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領銜主演

2006年初，我在一所高中的捐款演出里第一次做領銜主演。最初我是被請去做中間演員，但是那天的領銜主演臨時有事需要早一點離開，所以他就讓我來做領銜主演。當時我表演了40多分鐘，大家給我鼓掌13次。那天晚上愛國者隊有一場比賽，但是很多人都沒看比賽，跑來看我的演出。

作為中間表演者，我講得越來越好。我的表演還被人放在美國的視頻網站上，獲得了很高的點擊率。

托尼·威後來請我到一個為自閉症患者募捐的義演上表演。那天晚上，我見到了我在喜劇界的偶像史蒂文·賴特。那天我的表演非常成功，我和史蒂文·賴特在一起的照片被《波士頓環球報》刊登后，我的很多同事才發現我在做單口相聲表演。有個同事還給我的老闆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另外一個同事把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貼在冰箱上，因為一些報紙和雜誌登了一個我寫的有關阿拉斯加的笑話：在阿拉斯加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我想知道，他們那兒郵局的過夜快遞怎麼辦？（InAlaska,halftheyearisdayandtheotherhalfisnight.Iwonderwhattheovernightdeliverysituationinthatstateislike?）

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往紐約跑，希望多認識一些紐約的相聲俱樂部老闆。美國有一個相聲俱樂部叫做連環畫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每兩年都會集中看新手表演。每當這個時候，從美國各地來的單口相聲演員都會站在俱樂部外的大街上排隊，當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時去領一個號碼，然後俱樂部的人會告訴他表演的時間。到我表演的那天，我搭了一輛大巴去紐約。當天晚上的表演反響不是很熱烈，俱樂部的老闆娘說我在台上走來走去很不自然。事實上，因為那時候正好是冬天，我去紐約的時候穿着非常沉重的靴子，所以在台上踱來踱去的時候，步調顯得很不自然。因為那天的表演不是很成功，那個相聲俱樂部沒有再請我回去表演。

2006年的冬天，我還去了一次洛杉磯，看看那裏單口相聲的情況。去之前我聯繫了一個以前曾經在波士頓工作的單口相聲演員。他後來到洛杉磯的荷里活即興表演館裏當了一個小老闆。我還把我的一張表演光盤寄給了埃米·安德森。埃米是一個韓裔喜劇演員，小時候被美國人領養。她當時正在洛杉磯組織一場亞洲喜劇表演。埃米對我們非常熱情，在馬裡布的海灘上見面以後，我們一起在一個日本餐館吃了午飯。埃米是6年之前從美國中西部搬到洛杉磯的，她也在美國喜劇中心電視台表演過。她經常跟我們講：喜劇事業是一個艱苦掙扎的過程，反正在哪兒都是一樣掙扎，還不如找一個環境比較好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亞州。當天晚上她去荷里活即興表演館看我的演出。我那天的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結束后我還碰見了德魯·凱里。我看見他的時候有點緊張，因為他是個知名的電視明星。但他主動找到我，和我握手以後說：“你的表演很不錯。”

那天晚上表演完以後，我和埃米以及其他一些從波士頓來的單口相聲演員聊了一會兒。彼得在一年以前離開波士頓到洛杉磯。他在2003年波士頓喜劇節的表演很成功，取得了第二名，從那以後他有了自己的經紀人，並決定搬到洛杉磯。但是到2006年初的時候，他已經決定不再說單口相聲，開始寫小品。我當時問他：“你為什麼要放棄單口相聲呢？史蒂文·賴特那樣的大明星在開始的時候也非常艱難。”他笑了一下，沒有說什麼。我感覺他對自己的決定還是非常自信的。

在洛杉磯機場等飛機的時候，我和荷里活即興表演館的小老闆談了一下我的喜劇事業。他告訴我，他覺得我更像一位作家，而不像一個搞表演的人。我非常不喜歡聽這話，但我還是很尊重他的意見。

