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萊特曼秀》
艾迪·布里爾來了
從北京回來不久，喜劇演播室的老闆，里克·詹金斯告訴我，艾迪·布里爾要在喜劇演播室搞一次《萊特曼秀》的試鏡，艾迪想再看看我的表演。到那時候，我已經有3年沒有和艾迪聯繫過了。5月11號，我又在《萊特曼秀》試鏡了一次。還是和往常一樣，他會給每個相聲演員一個反饋。那天晚上他把我第一個叫去，告訴我他認為我已經有能力去上《萊特曼秀》，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合適的笑話，並把這些笑話按正確的順序表演出來。從這以後，我就開始剪輯這5分鐘的段子。我隔三差五會給艾迪寄一些光盤，聽取他對這些段子的意見。
我對艾迪的反饋非常認真，但是同時，我對上《萊特曼秀》也沒有抱很高的期望。因為有很多單口相聲演員都在他們的候選名單上。有一些波士頓的單口相聲演員告訴我，《萊特曼秀》總是讓人在段子上花很多工夫，但是幾個月甚至幾年以後仍然不會用你。
同時，我還是繼續去公開麥克來發現新的段子。這段時間我寫出一些非常棒的笑話，我在波士頓相聲演員里的名氣也越來越高。有個相聲演員對其他人說：“我從來沒見過有誰比黃西更逗！”有時我演出結束後有些觀眾會喊：“再講一個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天從公司回家，我在車裏面聽到大地震的消息后潸然淚下。我非常了解中國農民的生活多麼艱難，他們種地非常辛苦，擁有的東西卻很少，災難性的打擊使他們的情況雪上加霜。我從收音機里聽到這樣一個故事，有幾個美國記者在四川的時候路過一個村子，他們看到一個人的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且基本沒有什麼吃的。這幾個記者第二天又找到這個村子，給這個人帶了一些食物。結果這個人拒絕了記者的好意，並對這幾個記者說：“你們再往山裡走一點，那裏有些人的情況比我更糟，你們應該先幫助他們。”
這個故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為那段時間美國媒體上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非常多，大都是在講中國生產的含鉛兒童玩具、劣質嬰兒奶粉，環境污染以及童工之類的問題，隔三差五還會有一些中國的貪官被抓的消息。大部分美國人很少看到有關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真實生活報道。
汶川地震后我想搞一場募捐演出，把演出賺到的錢捐給紅十字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支持。我當時想在美國的一些媒體上作一些宣傳，我聯繫了《波士頓環球報》、本地的廣播電台以及一些電視台，但是沒有一家媒體答應幫我，所以這次募捐演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通過一傳十十傳百的辦法傳播出去的。有些人去看了表演，有些人不能去看錶演但還是在網上買了票。
那場演出大概只募捐到900美元，不是很多，因為我當時的知名度非常低。
2008年10月的時候，艾迪要我去紐約，在CBS的製作人面前再表演一次。《萊特曼秀》和CBS的一些製作人對我的英語口音有點兒擔心，他們怕美國中西部的人聽不懂我的英語。我乘上去紐約的大巴，在紐約的高薩姆俱樂部又表演了一次。當天晚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單口相聲演員都在那兒表演，像邁克·博比克利亞、埃傑·巴克、史蒂夫·賴特等等。在這種試鏡中每個人都非常緊張，當時有一個高大而且非常滑稽的黑人喜劇演員，他都沒有把自己要講的東西講完就下了台。他有一個金髮碧眼的挪威女朋友，當時這個女孩兒就坐在我邊上，跟我聊一些英語學習方面的問題。我當時比較緊張，因為她特別高大的男朋友就在我旁邊，我擔心他會嫉妒。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很成功，但不幸的是，CBS的製作人沒有來。因為當天是一個猶太人的節日，那兩個製作人都是猶太人。所以當晚我就乘了一輛夜車回到波士頓，在凌晨兩點鐘的時候，我還在和艾迪互相發電子郵件，商討怎樣完善我的笑話。
