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入川

一、空襲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着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凶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着豎著，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二、別武漢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裏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

（“文協”的幹事），便帶着“文協”的印鑒與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鉤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里。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里！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裏停泊。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在這裏，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中國人彷彿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了鋪位——在甲板上。

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着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里，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髮很黑——在水裏打旋兒。

三、重慶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咸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裏——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席，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席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彷彿是在爐里。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里。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里，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裏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裏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只有幾段被富先生們採用了：

《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嘆》（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讚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完。《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裏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裏，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裏跑到馮先生那裏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幾天。

四、友人與作家書屋

吳組緗先生的豬

從青木關到歌樂山一帶，在我所認識的文友中要算吳組緗先生最為闊綽。他養着一口小花豬。據說，這小動物的身價，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訪組緗先生，必附帶的向小花豬致敬，因為我與組緗先生核計過了：假苦他與我共同登廣告賣身，大概也不會有人出六百元來買！

有一天，我又到吳宅去。給小江——組緗先生的少爺——買了幾個比醋還酸的桃子。拿着點東西，好搭訕着騙頓飯吃，否則就太不好意思了。一進門，我看見吳太太的臉比晚日還紅。我心裏一想，便想到了小花豬。假若小花豬丟了，或是出了別的毛病，組緗先生的闊綽便馬上不存在了！一打聽，果然是為了小花豬：它已絕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張給它點奎寧吃，恐怕是打擺子。大家都不贊同我的主張。我又建議把它抱到床上蓋上被子睡一覺，出點汗也許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這年月的豬比人還嬌貴呀！大家還是不贊成。後來，把豬醫生請來了，我頗興奮，要看看豬怎麼吃藥。豬醫生把一些草藥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兒里，使小花豬橫銜着，兩頭向後束在脖子上：這樣，藥味與葯汁便慢慢走入裏邊去。把藥包兒束好，小花豬的口中好像生了兩個翅膀，倒並不難看。

雖然吳宅有些騷動，我還是在那裏吃了午飯——自然稍微的有點不得勁兒！

過了兩天，我又去看小花豬——這回是專程探病，絕不為看別人；我知道現在豬的價值有多大——小花豬口中已無那個藥包，而且也吃點東西了。大家都很高興，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騙了頓飯吃，並且提出聲明：到冬天，得分給我幾斤臘肉。組緗先生與太太沒加任何考慮便答應了。吳太太說：“幾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聽罷，都出了冷汗！

馬宗融先生的時間觀念

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個裝飾品。無論約他開會，還是吃飯，他總遲到一個多鐘頭，他的表並不慢。

來重慶，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書屋。有的說也罷，沒的說也罷，他總要談到夜裏兩三點鐘。假苦不是別人都困得不出一聲了，他還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談，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裏兩點鐘。表、月亮、太陽，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時間。

比如說吧，下午三點他須到觀音岩去開會，到兩點半他還毫無動靜。“宗融兄，不是三點，有會嗎？該走了吧？”有人這樣提醒他，他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點吃飯。早回來呀！”大家告訴他。他回答聲“一定回來”，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點的時候，你若出去，你會看見馬宗融先生在門口與一位老太婆，或是兩個小學生，談話兒呢！即使不是這樣，他在五點以前也不會走到觀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談，至少有十分鐘的話。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過去解勸，還許把別人勸開，而他與另一位勸架的打起來！遇上某處起火，他得幫着去救。有人追趕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見某種新東西，他得過去問問價錢，不管買與不買。看到戲報子，馬上他去借電話，問還有票沒有……這樣，他從白象街到觀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記得開會那件事，所以只走兩三個鐘頭，到了開會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經散了會，他也得坐兩點鐘，他跟誰都談得來，都談得有趣，很親切，很細膩。有人剛買一條繩子，他馬上拿過來練習跳繩——五十歲了啊！

七點，他想起來回白象街吃飯，歸路上，又照樣的勸架，救火，追賊，問物價，打電話……至早，他在八點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滿頭大汗，三步當作兩步走的。他走了進來，飯早已開過了。