2006年底的時候，我又在紐約高薩姆相聲俱樂部找到了一個表演的機會。我和我太太開車到紐約，住在我朋友肖毅的家裏，另外一個朋友唐磊那天晚上也到演出現場給我捧場。當主持人宣佈我名字的時候，唐磊還一個勁兒在下面喝彩。那天晚上每個喜劇演員有7分鐘的表演時間，時間到時，主持人會點亮紅燈示意時間到。上台以後，我的表演效果非常好。我覺得時間已經過了，但沒有看到主持人亮紅燈，我以為是我自己沒注意到紅燈，就馬上又講了個笑話以後走下台。後來那天晚上主持節目的喜劇演員告訴我：我表演的時候他沒有點紅燈，因為他覺得我在台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就想讓我多講一會兒。唯一遺憾的是俱樂部的老闆那天晚上沒在。我來的主要目的是想給俱樂部老闆留一個好印象，但是連老闆的面也沒有見到。我們只好開4個小時車回波士頓，以後找機會再來。

之後我又往紐約跑了很多次。有一次我們6個喜劇演員從波士頓開車去紐約的一個相聲俱樂部。我們開了很久，一路上幾個人互相開玩笑來消磨時間。等我們到了俱樂部才發現，那裏只有幾個觀眾，我們想見到的俱樂部老闆還馬上就要搬到洛杉磯。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也非常不好。

《波士頓環球報》採訪

2005年，我在亞美社區發展協會的募捐晚會上的表演非常精彩，所以2006年他們又請我去演出，而且讓我作為領銜主演。他們為這次表演作了很多宣傳，因為這次表演，《波士頓環球報》和新英格蘭有線電視台都採訪了我。

和《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里克·卡恩約好時間，我就去了他的辦公室。我們一起聊了幾個小時，採訪結束以後，我們還在電話和電子郵件里聊了一段時間。這篇採訪後來刊登在《波士頓環球報》的星期天版面上，篇幅很大，文章的開頭用了很多我寫的笑話來吸引讀者。在這次採訪中，里克也問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問題，例如：是否可以拿種族開玩笑？自嘲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種族成熟的標誌，或者是該種族在美國社會地位比較穩定的標誌？我當時跟他說，在美國的亞洲人已經差不多到了能夠自嘲的時候了。我當時還跟他說，儘管社會已經很進步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種族歧視的現象。

落在了其他人後邊

2006年底的時候，托尼·威還給我提供了一次機會——到中國和他一起表演。因為他去中國的那段時間正值波士頓喜劇節期間，所以我就沒有在喜劇節報名。不幸的是，托尼因為一個電視劇取消了去中國的計劃。結果我只好留在波士頓，但卻不能參加波士頓喜劇節的比賽。那一年，丹·巴爾傑贏得了波士頓喜劇節的冠軍，然後得到了在美國喜劇中心電視台表演的機會。沙恩·莫斯和丹·巴爾傑也因為他們在喜劇節的表演受邀參加阿斯彭喜劇節。阿斯彭喜劇節在2007年以前是全美範圍的單口相聲比賽，沙恩在阿斯彭的比賽中拿了冠軍，然後拿到了一次在《柯南·奧布萊恩秀》的表演機會。我那些天非常沮喪，因為那一年參加波士頓喜劇節的喜劇界人士非常多，而我連在喜劇節競爭的機會都沒有。

2006年底和2007年初的時候，波士頓有很多喜劇演員在全美範圍內受到了關注。丹·薩利是和我一起在蜥蜴相聲俱樂部演出過很多次的單口相聲演員。在我們同一批的單口相聲演員里，他是第一個在全美範圍的電視台表演的。他在喜劇中心電視台表演了10分鐘，在他之後，喬·李斯特、埃琳·賈奇以及邁克·卡普蘭也先後到喜劇中心電視台表演。

在這段時間，很多波士頓的喜劇演員都衝到了全美喜劇表演圈裏。我去喜劇中心電視台試鏡過幾次，也給《柯南秀》寄過表演光盤，但都沒有收到迴音。我後來還去蒙特利爾的喜劇節試鏡了兩次。這個喜劇節的組織者告訴我：“黃西，可能你有些笑話還比較有意思，但是觀眾不會對一個移民的故事感興趣。”這話對我的打擊非常大，作為一個從中國來的喜劇演員，我不僅需要克服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還要克服另外一個更大的障礙，即觀眾能否接受一個移民的

