眼塗上綠色的眼圈，鼻孔里釘根向外齜出來的大頭針，穿黃色的休閑褲配紫色的鞋，無所謂。我想像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個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裏淌着淚的時候，她最後可能會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車上，而盲人連她自己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她給羅伯特留下了一筆微不足道的保險賠償和半塊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幣。硬幣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進了棺材。可憐哪！

時間流逝，妻子已經去火車站接他去了。都是這個瞎子鬧的，除了乾等着，我無事可做。聽見車開進家門前的車道的時候，我正喝着酒看電視。我拿着酒杯，從沙發上站起來，跑到窗邊，向外看。

我看見妻子笑着停下車。我看見她下了車，關上門，嘴上仍掛着一絲微笑。真是好極了！她走到車的另一邊，那個盲人正準備下車。設想一下：這個盲人竟然長着絡腮鬍子。盲人加鬍子！有點兒過了，我對自己說。盲人摸到後座上，拉出一個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關了車門，一路聊天，帶他走下車道，又走上前面門廊的樓梯。我把電視關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乾手，走到門口。

妻子說，“來，見見羅伯特。羅伯特，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過好多他的事兒。”她笑容滿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緊緊握住我的手，攥了一會兒，才鬆開。

“我覺得就像我們已經見過面似的。”他說話轟隆隆地響。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然後我說，“歡迎啊，總聽她提起你。”我們移動起來，湊在一起像個小組一樣，從門廊走進客廳，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導着他。盲人用另一隻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時提醒他，“左轉，羅伯特。對了。現在，小心，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這兒吧。這是沙發，我們兩周前剛買的。”

我談起以前那箇舊沙發，我喜歡那個沙發，但我沒提這一點。我想說點別的，閑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遜河坐火車過來，兩旁的風景如何。要是從這去紐約，你應該坐在車廂里的右手邊，要是從紐約來這兒，要坐左手邊，這類的話。

“這趟火車坐過來，感覺還好嗎？”我說，“順便問一句，你坐的是哪一邊呢？”

“哪邊？這叫什麼問題？”我妻子說，“坐哪邊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隨便問問。”我說。

“右邊，”那個盲人回答，“我已經有將近四十年沒坐過火車了。上次坐，我還是個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麼感覺了。現在，我的鬍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個冬天了，”他說，“反正別人這麼跟我說的。我看起來是不是很神氣，親愛的？”盲人對我妻子說。

“你看起來是卓爾不群，羅伯特。”她說，“羅伯特，羅伯特，見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終於從盲人身上移開來，看了看我。我感覺得出來，我現在這樣子，是她不太喜歡看到的。我聳聳肩膀。

我從沒見過，或是認識任何失明的人。這個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歲的樣子，塊頭很足，禿頂，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過來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閑褲，棕色的鞋，淺褐色的襯衣，打了領帶，套着外套。很利落。還有絡腮鬍子。不過，他沒有拄拐杖，也沒帶墨鏡。我還總以為盲人肯定都帶墨鏡呢。說實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沒什麼兩樣。但如果你仔細看，還是能看出點區別來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窩裏瞳孔到處亂轉，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時候，我看見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兒扭，而右邊的瞳孔則努力保持着不動。但也只是徒勞，因為那隻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願不願意，就是自己一個勁兒亂轉着。

我說，“我給你倒杯酒吧。想喝點什麼？我們這兒什麼都有一點兒。喝酒是我們的一種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個蘇格蘭人。”他這個大嗓門，說話可真夠沖的。

“好的，”我說。老弟！“你當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發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說他的鬍子。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給你搬樓上去吧。”

“沒事，”盲人大聲地說，“我上去的時候，順便再把箱子帶上去吧。”

“蘇格蘭威士忌里加點兒水嗎？”我說。

“一點點。”他說。

“我猜就是。”我說。

他說，“就加一點點。那個愛爾蘭演員，巴里?菲茨傑拉德，知道嗎？我跟他一樣。菲茨傑拉德說過，我喝水的時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時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來。那個盲人把手放在鬍子底下，慢慢地攏上來，然後再鬆開，讓鬍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蘇格蘭威士忌，每杯里都點了一點兒水。我們舒舒服服地坐下來，聊起了羅伯特這次的旅行。先是從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長段飛行，我們已經說過了。然後是從康涅狄格坐火車到這兒。談到這段旅程，我們又喝了一杯。

