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安保批判之會”和“年輕的日本之會”

——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安保批判之會”，還參與創建“年輕的日本之會”。在《嚴肅地走鋼絲》和《持續的志向》這兩部隨筆集裏，您反覆表明自己反對安保條約的決心，例如在“政治想像力和殺人者的想像力”這篇文章里的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說里，無論展開多麼荒唐無稽的空想，正處於該創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識，是紮根於作家那進退兩難的現實生活中而進行的sedépasser①的作業。也就是說，作為作家，所謂行使想像力，並不是完成一個夢幻。相反，這種想像力根植於一種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關乎日本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關乎重重包圍着這一切並不容分說地侵蝕而入的那個世界的所有現實，而作家自身則在不斷掘進，並如此這般地超越現實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麼了不起的文體（笑），似乎在說非常確信的事情。如果讓剛才說到的“戰後派”那些文學者看到，他們或許會覺得這是充滿孩子氣的文章。在東京大學的法國文學專業，我寫了以薩特的想像力和創見之思考為主題的畢業論文並畢了業，然而，同時也感到薩特的想像力與自己寫小說時所考慮的想像力卻是大相逕庭。臨近畢業時，我閱讀了加斯東·巴什拉②的作品，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所謂想像力，就是對自己所認識和了解的事物進行改變和變形的能力，此即為想像力，文學以及現實中的一切活動皆由此而肇始。”我讀了始於上述基本構圖的巴什拉，便考慮將想像力的模仿對象由薩特轉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慮所謂“轉向”，並在筆記以及卡片上開始作相關記錄。與此同時，也在一直思考薩特長期以來從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觀念性的學者——是被如何運用到政治活動中去的。我想觀察並學習之，這種想法在我的頭腦里存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一九六〇年，當時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堅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政府之意向與號召將其廢棄的反對運動發生了對立，哎呀，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運動。“戰後派”的野間宏等文學者以及理論家丸山真男①那樣的學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參加實際示威遊行的年齡了。“第三新人”他們對此原本就沒有興趣。於是，作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遊行就前去參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從事文學、戲劇和音樂工作的年輕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創建了“安保批判之會”，在這個組織里，比我年長五六歲且可以信賴的那些人擁有很大力量。從那裏傳來召喚之後，儘管不想參加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卻需要參與政治性的現實，我就懷着這樣的心情，順水推舟地與自己身邊的那些年輕人參加了反對運動。於是，我就丟開手邊的文學工作，出門參加示威遊行去了。而且，為了使得自己理解這樣的舉動，便寫下了你剛才引用的那些文章。當時我是這樣考慮的：①前去參加示威遊行，也算是自己所從事的想像力工作；②得以改變此前從現實中感受到的印象；③由於這種改變而寫作小說，並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變；④整合在現實中使自己得以改變的條件。

由於此前我只是憑依理論，以孩童遊戲般的感覺寫作小說，因而當時懷有一種期盼——或許可以轉變為能夠更加深入地接觸現實的那種人。

——當然，您也受到了來自“大人”們的批判。儘管如此，您藉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投擲而出的您自己和針對社會的質問，卻也是普通青年們的質問，即便現在讀起來，我也只能作如此結論。如果與同時期的小說結合起來閱讀，其中的意義就更大了。

當年，我總是試圖在生活中將自己的想像力與現實社會的動向聯繫在一起，如此一來，便發現一些與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說到成為朋友契機的作曲家武滿徹。他是一個極為纖細的人，就連我這種人的情感之線也隨之細了起來，只是與他仍然不可比擬。那時，示威遊行的隊伍需要通過已被機動警察封鎖了的路段，還有一些女性也參加了遊行。當時警察經常用高壓水龍頭對着遊行隊伍噴水，武滿便擠過我的肩頭來遮擋那水柱，可隨即就被那高壓水柱沖得飛了起來。他可是一個非常纖細，其肉體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對正在噴水的機動警察，卻能夠發出像是要刺入對方肺腑、對手不受傷他就不肯罷休的喊叫聲，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我就和這麼一個人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並遭到那高壓軟管里水柱的衝擊。然後，為了尋找擦乾身體的地方我四處亂轉，最後疲憊至極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最終藉助讀書而恢復了自我——就是這種程度的參與現實。

