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一小件

周六下午，她開車去了購物中心裏的那家麵包房。瀏覽了一本貼滿蛋糕照片的活頁紙夾后，她預定了孩子最愛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裝飾有一艘宇宙飛船，發射台上灑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頭是一個用紅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會用綠色的字母寫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麵包師比她年長，一言不發地聽着她告訴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歲了。麵包師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樣的白色圍裙，帶子從胳膊底下繞到身後，再繞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邊聽她說，一邊在圍裙上擦手，低頭看着照片，任由她說。他讓她別著急，慢慢說。他剛到班上，要在這兒待上一整晚，烤麵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訴了麵包師自己的名字，安?維斯，還有她的電話號碼。蛋糕周一早上出爐，孩子的生日聚會在下午，時間會很充足的。麵包師談不上快樂。他們倆人沒有任何歡愉的氣氛，只有最基本的語彙交流和必須的信息交換。他讓她覺得不舒服，她不喜歡他這樣。當他手裏拿着筆，在櫃枱裏面彎下腰的時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這輩子除了烤麵包，還干過什麼別的。她自己是一個母親，三十三歲，在她看來，所有人，特別是像麵包師這樣年齡的人──這個人老得足以當她的父親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經歷過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會佔據的特殊時光。她覺得，他們之間肯定有這個相通之處。但他卻對她很生硬，不是粗魯，只是很生硬。她放棄了和他交朋友的願望，往麵包房裏面看，她能看見一台又長又笨重的木桌，一頭堆滿了裝餡兒餅用的鋁盤，桌子旁邊是一個金屬盆，裝滿了空架子。還有一個巨大的烤爐。收音機里正放着西部鄉村音樂。

麵包師在一個特殊預訂卡上寫完信息，合上了活頁夾。他看着她說，“周一早上。”她謝過他，開車回了家。

周一早上，這個生日男孩和另一個男孩一起走着上學。他們來回傳遞着一包薯片，這個就要過生日的男孩正試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會送給他什麼禮物。沒注意看路，這個生日男孩在一個十字路口，剛走下了便道，就被車撞倒了。他側着身摔倒，頭磕在排水溝里，腿伸到路上。他閉着眼，腿卻前後移動，就像是要爬到什麼東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來。那輛車開出一百多英尺的樣子，停在了路中間。開車的男人回過頭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來。男孩有點站不穩，看起來被撞暈了，但沒什麼大事。開車的人掛上檔，開走了。

生日男孩沒哭，也沒什麼話要說。他朋友問他被車撞了是什麼感覺，他也沒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學去了。生日男孩走進屋裏，跟他母親講了被車撞了的事兒。她挨着他坐在沙發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頭，說，“斯科蒂，親愛的，你真覺得沒事兒嗎，寶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發上，閉上眼，一下子軟了。媽媽發現叫不醒他后，急忙打電話，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華德要她保持冷靜，保持冷靜，然後給孩子叫了救護車，自己也趕往醫院。

當然，生日聚會給取消了。在醫院裏，孩子被診斷為受了輕微腦震蕩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進了一些液體，當天下午就得抽出來。現在，他只是看起來像在熟睡，但決不是昏迷，弗朗西斯醫生看到父母眼裏流露出的驚恐后，特意強調，不是昏迷。那晚十一點，在經歷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種化驗后，男孩看起來終於舒服地休息了。覺得他醒過來恢復知覺，只是早晚的事後，霍華德離開了醫院。從下午開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醫院，他想回家一會兒，洗個澡，換身衣服。“我一個小時就回來。”他說。她點點頭，說，“好啊，我就待在這兒。”他吻了她的前額，他們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過來，好起來，自己才可能放鬆一點。

霍華德從醫院開回家。在潮濕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車開得飛快，過了一會兒，才發覺過來，放慢了速度。到現在為止，他的生活一直順利，令他滿意──大學，結婚，又上了一年大學，得到了商科高等學位，成了一個投資公司里的初級合伙人，而且還當上了父親。他活得高興而且一直是幸運的，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還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經混出頭來了，大學裏的朋友也都在社會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受過什麼真正的傷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勢變了，那些潛在的莫名力量會削弱甚至徹底毀了一個人。

他開上車道，停下車，左腿抖起來。他在車裏坐了一會兒，努力去用一種理性的方式應對現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車撞了，現在躺在醫院裏，但他會好過來的。霍華德閉上眼，用手抹了抹臉，下了車，走上了前門。屋子裏，狗在叫。他開門摸電燈開關時，電話鈴叫起來。他真不應該離開醫院，真不應該。“糟了！”他說著拿起話筒，說道：“我才剛進家門！”

“這有一個蛋糕你們還沒有取走。”電話那邊的聲音說。

“你說什麼？”霍華德說。

“一個蛋糕，”那個聲音說，“一個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華德把聽筒緊緊拿到耳邊，想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什麼蛋糕的事兒啊，”他說，“天哪，你在說什麼呢？”

“少跟我來這套。”那個聲音說。

霍華德掛了電話，走進廚房，給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給醫院打了電話。孩子的病情沒有進展，還在睡覺，什麼都沒變。霍華德一邊往浴缸里放水，一邊在臉上塗肥皂泡沫，刮鬍子。他剛進浴缸，伸展開四肢，閉上了眼，電話鈴就又響起來。他費力地把自己從浴缸里拉出來，抓了一條浴巾，匆忙地穿過房間，一邊跑，一邊為自己離開醫院跑回家而內疚不已，一個勁兒地罵自己：“傻瓜，傻瓜”。