表演。

有一次，波士頓一個資歷較深的單口相聲演員跟我說：“黃西，你搞的這個東西是幽默，不是喜劇。”我非常不同意她的觀點，我覺得幽默是最好的喜劇，不過我可以理解她這麼說的原因。2006年的時候，戴恩·庫克這種類型的單口相聲演員非常受歡迎。他的單口相聲，音效非常響，肢體動作也很多，他經常在舞台上跑來跑去。因此很多人告訴我，如果不改變風格，我就不會走很遠。

到那個時候，我已經經歷了很多次失敗的試鏡和比賽，我開始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覺得自己想在娛樂界謀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現實。美國已經有許多非常傑出的娛樂人才，人們為什麼會喜歡一個從中國來的相聲演員用第二語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語講笑話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這麼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覺得在潛意識裏，我總會被其他亞裔美國人的表現所影響。當時關穎珊是全世界最好的花樣滑冰運動員，她在不同的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但在最關鍵的奧運會比賽里她總是拿不到冠軍。2006年冬運會的時候，《時代》周刊沒有選擇關穎珊，而是把一個白人女孩作為封面人物。我當時很為她打抱不平，覺得《時代》周刊不重視亞洲人。不過，後來這個在《時代》周刊雜誌封面出現的白人女孩還是贏了冠軍。這件事對我的信心打擊比較大，我有時候會懷疑亞洲人是不是在關鍵時刻缺乏這種臨危不懼和冷靜的精神來真正摘取冠軍，亞洲人是不是沒有在關鍵時刻發揮出最好水平的基因？

咱們拍個電影吧

荷里活喜劇明星馬丁·勞倫斯的經紀人托珀·卡魯到喜劇演播室來看過我的表演，他的言行舉止就像一位慈父。他表示對作為我的經紀人管理我的喜劇事業很感興趣，但我們談了幾次以後，他突然失蹤了幾個月。

托珀同時還是個電影製片人。11月的時候，他決定拍一部叫《面部舞蹈》的電影。他邀請我在這部電影裏演一個角色。我演的這個中國移民想找一個黑人女孩談戀愛。電影裏有幾個鏡頭是我在街上穿着裘皮大衣，戴着那種黑人的發套，想學會怎樣和黑人女孩打交道。托珀當時準備在哈佛廣場上拍攝這些鏡頭。我就問他：“如果我是個想找黑人女孩的人，我為什麼要去哈佛廣場？哈佛廣場上大部分都是白人和一些亞洲人，很少有黑人在那兒。”他聽了我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就決定去馬塔潘的藍山街拍攝這些鏡頭。馬塔潘是一個黑人街區，我們在一個星期六的白天拍了將近6個小時。我站在街上跟過路的人講：“對不起，我想找一個黑人女朋友，你能不能給我一些建議。”有很多路過的黑人告訴我：“你應該帶更多金銀首飾，女人喜歡這些東西。”另外一個人說：“你應該穿一件真正的裘皮大衣。你現在穿的這個玩意兒對你找女朋友沒有什麼好處。”下午的時候還有個人跟我講：“你不要站在這裏，這裏比較危險。一個星期以前這兒還發生過一起槍殺事件。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話，還不如到街頭的酒吧里，花20塊錢就可以找一個妓女。”有些人看着我，臉上表現出懷疑的神情說：“你不像是從中國來的，你好像是從波士頓來的。”還有些人注意到有人正在拍攝我們的對話，他們或者表現得更加有聲有色，或者根本不搭理我。拍攝快要結束的時候，有一對黑人夫婦跑到我跟前說：“如果想找黑人女孩，你就告訴她們你非常喜歡‘車廂里有些雜貨’的人。”我問他們這句話什麼意思，那位黑人太太就笑了笑跟我說：“這就是‘你喜歡大屁股的女人’的意思。”

後來我們又到一家黑人開的服裝店，問他們的店員什麼樣的服裝能夠吸引黑人女孩。結果店員就拿了很多比較肥的褲子，還有一些非常昂貴的裘皮大衣，和一些色彩鮮艷的鞋給我看。

在街上拍攝的6個小時裏，除了我們的攝影師和托珀的太太，我沒有見到一個白人，這僅有的兩個白人還是和我們一起來的。在那6個小時期間，除了一個亞洲人以外，我們見到的全都是黑人。在美國，儘管種族隔離不是官方的政策，但事實上隔離還是存在。