儘管一夜沒睡，第二天我還是照常上班。我喝了很多咖啡和可樂提神。與此同時，我又感覺我上《萊特曼秀》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因為當晚有很多非常厲害的單口相聲演員都參加了試鏡。
上《萊特曼秀》的更好辦法是去《柯南秀》試鏡
2008年12月31號，有一個新年晚會請我去做中間演員。表演的地方在弗雷明漢，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劇場裏。當晚的領銜主演布賴恩·基利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喜劇演員。他還給《柯南秀》寫笑話。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就問我想不想去《柯南秀》試鏡。
2009年1月，我又去紐約的東村相聲俱樂部參加《柯南秀》的試鏡。我那天晚上表演的段子非常好，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柯南秀》的人是不是在場。表演以後我跟艾迪說了有關這場面試的事情。他馬上給我發電子郵件，說他很高興我能夠去《柯南秀》試鏡。但是他覺得，我應該在《萊特曼秀》上和大家見面，因為《萊特曼秀》的收視率要比《柯南秀》高得多。他終於許諾給我在《萊特曼秀》表演的機會，而且還邀請我去參加全美喜劇節。
2月份的時候，我得到了一個在新罕布殊爾州的音樂大廳表演的機會。這個音樂廳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劇場，牆上、舞台上以及一些包廂的扶手上都有非常華麗的裝飾。當時有一個相聲演員從紐約特地趕來參加這場演出，他還雇了幾個攝像師現場拍攝他的表演。他雇的這些人都是些專業的攝影人，同時有幾個鏡頭對着演員和觀眾。當時我請他們把我的演出也錄下來，他們答應了。那天我的演出非常成功。有一位觀眾還當場給我畫了一幅肖像漫畫，並在演出結束后給了我。幾天以後，攝影師告訴我已經把錄製的東西剪輯完了。但是他們向我要不少錢。我答應了他們的價錢以後，還要一路開車到緬因州去取這盤錄像。路上由於超速我又吃了一張罰單。我記得那天是2月16號，我的生日。最後我終於把光盤拿到，寄給了艾迪·布里爾。儘管我花了很多錢弄到這張光盤，但是這個錢沒有白花。艾迪·布里爾看了這張光盤以後，非常興奮。他又給了我一些建議，比如我每次講完一個笑話后就對着觀眾笑，這個習慣不太好。聽了他的建議以後，我又回到喜劇演播室錄製了一場我不笑的表演再給他寄過去。他看完以後又告訴我：“這次你再講一遍，手裏不要拿着麥克風，因為《萊特曼秀》上沒有麥克風。”所以我又需要回到喜劇演播室再表演一次同樣的段子。
艾迪終於給了我一個確定的日期，4月5號。我當時非常激動，就給我在中科院認識的一些朋友發了電子郵件。有一個朋友馬上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的同事，這個同事以前是在賽諾菲–安萬特工作的。結果那天我們公司開會的時候，我的同事米歇爾就問我：“聽說你要上《萊特曼秀》？”我說：“是的。”她說：“哦，這真是個大事兒。”我說：“算是個大事兒，但以前也有很多人干過。”
我表面上顯得很鎮定，但是我心裏知道，這對我確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傑里·塞恩菲爾德把《萊特曼秀》比做喜劇里的奧斯卡。在美國，有多少喜劇演員搞了一輩子單口相聲，卻從來沒有上《萊特曼秀》的機會。我還記得波士頓的一個喜劇演員曾跟我講：“我就是想讓我的母親去世之前能夠看我在《萊特曼秀》上表演一次。一次就夠了。”
和美國其他的電視節目一樣，《萊特曼秀》也會經常變更錄製時間。他們改了幾次，後來確定在4月12號。
在4月12號之前，我一有機會就會練習將要在《萊特曼秀》上表演的段子。如果我要表演20分鐘，我就會把那5分鐘的段子放在前面講。那個段子80%的時候效果都非常好。但有的時候，或者是觀眾沒有注意，或者是因為我的笑話不是對着觀眾喊的，觀眾沒有笑。有一次我在喜劇演播室排練這個段子時，在我前面演出的一個相聲演員的強項是拿觀眾開玩笑。當我上台的時候，我的這個段子根本就沒有人笑，因為觀眾已經習慣了相聲演員在台上跟他們對話。後來里克有點替我擔心，他說：“哎喲，你這個段子只有3分半鐘。”但是這個時候，我已經確信我的段子足夠好了。