當他拿起話筒，大喊“喂！”的時候，電話線的那一端卻沒有反應。打電話的人已經掛上了。

午夜剛過，他回到了醫院。安還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抬起頭看着霍華德，又回頭繼續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還合著，頭仍被繃帶包着。他的呼吸平靜又規律。一瓶葡萄糖掛在床上面的一個儀器上，一根管子從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麼樣了？”霍華德問，一邊衝著葡萄糖和管子指指點點，“這些是都幹什麼的？”

“弗朗西斯醫生要求加上的，”她說，“他需要補充營養。他需要保持體力。霍華德，他怎麼還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沒事，怎麼會還這樣呢？”

霍華德把手放在她的頭后，手指撫弄着她的頭髮。“他會好的，一會兒就會醒過來了。弗朗西斯醫生心裏有數。”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你應該回家歇會兒。我留在這兒。就是別搭理那個老打電話過來的傻逼。聽見了，就給他掛了。”

“誰打電話？”她問。

“我不知道是誰，就是些除了打騷擾電話之外無事可做的人唄。你現在就走吧。”

她搖搖頭說，“不用，我沒事兒。”

“真的，”他說，“回家待一會兒，早上再回來換我。不會有事的。弗朗西斯醫生說什麼來着？他說，斯科蒂會好的。我們不用擔心。他現在只是睡著了，沒別的。”

一個護士推開門，走到床邊，沖他們點點頭。她從被單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脈，又看了看手錶。一會兒，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單里，走到床腳，在一個掛在床腳的筆記板上寫了點兒什麼。

“他怎麼樣了？”安問。霍華德的手沉沉地壓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從他手指傳來的壓力。

“他很穩定，”護士回答，又補充了一句“大夫一會兒就會過來。他已經回到醫院，正在巡視呢。”

“我剛才跟她說，她可能應該回家歇一會兒，”霍華德說，“當然是等醫生來了以後再走。”

“她可以回家，沒事的，”護士說，“要是你們想的話，你們倆個都可以回家歇一會兒。”護士是一個金髮大塊頭的斯堪的納維亞女人，說話還能聽出一點口音。

“等等看醫生怎麼說吧，”安說，“我想和醫生聊聊。我覺得他不應該就這樣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覺得這不是個好徵兆。”她用手捂住眼，頭微微向前傾。霍華德緊握在她肩頭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後向上移到安的脖頸，手指揉捏起那裏的肌肉。

“弗朗西斯醫生幾分鐘以後就會來了。”護士說完，離開了房間。

霍華德凝視了兒子一會兒：被單下面，那個小胸脯安靜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辦公室里接到了安的電話，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幾分鐘之後，現在霍華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種至深的恐懼，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搖頭。斯科蒂沒事，當然他沒有睡在家裏自己的床上，而是頭上綁着繃帶，睡在醫院裏的病床上，胳膊上還插着管子。但這正是孩子現在需要的治療啊。

弗朗西斯醫生走進來，雖然他和霍華德幾個小時前才見過面，這次他們還是握了手。安從椅子上站起來。“醫生？”

“安。”他回答並點點頭。“咱們看看孩子怎麼樣了。”醫生說著走到床邊，測了孩子的脈搏。他翻開了男孩一隻眼的眼皮，然後是另一隻。霍華德和安站在醫生邊上，注視着一切。醫生掀開被單，用他的聽診器聽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處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腳，研究起筆記板上的圖表來。他記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麼，然後看着霍華德和安。

“醫生，他怎麼樣了？”霍華德問，“他具體是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總醒不了呢？”安問。

醫生是個寬肩膀的瀟洒男人，有一張晒成棕褐色的臉。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藍色西裝，和袖口繫着象牙白色的鏈扣，打着一條條紋領帶。灰色的頭髮梳成了分頭，就像他是剛從一場音樂會回來似的。

“他沒事，”醫生說，“沒什麼可擔心的。當然我想，他的狀況本來還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現在沒事。我還是希望他能醒過來，應該是很快就會醒了吧。”醫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兩個小時，等幾個化驗結果出來了，我們就能知道得更詳細些了。不過，相信我，除了頭骨有毛細破裂外──那是無可否認的──他沒事。”

“啊，天哪。”安說。

“還有一點腦震蕩，就像我說過的一樣。當然了，他休克了，”醫生說，“有時你們能看到這類的休克案例，就是像這樣睡著了。”

“現在他脫離危險了嗎？”霍華德問，“你說過他不是昏迷，現在這也不是昏迷，對嗎，醫生？”霍華德看着醫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這還不算是昏迷，”醫生說著，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處於一種深度昏眠中。這是身體自身選擇的一種恢復性的調節措施。他沒有任何生命危險。對，這個我可以肯定。等他醒過來，等其他結果出來了，我們就能更清楚一點兒了。”