所以，我們與友人定約會的時候，若說隨便什麼時間，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門，你哪時來也可以，我們便說“馬宗融的時間吧”！

姚蓬子先生的硯台

作家書屋是個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裏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後再親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說我扯謊了。

講到書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書層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裏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頭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簡單的說吧，他被稿子埋起來了。當你要稿子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一個奇迹。假如說尊稿是十張紙寫的吧，書屋主人會由枕頭底下翻出兩張，由褲袋裏掏出三張，書架里找出兩張，窗子上揭下一張，還欠兩張。你別忙，他會由老鼠洞裏拉出那兩張，一點也不少。

單說蓬子先生的那塊硯台，也足夠驚人了！那是塊是無法形容的石硯。不圓不方，有許多角兒，有任何角度。有一點沿兒，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翹起，中間的一點凸出，如元寶之背，它會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亂轉，還會一頭高一頭低地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為孫悟空就是由這塊石頭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時候，它會由桌子這一端滾到那一端，而且響如快跑的馬車。我每晚十時必就寢，而對門兒書屋的主人要辦事辦到天亮。從十時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響——到夜最靜的時候，大概連南岸都感到一點震動。從我到白象街起，我沒做過一個好夢，剛一入夢，硯台來了一陣雷雨，夢為之斷。在夏天，硯一響，我就起來拿臭蟲。冬天可就不好辦，只好咳嗽幾聲，使之聞之。

現在，我已交給作家書屋一本書，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費幾十元，送給書屋主人一塊平底的，不出聲的硯台！

何容先生的戒煙

首先要聲明：這裏所說的煙是香煙，不是鴉片。

從武漢到重慶，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間屋子裏，一直到前年八月間。在武漢的時候，我們都吸“大前門”或“使館”牌；小大“英”似乎都不夠味兒。到了重慶，小大“英”似乎變了質，越來越“夠”味兒了，“前門”與“使館”倒彷彿沒了什麼意思。慢慢的，“刀”牌與“哈德門”又變成我們的朋友，而與小大“英”，不管是誰的主動吧，好像冷淡得日懸一日，不久，“刀”牌與“哈德門”又與我們發生了意見，差不多要絕交的樣子。何容先生就決心戒煙！

在他戒煙之前，我已聲明過：“先上吊。后戒煙！”本來嗎，“棄婦拋雛”的流亡在外，吃不敢進大三元，喝么也不過是清一色（黃酒貴，只好吃點白乾），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窮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蟲滿床，再不吸兩枝香煙，還活着幹嗎？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煙，我到底受了感動，既覺自己無勇，又欽佩他的偉大；所以，他在屋裏，我幾乎不敢動手取煙！以免動搖他的堅決！

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個鐘頭，一枝煙沒吸！醒來，已是黃昏，他便獨自走出去。我沒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遞給他一枝煙，破了戒！掌燈之後，他回來了，滿面紅光，含着笑，從口袋中掏出一包土產捲煙來。“你嘗嘗這個，”他客氣地讓我，“才一個銅板一枝！有這個，似乎就不必戒煙了！沒有必要！”把煙接過來，我沒敢說什麼，怕傷了他的尊嚴。面對面的，把煙燃上，我倆細細地欣賞。頭一口就驚人，冒的是黃煙，我以為他誤把爆竹買來了！聽了一會兒，還好，並沒有爆炸，就放膽繼續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見蚊子都爭着向外邊飛，我很高興。既吸煙，又驅蚊，太可貴了！再吸幾口之後，牆上又發現了臭蟲，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興了！吸到了半枝，何容先生與我也跑出去了，他低聲地說：“看樣子，還得戒煙！”