4月初，我在佛蒙特參加了一場演出。我從家開車到佛蒙特一共花了3個多小時。到那時候我才發現，演了7年的單口相聲，而且我馬上就要上《萊特曼秀》了，他們卻依然叫我過去做開場演員。而且那次表演的中間演員從事單口相聲表演還不到一年時間。那天晚上，智商比較高一點的笑話，觀眾都不是很喜歡，我還被迫用了比較高的聲音和一些肢體動作來逗人笑。那天晚上正在下雪，演出的組織者給我安排了住宿，但我就是想回家。我問了一下旅館的服務員雪會不會下得很大，他們告訴我那邊的積雪都清理得非常快，應該不會有問題，所以當晚我就決定開車回家。當我開到山裏的時候，雪越來越大，最後幾乎看不見路了。而且我的車開着開着就突然失控，還會在雪地上打轉。我的眼裏只有天空、樹枝、水溝、天空、樹枝、水溝……我的車大概轉了四五圈，最後還算幸運，停在了路上，而且正對着我要去的方向。更加幸運的是，後邊沒有車開過來。我不是基督徒，但是當我的車失控時，我馬上把車裏的收音機調到了一個基督教電台。美國有一句話叫做“戰壕里沒有無神論者”。當時，佛蒙特的山區就像戰場一樣恐怖。
後來我終於把車開到了山下，在山下的小鎮子裏還拿了一張罰單。真是非常倒霉的一個晚上。
在距離《萊特曼秀》錄製還有一周的時候，艾迪來到了波士頓。想為全美喜劇節試鏡。我又在他面前表演了一次，這次我還穿了西裝。演出結束后我告訴他：我在佛蒙特的山區差點兒出事。艾迪跟我講：“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們需要你，你是一個電視明星。”
《萊特曼秀》是在曼哈頓中心的埃德·沙利文劇場錄製。這個劇場歷史非常悠久，英語世界裏所有有名的表演者都在這個舞台上獻過藝，從甲殼蟲到貓王，從伍迪·艾倫到米奇·赫德伯格。萊特曼先生總是把劇場的溫度控制在13攝氏度左右。因為他認為在這個溫度下人們比較愛笑。在《萊特曼秀》表演的時候，他們讓我選擇一首自己喜歡的歌，樂隊會在我上台的時候演奏這首歌。我選了《紙飛機》，這是MIA樂隊的一首關於移民的歌。
我搞單口相聲的一個動機就是想講有關移民的故事。我總是覺得，儘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是移民的故事總是被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講述的。剛來美國的這些移民或者是沒有語言技能來講述他們自己的經歷，或者是工作太繁忙，抽不出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上《萊特曼秀》表演的每個喜劇演員都必須穿深色西裝。喜劇界還有一個傳統，就是每次上《萊特曼秀》的喜劇演員都會買一套新西裝。《萊特曼秀》每年只會請20多個喜劇演員，而且只有兩三個新手。
2009年4月11號，我帶着太太和孩子去了紐約。我們住在夢幻旅館，這裏離《萊特曼秀》的錄製劇場只有一街之隔。當天晚上我去了康米克斯相聲俱樂部，最後一次練了那些笑話。
2009年4月12號，我們在紐約的一家餐館裏吃了早飯，然後就帶著兒子去中央公園。午飯以後我想睡個午覺休息一下，但卻睡不着。在床上躺了一會兒以後，我太太決定帶著兒子出去玩，這樣我可以在旅館裏靜靜地休息一下。我稍微休息了一會兒，就去劇場看一下環境。《萊特曼秀》的工作人員都對我非常好。艾迪告訴我：“錄製的時候，你聽到念你的名字后就走到舞台上。在這個藍色的舞台上有一個淡藍色的圓點，你就站在這個圓點上表演。”艾迪後來又跟我強調，講話的時候速度一定要放慢。艾迪離開以後，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問《萊特曼秀》的一個工作人員：“演出結束以後我該怎麼辦，和大家說再見后就離開舞台嗎？”他說：“對！”
因為兒子很小，所以我太太沒有辦法把他帶到觀眾席上。我太太就和我去了更衣室，然後又去另外一個房間裏等待上場。他們就在那個房間的電視上看錶演。我上場的時候我太太非常緊張，她都不敢看電視屏幕。我兩歲的兒子在電視屏幕上看見我出現以後非常激動，一個勁兒地喊：“爸爸！爸爸！”沒過多久，我太太就聽到了一次掌聲。這時她覺得可能我的表演效果還不錯，然後就開始看電視。