“這是某種昏迷吧。”安說。

“這還不是，不典型。”醫生說，“我不認為是昏迷。反正，現在還不是。他遭受了休克，對於休克，這類的反應是很平常的。這只是對身體創傷的一種暫時性反應。至於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種深層次的，長時段的無意識，可以延續幾天甚至幾周。斯科蒂還沒到那一步，反正就我們看來還沒到。我確定他的情況到早晨就會有改善。我敢打賭。過不了不久，他就會醒過來，那時候，我們就能更清楚一點了。當然了，你們留在這兒，還是回家歇一會兒，都可以。要是你們想的話，離開醫院一會兒是絕對沒關係的。我知道，這對於你們來說很難，”醫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觀察了一會兒，然後扭過頭，對安說，“但你不要擔心，年輕的母親，相信我，我們正在儘力而為。現在只是再等等的問題。”他沖她點點頭，又和霍華德握了手，離開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額上，說，“至少他不發燒。”過了一會兒，她又說，“天哪，他感覺冰涼啊。他應該這樣嗎？你來摸摸看。”

霍華德摸了孩子的太陽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來。“我想現在他就應該這樣吧。”他說，“他在休克當中，還記得嗎？醫生是這麼說的。醫生不是剛剛還在這兒嗎？要是斯科蒂有問題，他會說點什麼的。”

安又站了一會兒，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邊上，坐下來。

霍華德坐在她旁邊的一把椅子上。他們互相看着對方。他想說點兒什麼別的，讓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頭。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讓他感覺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緊緊地握着，然後又放回到膝頭。他們就這樣坐了一會兒，看着孩子，沒有說話。不時，他會攥攥她的手。最後，她把手抽了出來。

“我一直在祈禱。“她說。

他點點頭。

她說，“我都以為我已經忘了怎麼祈禱了，但還是想起來了。我只需要閉上眼說，‘上帝，請求您幫助我們，幫助斯科蒂’，後面的就簡單了。詞都是現成的了。你可能也祈禱過了？”她對他說。

“我祈禱過了。”他說，“我今天下午祈禱的，噢，我是說，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電話，我開車來醫院的路上祈禱的。我一直祈禱着的。”

“那太好了。”她說。這時，她才第一次覺得他們是一起經歷着這個事故。她吃驚地發現，雖然霍華德一直都在身邊，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發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華德關在了門外，沒有讓他加入進來。她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滿懷欣慰。

還是那個護士走進來，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脈搏，也檢查了從床頭掛着的瓶子裏流出來的液體。

一個小時以後，另一個醫生走進來。他說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長着濃密的鬍子，穿着懶漢鞋，西部牛仔襯衣和一條牛仔褲。

“我們要帶他下樓再照幾張片子，”他對他們說，“我們需要再照幾張照片，還想做一個掃描檢查。”

“什麼？”安說，“掃描？”她站在這個新醫生和床之間，說，“我以為你們做過所有的X光檢查了。”

“恐怕還得再做些，”他說，“不用擔心。我們只是再需要幾張片子，想給他做一個腦部掃描檢查。”

“天哪！”安說。

“對於這類病例來說，這完全是常規程序。”這個新醫生說，“我只不過想要弄清楚為什麼他還沒醒過來。都是常規的內科檢查，不用擔心。我們待一會兒都帶他下去。”

沒多久，兩個醫務人員推着輪床走進來。他們都是黑頭髮、深色皮膚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幫男孩解開管子，搬到輪床上的時候，他們互相用外語說了幾句話，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間。霍華德，安和他們一起上了同一個電梯。安凝視着孩子。電梯開始下降的時候，她閉上了眼。醫務人員站在輪床的兩邊，什麼都沒說，只有一次，其中一個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了一句，另一個人慢慢地點頭作為回復。

後來，那天早晨，就在陽光開始照亮X光科外面的候診室的窗戶時，他們把男孩推出來，送回到了他的房間。霍華德和安又和他們一起坐同一個電梯，那兩個人仍舊站在輪床的兩邊。

他們等了一整天，但男孩還是沒有醒過來。偶爾，他們兩個中的一個會離開房間，下樓到餐廳喝咖啡，然後像是突然醒悟過來，感到了負罪感似的，從桌旁站起來，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醫生又來過一次，檢查了男孩后，告訴他們，孩子的情況正在改善，隨時都有可能醒過來。護士們──不再是前一晚來過的那位──不時走進來。

一個化驗室來的年輕女人敲門，走進來。她穿着白色輕便褲和寬鬆上衣，拿着一小碟東西，放在床邊上的架子上。沒有和霍華德和安說一個字，她就從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適的位置下針的時候，霍華德閉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安對那個女人說。

“醫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們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們說，抽這個的，我就抽唄。不過，他到底怎麼了？這個小可愛。”

“被車撞了，”霍華德說，“司機撞完人，就跑了。”

年輕女人搖搖頭，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盤走了。

“他怎麼就是醒不過來呢？”安說，“霍華德？這些人得給我點兒答案吶！”

霍華德什麼都沒說。他重新坐到椅子上，翹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臉，看著兒子，然後身體向後靠，閉上眼，睡著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車場。又是晚上了，汽車亮着燈，開進開出。她緊握住窗檯，站在窗口，心裏明白他們真是出事了，而且很嚴重。她很害怕，牙齒直打戰，非要合緊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見一輛大車停在醫院門前，一個穿着長大衣的女人上了車。她希望自己是那個女人，然後什麼人，誰都行，會開車帶她離開這兒，去別的地方，她一下車就能看見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媽媽撲到她的懷裏。

一會兒，霍華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從椅子上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邊，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車場。他們雖然一句話都沒說，但卻似乎能感覺到對方的內心，就像是他們共同的擔憂，使他們自然而然地變得透明起來。