《面部舞蹈》在一些電影節上放映過，但是從來沒有在美國的各大影院真正公映過。

就在這段時間裏，我的岳父母來美國玩。我太太帶着他們到西海岸遊玩了一個星期。他們不在的時候，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出去表演。有時候一天晚上會表演好幾場。那個時候，和一些搞單口相聲的同行比，我確實是落在了後面,我沒有趕上的希望。

2006年的時候，我還拍了一些廣告。有一次拍廣告的時候需要染腳指甲，我岳父看見了還偷偷問我太太：“黃西不是總染腳指甲吧？”不久，我太太懷孕了。我當時上了不少跟育兒有關的課，並且從來沒有錯過一次B超檢查，因為我想看看我太太肚子裏的孩子。

在這期間，我非常認真地考慮過是否要放棄單口相聲。因為我快要成為父親了，但是我的單口相聲還是沒有什麼大的進展。沒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我成為職業單口相聲演員抱有信心。我當時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回到學術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學校學習，這樣我的收入會更高一點。

講笑話還是不講笑話，這是個問題

2007年3月，我兒子降生了。這時候，我基本上已經停止了寫作和表演。在兒子出生之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笑話都存到電腦里，尤其是那些以前練得比較熟的笑話。這樣如果偶爾有人請我去表演，我還能隨時用上。我兒子出生的時候是7磅4盎司，說實話，之前我不太理解人為什麼要生孩子。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去勸別人要孩子，只是知道我自己和兒子在一起的時候非常高興，心裏甜滋滋的。成為父親以後就很難想像為什麼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一次我推着嬰兒車在哈佛廣場上逛的時候遇見了一些年輕的相聲演員，他們看見我推着嬰兒車就一邊跟我聊天一邊往後退。我倒也沒有怪他們，因為我單身的時候也非常怕小孩。

有了孩子后，工作量非常大，懷孕對母親的身體影響也非常嚴重。和母親比，父親稍微容易點兒。但我晚上還是睡得很少，我是從那時開始喝咖啡的，只有這樣才能在工作的時候不至於睡着。

2007年整整一年，我都很少去演出。偶爾有幾次去相聲俱樂部的時候總是看見很多新人，有幾個資歷稍微老一點的相聲演員跟我說：“還以為你已經離開波士頓了呢。”還有一個人說：“我以為你去電視台工作了呢，因為你的笑話非常適合上電視。”

2007年底的時候，我就對育嬰的一些事情比較熟練了。這時我也琢磨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大概人們在創造了一個生命以後就會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當時想，將來我的孩子長大以後我要怎麼對他講呢？“你爸以前是個搞單口相聲的，後來決定放棄。”我兒子問我：“為什麼呢？”我回答：“因為你來到了世上。”

我當時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我現在放棄，我到底是一個懦夫，還是一個敢於放棄自己喜歡的東西的英雄呢？

經過很長時間的思索，我覺得成為父親以後就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放棄是一個比較懦弱的舉動。

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路邊的一家咖啡店買了杯咖啡，然後就坐下來開始寫笑話。我從晚上10點一直坐到12點咖啡店關門為止。那天我沒寫出什麼好的笑話，就是感覺非寫些東西不可。我回家以後就馬上睡著了。儘管喝了咖啡，但是因為有孩子后缺覺的原因，這些咖啡根本不起什麼作用。

也是在這段時間，我們公司和哈佛醫學院有個合作項目，所以我經常需要去哈佛大學。我在哈佛大學的校園裏注意到，這裏已經有很多華裔教授。我當時就覺得，美國不需要再多一個華人教授，部分中國人應該試着在其他領域有所突破。