我在台上開始講我精心策劃過的笑話，每個笑話的效果都非常好。我講完以後，樂隊開始奏樂。我和萊特曼先生握了手后就往台下走。忽然我看見後台有一名工作人員手忙腳亂地告訴我：“回去，回去！”我當時就有點糊塗了。轉過頭來一看，萊特曼先生還在台上等着我。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員在前台伸出他的手做了一個倒數的手勢，五、四、三……這時我才知道，我應該和萊特曼先生站在一起，和當天的觀眾道別。意識到這個以後，我又走回到那個藍點上面。這時候，觀眾一陣狂呼。
演出結束以後，《萊特曼秀》的領頭作家跑到台上來祝賀我。當時我非常激動，因為演出非常成功，我當時感覺，即使那天晚上被一輛汽車撞上，我也會帶着笑容。後來一想，不應該這樣想，因為我以後還想再到這個舞台上表演。
演出是在4月12號錄製的，真正播出的時間是4月17號。我在錄製的第二天還要去上班。上班的時候我就開始回想自己的表演，一整個星期都忐忑不安，總會挑自己的毛病。記得在表演的時候有一個單詞應該用現在時我卻用了過去時，而且我開始擔心，他們是不是會把我的段子從整場秀里剪掉。
4月17號的時候，喜劇演播室俱樂部搞了一個觀看我在《萊特曼秀》表演的聚會。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喜劇演播室俱樂部是在一棟樓的第三層，第二層有一個酒吧，酒吧裏面有很多台電視機。當天晚上我決定和我太太以及孩子待在家裏。後來其他的相聲演員對我講了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有一個單口相聲演員還把當天的實況錄了下來。他們那天晚上把酒吧里的所有電視都轉到《萊特曼秀》，當時有一個酒吧的顧客還非常不高興，因為他正在看一檔體育節目。當萊特曼先生宣佈“他經常在喜劇演播室里表演……”時，整個酒吧一片歡呼。
在《萊特曼秀》裏面發生的事情不會滯留在那兒
不管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我在《萊特曼秀》的第一場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後來我看了自己的表演，我每講一個笑話，觀眾基本上都會鼓掌。7年的辛苦寫作、表演和試鏡沒有白費。世界各國的人都在評論和讚揚我的表演。比較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都對我在段子裏面提到的一些美國法律感到困惑，他們在網上開始討論起這些法律來。後來我發現一些美國人也不明白我笑話里提到的憲法修正案。一個同事還用谷歌搜索相關內容。
2009年，我有一個美國朋友的哥哥到中國旅遊。他發現國內的一個導遊把我在《萊特曼秀》上講的段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為遊客的旅途解悶。我朋友的哥哥跟這個導遊說：“我在美國的時候見過黃西。”結果那個導遊根本不相信他。後來我朋友的哥哥就把這個導遊的電子郵箱給我，並對我說：“你應該給那個導遊發封電子郵件，收到你的郵件他一定會很高興。”後來我就給那個導遊發了一封郵件。我在郵件里跟他說：“非常榮幸你能用我的笑話為你的遊客提供娛樂。”但我從來沒收到過他的回復，也可能是他怕我告他侵犯版權吧。
後來美國的《讀者文摘》登了我的一個笑話。這件事比較有意思，很多年以前我還在中科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曾經給我的朋友解釋過讀者文摘里的笑話。現在，我的笑話已經登在《讀者文摘》裏了。
那個時候，我把自己的電話和電子郵箱地址放在了我的個人主頁上。因此有很多觀眾給我打電話或發電子郵件，表達他們對我的笑話的喜愛。其中有一個美國中西部的人給我發的一封郵件是這樣說的：“那天晚上我正在看《萊特曼秀》，你靜悄悄地走上台，用你講笑話的功夫征服了我的頭腦。”
後來還有一所大學的政治系主任也給我來過一封電子郵件，討論我在笑話里講的東西。蒙特利爾喜劇節的組織者也給我來過郵件，這個組織者就是那個在2006年時跟我說“你可能有些笑話比較有意思，但是沒有人會對一個移民的故事感興趣”的人。這次他在郵件里寫道：“我看了你在《萊特曼秀》上的演出，連看了3遍以後，我身上直起雞皮疙瘩，你講得太棒了，祝賀你！”