門開了，弗朗西斯醫生走進來。這次他換了西服和領帶，灰色的頭髮梳成了中分，看起來好像剛剛刮過臉。他徑直走到床邊，檢查了男孩。“他現在應該已經醒了。沒理由這樣啊。”他說，“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都確信他已經出了危險期。當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覺都會更好些。沒理由，絕對沒有任何理由會讓他現在還不能恢復知覺。很快了。噢，對了，他醒了的時候，頭會很痛，那沒跑兒的。不過，他的所有跡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現在這是昏迷了？”安問。

醫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臉頰，說，“在他醒過來以前，我們可以暫時這麼說。你們肯定累壞了。這很痛苦，我知道這對你們來說太痛苦了。你們可以出去走一會兒，對你們有好處。要是能讓你們感覺好一些，我還可以在你們出去的時候，派一個護士過來看護。去吧，吃點兒東西。”

“我什麼都不吃。”安說。

“當然，你們需要做什麼都行，”醫生說，“反正，我想跟你們說，所有的跡象指標都很好，化驗結果也都是陰性的，什麼問題都沒出現，只要他醒過來，就沒什麼大事了。”

“謝謝，醫生。”霍華德說完，又和醫生握了一次手。醫生拍了拍霍華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覺得，我們兩個中有一個得回家，看看家裏的情況，”霍華德說，“首先，‘懶蟲’就該餵了。”

“給鄰居打電話，”安說，“給摩根家打一個。你要跟他們說，誰都能把狗餵了。”

“好吧。”霍華德說。過了一會兒，他又說，“親愛的，你為什麼不去呢？你為什麼不回家呢，看看都怎麼樣，再回來？對你有好處的。我就待在這兒，陪着孩子。真的。在這件事上，我們需要保持體力。即使等他醒過來，我們還得在這兒待好一陣子呢。”

“你怎麼不去呢？”她說，“喂‘懶蟲’，也喂你自己。”

“我已經回過家了，”他說，“我回去了整整一個小時又十五分鐘。你回去一個小時，洗洗換換，再回來。”

她試圖考慮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實在太累了。她閉上眼，又試着想了想，過了一會兒，她說，“可能我應該回家幾分鐘，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鐘都坐在這兒，他就能醒了，他就會好了呢。你明白嗎？要是我不在這兒，說不定他倒會醒過來。我回家，洗個澡，換身乾淨衣服。我去喂‘懶蟲’，然後回來。”

“我就在這兒，”霍華德說，“你走吧，回家吧，親愛的。我會仔細守着。”他的眼睛眯縫着，佈滿血絲，就像他喝了很長時間酒一樣。他的衣服皺巴巴的，鬍子已經又冒出來了。她摸他的臉，又把手伸回來。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會兒，可以暫時不需要說話，也不用和別人分享他的憂慮。她從床頭柜上拿起錢包。他幫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長時間的。”她說。

“回了家，就坐下來，歇一會兒，”他說，“吃點東西。洗個澡。洗完澡，再坐下來，歇一會兒。會讓你煥然一新的，你試試就知道了。然後再回來。咱們試着別擔心了。你聽見弗朗西斯醫生都說了什麼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會兒，想要回想起來醫生說過的話，努力尋找着細節，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想要回想起他彎腰檢查孩子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是不是變了。她甚至還記得他翻開孩子的眼瞼，聽孩子的呼吸時，他的五官的構圖。

她走到門口，轉過身，看了看。她看着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親。霍華德點點頭。她邁出房間，在身後帶上了門。

她經過護士站，走到走廊的盡頭，尋找電梯。在走廊的盡頭，她向右拐進一個小小的候診室，裏面一家黑人坐在柳條編的椅子上。有個中年男人穿着咔嘰布的襯衣和褲子，反戴着一頂棒球帽。一個壯碩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癱坐在椅子上。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頭小辮，抽着煙，身體在椅子上伸展開，兩條腿在腳踝處交叉在一起。安進屋的時候，一家人的眼睛都隨着安搖擺。小桌子上扔滿了漢堡包的包裝紙和泡沫塑料杯。

“弗蘭克林？”那個體積很大的女人醒過來問，“是不是關於弗蘭克林的事？”她睜大眼睛說，“告訴我呀，夫人，弗蘭克林有什麼消息了？”她努力想要把自己從椅子上拽起來，但那個男人已經拉住了她的手臂。

“沒事，沒事，”他說，“伊芙琳。”

“對不起，”安說，“我是來找電梯的。我兒子也在醫院裏，現在我找不到電梯了。”

“電梯在那邊，左轉。”那個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說。

小女孩吸了口煙，盯着安，眼眯成了縫。她的厚嘴唇分開來，煙霧噴吐。那個黑人婦女頭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興趣。

“我兒子被車撞了，”安對那個男人說。她似乎需要解釋一下自己，“腦震蕩，還有一點兒頭骨骨裂，不過他會沒事的。他現在還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種昏迷。我們主要擔心這個，這個昏迷的問題。我現在要出去一會兒，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會醒過來。”