何容先生二次戒煙，有半天之久。當天的下午，他買來了煙斗與煙葉。“幾毛錢的煙葉，夠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煙呢！”他說。吸了幾天的煙斗，他發現了：（一）不便攜帶；（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煙油射在舌頭上；（三）費洋火；（四）須天天收拾，麻煩！有此四弊，他就戒煙斗，而又吸上香煙了。“始作捲煙者。其無後乎！”他說。

最近二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煙了，而指頭上始終是黃的。

五、《殘霧》與劍北行

三九年初夏，“文協”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文協”為籌點款而想演戲。大家說，這次寫個諷刺劇吧，換換口味。誰寫呢？大家看我。並不是因為我會寫劇本，而是因為或者我會諷刺。我覺得，第一，義不容辭；第二，拚命試寫一次也不無好處。不曉得一位作家須要幾分天才，幾分功力。我只曉得努力必定沒錯。於是，我答應了半個月交出一本四幕劇來。雖然沒寫過劇本，可是聽說過一個完好的劇本須要花兩年的工夫寫成。我要只用半個月，太不知好歹。不過，也有原因，“文協”願將此劇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說，有寫劇與演戲經驗的朋友們，如應雲衛、章泯、宋之的、趙清閣、周伯勛諸先生都答應給我出主意，並改正。我就放大了膽，每天平均要寫出三千多字來。“五四”大轟炸那天，我把它寫完。

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綉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勛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由蘭州到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寧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裏——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像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裏。

六、《劍北篇》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

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裏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裏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裏。園裏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裏寫《劍北篇》。

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但對文藝的各種形式都願試一試。小說，試過了，沒有什麼驚人的成績。話劇，在抗戰中才敢試一試，全無是處。通俗的鼓詞與劇本，也試寫過一些，感到十分的難寫，除了得到“俗更難”一點真經驗與教訓外，別無可述。現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東西來了——詩！我作過舊詩，不怎麼高明，可是覺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着，也並不很難湊起那麼一首兩首的。志在多多學習，現在我要作的是新詩。新詩可真難：沒有格式管着，我寫着寫着便失去自信，不由的向自己發問，這是詩嗎？其次，我要寫得俗，而沒有地方去找到那麼多有詩意的俗字，於是一來二去就變成“舊詩新寫”或“中菜西吃”了。還有，一方面我找不到夠用的有詩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寫風景事物的時候我又不能把自幼兒種下的審美觀念一掃而光；我不能強迫自己變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綠的，而且把紅花也看成綠花！最後，新詩要韻不要，本不成為問題；我自己這回可是決定要韻（事實上是“轍”），而且仿照比較嚴整的鼓詞用韻的辦法，每行都用韻，以求讀誦時響亮好聽。這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韻不難找，貴在自然，也不知怎麼越要自然，便越費力氣！

有上述的困難，本來已當知難而退；卻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寫成一萬行！扯下臉硬幹並不算勇敢；再說，文藝貴精不貴多，臭的東西越多就越臭，我曉得。不過，我所要寫的是遊記，斷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故須長到萬行。這裏，倒沒有什麼中國長詩甚少，故宜試作；或按照什麼理論，非長不可；而純粹出於要把長途旅行的見聞作成“有詩為證”。那麼，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不用散文寫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問，所以不敢一板一眼地細寫。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詩寫出，或者較為合適。

時寫時停，一年的工夫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行。所以余的材料，僅足再寫十餘段的，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韻的關係，六千行中頗有長句，若拆散了從新排列，亦可足萬行之數。

一九四一年春初，因貧血，患頭昏病，一切工作都停頓下來。

頭昏病好了以後，本想繼續寫詩，可是身體虧弱，寫詩又極費力氣，於是就含着淚把稿子放在一旁，不敢再正眼去看。停擱得久了心氣越發壯不起來，乃終於落了個沒有恆心毅力——一個寫家須有像蠶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織成綢緞的絲來，同時，還須有和牛一樣壯實的身體呀！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詩寫成是無望了，遂含羞帶愧的把已成的二十八段交文獎會刊印成冊。何時能將全詩補成，簡直不敢說了！①——

①終未補成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