我的一個在加利福尼亞的中國同學看見我在《萊特曼秀》上的表演后，就給另一個在波士頓的中國同學打電話說：“你看見了嗎，黃西上了《萊特曼秀》？”結果在波士頓的這個同學根本不知道萊特曼是誰，所以加州的那個同學在電話里花了半小時跟他解釋《萊特曼秀》是怎麼回事。在為《萊特曼秀》作準備的時候，我從未和我的朋友斯科特提過要上《萊特曼秀》的事，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敏感、嫉妒心比較強的人。他之前說過如果我上《今夜秀》表演，他就要自殺。儘管那時他已經不說單口相聲了，但我還是不想讓他心裏難受。在上《萊特曼秀》的前一個星期，我太太跟我說：“你最好還是跟斯科特說一下，你上《萊特曼秀》他早晚會知道。不告訴他可能更不好。”我覺得她說得有道理，就告訴斯科特我下周要上《萊特曼秀》。他當時在電話里表示祝賀。從那以後他好像沒什麼不對勁兒的。但幾個月後有一次我倆一起吃午飯，他跟我說他那期間曾試圖自殺，後來還被同事們送到醫院的急診室。我現在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為什麼會有自殺的想法。他現在還在接受心理治療，我們之間一直有來往。他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和其他朋友還幫他籌辦了葬禮。
後來也有人想邀請我寫書以及作巡迴表演。我還接到了很多美國經紀人的電話和電子郵件，我跟五六個經紀人聊過以後，決定選擇羅里·羅斯加登做我的經紀人。羅里·羅斯加登在美國娛樂界摸爬滾打了28年，他現在同時還是其他一些著名單口相聲演員的經紀人，包括雷·羅曼諾、羅伯特·克萊恩和布賴恩·里根。
不久，我又接到一個從《萊特曼秀》打來的電話，他們想在我下次去紐約的時候和我見個面。艾迪告訴我，萊特曼的電視製作公司環球褲子公司（WorldWidePants）想和我一起拍一部情景喜劇。萊特曼的公司是美國有名的電視製作公司，在美國非常流行的電視劇《人人都愛雷蒙德》就是該公司製作的。在美國，拍情景喜劇也是單口相聲演員的一個奮鬥目標。
正巧幾個星期以後，我還要到喜劇中心電視台試鏡。喜劇中心電視台的總部也在紐約，所以我在5月初的時候又去了趟紐約，先和我的經紀人見面，然後我們再一起去見WorldWidePants製作公司的人。我和羅里在福賴爾俱樂部吃了午餐。福賴爾俱樂部是美國很有名的一個猶太人俱樂部，很多非常著名的喜劇演員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吃飯的時候，羅里問我：“我們今天下午和製作公司見面的時候，他們會問一些有關你日常生活的故事，你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告訴他：“我的生活其實挺平淡的，沒有什麼大的波瀾。”羅里說：“你可千萬不能跟製作公司說你的生活很平淡。如果你平淡的話，沒人願意找你拍情景喜劇。你除了工作和搞喜劇以外還幹些其他什麼事情？”我就跟他大概談了一下我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情，比如，和朋友打牌或者打羽毛球之類的。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了萊特曼的製作公司，製作公司總裁羅布接待了我們。羅布非常平易近人，他穿着T恤和牛仔褲，但我的經紀人當時是西裝革履。我們聊了一會兒以後，我就比較實在地告訴他：“我在現實生活里其實是一個很平常的人，而且我發現在我周圍的有些人比我更有意思。”作為例子，我給他講了萊斯大學那個教授的故事。就是那個說“今天是我灰暗人生里又一個黑暗的日子”的教授，羅布聽完笑了一下，然後就跟我說：“好吧，讓我們一起來干吧。”
出來以後羅里跟我說：“真是太棒了，這件事比你在《萊特曼秀》上表演要重大得多。你回去應該和你太太慶祝一下。”
後來我父親在電話里告訴我，5月11號的中午，他在家裏邊準備午飯邊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這個節目正介紹網絡點擊率排行前10名的視頻。其中有一天我的視頻還排在了第一名。收音機里的播音員介紹視頻時說到“一個從吉林大學畢業的在美國的生化博士……”時，我爸就想：“哦？這聽上去有點像我兒子啊。”結果後來播音員真就念到了我的名字。在上《萊特曼秀》之前，我跟父親說過第二天要上電視演出，但是我父親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根本不知道《萊特曼秀》是什麼東西。在收音機里聽到我的名字以後，他馬上就激動起來。大概每個父母見到自己的孩子有所成就都會非常高興。