“太慘了。”男人說著，坐在椅子裏轉了一個方向。他搖着頭，低頭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還站在那裏。他說，“我們的弗蘭克林正在做手術。有人扎了他。想要殺了他。一個聚會裏的鬥毆。他們說，他只是站在一邊看着。沒招誰沒惹誰的。不過現在說這個都沒用了。他在手術台上呢。我們只能祈禱，希望一切都好，我們只能做這些了。”他穩穩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個小女孩一樣，她也還看着安。安看看那個婦人，她頭一直低着，眼睛已經閉上了。安看見那個女人的嘴唇安靜地移動，說著話。她有一種衝動想要問她在說什麼。她想再多和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們也很害怕。就這點而言，他們是一樣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說幾句車禍的事，跟他們多講講斯科蒂，告訴他們這一切都發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幾句。周一，他還昏迷着之類的。但她不知道從何講起。她站在那兒，看着他們，再沒多說一句話。

她照着那個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樓道那頭，找到了電梯。門關着，她等了一會兒，仍然想着自己應不應該離開醫院。然後，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鈕。

她把車開上自家的車道，關上發動機，閉上眼，頭斜在方向盤上靠了一會兒。她聽着發動機冷卻下來時發出的滴答聲，然後下了車。能聽見屋子裏的狗叫。她走到門前，門沒鎖。她進屋開開燈，坐上一壺水等着沏茶，又打開一些狗糧，在後面的走廊里餵給“懶蟲”吃。狗飢餓地小口緊吃，並不時跑進廚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來。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發上的時候，電話鈴響了。

“是我！”她一邊拿起話筒，一邊說，“喂！”

“維斯夫人。”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剛早晨五點，她覺得自己能聽見背景里有什麼機器設備的動靜。

“對，是我！出了什麼事？我就是維斯夫人。是我。怎麼了？請說吧。”她聽着背景里的那些聲音，說，“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兒？”

“斯科蒂，”那個男人說，“是關於斯科蒂，沒錯。這個問題與斯科蒂有關。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給忘了？”那個男人說完，就掛了電話。

安撥了醫院的電話號碼，轉到三樓，向一個接電話的護士詢問她兒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說話。她說，這是個緊急情況。

她等着，指間翻卷着電話線。她閉上眼，覺得肚子不舒服。她給吃點兒東西。“懶蟲”從後面的走廊里走過來，躺在她的腳邊上，搖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時，它趁機舔了她的手指。霍華德出現在電話那邊。

“有人剛剛打電話過來，”她一邊說，一邊扭電話線，“他說，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華德告訴她，“我是說，他還睡着呢。沒有任何變化。你走以後，護士又來過兩次。可能是護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沒事。”

“是個男的打的電話，他說，是關於斯科蒂的事兒。”她告訴他。

“親愛的，你得歇一會兒。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個人，我也接到過他的電話。別理他。休息完了，就回來。然後我們一起吃點兒早飯什麼的。”

“早飯，”她說，“我不想吃早飯。”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說，“喝點兒果汁，或吃點兒什麼別的。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餓。安，現在不方便說話。我正站在前台這兒呢。今天早晨八點，弗蘭西斯醫生還會再來一趟。那時候，他會有更詳細的消息，跟咱們說。一個護士這麼跟我說的。別的她也不知道了。安？親愛的，可能到了那時候，我們就能知道怎麼回事了。八點鐘。八點以前回來吧。那之前，我都在這兒，斯科蒂沒事的。他還是老樣子。”他補充了一句。

“電話鈴響的時候，”她說，“我正喝茶。他說是跟斯科蒂有關的事兒。背景里還有一種嘈雜的噪音。你接到的那個電話里，背景也有噪音嗎，霍華德？”

“我記不起來了，”他說，“可能是那個開救護車的司機，說不定他是個神經病，不知怎麼的發現了斯科蒂的事兒。不過，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會兒吧，就像你本來想好的那樣，洗個澡，七點來鐘的時候回來，醫生來的時候，咱們一起和他談談。親愛的，都會好的。我就在這兒，周圍到處都是醫生護士，他們說他現在的狀況很穩定。”

“我怕死了。”她說。

她放水，脫了衣服，鑽進浴缸，沒花時間洗頭髮，就匆匆忙忙出來擦乾了身子。換上乾淨的內衣，毛料休閑褲，和一件毛衣外套，走進客廳。狗抬起頭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來上車的時候，外面已經開始亮起來。

她把車開進醫院的停車場，找了一個靠近前門的空位。她隱隱約約地覺得自己該為孩子的遭遇負責。她的思路游移到那個黑人家庭上，她還記得他們姓弗蘭克林，還記得那張被漢堡包包裝紙覆蓋的桌子，還有那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煙，盯着她看。

別要孩子。”安走進醫院的前門時，對着自己腦子裏回想起的那個女孩說，“為了上帝，千萬別要。”

她同兩個正要上崗的護士一起，坐電梯上到三樓。這已經是周三早晨，差幾分鐘七點。電梯門在三層滑開時，廣播裏正在播叫麥迪遜醫生。護士走在安前面下來，轉向與安不同的方向，繼續起被安上電梯時打斷了的談話。安順着走廊走到那個凹進去的小房間，就是那個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們已經走了，不過，椅子凌亂得就像是有人剛剛從它們上面跳下來一樣。仍舊是同樣的那些杯子和廢紙亂七八糟地蓋住桌面，煙灰缸里裝滿了煙屁股。

她停在護士站邊上。一個護士站在櫃枱後面，一邊梳頭，一邊打哈欠。

“昨晚，這兒有一個黑人男孩做手術，”安問，“叫弗蘭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個候診室里。我想問問他的情況怎麼樣了。”