我記得在什麼地方讀過，盲人不抽煙，因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們看不見自己吐出的煙。我本以為，關於盲人，我至少還知道這點，當然我也就只知道這點兒而已。不過，這個盲人抽煙可是夠凶的，煙蒂一直燒到手指頭，緊接着再就點上另一支。他把煙灰缸填滿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時候，我們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羅伯特的盤子上堆滿了牛肉塊，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給他用黃油抹了兩片麵包，說，“這兒有黃油和麵包。”

我喝了口酒，說，“讓我們祈禱吧。”盲人低下了頭。妻子看着我，吃驚得目瞪口呆。我說，“讓我們祈禱，電話鈴不會響，吃的東西別變涼。”

我們埋頭吃起來。我們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東西，就像這是最後的晚餐，吃完這頓，就沒下頓了。我們不說話。我們只是吃，狼吞虎咽，風捲殘雲。我們像在那張桌子上割草一樣，吃光了所有的東西。那個盲人吃東西的時候，就好像瞄準好了似的，什麼東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純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羨。他切了兩塊肉，叉進嘴裏，又全力以赴地消滅了土豆片，然後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塊塗了黃油的麵包，一口吃掉了，接下來喝了一大杯牛奶。這中間，偶爾興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乾脆下手了。

我們消滅了所有的東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陣子，我們就像吃暈了一樣地坐在那兒，臉上淌滿汗珠。最後，我們從桌旁站起來，把一片杯盤狼藉扔在身後。頭也不回地徑直地走進客廳，重新陷進我們之前的座位里。羅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發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兩三杯酒。他們談論起最近十年裏，各自都經歷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聽着，偶爾也會插兩句話，為了不讓那個盲人覺得我已經離開了房間，也為了不讓我妻子以為我自己覺得受了冷落。他們聊着這十年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他們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會出現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後，我親愛的丈夫就走進了我的生活”，之類的話。但都是白費工夫，我半個字都沒聽到。只有羅伯特這個，羅伯特那個。羅伯特好像什麼事都做過一點兒，一個瞎子萬事通。最近干過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銷安利的產品，我猜他們就是靠這個掙點錢養家的吧，至少以前是。這個盲人還是個業餘無線電收發員。他用他的大嗓門講了他和很多業餘同行之間的通話，那些人有來自關島的，菲律賓的，阿拉斯加的，甚至連大溪地島的人都有。他說，要是他什麼時候想去那些地方旅遊，他會有很多當地的朋友。他不時把他張瞎了眼的臉轉過來，衝著我，手托着鬍子向我問這問那。現在這個工作，我幹了多久了？（三年。）喜歡自己的工作嗎？（不。）會一直幹下去嗎？（有什麼可選擇的嗎？）我覺得他快沒詞兒了的時候，站起身，打開了電視。

妻子瞪着我，氣得馬上就要發作。然後，她看着那個盲人說，“羅伯特，你有電視嗎？”

盲人回答說，“親愛的，我有兩個電視。一個彩色的，還有一個黑白的，是個老古董。不過，有意思的是，我要是開電視，當然我的電視總是開着的，我都會開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說的。一個字都沒有的說。我沒看法。我看着新聞節目，努力聽播音員在說什麼。

“這是台彩色電視，”盲人說，“別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來。”

“前不久，我們剛升的級。”我說。

盲人又嘗了一口酒，把鬍子拉起來，聞了聞，又放了下來。他坐在沙發上，身子向前傾斜。他把煙灰缸擺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機放在煙旁邊，向後靠過去，雙腿在腳踝處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個哈欠。她伸了個懶腰，說，“我想，我得上樓，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換身衣服。羅伯特，別客氣，你也是怎麼舒服怎麼來啊！””我現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覺得很舒服。”她說。

“我很舒服。”盲人說。

妻子上樓以後，我和他聽了天氣預報，又聽了體壇摘要。妻子已經走了很長時間，長得我都不知道她還要不要回來了。我覺得，她可能已經上床了。我希望她會回到樓下，我可不想單獨和這個盲人待在樓下。我問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說，當然好。我又問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點兒大麻，我說我剛卷了幾根。其實我還沒卷，但我打算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試幾根。”他說。

