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文協與會刊
一、文協
文人們彷彿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戰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弔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着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文協”成立大會
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總商會禮堂開成立大會。
我是籌備委員之一，本當在二十六晚過江（我住在武昌）預備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臟，且必須趕出一篇小文，就偷懶沒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籌備得差不離了。
武漢的天氣是陰晴無定，冷暖詭變的。今日的風雨定難據以測想明日的陰，還是晴。二十七日早五點我就睡不安了。
“壞天氣是好天氣”，已是從空襲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語；我深盼天氣壞——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頭，而敵機結隊早來，赴會者全無法前去，豈不很糟？至於會已開了，再有警報，倒還好辦；前方後方，既已無從分別，誰還怕死么？
六點，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紅日一輪正在武漢大學的白石建築上。洗洗臉，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襲，能到了江那邊便有辦法，就怕截在江這邊，干著急而上不去輪渡。急走，至江岸，霧甚重，水聲帆影，龜山隱隱，甚是好看，亦漸放心。到漢口，霧稍斂，才八點鐘。
先到三戶印刷所找老向與何容二位。他們已都起來，大概都因開大會興奮。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會兒，大家的眼都瞅着由窗子射進來的陽光，感到不安。“這天兒可不保險”，到底被說出來；緊跟着：“咱們走吧！”
總商會大門前扎着彩牌，一條白布橫過寬大的馬路，寫着雄大的黑字。樓適夷先生已在門內立着，手裏拿着各色的緞條，預備分給到會者佩戴；據說，他是在七點鐘就來了。禮堂里還沒有多少人，白布標語與台上的鮮花就特別顯着鮮明清楚。那條寫着“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白布條，因為字寫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這三四條白布，沒有別的標語，倒頗嚴肅大方。
最先見到的是王平陵與華林兩先生，他們為佈置會場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說：“我六點鐘就來了！”
人越來越多了，簽到處擠成一團！簽完字便都高興的帶起緞條和白布條——緞條上印着成立大會字樣，布條上寫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時便知道誰是誰了。入了會場，大家三五成組，有的立，有的坐，都談得怪快活。又進來人了，識與不識，攔路握手，誰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組聯成大一點的組，或竟聯成一整排；立着的彷彿是表示服從多數，也都坐下去。攝影者來了不少，看還沒有開會，便各自分別約請作家，到屋外怕照。這時候，會員中作刊物編輯的先生們，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發給大家。印好的大會宣言，告世界作家書，會章草案，告日本文藝作家書，本已在每個人的手中，現在又添上幾種刊物，手裏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懷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點不甚方便的喜悅。
啊，我看見了豐子愷先生！久想見見他而沒有機會，又絕沒想到他會來到漢口，今天居然在這裏遇到，真是驚喜若狂了。他的鬍子，我認得，見過他的像片。他的臉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來的）原來是暗中有光，不像我理想的那麼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臉，一團正氣，光而不浮，秀而誠樸。他的話，他的舉動，也都這樣可喜而可畏。他顯出不知如何是好的親熱，而並不慌急。他的官話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誠懇的感情。
在他旁邊坐着的是宋雲彬先生，也是初次會面。說了幾句話，他便教我寫點稿子，預備為兒童節出特刊用的。我趕緊答應下來。在武漢，誰來約稿都得答應；編輯者當面索要，少一遲疑，必會被他拉去吃飯；吃完朋友的飯，而稿子卻寫得欠佳，豈不多一層慚愧么？
跟他們二位剛談了幾句，鍾天心先生就過來了。剛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見，話當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豐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況且，他還等着我給他介紹朋友啊。他這次是由廣州趕來的。胖了許多，態度還是那麼穩而不滯。我倆又談了會兒；提起許多老朋友，都已難得相見；可是目前有這麼多文藝界朋友，聚在一堂，多麼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賓開始求大家簽字。我很羨慕她們，能得到這樣的好機會；同時，又很慚愧，自己的字寫得是那麼壞，一頁一頁的專給人家糟蹋紙——而且是那麼講究的紙！
快開會，一眼看見了郁達夫先生。久就聽說，他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沒機會見他一面。趕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個豪爽的漢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親熱，而確是親熱。正跟他談話，郭沫若先生來到，也是初次見面。只和郭先生說了一句話，大會秘書處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備振鈴開會。黨政機關的官長，名譽主席團，和主席團，都坐在台上。名譽主席團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寫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細瘦；蒼白的臉，厚厚的頭髮，他不很像個日本人。胡風先生陪着他，給他向大家介紹。他的背挺着，而腰與手都預備好向人鞠躬握手，態度在稍微拘謹之中露出懇摯，謙虛之中顯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體，好像負着大於他幾千幾萬倍的重擔。他的臉上顯着憂鬱，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來向真正愛和平的朋友們握手，齊往艱苦而可以達到正義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樣子頗像個廣東女人。
振鈴了，全體肅立。全堂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開會，王平陵先生報告籌備經過，並讀各處的賀電。兩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鐘的工夫，這給予訓話和演講的人一個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陳部長的代表訓話，果然都很簡短而精到。鹿地亘先生講演！全場的空氣緊張到極度，由台上往下看，幾乎每個人的頭都向前伸着。胡風先生作了簡單的介紹，而後鹿地亘先生的柔韌有勁的話，像用小石投水似的，達到每個人的心裏去。幾乎是每說完一段，掌聲就雷動；跟着就又是靜寂。這一動一靜之際，使人感到正義與和平尚在人間，不過只有心雄識遠的人才能見到，才肯不顧世俗而向卑污黑暗進攻，給人類以光明。文藝家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呀！
周恩來先生與郭沫若先生相繼演說，都簡勁有力。末了，上來兩位大將，馮玉祥先生與陳銘樞先生。這兩位都是會員，他們不僅愛好文藝，而且對文藝運動與文化事業都非常的關心與愛護。歷史上——正像周恩來先生所說的——很難找到這樣的大團結，因為文人相輕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們和和氣氣的坐在一堂，連抗日的大將也是我們的會員呀。