結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過那種完全參與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當時創建了“年輕的日本之會”這個組織，可我並不關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今後之走向進行學習，總之，當那些經常在媒體露面的年輕人前來要求發言的時候，便一同參與他們的計劃，以這種形式發出社會性呼籲。作為其延長線，我和開高健被從參與反對安全保障條約運動的那些年輕人中遴選出來，隨第三次日本訪華文學代表團去了中國。可是，等我們從中國回來時，反對安全保障條約的一方已經失敗了。不過，“年輕的日本之會”有着與藝術相關的一面，其後也曾聚會交流。

——關於“年輕的日本之會”的成員，比如說，江藤淳①、淺利慶太②、石原慎太郎③等人也都參加了，時至今日，這樣的成員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在那之後，大家全都非常活躍。

是呀，在同一個年代，略微提前開始工作的一些年輕人，憑藉“知道那傢伙，也聽說過那名字”的感覺聚集到了一起。雖說當時都是聚在一起的夥伴，卻也清楚地分為兩類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滿那樣一直從事自己的工作，長期以來對現實政治持批判立場的夥伴，較之於成為推動現實的中心力量，我們作為邊緣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續發出自己的聲音；其二，則是與這些夥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會”創立三十年之後的一九九〇年前後，對於保守黨派那些領導人來說非常合適且足可依賴的理論家，比如說江藤淳這位評論家，便獲得了堅實的立足之地。在商業戲劇領域，則有同樣深受日本領導階層喜愛的淺利慶太的活動。此人不僅在戲劇方面，還曾在中曾根康弘與里根總統的會見場所進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後來成了政治家，作為承擔日本這個國家之中心的團隊成員，他實現了自我。對於他們，我和武滿等人並未向著中心前進，而是從邊緣的場所，在被既成權力機構的社會視為異端的場所，以批判性立場的想像力為原動力而從事工作。當然，在音樂的世界裏，武滿是中心人物，而我這樣的人，則作為寫作所謂純文學的人而被賦予進行工作的空間，並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獎。但是，面向中心的人與身處邊緣之地進行批判的人這之間的差異，卻存在於我的一生之中。我覺得，從剛出發的時候就已經如此了。

現在，我之所以對愛德華·薩義德那樣熱衷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化理論家抱有親近感，是因為他將自己規定為“流亡者①”。作為巴勒斯坦人，他淪為失去故鄉並被從故鄉放逐出來的流亡者這樣的境地。“失去了故鄉的流亡者，將永遠無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極為明了地如此說道，並如此從事着他的工作。我們同樣作為無法返回故鄉的流亡者，希望在對中心進行批判的場所從事自己的工作。從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那時開始，我的這個態度越發清晰並鞏固起來了。

——剛才您說到了所謂“中心”，指的是政治權力吧？另外，由流亡者＝喪失故鄉者的感覺這個問題，我所聯想到的，是您從一九六一年秋天開始動筆，完成之際在文庫版的解說文中回顧為“超越了最初的難關”的《叫喊聲》這部長篇小說。發生於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鮮少年在高中的樓頂上將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該作品之中。大岡昇平後來也寫了題為《事件》的小說。就整體而言，《叫喊聲》是一部從政治、性、暴力問題等各個角度掘進的郁暗的青春小說。不過，現在閱讀這部作品，還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個時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這個問題的厚重，就已經在《叫喊聲》中的十八歲少年吳鷹男身上顯現出來了。

在敘述這種事時，鷹男這樣說道：“咱覺得呀，自己所從屬的並不是名為朝鮮的那個存在於地圖之上的國家，而是這個世界所沒有的另一個世界，說起來，就是這個世界反面的那個世界。說到這個世界，咱覺得那是別人的東西，並不是咱原來居住的地方。即便眼前，即便現在，咱也是在別人國家裏的別人的深夜，用別人的語言在說著話。明天早上，咱或許會行走在別人國家裏的別人的早晨。有時咱也以為，這種感覺僅僅是欲求沒得到滿足而已，不過，如果就實際感受而言，咱可真的沒有正常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實際感受呀。”在邂逅薩義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身就已經有了流亡者的感覺。對於您的這種感覺，我覺得非常能夠理解。

是的，十八歲的鷹男的想法，就是我當時的想法。我從四國的森林裏來到大都市，作為迷失於東京的流亡者而開始了自己的青春。在我生活過來的漫長人生中，讓我覺得頗有趣味的，是自己彷彿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當然，也並不是全部，不過作為相當重要的梗概，卻在我的生涯中描繪出了一根線條。

與愛德華·薩義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來歲的時候，而與其邂逅相遇，則是在我五十來歲的時候，也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那時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認為並知道，或許將會與此人相遇。”在交談過程中，他好像也曾數度新奇地對我說道：“我在想，或許會與你相遇。”我們還是同一年出生的呢。