“好極了，”我說，“那可是好東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發上。然後，我卷了兩個粗的大麻煙，點上一根，遞給他。我把它夾在他的指間。他接過去，吸起來。

“憋住氣，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說。我能看出來，抽這玩意，他連最起碼的常識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紅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樓梯。

“什麼味兒？”她說。

“我們剛才想，我們可以來點兒大麻。”我說。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個盲人說，“羅伯特，我不知道你還抽這個。”

他說，“我現在抽了，親愛的。凡事都有個第一次。不過我現在還沒什麼感覺呢。”

“這東西多香啊，”我說，“這是比較溫和的，是你可以對付的大麻，不會毀了你。”

“也別小瞧了它，老弟。”他說著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發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間。我遞給她一根，她接過來，嘬了一口，又遞還給我。“這個會怎麼樣？”她說，“這口煙我可不該抽。我本來就已經睜不看眼了。晚飯吃得我都困了。剛才，我真不應該吃那麼多。”

“是草莓派，”盲人說，“就是那個讓你犯困的。”他大聲地笑了笑，搖着頭。

“還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說。

“你還想要點兒嗎，羅伯特？”我妻子問。

“等會兒再說吧。”他說。

我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電視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說，“你想睡覺的時候，我就鋪床，羅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夠累的。你什麼時候想睡了，就告訴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羅伯特？”

他回過神來，說，“真享受啊。這比磁帶強多了，是不是？”

“又來了啊。”我說著，又在他的指間夾上了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裏，憋半天才呼出來，熟練的像他九歲的時候就開始吸這玩意兒了。

“多謝了，老弟。”他說，“我想，我就吸到這兒了。我覺得我已經感覺出它的勁兒來了。”他把還在燃燒的煙蒂遞給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說，“和你感覺一樣。”她接過煙蒂，遞給我。“我就再在你們倆人之間坐會兒，閉會兒眼。但別讓我礙着你們的事兒，好吧？要是礙着事了，就告訴我。否則，我就閉着眼坐在這兒了，一直坐到你們要睡覺為止。”她接著說，“羅伯特，你要睡的時候，床一鋪就得。就在樓上，挨着我們的房間。你什麼要睡了，我們就帶你上去。要是我睡著了，你們兩個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說完，閉上眼，睡著了。

新聞播完了。我起來換了頻道，又坐回沙發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沒就這麼筋疲力盡地睡著了。她的頭躺在沙發靠背上，嘴張着，身子歪到了一邊，睡袍從腿上滑下來，露出了一段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來，蓋住她，就在那時，我看了那個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睡袍給掀開了。

“什麼時候想吃草莓餡餅，就說一聲啊。”我說。

“好。”他說。

我問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帶你上樓去，上床歇着嗎？”

“不急，”他說，“再等會兒。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你什麼時候休息，我再睡。我們還沒機會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感覺，剛才我和她把這個晚上都給獨佔了。”他揪起鬍子，又鬆開來，拿起了香煙和打火機。

“好啊。”我說，“我很高興有你作伴聊天。”

我想我的確是高興。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為止。我妻子和我幾乎從來沒有同時上床過。等我真的睡著了，我又總做夢。有時，我會從夢中驚醒，心臟瘋狂地亂跳。

電視上講着關於教堂和中世紀的事，不是什麼你通常會看的節目。我想看點別的，換了頻道，但別的台也什麼好節目都沒有。我說著對不起，換回到了原先的那台。

“沒事，老弟，”那個盲人說，“我無所謂。你想看什麼都行。看什麼我都能學到點東西。學無止境嘛。今晚上學點東西對我也沒壞處。我帶着耳朵呢。”

好一會兒，我們一句話都沒說。他向前斜着身子，頭衝著我，右耳對準電視的方向。讓人很不舒服。偶爾，他的眼皮低垂下來，又猛地睜開。偶爾，他會用手指捋着鬍子，就像在琢磨什麼他從電視上聽到的東西。

屏幕上，一隊戴帶頭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來，一些披着骷髏骨架，化妝成惡魔的人，正在折磨那一隊被架起來的人。裝扮成惡魔的那些人，戴着惡魔的面具，長着犄角和長尾巴。這個表演只是整個遊行隊伍中的一部分，英國的講解員介紹，這種活動在西班牙每年舉行一次。我試着給盲人解釋電視裏正在播放的這一切。