護士坐在櫃枱後面的桌子旁邊，讀一個表格。她抬起頭，電話響了，她拿起話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護士一邊拿着梳子，一邊盯着她說，“你是他們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兒子也在醫院裏。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們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毛病。我只不過是好奇弗蘭克林怎麼樣了，沒別的。謝謝。”

她走過走廊。昨晚，安沒有注意電梯的門。現在，她發現電梯門和牆壁是同一個顏色。門滑動開，一個憔悴的禿頂男人，穿着白褲子和白帆布鞋，從裏面拉出來一台沉重的手推車。那個人把手推車推到走廊里，停在離電梯最近的房間門口，查一個筆記板。然後彎腰，從推車裏抽出一個托盤。他輕輕敲了門，走了進去。安從手推車旁經過時，能聞見溫吞吞的食物散發出討厭的氣味。她疾步穿過走廊，沒有去看兩旁的護士，推開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門。

霍華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進屋的時候，他轉過身。

“他怎麼樣了？”她問着，走到床邊上，錢包扔在床頭櫃旁的地板上，感覺好像自己已經離開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臉頰問，“霍華德？”

“弗朗西斯醫生剛剛來過，”霍華德說。安仔細地看着他，覺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攏起來。

“我以為他得到今兒早晨八點才來呢。”她立刻說。

“還有一個醫生和他一塊兒來的。一個神經科的醫生。”

“神經科醫生？”她說。

霍華德點點頭。她能看出來，他的肩膀正在抽縮着。“他們說什麼，霍華德？天哪，他們怎麼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說他們要帶他下去，再做一些檢查，安。他們打算做手術，親愛的。親愛的，他們要動手術。他們搞不清楚為什麼他就是醒不了。他們現在只知道，這不僅僅是休克或是腦震蕩的問題。是他頭骨裏面出了事，他們覺得是跟骨裂有關。所以他們要做手術。我給你打了電話，但我猜那時你已經出家門了。”

“啊，天哪！”她說，“啊，什麼，霍華德，什麼！”她說著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華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頭。

男孩剛剛睜開眼，又合上了。現在，他又睜開來，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會兒，然後緩慢地轉動。孩子的目光在霍華德和安身上滯留了一會兒，又接着移動開了。

“斯科蒂！”他的媽媽叫着，撲到床邊。

“嗨，斯科蒂！”他爸爸說，“嗨，兒子！”

他們斜靠在床邊。霍華德拉着孩子的手，輕輕地又拍又攥。安彎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額上吻了又吻。她雙手捧住孩子臉頰，叫着，“斯科蒂，親愛的，是媽媽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們，沒有任何認出他們的表示。他張開嘴，眼睛蜷縮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沒了氣。他的臉看起來放鬆下來，也柔軟起來。他的嘴唇分開，最後的呼吸從喉嚨里喘出來，輕柔地從緊咬着的牙齒間呼出。

醫生們說那是一個很隱蔽的腦堵塞，還說這種情況出現的機率只有百萬分之一。要是能早點發現，並立即動手術，說不定還能挽救。但即使那樣，成功的機率也是幾近於無。再說，他們能怎麼找到這個堵塞呢？不管是X光還是別的檢查，都沒發現任何問題呀。

弗朗西斯醫生很震驚。“我沒法告訴你們我有多麼難過。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麼都說不出來了。”他說著，帶他們走進醫生休息室。一個醫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間電視節目。他穿着醫療器械傳送室的綠色制服，松垮跨的綠褲子綠上衣，還有一頂綠帽子蓋住他的頭髮。他看了看霍華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醫生，站起身，關了電視，走出了房間。弗朗西斯醫生把安引到沙發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開始用一種低沉又安慰的語調說起來。有一次，他還傾斜着身體，擁抱了安。她能感到醫生的胸脯均勻地頂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睜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華德去了洗手間，但沒關門。在痙攣般的痛哭之後，他放水洗了把臉。他走出來坐下，旁邊的小桌子上放着電話。他看着電話，好像是要決定該先做些什麼。他打了幾個電話。過了一會兒，弗朗西斯醫生用了電話。

“現在我還能再為你們做點兒什麼別的嗎？”他問他們。

霍華德搖搖頭。安盯着弗朗西斯醫生，像是沒法理解他說的話。

醫生送他們走到醫院的前門。這是上午十一點。人們正出出進進。安能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緩慢，甚至可以說是勉強，不情願地邁動腳步。她覺得是弗朗西斯醫生要他們離開，而他們本應該留下來的，留下來才是他們該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車場，然後回頭看着醫院的門前，搖起頭來。“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這兒，不能。”她聽自己這樣說，覺得這真是太不公平了，為什麼自己說出來的，只是些電視裏人們面對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時，吃驚地說出的話。她想用她自己的語言。

“不行。”她說，不知怎麼的，記憶里那個黑人女人懶洋洋地歪在肩頭的腦袋又出現了。“不行。”她又說了一遍。

“今天，過一會兒，我還會跟你聯繫，”醫生正和霍華德說話，“還有事情要做，還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們才能滿意。有些問題還需要澄清。”

