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從上海到瑞金

《鬥爭》事件

在文學園地耕耘之餘，瞿秋白應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時為這些刊物寫些政治和時事評論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個別負責人的委託，為中央起草文件。不過，這“偶而”的機會，實在太少，目前所知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秘書處的文件處閱處文件時，提出了如何區別不同情況，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見。他關照說：要阿秋①提出幾條整理文件的規定出來。瞿秋白欣然從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對於中央機關應當收集、保管的文件的範圍、內容，整理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都有明確的規定。他要求對所有文件“切記註明年月日，愈詳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團體的機關報，需全份保管者，應妥善置於“只有至多兩人知道的地方，同時當然要是不甚費錢的地方”，並“把歷年來的機關報上之論文，編一本分類目錄（並在每篇註明寫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寫了一條“總註：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②這是一個目光遠大，對革命前途充滿了勝利信心的設想；迄今為止，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關於檔案文件管理的規定——

①周恩來親昵地稱瞿秋白為“阿秋”。

②據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這時所寫的政論時評文章，除《布爾塞維克》外，多數發表在《紅旗周報》（中共中央理論刊物）、《鬥爭》（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和《中國與世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公開出版的政論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國與世界》上所發表的文章，有《恭請列國聯軍》、《流氓政策和立憲政策》、《三民主義的清算》、《有國大家賣》、《當前的重要問題》、《太平洋戰爭中的上海問題》等。據編者稱讚說：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凈，極少改抹。著論以譏評時政為多，持論儘管尖銳，而說理透闢入里，邏輯性強。行文也不是劍拔弩張，而是從容不迫，圓潤流暢。文中詞彙豐富，尤喜熔鑄新詞”，“文章妙語如珠，機智，新穎，別具風格。”①瞿秋白在《紅旗周報》、《鬥爭》上發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鮮明銳利——

①季楚書：《紀念“左聯”，緬懷戰友》，《左聯回憶錄》上，第201—202頁。

②瞿秋白在《紅旗周報》上發文約13篇，署名范亢；在《鬥爭》上發文約20篇，署名狄康。這些文章長的一兩千字，短的僅幾百字。

瞿秋白用筆名狄康在《鬥爭》上所寫的文章，絕大多數發表於1933年6、7、8三個月，即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前夕。他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政策，揭露了敵人在戰略策略上的變化和企圖，及時地向黨提出了重要意見。如果說有什麼缺點和不足，主要是他還不可能直接地反對當時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傾路線，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還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這些文章給瞿秋白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1933年9月22日，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①，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對瞿秋白的公開批判。這個決定危言聳聽，無限上綱，指責瞿秋白文章的許多觀點是“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來解除黨動員群眾的武裝”，“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因而，瞿秋白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臨時中央政治局號召全黨“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來教育同志，並檢查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堅決的打擊一切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傾向，以保證徹底執行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10月底，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周報》發表社論《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為白區黨完成反對五次“圍剿”各項任務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爾基的名言：“敵人不願意解除武裝，我們就必須消滅他”，強調要對瞿秋白“開展最無情的鬥爭”。同期發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鬥爭》的長文，提出“反對目前最危險的羅明路線和狄康同志的觀點”，是“順利的執行衝破五次“圍剿”的一切戰鬥任務的前提。”11月，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全文轉載此文，把對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區推向蘇區，在全黨展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受到組織上的整頓，嚴格檢查了該刊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①《六大以來》（下），第56頁。

②《紅旗周報》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瞿秋白在《鬥爭》上所寫的文章中，受到嚴厲批判的主要有《臨死的呼號》（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廬山會議的大陰謀》（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國際反帝大會——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這些文章的內容，無非是揭露帝國主義各國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武裝侵略，蔣介石反動政府投降賣國，反對和企圖消滅工農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文章特別指出蔣介石對蘇區開始採取了軍事“圍剿”和政治經濟手段並用的方針；在軍事上由過去的急進直入改為“封鎖”、“包圍”、“步步為營”的戰法。這些看法，顯然是正確的，遠比“左”傾路線的指導者高明得多。

《廬山會議的大陰謀》一文，被中央認為錯誤“特別”嚴重。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觀點明確，文字簡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國民黨的報紙，不久以前還說蘇聯的政策是‘有組織的飢餓政策’，說蘇聯農民的困苦還‘過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這當然是抄襲帝國主義者的謠言來誣衊蘇聯。然而國民黨自己卻的的確確在實行‘有組織的飢餓政策’。最近廬山會議的結果，最重要的就是議決嚴密的封鎖蘇維埃區域——其餘的決議，什麼察哈爾問題，什麼新疆問題等等，都是軍閥混戰的‘準備’，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贛剿匪’問題的決議說得清清楚楚：‘實行對於匪區的嚴密封鎖，一切藥材、煤油、電料、鹽等都嚴禁輸入匪區，並在匪區附近實行這些東西的公賣，凡是沒有‘良民證’的人都不準購買。”瞿秋白嚴厲地譴責道：“這不是‘有組織的飢餓政策’是什麼！其實，這不但是飢餓，而簡直是造成活地獄的政策。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幾千百萬的民眾沒有鹽吃，沒有煤油用……受了傷和生了病沒有葯可以醫。總之，是用極殘酷的手段弄死這幾千百萬的民眾”，“要靠飢餓政策去逼迫紅軍”，“廬山會議就決定了這個大陰謀”。瞿秋白在下面又寫道：“然而這封鎖政策的別一方面，卻也表示着國民黨統治的崩潰。國民黨的白軍比紅軍多四、五倍，國民黨的武器——最新式的飛機、坦克等等比紅軍的勝過幾十倍，然而國民黨的白軍不敢開到前敵去打。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然而不！他們不敢叫大隊的士兵去打，卻只敢‘封鎖’，‘包圍’，‘步步為營’。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的士兵群眾不大靠得住了，因為蘇區的廣大民眾極大多數是‘非良民’了，因為蘇區的廣大民眾都是紅軍的‘暗探’和‘眼線’。”