美國有一份中文報紙叫《世界日報》，我上《萊特曼秀》表演以後，這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在中文媒體出現。那篇文章把我形容成一個“其貌不揚”的人。我父親讀了以後跟我講：“別擔心，兒子，很多成功的人都長得很醜。”
我的第一次雜誌攝影：不能露得過多
在2009年6月的時候，《波士頓人》雜誌想做一個有關愛情與性愛的專欄。他們想找幾個比較成功的喜劇演員拍一些比較性感的姿勢。我從來不喜歡這種比較風光的攝影活動。我是個謙虛的人，而且平時做人也比較低調，但另一方面，他們邀請的單口相聲演員里，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我覺得在美國的亞洲人應該多拋頭露面，所以就答應了這個邀請，但前提是——我不能露得過多。他們一口答應了這個條件。後來，他們讓我模仿女演員布萊克·萊弗利吃雪糕的動作。
攝影那天我來到了他們的攝影棚。我進去的時候看見其他一些單口相聲演員已經在開始拍照了。走廊上貼有演員的照片，每張照片的下面都有一行字，解釋這個單口相聲演員對攝影的一些要求或態度。在邁克·卡普蘭照片的下面寫着：不在乎裸體。在我的照片下面寫着這麼一句話：對自己的身體感覺不是很自然（Notcomfortablewithhisbody）。哈哈。
當時我穿了一件非常緊的白色T恤，他們還在我的襯衫上噴了很多水，然後給我一個雪糕吃。拍攝的時候，我感覺到手機在震動，拿出來一看是個華盛頓的號碼。我當時沒有接，因為給我打電話的人很多。拍照結束以後，我查了一下留言箱，結果那是從美國廣播和電視記者協會來的電話。協會的主席邀請我在2010年美國廣播和電視記者協會的年會上表演，我聽了以後非常激動。
結識艾倫
《艾倫秀》的製作人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邀請我參加艾倫在芝加哥的一個演出。這個演出將會在TBS電視台播放。我一直都是艾倫的粉絲，因為她的段子大都是高智商的，能夠被她邀請去表演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她的製作人以前認識我的經紀人羅里，所以我就讓他們倆處理我的日程。我們一家提前幾天飛到芝加哥，住在離芝加哥不遠的一個旅店裏。節目是在芝加哥劇場錄製，這個劇場看上去很眼熟，因為這裏就是拍攝得過奧斯卡最佳電影獎的音樂電影《芝加哥》的現場。
在演出前一天排練的時候，我坐在觀眾席上，艾倫在台上排練。她演出的最後一段是問答環節，她當時讓舞台工作人員問她幾個問題。有一個人問她：“你喜歡芝加哥的食品嗎？”艾倫說：“我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所以我在芝加哥沒有吃到很多本地的東西。”然後另外一個舞台工作人員又問她：“所有的女同性戀都是素食主義者嗎？”我當時非常驚訝，不知道這個問題會不會激怒艾倫，結果艾倫大笑了起來。
艾倫的排練結束以後，她的助手帶着她走下台。艾倫停下來說：“我想和黃西打個招呼。”然後她就朝我走了過來。當時我感覺有點緊張，因為在此之前我很少見到電視明星。艾倫走過來跟我說：“你好，黃西，真感謝你能參加我的演出。”我對她說：“非常感謝你邀請我，我是你的粉絲。”然後我指着自己穿的衣服問她：“你覺得我穿這一身演出合適嗎？”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說：“我們可能會給你弄一些更合適的衣服。”她的助手馬上跑到外面去給我買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了表演，那場表演是我到那時為止見過的人數最多的一場表演。大概有3000多人擠進了劇場。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非常好。表演結束后的幾天裏我和家人就在芝加哥遊玩。我們參觀了芝加哥的一些公園，還坐船在芝加哥轉了一圈，那裏的建築都非常有特色。
