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對“戰後派”的畏懼和不協調感

——現在，這些初期作品早已成為現代文學中的古典了吧。至於法國存在主義和同時代的刺激以及這兩者的影響，我認為讀者也能夠毫無成見地從作品中解讀出來。但是，在當時的文壇上，您被平野謙、荒正人、野間宏①等“近代文學”的夥伴以及“戰後派”的作家們視為他們的正統繼承者，並受到了他們的大力推薦。您沒什麼不協調感嗎？

“戰後派”是實際體驗了戰爭的知識分子文學者，他們帶着戰場上的黑暗體驗回到國內，通過文學實踐了在戰後被解放了的社會中如何生活下去。“戰後派”的作家首先是知識分子，具有戰爭體驗，在文學上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驗證了象徵主義，並關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理念。當時，我是一個與這一切毫無關係，僅憑自己的小說才能創作短篇小說的年輕人。因此，對於將我與那些在本質上具有社會主義主張的他們如此聯繫在一起的評價，我有一種充滿恐懼的不協調感。不過，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與以上評價等量甚至更多的批判，我同樣認真地閱讀了那些作者的文章，並豁出去“要在與這樣一些批評家的對抗中生活下去！”。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儘管如此，當時的日本文壇對待年輕作家是寬容的。例如曾在軍隊裏遭受罪犯般待遇的野間宏；例如出身於工人並參與非法的左翼運動、經歷了苦難人生的椎名麟三①；還有原本是中國文學的專家卻前往中國，被迫與中國人作戰的武田泰淳②……他們當時都在四十歲上下，比我年長十歲至二十五歲。戰後派里最後一位作家是安部公房，他與三島由紀夫是同年出生的，可比起我來，他們仍然要大上十歲。我認為，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這種現代化，就是闖進戰爭然後戰敗，意識到這一切並生活在這種最具戲劇性的時代里的人們的文學，便是戰後派文學了。我的老師渡邊一夫比野間宏要年長一些，他的弟子，比如說加藤周一就是戰後派。渡邊先生相當於戰後派的師傅輩。

由於上述緣故，我是完全不可能照樣繼承他們的文學的。我清楚地知道，與他們相比，在政治以及社會等領域，自己都是很不完全的。就好比對方屹立在堅實的巨石上，而我則站在晃晃蕩盪的東西之上，好像很快就要猛然倒下一般。對於在這種預感、這種感覺、這種不安的狀態中進行創作的年輕小說家，“戰後派”是寬大的。毋寧說，處於“戰後派”與我們之間的、被稱之為“第三新人”的那些人，倒是對我們持批判態度。他們可都是優秀作家呀，安岡章太郎①、小島信夫②、島尾敏雄③以及吉行淳之介④，還有遠藤周作⑤……對於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來說，他們那一代是既有教養又有經驗卻不友善的作家。不過，比他們更上一代的“戰後派”，則對我們顯現出爺爺輩對孫子輩那樣的親近感，我們因此而得到了很大幫助。然而，直接與他們接觸之後，才痛感本人既沒有“戰後派”的經歷又沒有他們的思想，倒是經常因為自己是那種做事不徹底的人而感到沮喪。

——諸如剛才說到的“好像就要猛然倒下”那種心情，背後存在着為其撐腰的因素嗎？比如在性形象上的強烈表現。同性戀者、妓女、淫婦、調戲婦女的流氓……諸多出場人物帶有的那種極為惡毒的禁忌。而清純美麗，以肯定筆觸塑造的女大學生什麼的，卻連一個人也沒有。而且，就連那種表現本身也是接連不斷，以致達到了醜聞的地步。在這一點上明顯接受了大江作品影響的新人作家，時至今日仍然非常之多。

我想從經驗的角度告訴你，我認為在苦度那個過程的時期中，不妨寫出獨特的作品，通過書寫得以生存的生活，由自己進行修正……就我本身而言，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二十剛出頭的青年，根本不存在具有性關係的戀人，代之於此，我只是一個讀書之人，比如，當時閱讀了同時代的美國和法國的大量小說作品。我所考慮的，只是藉助這些描述而表現出來的觀念性的性問題和女性形象。我只是試圖塑造出一種新的形象，以有別於日本文壇此前一直描繪的女性形象——美好的風趣以及柔和的氛圍、溫婉的女人以及沉穩的肉體，比如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筆下的那些女性形象。我想寫出具有肉體魔力的，與理性對立的性，而這種具有肉體魔力的性試圖顛覆實際上強烈拒絕自己的那些女性形象以及用理性武裝起來的青年。

在《性的人》這個中篇里，可以說，我就運用了素描手法描繪了某個情景，描述了一個青年想要成為調戲婦女的流氓，以及此類人在乘坐輕軌列車時的緊張感。結果，藉助戲劇性的悲慘結局，作品在上述範圍內得以成立。然而，那個青年在三四年之間，在如此度過時光的過程中，作為人，他將行至下一個階段——或走向崩潰，或成長起來。我就用這種方法，使得素描階段成為那個青年的人生中的故事，我認為這就是小說。無論中篇還是短篇，都有這種內容的小說。我也曾用素描手法寫過若干描繪性狀況的短篇小說，不過，卻沒能寫出一個人成長的清晰過程，畢竟當時自己也還沒有成長起來。在這一點上，那時我感覺到一股強烈的不安，不知道自己筆下的那些青年今後將去往何方。在寫這類小說的同時，我更在用理論來闡釋這一切。

——是《性的人》和《政治的人》。在政治上已成為雌性之國的青年，作為性的人，他們只能滑稽且悲慘地生活；作為政治的人，則只能持續着與他者的對立和抗爭。這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他們歸屬於哪一邊，您都試圖描繪出否定性的、處於閉塞狀態那個時代中的人。他們確實非常激烈地反道德且具有魅力。關於這一點，從其後發表的《傾聽“雨樹”的女人們》開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就出現了巨大的轉折。

是啊，我年輕時關於性的人、政治的人之構圖，完全是觀念性的，構築的理論如同火柴棒做成的工藝品一般，然後貼上小說的皮肉，我本人只是在這方面擁有非凡的才能而已。有一個時期，我被報界理解為“在性的側面具有衝擊性表現的新作家”。我也曾想聽之任之，但是，那就終將成為剛才說過的“火柴棒做成的”作家。

關於性，或者說關於女性，我後來能夠稍稍認真地進行思考，還是在年逾五十寫出《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之後吧。從那時開始，作為實際創作的作品來看，我的晚期工作已經開始了。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晚熟作家，尤其在對女性的描寫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