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錯，那麼明顯的有兩點：一是對興起於察綏抗日前線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缺乏正確的估計，錯誤地認為這是“軍閥混戰的‘準備’，”這是照抄“左”傾錯誤的觀點；二是過低地估計敵人力量，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以為國民黨軍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隊兵士打紅軍了，這也是“左”傾指導者的主張。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錯誤，這裏絕對沒有臨時中央決定中所強加給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這一錯誤的內容，主要就是認為目前時局的中心，不是兩個政權——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尖銳對立，而是軍閥混戰，認為國民黨‘不敢派白軍去打紅軍’，只能採用經濟封鎖與狡猾的手段，污衊蘇維埃與紅軍的實際力量，認為‘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認國民黨的廬山會議與棉麥大借款的中心任務是為著進行五次‘圍剿’，這樣來完全與中央的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相對抗，企圖以他的機會主義來解除黨動員群眾的武裝。這一錯誤的實質是右傾機會主義。”

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顛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傾領導人壓制和拒絕不同意見，堅持“左”傾錯誤的頑固立場，以及實行排斥異己的宗派主義和懲辦主義的錯誤。他們在中央蘇區的福建、江西地方黨組織和紅軍中，開展的反對“羅明路線”的殘酷鬥爭，從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級，愈演愈厲，到五次反“圍剿”戰爭前夕，已達到狂熱的地步。

“左”傾領導人，對於因為“左”傾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表示懷疑和反對的同志，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的帽子，進行無情打擊。他們在白區對瞿秋白的公開批判，正是這種鬥爭狂熱的擴大和繼續。他們妄圖以可怕的莫須有的罪名，把這樣一位曾經主持過中央領導工作，在黨員群眾中享有威望，而又對現行路線表示異議的領袖人物，徹底打倒，以消除他在黨和人民中的影響。

對於強加給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決定下達以前，臨時中央已向瞿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錯誤”。瞿秋白寫了聲明給《鬥爭》編輯部，承認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錯誤”，原因在於“過分估計革命形勢”，即承認自己“左”，而不承認右了。於是引起更嚴厲的指責和批判，說他是“加深”了錯誤，進行“機會主義的抵抗”①。據瞿獨伊回憶：“我聽母親說，在一次小組會上，父親對這種歪曲和誣衊進行了平靜的申述，但是，宗派主義分子竟蠻橫地吼道：‘象你這樣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黨外去！’”②瞿秋白只好在中央決定下達五天之後，寫了《我對於錯誤的認識》的檢討書，按照“左”傾領導人定的調子，全盤承認了“錯誤”——

①《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②《憶秋白》第231頁。宗派主義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半年後他就當了可恥的叛徒。

王明“左”傾集團對瞿秋白的殘酷打擊，反覆折磨，嚴重地損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從此，他幾乎擱下了他的健筆，沒有再寫多少文章；此後發表的僅有的幾篇文章，也幾乎全是奉命的應景之作，差不多是沒有思想、沒有懷疑的機器的產品。當然，他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能夠思考和善於思考的人，“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①這不僅是為了避禍，也是一種雖然消極卻更為深沉的抗爭——

①瞿秋白：《多餘的話》。轉引自《瞿秋白年譜》第14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這場殘酷鬥爭的結局，是調遣被鬥爭者到戰火紛飛的中央蘇區去。

1931年底，臨時中央來電，要瞿秋白去中央蘇區。瞿秋白一直嚮往和關心蘇區，聽到傳達中央通知后，馬上說：“想去很久了！”據楊之華回憶說：瞿秋白這時是興奮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靜地點燃了煙斗，安詳地吸着，縷縷青煙緩緩升騰，好象帶着他的心飛向遠方。”②他提出問題：“之華可以去嗎？”通知人回答說可以向組織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蘇區生活和醫療條件都很差，他要求讓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楊之華同行，絕非非份之請。第二天，上級領導人的答覆是：暫時不能去，因為她的工作要有人來接替。這當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誰能說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團的要人們，有誰從中國到蘇聯去，或者從白區到蘇區，或從蘇區到白區去，不攜眷同行呢？黨內政治上的顛倒，就使一切都被顛倒了——

②楊之華：《回憶秋白》，未刊稿。

事情決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來的著作和譯作。楊之華也忙於為他準備行裝，一隻整理好的衣箱已經放在屋角。他對楊之華嘆息着說：“可惜《茨岡》沒有譯完，來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譯稿又放下，自語說：“隨身帶去又不可能。”一會兒，他又說起駁斥叛徒葉青的七、八萬字的書稿被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張聞天遺失，實在可惜。他感到今後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會再從事著述；過去所寫的東西，即使不能公開出版，也應該妥善保存，留待革命勝利以後與讀者見面。一旦遺失，就難以彌補了。

瞿秋白對於和楊之華的這次分別，心裏很不平靜。他似乎預感到蘇區的前景微妙；在“左”傾錯誤指導下，許多同志都可能有這種預感。離別的前一夜，瞿秋白照舊晚睡。但這夜的情形卻異於往常。下面是楊之華的回憶——