已到晌午，沒法再多請人演講；其實該請的人還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報告：（一）請到門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飯，來賓和會員都務請過去。（三）午餐后，會員就在普海春繼續開會，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熱鬧，拿着像匣的你擋着我，我擋着你，後面的干著急，前面的連連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滿載而歸”。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臉上，大家攜手向飯館進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裝的華服的，都說著笑着，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圍攏進來，大概覺得很奇怪——哪裏來這麼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樓上已擺好十幾席。大家顧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談的友人談話，有的忙着給小姐們簽字——馮玉祥先生已被包圍得風雨不透。這時候，我看見了盧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詩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還說要和我的那首文協成立會的賀詩呢。我倆正交換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趕到前面，找着個空位就坐下了。多麼巧，這一桌都是詩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錫金先生，再過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蔣山青先生……。一盤橘子已被搶完，我只好把酒壺奪過來。剛吃了兩個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讀大會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裏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誦起來。沒想到這麼累得慌，讀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過兩杯酒，還沒落個后力不佳。讀完歸座，菜已吃空，未免傷心。
盛成先生朗讀致全世界作家書的法文譯文，讀得真有工夫，博得幾次的滿堂彩。
一位難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裏，他立起來自動的唱了個流亡曲，大家也報以掌聲。他唱完，馮玉祥先生唱了個吃飯歌，詞句好，聲音大，大家更是高興。老將軍唱完，還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卻不喝，煙酒是與他無緣的。緊跟着，我又去宣讀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孫師毅先生朗讀胡風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藝作家書，老向先生宣讀慰勞最高領袖暨前線將士的電文。飯已吃完。
空襲警報！
早晨到會來時的那點不安，已因會場上與餐廳間的歡悅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敵機果然來了。好像是暴敵必要在這群以筆為武器的戰士們團集的時候，給予威嚇，好使他們更堅決的抗日。日本軍閥是那麼愚蠢的東西呢？炮火屠殺只足以加強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齊心呀！他們多放一個炸彈，我們便加強一份抗戰的決心。感謝小鬼們！
緊急警報！
桌上的杯盤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討論會章。正在討論中，敵機到了上空，高射炮響成一片，震得窗子嘩啦嘩啦的響。還是討論會章！
會章通過，適夷先生宣讀提議案，一一通過，警報還未解除。進行選舉。選舉票收齊，主席宣佈委託籌備委員檢票，選舉結果在次日報紙上披露。
警報解除，散會。
晚報上登出大會的盛況，也載着敵機轟炸徐家棚，死傷平民二百多！報仇吧！文藝界同人們怒吼吧！中華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沒有和平；成立大會是極圓滿的開完了，努力進行該作的事吧！
總務組長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裏開的。會裏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七歲①——
①老舍對“文協”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老舍就沒有“文協”。此文是老舍為“文協”成立七周年所作的總結。此外，老舍還作有《會務報告》等多篇，都是關於“文協”的珍貴史料。
在我的眼睛裏，“文協”有時候睡一會兒覺，而沒有死過一回。
當“文協”在武漢的時候，幾乎每一位會員都詳詳細細的知道會中工作的日記，因為座談會與茶會是那麼多，人人都能聽到會中昨天作了什麼，和明天要作什麼。那時候，會款差不多沒有超出三百元過，可是工作的緊張倒好像我們開着一家銀行似的。那時候，大家初次嘗到團結的快樂，自然要各顯身手，把精神、時間，與錢力，獻出一些給團體。那時候，政府與民眾團體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所以大家喜歡作事，政府也願給我們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趕到“文協”遷來重慶，大家在精神上還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趕不上在武漢時節那麼多了。一來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漢時彼此捎個口信便可以開會；二是物價漸漸的高漲，大家的口袋裏不再像從前那麼寬裕；於是，會務日記彷彿就只有理事們才知道，而會員們便不大關心它了。慢慢的，物價越來越高，會中越來越窮，而在團體的活動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動不如一靜的態度，“文協”就每每打個小盹了。可是它並沒有死。它的會刊時常脫期，而沒有停刊。它還組織了前線訪問團，並派代表參加前線慰勞團。每到“七七”，它必去獻金——不管錢數多少，我們總願盡心力而為之。它舉行各樣的座談會，參加國民月會和種種的集會。它的會所依然是會員們的“娘家”。
它沒有死，所以得到社會上的信任。它永遠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對它也願時時予以提攜援助。
去年，它發動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的徵募，沒有怎樣費力，它便得到了好幾百萬元。社會上看得起它。這筆錢有了極大的用處。有許多害病的會員，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養病，有許多由湘桂流亡出來的會員，在半路上得到接濟得以及早的來到四川或雲南。有的會員來到重慶，“文協”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們，給他們一些安慰。“文協”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兒了。
“文協”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經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會刊，《抗戰文藝》，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雖短，可是以一個團體來說，以在抗戰中種種的艱苦來說，這實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這七年中，它聽見過多少次炸彈的爆炸聲音哪！“文協”總會的窮而樂，睡而不死，也就影響到它的分會。雖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會都因軍事的關係而結束，可是貴陽的，成都的，昆明的分會反而因此而更見活躍。以昆明分會來說，它曾有一個時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來，它又復興起來，去年為貧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績比重慶總會還好。於此，我不能不喊一聲：“文協萬歲”了！
二、《抗戰文藝》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盡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泄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迹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裏，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裏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閑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