“骷髏骨架，這個我明白。”他說著點點頭。

電視裏出現了一座大教堂，然後又花了很長時間，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後，畫面切換到巴黎那座著名的大教堂上，飛揚的扶壁，尖頂直抵雲端。攝像機拉回來，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襯着背後的天空，升起在地平線上。

有時，那個英國講解員會閉上嘴，任憑攝像機繞着大教堂轉。也有時，攝像機會漫遊在鄉間，田野上的人和牛並排行進。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覺得我必須說點什麼的時候，才說道，“現在，他們在拍這個教堂的外部結構。怪獸狀的噴水嘴。雕成妖怪模樣的小塑像。現在，我猜他們到了意大利。沒錯，是意大利。這個教堂的牆上有畫。”

“是壁畫嗎，老弟？”他問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來他的問題。“你問我那些是不是壁畫？”我說，“問得好。我也不知道。”

攝像機轉到了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國，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沒什麼大區別，但還是有點不一樣。主要是室內的東西變了。直到那時，我才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來。我說，“我突然想起來，你知道大教堂是什麼嗎？就是說，它們是什麼樣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要是有人跟你說起大教堂，你明白他們在說什麼嗎？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說，和一個浸禮教禮拜堂有什麼區別嗎？”

他讓煙霧從嘴角滲出來，說，“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時間，才能修建起來。當然，我是剛聽那個解說員說的。我知道會有一個家族的幾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這也是聽那個人說的。那些人為了修一個大教堂，幹了一輩子，卻永遠活不到完工的時候。就這點而言，老弟，他們倒和咱們這些人沒什麼區別，是不是？”他笑起來。他的眼皮又垂了下來，點着頭，就像在打盹兒。沒準他正想入非非，自己身處葡萄牙呢。現在，電視上出現了另一個大教堂。這次是在德國。英國人的聲音繼續低沉地喋喋不休。

“大教堂，”盲人說著，坐起來，頭來回地轉，“要是你想知道的話，老弟，其實，我就知道這麼點兒，我剛才剛說的那些，也就是我聽他講的那些。不過，你也許可以給我描述一下？我想你給我講講。我真的希望。說真的，我真是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麼樣子。”

我狠狠地盯着電視上大教堂的鏡頭。我從哪兒開始描繪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賭在這上面，假如一個瘋子非逼我描繪一個大教堂不可，否則就要了我的命的話，我該從哪裏說起呢？

我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又看了一會兒，直到圖像切換到了鄉下。沒轍了，我只得轉過身，對盲人說，“首先，他們很高……”我環顧着房間，想找點兒線索。“它們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進天裏。有個特別大，非要有支撐柱才行，也就是說，有東西扶着它們向上升。這種支撐物叫扶壁。不知為什麼，扶壁的樣子讓我想起來高架橋。不過，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橋是什麼樣子，是吧？有時，會有惡魔雕刻在大教堂的正面，有時雕刻的是上帝和貴婦人。不過，別問我為什麼是這樣。”

他不住地點頭，整個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後晃動。

“我講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說。

他停止了點頭，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發邊上。他一邊聽我說，一邊用手指撓着鬍子。我能看出來，他沒太聽懂。但他又點點頭，像在鼓勵我。他等着我就這麼接着講下去。我努力想着還有什麼可說。“他們非常大，”我說，“很龐大。石頭做的，有時也用大理石。過去，人們修大教堂，是為了想接近上帝。那時候，上帝對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從他們修大教堂就能看出來這點。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這兒了，我只能講成這樣了。我本來就不擅長這種事兒。”

“沒事兒，老弟。”盲人說，“哎，聽我說，你希望你不會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我能問你點兒事兒嗎？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回答是，還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沒什麼別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讓我問問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問你這樣瞎問吧？”

我搖了搖頭，不過他看不見。對於一個盲人來說，眨眼和點頭都是一個樣。“我想我不信吧。什麼都不信。其實，有的時候，這樣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當然。我懂。”他說。