在靜悄悄的夜裏，他彎着腰低着頭伏在書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來的習慣。但這一夜卻與往常不一樣，我在睡夢中不斷醒過來，也不斷地見到他繞着我的床踱來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煙，安靜的夜並不能安靜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時候，他看見我醒了，悄悄地走過來，低下頭，指着書桌上的一迭書說：“這是你要讀的書。”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將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着看吧！”

他一夜沒有休息，但精神還很好。我們談着當前的工作，也談着離別以後的生活。我發現他一直為分別後我的生活耽心，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輕鬆地對他說：“不要緊的，過去離別幾次不是都重見了嗎？這次當然也一樣！”他說：“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

我說：“組織已經答覆我們，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們會很快地見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說：“之華，我們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還記得廣東某某同志夫婦一同上刑場的照片嗎？”我緊緊地擁抱着他說：“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這是無限的依戀之情啊！但是，瞿秋白雖文弱而又堅毅，溫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是堅強的共產黨人，為了理想和信念，他們可以捨棄一切，直至獻出他們的寶貴的生命。

這一天的晚飯比較豐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們各出一元錢，叫了個菊花鍋，買了幾個蘋果，大家很愉快地給他送行。①

到深夜十一點，秋白離開寓所到輪船碼頭去，我送他到門外。這夜刮著寒風，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單薄的寒衣，負着病弱的身體，迎着風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時，他停下腳步，回頭走了幾步，在白雪紛飛中顯得昏黃暗淡的路燈光下凝視着我，緩慢地說：“之華，我走了！”我激動地回答說：“再見，我們一定能再見的！”

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盡頭，我才回到住所。②——

①《憶秋白》，第219—220頁。

②楊之華：《回憶秋白》。

半個月後，楊之華收到瞿秋白帶來的一張短箋，上面寫着：“我將到我們的老家，很快會看見親兄弟，那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天堂！快來！”

中央教育人民委員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時，風雨雪交加①，瞿秋白從上海乘船出吳淞口南駛。從此，告別戰鬥了將近八年的上海和在這裏的親人——

①楊之華回憶說，瞿秋白1月11日夜十一點離滬，天下着雪，大風。《魯迅日記》則記載：7日晝陰，“夜雨雪”，9日白天微雪，而11—12日都晴。據此可知，瞿當於7日夜離滬。9日魯迅得瞿來信，當為楊之華在瞿走後寄出。

其時，從上海到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已由過去的三條，剩下僅有的一條。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頭，改乘火車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寶坑，然後從這裏步行，經永定鐵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嚴坑、豐稔、庄太拔、茶地、白沙、舊縣、南陽、塗坊、元亨、河田、長汀、古城到瑞金。這條交通線，由中央交通局的工農通訊社管轄，下設十幾個站點。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間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設在地下黨員或可靠的群眾家裏。交通員大多是經紅軍軍官學校訓練的班長以上的共產黨員。

他們負責遞送文件、護送幹部、保護物資運輸。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這一條路線。瞿秋白化裝為醫生，在武裝交通員的掩護下，大約在1月中旬到達赤白交界地區。這裏只能在夜間行進，白天就在山頂上隱蔽休息。有時離敵人的警戒地區很近，不僅可以看到燈光，甚至可以聽到敵人的說話聲。他們在赤白交界區連續走了幾夜后，到達閩西根據地邊沿地區。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進，晚間在農家住宿。瞿秋白從這裏分別給魯迅和楊之華寫信，託人轉送到上海。這就是楊之華收到的短箋，和魯迅在1月28日收到的來信①。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達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②教育部視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長，始於1931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瞿秋白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又在同月27日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推毛澤東、項英、張國燾為正副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分設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即教育部長。由於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職，3月間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會議，議決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長。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瞿秋白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2月3日，即瞿秋白抵達瑞金前兩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人民委員會人選，張聞天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瞿秋白連任教育人民委員——

①《魯迅日記》1934年1月28日：“星期。晴。……得宜賓信。”

②人民委員會，即臨時中央政府。

瑞金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號稱紅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腦人物都聚集在這裏，其中許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敗后就分手了，如毛澤東；有的是六次代表大會以後分手的，如吳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就很少再見面的，如周恩來、鄧穎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動人心的。石聯星的一段回憶①，記下了這樣感人的場面：——

①石聯星：《秋白同志永生》，《憶秋白》第340頁。

1934年，在紅色首都瑞金，一個簡陋的辦公室里，聚集了幾位同志，在我記憶里有李伯釗、沙可夫、錢壯飛、胡底，還有兩位留蘇的同志，他們在那裏交談着什麼。忽然門口出現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邊眼鏡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襖，面容清癯，風度瀟洒而安詳，約三十餘歲。他象春天的風，帶來溫暖與歡樂。剎時間，整個屋子沸騰起來了，大家激動地呼喚着：“秋白……秋白……”。還有人用俄語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圍起來了，與他擁抱握手，握手擁抱，問這問那，不少同志用俄語與他交談。我來到中央蘇區一年半，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相會的場面。當時我也跟着激動，不知是誰在我耳邊低聲地說：“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達瑞金前四個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蔣介石從1930年底開始，先後四次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都失敗了。這一次他改變過去長驅直入的戰法，在蘇區周圍築碉堡三千多個，以五十萬大軍步步為營，逐漸推進。同時在經濟上進行嚴密封鎖，政治上推行清鄉、保甲、連坐、懷柔等政策，企圖一舉消滅紅軍和蘇區。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不懂中國國情和紅軍作戰原則，只憑軍事教條進行瞎指揮。他甚至躲在房子裏，憑誤差很大的地圖指揮戰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戰爭開始時，李德等人採取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要紅軍“全線出擊”，攻打敵堅固陣地。1933年9月底，敵軍佔領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圖收復黎川，“禦敵於國門之外”，命令紅軍攻打白區敵鞏固據點，屢敗屢攻，轉戰於敵碉堡區。11月，福建事變發生，事變領導人願與紅軍合作反蔣。毛澤東此時建議，紅軍主力應突破敵圍攻線，進攻蘇浙皖贛地區，威脅敵根本重地，迫敵回援，既可粉碎敵之“圍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絕這一正確主張。1934年1月，蔣介石飛往建甌督戰，連克廈門、福州，鎮壓了福建事變。同月，中共臨時中央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軍事上由冒險主義轉為保守主義，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使紅軍損失嚴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4月，敵軍佔領廣昌，敲開了中央蘇區北大門。