“驗屍？”霍華德說。

弗朗西斯醫生點點頭。

霍華德說，“我明白。”然後他又說，“噢，天哪，我不明白，醫生。我不明白，一點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醫生摟住他的肩膀。“對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鬆開霍華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華德看看伸出來的手，猶豫了一下，還是握住了。弗朗西斯醫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無法理解的仁慈。她把頭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睜着。她一直盯着醫院看，他們的車開出停車場的時候，她還回過頭看着醫院。

在家裏，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發上。霍華德關上了孩子屋的門。他打開咖啡壺，然後找到一個空盒子。他本來是想把散落在客廳里的那些孩子的東西撿起來，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發上，把盒子推到一邊，身體向前傾斜，手臂耷拉在兩腿之間。他哭起來。安把他的頭拉到自己的膝頭，輕輕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說著，繼續輕拍他的肩頭。在他的抽泣聲上，安能聽見廚房裏咖啡壺的嘶鳴。“好了，好了，”她輕柔地說，“霍華德，他走了。他走了，現在我們必須適應這點。適應孤獨。”

過了一小會兒，霍華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裏漫無目的地轉圈子。他沒有往盒子裏撿任何東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發一頭的地板上。安仍舊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華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進客廳。稍後，安給親戚們打了電話。每次電話撥通，對方答應后，安都會不由自主地噴出幾個字，哭上一陣。然後她會用一種有節制的語調，平靜地解釋發生的事，並告訴他們自己的安排。霍華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車庫，在那裏，他看見了孩子的自行車。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車旁邊，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腳地拿着自行車，整個車身都斜壓在他身上。他拿着車，橡膠踏板扎出來頂在他的胸上。他轉動起車輪子。

給她妹妹打完電話后，安掛上電話了。就在她找另一個電話號碼時，電話響了起來。剛響過第一聲，安就接起了話筒。

“喂。”她聽見背景里嗡嗡的轟鳴聲。“喂！”她又問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誰呀？你想要什麼？”

“你的斯科蒂，他的東西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這個邪惡的混蛋！”她對着聽筒大喊，“你太過分了，你這個混蛋狗娘養的！”

“斯科蒂，”那個男人說，“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說完，那個男人掛上了電話。

霍華德聽到安的喊聲，跑進來，看到安頭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聽筒，只能聽見斷線后的忙音。

之後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們處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後，電話又響起來。

“你接，”安說，“霍華德，就是那個人，我知道。”他們正坐在廚桌旁，面前擺着咖啡。霍華德的杯子邊上還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電話響到第三下的時候，他接了起來。

“喂，”他說，“是哪位？喂！喂！”電話斷了。“他掛了，”霍華德說，“甭管他是誰，他掛了。”

“就是他，”她說，“那個混蛋。我真想殺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說。

“你能聽見什麼嗎？”她問，“背景里？噪音，什麼機器的轟鳴聲？”

“沒有啊，真的。沒有你說的那種聲音，”他說，“再說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聽。我倒是覺得有電台音樂的聲音。對，有個電台廣播。我就能聽出那個來。到底在廣播什麼，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搖着頭說，“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過來。她知道他是誰了。斯科蒂，蛋糕，電話號碼。她把椅子從桌子邊上一把推開，站起身，說，“開車帶我去那個購物中心，霍華德。”

“你說什麼？”

“購物中心。我知道是誰一直打電話來了。我知道他是誰了。就是那個麵包師，那個狗娘養的烤麵包的，霍華德。我在他那兒給斯科蒂定過一個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電話，他有咱們家的電話號碼，一直打電話過來，為那個蛋糕騷擾咱們。那個麵包師，那個混蛋。”

他們開車來到購物中心。晴空，星斗滿天。天冷，車裏開着暖氣。他們在麵包房門前停下車。所有的商店都關門了，只在電影院前面的停車場裏，還遠遠地停着幾輛車。麵包房的窗戶里黑着燈，但當透過玻璃往裏看的時候，他們能看見裏屋的亮光，有一個體積很大的男人繫着圍裙，在那片平靜的白光里不時地進進出出。透過玻璃窗，安能看見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還有一些帶椅子的小桌子。她試着敲了敲門，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麵包師聽見了，他也沒有任何反應。他根本就沒有朝他們這邊看上一眼。

他們把車開到麵包房的後身，停下來，下了車。有個亮着燈的窗戶，不過太高了，他們夠不着，看不到裏面。後門旁邊的一個牌子上寫着，“麵包房，特殊預定”。她能模糊地聽見裏面正放着廣播，什麼東西吱吱作響，可能是烤爐的門拉開時發出的聲音？她敲了門，等待了一會兒，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機關上了，傳出一種刮擦的聲音，什麼特別的聲音，一個抽屜正被拉開又推上。

有人開了鎖，打開門。那個麵包師站在光亮處，向外凝視着他們。

“我們打烊了，”他說，“這鐘點兒，你們想要什麼？這可是大半夜。你們喝醉了，還是怎麼了？”

安向前一步，邁進從敞開的門漫出來的光亮里。麵包師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瞼，認出了她。“是你，”他說。

“是我，”她說，“斯科蒂的媽媽。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們想進來。”

麵包師說，“我現在很忙。我手頭還有活兒呢。”

不過，她已經邁進了門。霍華德跟在她後面，也進來了。麵包師向後退。

“這兒裏面聞起來就像個麵包房。是不是，霍華德？”

“你們想怎麼著？”麵包師問，“可能是你們想要你們的蛋糕了？對，你們決定要你們的蛋糕了。你們訂過一個蛋糕，對不對？”