“好。”我說。

那個英國人還在滔滔不絕……我妻子在睡夢中嘆了口氣，又深吸一口氣，繼續睡。

“你得原諒我，”我說，“但我沒法告訴你大教堂長什麼樣子。我就是沒這個本事。我只能講成這樣了，講不好了。”

盲人聽我說著，很平靜地坐着，低着頭。

我說，“其實，說實話，大教堂對我來說沒什麼特別的，一點都沒有。大教堂嘛，就是些在夜間電視上能看到的東西。不過如此罷了。”

這時，盲人清了清嗓子，從背後的兜兒里拿出了什麼東西。是一塊手帕。他說，“我明白，老弟。沒事兒。別擔心。哎，聽我說，你能幫我個忙嗎？我有個主意。你給咱們找點兒厚紙，行嗎？還有筆。我們試試，一起畫一座大家庭。找桿筆還有厚紙，去呀，老弟，去把這些東西找來。”

我就上了樓。我的腿軟得一點力氣都沒有，就像我剛剛跑了很遠的路似的。我在我妻子的房間到處找，在她桌子上一個小籃子裏找到了幾支圓珠筆。然後我想了想該到哪兒去找他說的那種紙呢。

我下了樓，在廚房裏，找到一個底上還掛着些洋蔥皮的購物紙袋。我把裏面的東西倒乾淨，又抖了抖，拿着它走進客廳，坐在盲人腿邊上。我清開一些東西，把紙袋鋪在咖啡桌上，展平了上面的褶皺。

盲人從沙發上下來，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撫過紙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紙的兩面，還有紙的邊緣，對，甚至包括紙的邊緣。他也用手指撥弄了紙袋的四角。

“好了，”他說，“好了，咱們畫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筆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緊貼着放在我的手上。“開始吧，老弟，畫，”盲人說，“畫吧。你待會兒就知道了。我會跟着你。沒問題的。就像我跟你說的，開始吧。一會兒你就明白了。畫吧。”

我就開始畫了。我先畫了一個像房子一樣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現在住的這棟房子吧。然後我在上面加了一個房頂。又在屋頂的兩端畫了尖頂。瘋了。

“好極了，”他說，“太好了。你畫得不錯。從沒想過你這輩子還會做這樣的事兒吧，老弟？啊，人生嘛，誰都猜不準，這個我們都知道。繼續畫吧。別鬆勁兒。”

我裝上了拱形的窗戶。我畫上了飛揚的扶壁。我掛上了巨大的門洞。我停不下來了。電視台已經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筆，攥住手，又伸展開。盲人摸着紙面，感覺着。他的指尖滑過紙面，滑過我畫的每一個地方，然後，他點了點頭。

“畫得不錯。”盲人說。

我又拿起筆，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畫下去。我不是什麼藝術家，但我照畫不誤。

我妻子睜開眼，凝視着我們。她在沙發上坐起來，睡袍還是張開着。她說，“你們幹什麼呢？告訴我，我想知道。”

我沒回答她。

盲人說，“我們在畫一個大教堂。我和他正畫著呢。加把勁兒呀！”他對我說，“對，就這樣，很好。沒錯，你找到感覺了，老弟。我能感覺得出來。你本來以為你畫不成。但你行了，對不對？你現在開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馬上，我們就真能幹出點兒名堂來了。胳膊畫得累不累？現在，畫上點兒人進去。沒人還叫什麼大教堂？”

我妻子又問，“怎麼回事？羅伯特，你們在幹什麼？怎麼回事？”

他對她說，“沒事兒。”

這個盲人又對我說，“現在閉上你的眼吧。

我照着做了。就像他對我說的那樣，我閉上了眼。

“閉上了嗎？”他問我，“別蒙我呀。”

“閉上了。”我說。

“就這麼閉着吧。”他說，“現在別停下。畫！”

所以，我們繼續。我的手撫過紙面的時候，他的手指就騎在我的手指上。到現在為止，我這輩子還從沒這樣干過。

然後他說，“我覺得差不多行了。我覺得你畫好了。”他說，“看看吧，看你覺得怎麼樣？”

但我仍舊閉着眼，我想我就這樣再多閉一會兒。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

“怎麼樣？”他說，“你在看畫呢嗎？”

我的眼睛還閉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裏。我知道這個。但我覺得自己無拘無束，什麼東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說，“真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