作為中央教育人民委員，在炮火連天的戰爭環境裏，如何領導和開展蘇區的教育工作呢？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課題。在戰爭條件下，教育不能脫離革命戰爭，孤立地進行。瞿秋白在《階級戰爭中的教育》①一文中指出：

現在的教育是革命戰爭時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個打仗”——何況正在戰爭的緊要關頭。……

……戰爭時代的教育，特別要注意學生的集體的社

會工作，——就是一切參加戰爭的工作，要在學生的社會活動中去進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課之中去教育他們的階級的戰鬥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經過文化團體——消滅文盲協會，工農劇社等，——去動員廣大的男女群眾，使他們在識字讀書運動之中加緊參加戰爭的種種工作，使他們的識字和讀書能直接增加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戰鬥能力，使他們能夠在集體的娛樂之中（晚會、演戲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戰爭意義的教育，能夠學習階級鬥爭——揭破反動分子或是機會主義者的假面具，組織和發揚工農群眾的革命熱忱。這是我們的教育路線——

①《鬥爭》（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第62期，1934年6月2日。

以農村為主的蘇區，廣大貧苦農民在過去無法求學，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蘇區的教育工作，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適齡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眾性社會教育。其中，在廣大人民群眾里開展識字掃盲運動，進行集體的文化娛樂活動，便成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眾政治覺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戰爭條件下，教育不能脫離革命戰爭，但教育作為一個獨立的科學的部門，又具有自己的規律和特點。教育事業的領導者，必須把在戰爭條件下容易放任自流、雜亂無章的教育工作，納入有組織有領導的軌道，使各級教育部門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職視事伊始，便與教育部副部長、長期代理部長職務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緊制訂教育工作的各項法規條例。

從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個月時間，教育人民委員會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訂教育法規二十四個。今天遺存下來的是當時用毛邊紙油印的一冊《蘇維埃教育法規》。這是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師範和社會教育在內的蘇區教育法規大全。

這本《蘇維埃教育法規》中收錄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會議《關於省教育部報告》中說：會議聽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同志關於新的教育政策的報告。但瞿秋白這個報告，沒有記錄保存下來。我們對於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員任內的具體情況，所知很少，僅從《蘇維埃教育法規》中和一些同志的回憶中，略知一二。

楊之華經過大量調查，所寫的回憶錄說：秋白經過調查研究以後，寫了一個蘇區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與任務的計劃，召集人民教育委員會的會議，進行了研究討論。據當時擔任人民教育副委員和蘇維埃大學副校長的徐特立同志說，秋白到蘇區后，從制訂教育方針到編寫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不同意當時“左”傾路線指導下強調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和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因而發生了分歧和爭論。①瞿秋白對於蘇區教育路線和政策，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同意過“左”的路線和政策，這是可信的。他所寫的《階級戰爭中的教育》一文中，沒有出現“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的內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訂教育法規條例時，便不可避免地有所遷就，寫進某些共產主義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後由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簽署的《小學制度暫行條例》第一章《總綱》便明確規定：“第一條在工農民主專政下的小學教育，是要訓練參加蘇維埃革命鬥爭的新後代。並在蘇維埃革命鬥爭中訓練將來共產主義的建設者——

①楊之華：《回憶秋白》。

第二條共產主義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工具之一，……”。又如《列寧小學校學生組織大綱》強調指出：“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必須在鬥爭中勞動中實際工作中去學習。離開了鬥爭勞動與實踐，專拿書本來讀，是說不上共產主義教育的。”

儘管如此，這些法規條例還是力求把共產主義教育同具體的教學實踐結合起來，使之落到實處，而不使其成為空洞的高超的口號。在法規條例中，強調改善教學方法，正確安排課程，力求教給學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學知識。以初級小學、高級小學的課程設置為例：

國語——“初級小學國語課，應包含政治（最淺易的敘說革命常識、鄉土地理、革命歷史等）及自然（淺易的敘述理化及生物、生理衛生的常識），同時必須在初級小學的三學年中教授兒童以最簡易的敘述文的作法，使初級畢業時，學生能自動的寫作簡單語句的短文。”“高級小學的國語，仍應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議論和批評的成份，同時必須在高級小學的二年中教授兒童以初步的議論文的作法，使高級畢業時，學生能自動的寫作最淺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應用文（如信函、路條、短篇議論文等）。”①

算術——“初級小學的算術應教完整數加減乘除四法及諸等數、因數以及小數的最初階段。”“高級小學的算術至少應學完百分數，小數，分數，開方及比例，並給以最淺顯的幾何學知識，且必須教授簿記（記賬）、會計等實用科目的簡單方法。”②——