在芝加哥為艾倫演出后不久，她又邀請我去她的脫口秀節目裏表演。《艾倫秀》的收視率在美國日間脫口秀節目裏排第二，僅次於《奧普拉秀》。而且她很少邀請單口相聲演員在她的節目中表演。7年之內，她只邀請了4個單口相聲演員上她的節目。所以對相聲演員來講，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我那次在《艾倫秀》上的表演後來重播了3次。在電視上的露面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在街上認出我。
米高·傑克遜去世了。我記得那天我正開車去一個相聲俱樂部演出，車裏的收音機正放着他的音樂。在我找到停車位的時候，收音機里正在播放他小時候唱的《本》。我當時眼淚就不知不覺涌了出來。他是我年輕時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國明星力量的一個重要標誌。他的一生被一些醜聞、奇怪的舉止以及法庭的審判玷污了不少，但是在我心靈深處，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他是騷擾兒童的人。他非常喜歡小孩兒，而且公開說他有時候和很多小孩兒在一張床上睡覺，如果他是一個對兒童性騷擾的人，他不可能告訴其他人這些東西。
米高·傑克遜的逝世又暴露了很多美國人的虛偽。在他活着的時候，很多人非常無情地攻擊他，而他去世以後，同樣一些人又馬上站出來頌揚他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
米高·傑克遜有可能是最後一個國際巨星。在他以後，再沒有一個美國明星能夠取得像他那樣的國際地位。他的音樂和舞蹈風格至今為止仍然被美國的流行歌手所模仿，比如賈斯汀·提姆·布萊克、克里斯·布朗和阿瑟小子。其他國家也有很多他的追隨者。
我記得在中國的時候，每當我母親聽見從收音機或者光盤裏傳出來美國音樂，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這是米高·傑克遜嗎？聽說在加拿大的某些省，很多人甚至管黑人叫傑克遜。
在米高·傑克遜人生的最後階段，他顯得非常凄苦和孤獨，甚至需要用給馬用的鎮靜劑才能入眠。在他去世的前五六年，在美國就有很多謠傳，說他有一天會自殺。
儘管有種種不幸和缺點，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是比任何人都耀眼的明星。
我和艾倫的來往還沒結束。在2009年11月份的時候，艾倫又邀請我去“全美音樂獎”頒獎典禮的紅地毯上採訪歌手。我當時也非常激動，花了很多時間來了解這些被提名的歌手。我還需要向他們提一些問題，了解這些人的逸事也可以寫一些笑話。艾倫還給我分配了一個職業作家和我一起工作。這時，我太太終於覺得她在電視、廣播、雜誌以及網上看的很多娛樂八卦新聞有用武之地了。在我去機場之前她還在跟我講，詹妮弗·洛佩茲和她的先生有了一對雙胞胎。
頒獎那天，我和《艾倫秀》的作家碰了頭，吃了午飯以後，我們一起到了紅地毯上。那個作家準備了一些笑話和小禮品。我採訪的時候其實是站在紅地毯的邊上，紅地毯的中心有一個製作人會把這些歌手領到我面前，然後我再對他們進行採訪。和我一起的那位作家就在我身後跪在地上寫一些我應該問的問題。
在紅地毯上的兩個小時過得非常快，大部分歌手態度都非常友好，尤其是搞鄉村音樂的歌手。凱莉·安德伍德非常有幽默感，也非常配合採訪。我和傑克·布朗開了玩笑，還採訪了非常老牌的鄉村音樂歌手瑞芭·麥肯泰爾。我跟瑞芭說：“我在德克薩斯的時候，聽過一首鄉村音樂風格的歌曲，名字叫《我給她一個結婚戒指，她給我一個手指頭》，你聽過這首歌嗎？”（雙關語：接受戒指時要伸出手指——無名指，而“給我一個手指頭——中指”是叫我滾蛋的意思。）她皺了一下眉頭，然後問我：“小夥子，你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這首歌的？”這首歌是我在德克薩斯山區里自省的時候聽到的。