應該給想像力一個機會

我又逐漸回到相聲俱樂部做一些表演。這一次，我對成功沒有抱任何幻想，我這時的榜樣是我的一個大學同學。雖然他的微積分考試沒有及格，但他還是非常喜歡微積分，直到大學畢業的時候，他一有閑暇時間還會做些微積分的題。從他的故事裏我得到了很多啟發。我喜歡單口相聲，是因為我覺得創造一些以前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笑話是一個非常奇妙的過程。能夠創造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也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2007年底的時候，我還有很多假期沒有用掉，所以我就決定12月份的時候在家休息。白天看孩子，晚上去喜劇演播室表演。那段時間，我白天寫了很多東西，晚上去講。但是儘管付出了努力，在那一個月的時間裏也沒有寫出什麼好段子。

2008年開始了，進展依然緩慢。我參加了一些演出，但是根本沒有任何突破的跡象。在繼續寫作和表演的同時，我還要強迫自己每個星期都做一件和自己喜劇事業有關的生意方面的事情，例如和一些代理機構聯繫，或者給俱樂部老闆打電話，或者跟其他的單口相聲演員聊聊天。這樣可以擴大自己的接觸範圍，多尋找一些機會。雖然沒有很大收穫，但至少這些努力也不會對我造成什麼損失。

我的岳父母2007年底回國后，我和太太都比以前忙多了。我常常下班後去接孩子，回家后一隻手抱兒子一隻手做飯，晚飯後再去表演。有一天晚上表演之前，我和凱文·諾克斯聊了一會兒。凱文是波士頓相聲界的老將，號稱“相聲狂人”，他從前在拉斯維加斯表演後會把觀眾帶到大街上狂歡一通。他當時正在化療，身體非常虛弱。我對凱文說我已對成功不抱希望了，他對我說：“你會一路走到最高的地方。不要因為現在還在給別人免費表演或只賺50塊錢就喪氣。荷里活總是在找新題材、新明星。”凱文2010年死於癌症複發。他給了年輕的相聲演員莫大的鼓勵。

我在中國的唯一一次單口相聲表演

我們一家三口在2008年4月份的時候回了趟中國。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國內的變化又讓我吃了一驚。

我兒子那時還非常小，所以我決定不回白山，因為那裏沒有機場。我和父母還有弟弟就在上海見了面，然後我們再從上海一起飛到牡丹江我太太的老家。不管怎麼說那裏還有一個飛機場。

我在國內從來沒有去看過單口相聲演出。2008年回國之前，我和國內的一些相聲俱樂部聯繫了一下。我試了一個月，才和丁廣泉老師聯繫上。丁老師為我在海淀劇院安排了一場演出。

我從牡丹江回來后在北京待了幾天。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會去不同的俱樂部看錶演。中國的觀眾看單口相聲和美國觀眾有點不一樣，在美國，大部分的相聲俱樂部都是晚上有節目，好一點的俱樂部的天棚都比較低，俱樂部的室內溫度也調得比較低，觀眾一邊喝酒一邊看演出。在中國有很多相聲演出是在白天或者傍晚，觀眾基本喝茶，吃花生，嗑瓜子，很少有喝酒的；美國的觀眾比較愛笑，中國的觀眾比較愛鼓掌。

演出那天王向東帶着我去了海淀劇院。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美國認識的朋友加里·莫爾曼也去給我捧場。丁廣泉那天沒有去看我演出，因為他當時在唐山參加一個喜劇節，他的一個學生接待了我。

我在更衣室里等待的時候，當天的節目主持人問我：“你是自己來的嗎？”我說：“是的。”當時我才意識到，國內大部分都是對口相聲。然後他又問我：“你的西裝在什麼地方？”他們告訴我，表演傳統段子應該穿長袍，表演比較現代的段子應該穿西裝。幸虧當時我帶了一件西裝外套。我上台的時候他們又讓我把眼鏡摘下來，但我沒有同意，最後他們只好很不情願地讓我戴着眼鏡在舞台上表演。

我之前花了兩天時間把我的笑話從英文翻譯成中文。那個星期天下午，在這個能容納300人的劇場裏大概只有三五十個觀眾。我對着這些觀眾表演了7分鐘左右，我的笑話大部分都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觀眾確實掌聲鼓勵了兩次。通過這次演出我發現，找出邏輯錯誤的笑話，或者通過邏輯引申的一些笑話比較容易把觀眾逗笑。其他和文化背景相關的以及玩文字遊戲的英文笑話中國觀眾不容易理解。我還記得當天效果非常好的一個笑話是：如果我在一起車禍里喪生，我希望能夠和一個水泥攪拌車撞在一起，這樣我死以後馬上就會有一尊我的雕像。這基本上就屬於玩邏輯的笑話。那天同台表演的還有很多其他相聲演員，大部分人的演出效果也不是很好。這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國表演單口相聲，雖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比我第一次在美國表演的效果好得多。