①②《小學課程教則大綱》。

社會與科學常識——“高級小學添設社會常識及科學常識兩種科目：（一）社會知識課，應包含有系統而最淺易的歷史、地理及社會關係的常識，從社會現象的敘述，逐漸引導到時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等的觀念。（二）科學常識課，應包含有系統而最淺易的理化、生物、生理衛生的常識，從具體的自然界現象的敘述，逐漸引導到最淺顯的科學公律的概念。”①

應該說，這些課程的設置和要求，是符合蘇區的實際情況的。

師資不足，是蘇區發展教育事業中的一大困難。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把發展蘇區的師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蘇維埃教育法規》全面地規劃了建設師範教育的藍圖。不但建立了修業期為一年的高級師範學校，修業期為半年的初級師範學校，還建立了修業期為三個月的短期師範學校，在寒假暑假期間還開辦小學教員訓練班，以利現任或將任列寧小學教員進修。各級師範學校，培養了大批教育幹部，特別是婦女幹部。“在許多專門學校裏面，婦女佔着極大的數量”，“在許多學校中，婦女充當教員、教委主任，直至校長”①——

①王昌期：《蘇區教育的發展》，《紅色中華》，1934年9月29日。

建設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師隊伍，就要解決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在五十萬敵軍壓境，階級鬥爭極端尖銳的時刻，教育部門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的破壞和叛變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瞿秋白一方面強調要提高警惕，反對那種“不問有無知識，亂用一些地主富農來當教員，甚至辦教育幹部學校和訓練班的時候，專門招收一些富農地主，連只認得幾十個字的也收納“①的錯誤作法。他質問道：“我們有這些精力和財力來栽培幹部，為什麼不栽培工農子弟和勞動婦女，而要去教育這些無知識的富農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堅持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反對“左”的錯誤。他明確地說：“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舊知識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農或是他們的子弟，這個政策並用不着改變。”③又說：“忠實於蘇維埃，服從蘇維埃法令的舊知識分子，我們仍舊把他當作蘇維埃職員看待，我們還是要督促他們，勉勵他們積極的工作。”④在各類學校的章程中，幾乎都這樣明確地規定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做到這一點，實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階級戰爭中的教育》。

國立蘇維埃大學是一所幹部學校，是以造就蘇維埃建設的各類高級幹部為任務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員兼任蘇維埃大學的校長，徐特立任副校長。1934年4月1日，蘇維埃大學舉行開學典禮。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蘇區黨團中央局及紅軍大學代表出席了典禮。瞿秋白、張聞天、朱德等先後在會上發表了講話。瞿秋白說：“大學開學的戰鬥任務，是為了發展中國的蘇維埃革命，供給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幹部人材。每個學生同志，都應深刻的了解自己偉大的使命，努力學習，努力參加實際的社會工作，遵守紀律，嚴厲禁止一切地方觀念以及開小差的行為，為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運動而鬥爭。”①

蘇維埃大學在7月間併入中共中央黨校，它單獨存在了不到四個月。10月間，中央紅軍主力開始撤離，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也隨之結束。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瞿秋白對蘇區教育事業，傾注了心血，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據徐特立回憶說：“他對教育工作十分負責，蘇大住校直接負責者是我，但他關於政治教育每一課程，每一次學習的討論的題目他都加以原則指示。他那樣衰弱的身體，在十分艱苦生活環境，由於他認真工作，一切困難他都忘卻了，精神上表現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領導下，中央蘇區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934年3月間，江西、福建、粵贛、瑞金等地有列寧小學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學生約十萬人；補習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識字組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六個，組員僅江西一省約達十二萬人；俱樂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個，參加活動的固定會員就有九萬三千多人。蘇區多數學齡兒童進入了學校，不少勞動人民擺脫了文盲之苦。③——

①《紅色中華》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憶與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時候》。《憶秋白》第322—323頁。

③王昌期：《蘇區教育的發展》，《紅色中華》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蘇區的時間是短暫的，領導教育工作的時間尤其少。但是，作為中央教育人民委員，他在教育事業上作出的貢獻，將長留在黨和人民的心中。

主編《紅色中華》

瞿秋白在擔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員同時，還擔任《紅色中華》報的社長兼主編。①——

①前任主編沙可夫因病於1934年初去蘇聯療養。

《紅色中華》創刊於1931年12月11日，初為周刊，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后改三日刊，雙日刊，成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國總工會、青年團中央的聯合機關報。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張中央級的鉛印大報。發行量最多時達到四萬多份，發行到各個革命根據地，即使在偏遠的山區和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見到《紅色中華》報。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間就根據他對《紅色中華》的研究心得，寫了《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發表在《鬥爭》第50期。文中對黨的報刊新聞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他指出，《紅色中華》應在以下六個方面進行改進。

第一，《紅色中華》作為聯合機關報，對於“黨部在一切政策和群眾中的領導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黨報要反映“‘黨的建設’——各級黨部的情形，各級黨部在蘇維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級黨部的發展，各級黨部的優點和錯誤等等——必須反映在這個報紙上。”

第二，應該正確地在報紙上開展自我批評。在報上具體地指出一些壞的現象是正確的。但對“群眾的積極性，各種偉大的運動，總之，蘇區一般的社會改革，從政治經濟的大問題直到種種人情風俗、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卻只有籠統的敘述。……這是應當改正的，關於優點和勝利的記載要更具體些。”在報道壞現象和缺點時，應該報道“黨的糾正政策”。