這位《艾倫秀》的作家想了一個主意，讓我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美國派》（AmericanPie）。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不過我還是很熟悉。但令我吃驚的是，有很多歌手還真不知道這首歌。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時候，我才真正知道這些歌手的嗓音有多好，尤其是克里斯·多特里。
喬·佩里是美國挺有名的一個樂隊史密斯飛船樂隊的結他手。我看見他在紅地毯上轉來轉去，穿着一身海盜服。他走過來跟我聊天，我跟他說：“祝賀你發行了新唱片。”其實我當時腦袋裏面想的是邦·喬威的一張唱片。後來我的朋友斯科特告訴我，史密斯飛船在近9年內都沒有出過新唱片。幸好當時喬·佩里沒有注意到這句話。
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經歷對我來說確實是比較可貴的，因為我一直對美國的流行歌曲比較感興趣，那天的採訪給了我和很多流行歌手面對面談話的機會。我還和米高·傑克遜的哥哥喬·傑克遜聊了幾句。喬·傑克遜頭腦非常清晰而且很幽默，並一直微笑着和我說話。
當時美國最紅的一名說唱歌手“50分”（50Cent）走到我面前時，我問他：“你知道頒獎儀式結束以後有哪些比較過癮的聚會嗎？”他聽了這個問題不但沒被逗笑，反而憤怒地瞪了我一眼，問道“你說什麼？”他瞪我的時候我確實有點心驚膽戰，因為這個人在美國是搞黑幫說唱的，他年輕的時候身上中過9發子彈。但是這個時候我也沒有退路，只好又問他“我想找一些比較野、比較狂的聚會，你肯定知道不少吧？”他又瞪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講，搖了搖頭就離開了。在我們旁邊採訪的是MTV，50分到了MTV那裏馬上就活躍起來，因為MTV提的都是有關他新唱片的問題。
在去紅地毯採訪的前一天晚上，我有點擔心我在紅地毯上會感到緊張。但是等我到那兒以後，一點兒也不覺得緊張。也許是因為在那一刻，我覺得那些歌手其實和單口相聲演員也都差不多，他們一路奮鬥，最後才能夠站到紅地毯上享受這一刻榮光。我一直感覺很輕鬆，一直到妮可·基德曼和她的丈夫凱斯一起出現。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見了她以後就有些緊張，我問他們：“你們的雙胞胎怎麼樣了。”妮可笑着對我說：“我們沒有雙胞胎，你記錯了吧？”我轉過臉來對着攝像機做了個鬼臉，覺得非常尷尬。我當時腦子想的可能是詹妮弗·洛佩茲的雙胞胎。妮可又問我：“你是不是把我們和布拉德和安吉麗娜搞混了。”她的丈夫看上去有點不高興，把妮可給拽走了。儘管我犯了一個錯誤，但這確實是整個下午採訪過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從某種角度來講，這也是喜劇的最大一個優點：在喜劇里沒有錯誤，只有機會。你就應該隨機應變。
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
全美音樂獎之後，馬上就到了感恩節。我把太太和孩子都帶到了紐約。因為當時中央電視台的駐美記者楊福慶想採訪我。羅里給我安排了一場在高薩姆相聲俱樂部的表演，楊先生開了7個小時的車從華盛頓到紐約來錄製我的表演，並採訪了我和我的經紀人羅里以及一些觀眾。採訪后不久，這段採訪錄像就在中央電視台播了。我的叔叔在北京看見了以後，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說：“我看見你兒子后大吃一驚，冷汗都出來了。”
第二天，我的上司給我發了個短訊，因為聽說我將在艾倫秀上表演，所以很多僱員一大早就跑到餐廳里去看電視。我看了短訊以後有點擔心，我非常喜歡喜劇，不過在工作時間看電視是非常不妥當的事。其他人平時看電視我也不會太在乎，但我不希望他們因為我去看電視。從那以後，我就把同事從我的社交網站好友名單中刪除，這樣他們就不會收到我的表演信息。在美國，邊工作邊娛樂是大家都喜歡做的事情，不過工作的時候還是應該精力集中才對。
那天我們還去看了紐約的梅西感恩節大遊行，兩歲的兒子騎在我的肩膀上。2011年他已經4歲了，到現在他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天在紐約的天空上看見的巨大氣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