相聲表演結束以後，我和一個看上去經驗很豐富的單口相聲演員聊了一會兒。他當時一邊吸煙一邊跟我講：“你的這些段子，大家需要想一會兒才笑，所以你講的還不是相聲。”他的這個說法比較有意思，因為在美國也有人跟我提過類似的建議。

2010年4月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說我無法把13億中國人逗笑，而且還說丁廣泉認為我的段子不好。但丁廣泉那天根本就沒在現場。說實話，我都不知道丁老師是否說過這句話，因為那篇報道登載了一些我自己也沒有說過的話。

在中國的外國人

加里·莫爾曼後來邀請我去了一個在北京的外國人聚會。我們約在東直門地鐵站見面，他來的時候騎了一輛小摩托車，讓我坐在他身後的後座上。他在擁擠的人群里開得非常快，我在後面心驚膽戰。我從來沒有把一個男人抱得這麼緊。

參加聚會需要帶一個禮物，加里把我帶到了一個西方人開的非常小的雜貨店。中國人在美國開的雜貨店一般都非常狹小，這次我才看到在中國的外國人也開了非常狹小的雜貨店。在那天晚上的聚會上，我知道有很多外國人在北京住，而且很多是在國內的演藝圈裏混。當時我聽說在北京的外國人漢語越流利薪水越高。那時候加里剛在一部中國電影裏面找到角色，那部電影是關於中國的第一個奧運運動員劉長春的故事。他在電影裏演一個英國的種族主義者。

謊言的誕生

我從中國回到美國以後接到一個電話，電影《謊言的誕生》想請我出演一個角色。美國大部分電影都是在荷里活拍的，但是後來馬薩諸塞州在稅收方面給電影工業一些優惠的政策，所以也有些電影會在波士頓拍攝。我在那部電影裏面演一個村民，提一些關於上帝的問題。5月份的一天早上，我來到了拍攝現場。我發現在電影裏有台詞的演員和群眾演員的待遇差別非常大。有台詞的演員有自己的休息室，有一些比較好的專供食品。有一天下午，天氣突然變冷，馬上就有一個助手跑上來搓我的手，讓我暖和一點。

瑞奇·熱維斯是這部電影的導演，他還是一個在英國和美國都比較有名的喜劇演員，主演了在兩國都非常受歡迎的喜劇《辦公室》（TheOffice）。瑞奇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比較輕鬆。在拍攝的時候，他突然從人群里鑽出來，用一支玩具槍朝史蒂夫射擊。史蒂夫是和他一起合作寫劇本的人，在電影裏客串一個小角色。後來瑞奇表演的時候，史蒂夫改掉了自己本應說的台詞，突然對瑞奇講：“我喜歡美國的辦公室，我覺得美國的辦公室比英國的辦公室好。”結果現場又哄堂大笑，因為瑞奇是英國人。

那天參加拍攝的很多演員是演舞台劇出身，所以他們的聲音比較洪亮。這些舞台劇演員在拍攝的時候，瑞奇需要提醒他們不要太誇張，但輪到我說台詞的時候，瑞奇沒有給我任何指導，他只是告訴我再把台詞念一遍。那一句台詞一共拍了三次，每次我說那句台詞的時候，其他演員都忍不住笑。拍攝結束以後，劇組讓我第二天再來做一些即興表演。

第二天，在拍攝現場，連那些化妝師都告訴新來的人，我前一天非常有趣。儘管那時候有一些從紐約和洛杉磯來的演員，而且有很多演員都在電影和電視上露過面，但我還是覺得那天我像個明星一樣，因為大家都在議論我的表演多麼有趣。

第二天我做完即興表演后，有一些演員告訴我，他們覺得我表演時說的那些話非常有趣。但一年半以後電影在劇場裏放映的時候，我即興表演的那些鏡頭都被剪掉了。非常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