第三，報紙在編輯方面偏重於鼓動性的報告勝利的標題。應當使紅軍和工農群眾每天了解戰鬥的總形勢。對“當前最主要的事實和運動”，要作明晰的連續的報道，“給讀者以極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們認識革命的各種戰線上的具體情形。”

第四，加強社論和論文的指導作用，反對命令主義的傾向。對群眾的某些疑慮，要作富有說服力的解釋。對於新問題，要時常發表有指導性的解釋論文。要指導各級政府和黨部怎樣去解釋，並且直接對人民群眾說明黨的政策的意義和具體的辦法，“這樣可以大大的幫助簡單的法令，可以領導民眾反對官僚主義的惡習。”

第五，要開展工農兵通訊運動。報紙不能只靠偶然的外來投稿。除了組織特約通訊，派出記者到各重要戰線和重要區域以外，還要開展工農兵通訊運動，即組織每個地方、各條戰線的工農兵通訊協會，把能夠寫些通訊的兵士、貧農、工人組織起來。

第六，建議發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夠勉強讀得懂最淺近文字的讀者群眾的”《工農報》。

當時，中共中央設有中央黨報委員會，直接貫徹中共中央的意圖，指導中央機關報刊。因此，瞿秋白在擔任《紅色中華》報的社長和主編以後，並不能使上述改進《紅色中華》報的正確意見，完全付諸實踐。在“左”傾路線達到頂點的時期，瞿秋白在黨內繼續受到排擠，沒有發言權。據《紅色中華》的編委韓進回憶，連當時的中央黨報委員會的成員陸定一都有意避免與他見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與毛澤東關係極好，他們同受排擠，政見相同。人們常常看到這兩位詩人，坐在樹蔭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澤東，有時還與瞿秋白開個小小的玩笑，問他是不是想念楊之華？但是，他們也只能通過吟詠，抒發一點不平和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們對“左”傾路線的不滿。

這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成為蘇區一切工作的重心。《紅色中華》的宣傳報道，自然是圍繞這個重心，動員一切人力財力，支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因此，報紙大力地宣傳了擴大紅軍的運動，大量報道了人民群眾踴躍參軍的模範事迹，介紹各地在擴大紅軍中的先進經驗，批評了某些地方在擴大紅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推動了人民群眾參加紅軍的運動。報紙大力地宣傳了節約糧食、節省經費支持紅軍的運動，號召人民群眾為保衛蘇區貢獻自己的力量。此外，《紅色中華》還報道了蘇區的“肅反”，批評了官僚主義。當然，在“左”傾路線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紅色中華》不可避免地要宣傳“左”傾路線的錯誤主張，諸如過左的政治口號，過左的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過左的黨內鬥爭和肅反政策，等等。這些錯誤的主要責任，不在瞿秋白，而應由中共中央來承擔。這是不說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紅色中華》這時在依靠群眾辦報方面有所發展。報社成立了通訊部，擬訂了開展工農通訊工作的計劃，規定了幫助和培養通訊員的辦法。報社向通訊員發了聘書，定期給他們發報道提示，並出版油印的《工農通訊員》，二十天或一個月出一期。內中對通訊寫作內容、方法和注意事項，都有通俗淺近的講解。通訊員的人數不斷擴大，由報紙創刊時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個包括各地方、各系統的龐大通訊網。

紅軍長征以後，瞿秋白擔任中央局宣傳部長，繼續主編《紅色中華》。為了保守紅軍撤離蘇區的秘密，《紅色中華》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報的面目出現，一切照舊：社址不變，印刷廠不變，版式不變。報紙內容仍以報道戰爭通訊為主，刊載軍事電台收到的各蘇區捷報，但不提紅軍的行動情況。瞿秋白搬到報社來住宿，與其他兩位編輯韓進和袁血卒，一起承擔報紙的編務工作。另一個編委謝然之藏在農村養病，不來上班，後來在敵人大搜查時被捕叛變。瞿秋白帶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堅持報紙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以後，敵軍逼近了，瞿秋白便隨軍行動。白天，他與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還做鼓動工作。到達宿營地，大家休息了，他還要連夜寫稿審稿，以保證報紙按時出版。他也注意調動身邊工作的同志，鼓勵他們經常為報紙寫稿。這樣，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決定突圍轉移時為止，瞿秋白把《紅色中華》報堅持辦到最後一期。在中央蘇區報刊新聞工作中，他是忠於職守的傑出的領導者。①——

①本節參考許煥隆著《瞿秋白》一文（《新聞界人物》二，第54—65頁），並借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領導蘇區文藝工作

蘇區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極為艱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員的起居室和辦公室，設在一個狹小的土房裏。房中除了一張木板床，一張破舊桌子和幾條長板凳外，就是一個所謂書架：一塊長木板上放了許多文件和書籍。瞿秋白到達蘇區時，敵人封鎖最嚴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難。據老同志回憶，當時糧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兩到一斤四兩；食鹽每人每日只有一錢，且職無高低，人無老幼，大家一樣。

有些人處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往往會喪失奮鬥的勇氣，留戀或追求物質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蘇區的革命者們卻充滿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這集中表現在蘇區文藝工作的蓬勃發展。