“對於一個麵包師來說，你可是夠聰明的。”安說，“霍華德，他就是那個一直給咱們打電話的人。”她握緊拳頭，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體內，正有一種至深的憤怒燃燒着，讓她覺得自己正在膨脹，膨脹得超過了這兩個男人中的任何一個。

“等會兒，”麵包師說，“你想來取走你那個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邊呢，快不新鮮了。我就收你半價。你要嗎？你可以拿走。反正對我沒用了，現在它是誰也不會要了。做這個蛋糕，我可是又花時間又花錢。你要是還想要，沒問題。要是不要了，也沒關係。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們，舌頭在裏面舔着牙齒。

“還說蛋糕！”她說。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體內沸騰的情緒。她很鎮靜。

“夫人，我在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養家餬口。”麵包師說著，用圍裙擦了擦手，“我在這兒從早干到晚，才能將將活下來。”安臉上的神情讓麵包師向後退了一步說，“現在，別鬧事。”他伸向櫃枱，右手拿起一根擀麵杖，開始一顛一顛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個蛋糕，還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麵包師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覺得它們都快要消失在他臉頰上隆起來的橫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滿是油脂。

“我知道麵包師晚上加班，”安說，“他們晚上還打電話呢。你這個混蛋。”

麵包師繼續在手上顛着擀麵杖。他看了一眼霍華德，對他說，“小心點兒，小心點兒。”

“我兒子死了。”她冰冷而決絕地說，“他周一早晨被車撞了。我們一直守在他身邊，直到他走了。但是，當然了，你不可能想到這個，是不是？麵包師不可能什麼都知道，是不是，麵包師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這個混蛋！”就如同憤怒突然的爆發一樣，憤怒同樣突然地消弱，讓位給了別的東西，一種令人暈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灑滿了麵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臉，哭起來，肩膀來回顫動。“這不公平，”她說，“這不，不公平。”

霍華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麵包師。“你真可恥，”霍華德對他說，“可恥！”

麵包師把擀麵杖放回到檯子上，解開圍裙，也扔到檯子上。他看着他們，慢慢地搖頭。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報紙，收據，計算器和電話簿。他從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說，“請坐。”又對霍華德說，“我給你找把椅子去。”麵包師走到店鋪的前門那邊，帶回兩把鍛鐵做的椅子，說，“現在請坐吧，你們請坐。”

安擦乾眼睛，看着麵包師。“我想過要殺了你，”她說，“我想過要你死。”

麵包師為他們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計算器，還有一摞便簽和收據推到一旁，又把電話簿砰的一聲推到了地上。霍華德和安坐下來，把椅子拉到桌子邊上。麵包師也坐了下來。

“讓我說說我有多抱歉吧。”麵包師說著，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聽我說。我只是個烤麵包的，我不會聲稱我是什麼別的東西。可能有過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個和現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經忘了。我也不確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個不一樣的人，我也已經變了。現在，我只不過是個烤麵包的。我知道，這不能為我的所作所為開脫。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為你的兒子感到難過，我為我在這之中的行為感到歉意。”麵包師說著，把手伸到桌在上，翻過來，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沒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像你們的感受。我現在能說的只是，我很對不起。請原諒我，如果你們能的話。我不是個邪惡的人。我不認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電話里說的那樣邪惡。你得明白，我現在好像已經不知道該怎麼為人處事了。”這個男人說，“我能問問你們，你們是否能在心裏原諒我呢？”

麵包房裏很熱。霍華德從桌邊站起來，脫下外衣，也幫安脫下了外套。麵包師看着他們看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站了起來。他走到烤爐邊，關掉了一些開關。他找到杯子，從一台電動咖啡機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們可能需要吃點兒東西，”麵包師說，“我希望你們能吃點兒我的熱麵包圈。你們得吃東西，像這樣的時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給他們端上來剛出爐的熱肉桂麵包圈，糖衣還在流動。又在桌上放了黃油和抹黃油的刀子，然後和他們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們每個人都從淺盤子裏拿起一個麵包圈，吃起來。

“吃點兒東西很好，”他看着他們說，“還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麵包圈都在我這兒呢。”

他們吃着麵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覺得很餓，麵包圈又熱乎又香甜。她吃了三個，讓麵包師很高興。

麵包師聊了起來，他們認真地聽。雖然他們既疲憊又痛苦，他們還是聽着麵包師要說的話。當他講起孤獨，講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種自我的懷疑和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點了點頭。他告訴他們自己這些年裏無兒無女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每天都是重複，烤爐無休止地填滿，又無休止地清空。他講起那些他為了別人的聚會和慶典做過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頂上，象徵新婚夫婦的小人。成百個，不，現在要有成千個了。還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燒的蠟燭吧！他乾的活有市場，他是個麵包師，他很高興自己不是個花匠。他覺得喂人更好一點兒，無論何時，麵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聞。

“聞聞這個，”麵包師說著，掰開一條黑麵包，“這是口味比較重的麵包，但口感豐富。”他們聞了，麵包師又讓他們嘗了嘗，有糖蜜和粗糙的穀粒的味道。他們聽着他說，能吃的東西他們都吃了，他們吞下了黑麵包。熒光燈下，亮得就白晝一樣。他們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戶高高地投下蒼白的亮光，他們還沒打算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