兒時，我生活在森林裏，當時正處於戰爭時期，不過，我為自己是森林裏的孩子而懷有一種幸福感。假如戰爭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小孩子也將被殺死吧。在我這麼想着的同時，還懷有另一種感情——我們是天皇的孩子這種“宏大的共生感”……戰爭結束之後，村子裏建立了中學，相鄰的鎮子則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學習的話，也可以外出求學了。於是，我就來到東京繼續學習。在當時那個時間點上，我的心情比較低沉，認為“只要走出這個峽谷，自己就不再擁有可供安居的場所”，即便將來回到鄉下，由於我家裏不是農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裏生活。而且，來到東京的最初那兩年裏，前往商店裏購買什麼時，也由於我的語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難以聽明白……

落第后經過一年複習準備，也就是我第二次參加高考時，從那一年起，東大開始接受來自台灣的考生。考試最緊張的時候，我的一張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邊的學生給踩住了，於是我舉起了手，告訴監考的老師“由於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髒了，可以給我換一張嗎？”老師——事後細想起來，這位老師是法語語法專家朝倉季雄先生——便緩慢地問道：“你—是—台—灣—來—的—學—生—嗎？”我只回應了一句“是的”（笑），就像來自於外國的那些語言不通的青年一樣，軟弱無力地微笑着。於是，老師便給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剛入學那會兒，這位朝倉老師負責法語未修班，總是對我說：“早上好。飯菜，合口味嗎？”我因此而非常尷尬（笑）。就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我體驗到了逃亡者的感覺。為了使得這樣的自己獲得勇氣，我決心憑藉想像力，破壞並改變現實中即有的東西，我將來的生活要面向這個方向（笑）。總之，我決定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不與落戶於中心性場所，具有權利的那些人聯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憑依，在我來說，便是文學，而在武滿來說，則是音樂。

——寫作《叫喊聲》的念頭，據說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從西歐至東歐和蘇聯的那次旅行歸來的飛機里萌發的。

是這樣的。我二十六歲時所作的前往社會主義國家圈的漫長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機會，倘若我不寫小說便不會遇上的機會。為了獲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攜帶外匯的許可，需要經過非常複雜的手續，當時就是這樣的時代。旅行途中，我經過法國，那時伊丹十三已經結婚並住在巴黎，妻子是進口法國電影的那家叫做“東和電影”公司老闆的女兒。伊丹十三曾在美國電影《北京五十五日》①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納的角色，他用那筆演出費的全額買了一輛積架，我就坐上了那車子（笑）。這次旅行，是依靠從保加利亞政府和波蘭政府處得到的機票以及些微費用勉強度日的旅行。儘管如此，由於我在東京作為新人作家而略微為人所識，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經癥狀的一個原因，所以在無人相識的歐洲，我或在旅館裏讀書，或在街頭漫步，那是一種感覺極好的體驗。接受我採訪的薩特以及他周圍那些人所顯現出來的親切，也讓我久久難以忘懷。碰巧與開高健②旅居巴黎的時間重合，曾被他勸說“不去找個妓女買春嗎？”，我便答道：“與其做那種事，讀書該多好呀！”於是，就被他在隨筆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這可是一次實在難得的旅行，成為我日後再度出發之契機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壇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後，也有一些公然的輕視和輕辱。細說起來，就是認為這個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寫小說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盡頭。另外，還發生了《十七歲》事件①，僅有的那幾個結識不久的文壇朋友與我斷絕了關係，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覺到這一切之後，我便與前一年剛剛和我結婚的妻子，一同過着孤獨的生活。

——是這樣啊？總之，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還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討會並“發言”，將論文“現實的停滯與文學”交給了《三田文學》雜誌。

在那個研討會上，江藤淳打算從反對安保條約的組織中脫身出來的意願越發堅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為中心人物的那種資質，在他此前發表反對安保條約言論的那個時期，簡直就是一個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強烈支持我的小說，那是在我登上文壇大約六個月的時候。那一時期，我對他寫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卻也預感到，這種良好的關係很快就將結束。

後來的發展果然不出我的預料。在他去世前幾年，我出席了野間文學獎的評選會，其間與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說了幾句話，同在一張席面上，對我們倆一直持批評態度的川村二郎①便說“好像是和好了”。可實際上並非如此。我與江藤淳確實只在最初那六個月裏保持着理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