蘇區的文藝工作，分為兩個系統，一是紅軍系統以紅軍大學為中心；一是地方系統，由教育人民委員部隸屬的藝術局統一指導。瞿秋白在蘇區期間，始終把文藝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蘇區工農劇社，最初是由外來的少數文藝工作的愛好者與紅軍中高級幹部發起組織起來的，很短時間推廣到省縣區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批准的《工農劇社簡章》明確規定工農劇社的性質和任務，指出：“工農劇社是工人、農民、紅軍、蘇維埃職員等研究革命戲劇的組織，以發展戲劇戰線上的文化革命鬥爭，贊助蘇維埃革命戰爭的藝術運動為宗旨。”“工農劇社支社各在所屬俱樂部籌備並舉行演戲晚會或表演活報，組織音樂隊、唱歌隊，以及其他更簡易的化裝表演、雙簧、說故事等遊藝；平時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研究戲劇理論及劇本，收集當地材料，練習上述各種遊藝，並按時將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報告分社。”支社由工廠、工會、合作社、學校、部隊、各級蘇維埃機關及革命團體組成，隸屬於各該團體機關的俱樂部。在一縣範圍內，已經建立了三個以上支社時，可聯合組成縣工農劇社分社；然後產生省分社和中央總社。由此可知，工農劇社是開展群眾性文藝工作的組織。隨着工作範圍的擴大，文藝工作幹部的需要也越來越多，為此中央蘇區創辦了第一所戲劇學校。戲校原稱“藍衫團學校”，瞿秋白提議學校名稱應以高爾基來命名，他說：“高爾基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應該是我們戲劇學校的方向！”他推薦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和戲劇《下層》給做文藝工作的同志說：“那真正是表現勞動人民的小說和戲劇。”①高爾基戲劇學校校長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藝術局長李伯釗擔任。戲校任務是“栽培蘇維埃戲劇運動與俱樂部、劇社、劇團的幹部，養成蘇維埃運動的人材。”②戲校內設中央蘇維埃劇團，“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領導之下，舉行定期的巡迴表演”，“助理戲劇學校的實習課目的教授”③。高爾基戲劇學校及中央蘇維埃劇團，會同工農劇社中央總社“編髮戲劇運動函授講義，在理論上及實際上領導全蘇區工農劇社。”④——

①李伯釗：《回憶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紀念》。《人民日報》1950年6月18日。

②《高爾基戲劇學校簡章》。

③《蘇維埃劇團組織法》。

④《工農劇社簡章》。

高爾基戲劇學校的創業是艱難的。瞿秋白用魯迅的話來鼓勵李伯釗：“路是走出來的。”又說：“革命的戲劇學校在蘇區還是初生的嬰孩，慢慢撫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釗：《回憶瞿秋白同志》。《人民日報》1950年6月18日。

戲校學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團員，都是參加過土地革命的農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參差不齊，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難的是教員太少，又多兼職，內中錢壯飛、胡底，每周每人竟擔任二十四小時課。經黨和瞿秋白同意，決定請被俘白軍軍官中擅長導演、舞台裝置和美術等專業，並經過一時期工作考驗的人來當戲校教員。學生卻借口聽不懂俘虜軍官的廣東話，不歡迎他們講課。瞿秋白耐心地說服學生們，他說：“廣東話聽不懂可以慢慢聽。目前你們需要美術的知識，舞台裝置的知識。他們有這種專門知識，你們沒有，要虛心跟他們學習。他們過去是白軍軍官，繳槍過來了，替紅軍做事了，仍然討厭他們，瞧不起他們，這是不對的。你們不要他們教，你們就沒有教員，沒有教員的學校就只好散夥，散夥就只好請你們收拾包袱回家，學校關門……你們天天在唱工農劇社的社歌：‘我們是工農革命的戰士，藝術是我們的武器，為蘇維埃而鬥爭！’我問你們大家一個問題，藝術這個武器你們究竟拿到手沒有？”學生整齊而乾脆地答道：

“沒有！”他們被瞿秋白說服了①。

在討論高爾基戲劇學校教學計劃時，瞿秋白強調指出兩點：第一，戲校要組織劇團（即中央蘇維埃劇團）到火線上去巡迴演出，鼓勵士氣；平時按集期到集上流動表演，保持同群眾密切的聯繫，搜集創作材料。他說：“閉門造車絕不能創造出大眾化的藝術來的。”第二，戲校除普通班外應添設紅軍班和地方班。紅軍中文娛工作與各軍團劇社的活動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認為戲校如果不為紅軍培養藝術幹部，就失去了創辦的重要意義。他還建議調瑞金、長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廠的工農劇社社長到戲校，開設地方班。他說：“沒有戲劇工作骨幹，就談不到什麼工農戲劇運動。”②——

①②李伯釗：《回憶瞿秋白同志》。《人民日報》1950年6月18日。

瞿秋白對中央蘇維埃劇團的指導是具體的。有一次，劇團演出了《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劇，劇中表現一個不滿十歲的兒童團員和他雙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來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說出紅軍的行動。這劇每次演出，群眾都被感動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開了劇作者、導演、演員的會議，稱讚這劇的成功。他說：這一齣戲應當到邊沿區到處去演，解決群眾鬥爭最尖銳的矛盾，暴露白軍的殘暴，鼓勵群眾如何同白軍作鬥爭。增加邊沿區群眾勝利的信心。他指齣劇本中有些台詞生硬，抽象，聽起來不入耳。他說：要用活人口裏的話來寫台詞，不要硬搬書上的死句子。務要使人一聽就懂，願意聽。讓群眾閉上眼睛，也能聽出是什麼人在什麼環境下講話。語言藝術是戲劇成功必不可少的條件。他鼓勵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調寫歌曲。他說：“通俗的歌詞對群眾教育作用大，沒有人寫譜就照民歌曲譜填詞。好聽，好唱，群眾熟悉，馬上能流傳。比有些創作的曲子還好些！”①——

①李伯釗：《回憶瞿秋白同志》。《人民日報》1950年6月18日。

②庄東曉：《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蘇區》。

瑞金的中央機關和學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這時瞿秋白學會了騎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來騎馬出去了。有時他到梅村的戲校看演出，或者為教職員講政治課，解答時事問題。他那深入淺出地講解，使聽眾總是精神集中，不時發出笑聲。一走出校門，總有一大群師生圍住他，不讓他走。他每次都說：隔兩天我再來聽“哎喲來”（興國縣青年農婦歌手劉秀章的綽號）的興國山歌。一陣如雷的掌聲把他送走。劇團中兩個最小的演員丘蘭、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員部才回來。

有時他騎馬跑遠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養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幾個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動地說：“你帶病來看病人，我們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②是的，瞿秋白這時三天兩頭髮高燒，傅連暲醫生天天都來給他看病，開藥，打針。有時他實在支持不住，卧床時仍舊要看文件，處理工作。戰友們深知瞿秋白長期帶病工作，總設法給他弄來一條魚和幾隻雞蛋。但煮好後送到他跟前時，他總是問這東西從哪兒來的，別人吃過沒有？有時，鄧穎超從幾里路外跑來，送點麵粉和白糖給他，並親手煎幾張糖餅給他吃，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已是最好的營養品了。

1934年秋，主力紅軍出動長征以後，瞿秋白把蘇維埃劇團分成三個團，按部隊形式編組。石聯星、王普青帶領火星劇團；施月娥、劉月華帶領紅旗劇團；趙品三（這時李伯釗已隨軍長征，由趙接管工農劇社總社和藝術局的工作）帶領宋發明負責的戰號劇團，分成三路獨立在劃定的戰區內，進行演出和創作活動。這時，瞿秋白對劇團的指導更加具體，要求更加嚴格。他要工農劇社的全體社員在個人創作的同時，要進行集體創作，以求多寫和寫好劇本，提高話劇創作水平。為了誘導大家寫作，他寫了很多故事，同時要大家也先寫些故事給他看，然後再編成劇本。他說：“先寫故事是寫劇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實性和典型性。”①他要求大家經常與老年農民作朋友，聽取故事。即使是很短小簡單的故事，也應該記錄下來。他要大家體驗各種生活，他說：“沒有豐富的社會體驗，就不可能產生好的作品。高爾基就有極豐富的社會體驗，所以他的作品質量很高。”②根據瞿秋白的意見，劇社的同志寫出很多話劇、歌劇、舞劇和山歌。瞿秋白要求制訂劇本的審查和預演制度。審查時，他鼓勵大家發表意見，當有的同志說“這個行”、“那個不行”時，他說：劇本的成功，必須經過“寫”和“預演”兩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劇本產生。有些很差的劇本，經過預演、修改，都成了很好的劇作。幾個月過去，由於採取個人創作和集體創作並重的方針，寫成了不少劇本。經瞿秋白選編、寫序，出版了中央蘇區唯一的劇本集——《號炮集》，選入《犧牲》、《不要臉》、《李保蓮》、《非人生活》、《游擊》等五個劇本。油印出版了三百多本，發到全區。瞿秋白對於優秀的兒童演員，親自製訂培養計劃，經常檢查訓練情況，先後培養了四個童星，並為他們舉行晚會，給他們戴上紅領巾和紅花，從而推動了兒童演員藝術水平的提高——

①《憶秋白》第3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②同上書，第329、330頁。

1935年春節過後，在火線和農村演出的三個劇團，根據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駐地進行會演。經過幾天的行軍，劇團來到雩都縣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興地拿齣劇團寄給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經他修改的筆跡。他讓大家休息兩天，準備會演。綵排時，他時常來看。會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裏的群眾差不多都來了，有的走了十幾里路趕來看戲。中央分局的負責人項英、陳毅、陳潭秋、何叔衡、毛澤潭、劉伯堅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裏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觀看演出。人們興緻極好，台上台下的情緒交融，晚會高潮迭起。節目演完，天已經快亮了。二十七年後，1962年趙品三寫詩懷念這次晚會：“東邊唱罷西邊和，前幕收場后幕開。披蓑張蓋通宵立，三度聞雞不肯回。元宵結綵贛江春，壯舞高歌洗戰塵。夜雨綿綿弦韻急，紅燈冉冉掌聲頻。”①演出后，瞿秋白參加了評議，並向演員們發了獎。

隨着戰爭形勢的惡化，劇團的人員一律分到紅軍中去。瞿秋白要和這些可愛的文藝戰士們分別了。他是在會演后的第三天夜間離開小密的。當天晚上，趙品三、石聯星和劇團的二位同志到住處來看他。這是一間農民的茅屋，有一個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張小桌，上面堆滿了書和文件。小警衛員在收拾東西，瞿秋白也在燈下整理文件和書。他親切地對他們說：“你們要正式到部隊裏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機會能演出就演出……”。②他談了許多話，希望他們好好跟着隊伍行動，爭取儘可能的機會演出，宣傳。

當天夜裏，瞿秋白離開小密。蘇維埃劇團的文藝戰士們，銘記着他的語重心長的叮囑，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領導下的蘇區群眾文藝運動和專業文藝工作，成績是顯著的。它對於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鼓舞蘇區軍民的革命鬥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延安時代的文藝運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毛澤東在1939年5月的一個月夜，與蕭三散步時談起瞿秋白的犧牲時，不勝惋惜地說：“假如他活着，現在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該有多好啊！”③——

①《憶秋白》第3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②《憶秋白》第3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上書，第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