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童年時代、青年時代（1904—1937）
鄧小平與其他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同，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漂泊中度過的。1920年他離開四川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後來去了莫斯科。1927年回國后即投入到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主流中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些年對於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動蕩不定的。事實證明，他在這些年中，通過與兩個人的交往所建立起來的友誼，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後來他的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都是極其重要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早期在法國，後來回國后，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早期他數次和周恩來一起工作；三十年代早期在江西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他初次和毛澤東密切交往。
家庭背景與早期生活
鄧小平於1904年8月22日生於中國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鄧先聖，然而當他五歲時在一家私塾上學時，他的新教師認為這個名字（意思是聖人的先輩）不合適，是對孔子的侮辱，馬上把它改成了希賢①。
與其他許多革命者一樣，鄧小平這個名字當時採用的是化名，這在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內戰初次爆發時，在那種情況下他這樣做已是司空見慣。1929年，他作為一名政治組織者去了廣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為鄧斌——儘管是暫時的。鄧小平的童年時期，中國仍然是一個未受民主政治影響，而是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傳統閉塞的社會。雖然現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鄧小平所受的啟蒙教育仍是在一所傳統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種通常為地主的兒子們所開辦的封建科舉制度的普通教育學校。舊的傳統在日常生活中影響很大，甚至當鄧小平到達法國在馬賽進行僑民註冊時，寧願根據中國的農曆來把他的生日定於7月12日（即農曆七月份的第12天），而不願根據西方的陽曆來計算。②
鄧小平的家在廣安縣協興鄉的牌坊村，在重慶以北約一百公里處。重慶是長江沿岸從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後一個大城市，距上海約2500公里，是歷史上的一個大都市。但是，與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鄰的一些地方相比，它並不怎麼富裕。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後來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過了他的後半生。
鄧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時期從江西遷到廣安的。據鄧榕所述，鄧家的家境一直很貧困，直到鄧小平的祖父成為手藝高明的手工業者才積存了一點財產。①一些評論者曾經提出鄧小平的祖籍是廣東省的客家人，藉此充分顯示客家人的勇猛、頑強、好鬥的名聲。④但據可考證的情況來看，如果這個家庭曾經是客家人的話，他們好像早已喪失了這種特性。當然也沒有任何特別的證據能把鄧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聯繫起來。例如，他似乎不說客家話，而說的是明顯帶有四川口音的漢語。⑤事實上，我們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點來描寫鄧小平，比如對於四川人我們往往用他們以吃辛辣食物聞名的特點來描述他們。四川人的性格比較暴躁——導火線很短，很快就着火，但平靜下來后，不記恨人也不害人。
鄧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種財富在他的家庭規模上可以反映出來：他共有4個妻子、7個孩子——4個兒子、3個女兒。⑥他的第一個妻子姓張沒有孩子；第二個妻子有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第三個妻子姓蕭，在他的兒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第四個妻子名叫夏伯根，帶過來一個女兒，又生了兩個女兒。鄧小平是由鄧文明的第二個妻子所生的長子，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個姐姐叫鄧先烈，鄧小平的親生母親在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鄧小平同他父親的第四個妻子夏伯根的關係比較好。幾年之後當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時，夏伯根隨着鄧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鄧小平和孩子們都把夏當作他們的奶奶，儘管實際上沒有什麼血緣關係。
鄧小平離家后，儘管他很想同家裏聯繫，但都始終沒有聯繫上。有趣的是直至1993年，他的許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還健在。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和他的繼母夏伯根在一起。鄧小平的一個弟弟鄧墾，生於1910年，起初在廣安縣任小學教師，後來成了一名報刊編輯，他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華社工作，1949年在重慶市任副市長，後來調任武漢市副市長，“文化大革命”中作為“走資派”受到了批判，——無疑是受到家庭牽連的一個典型事例——後來得到平反，1982年退休時任湖北省副省長。
鄧小平的另一個弟弟鄧蜀平卻沒有這麼幸運。鄧蜀平生於1912年，在他父親死後，成了一家之主，在國民黨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員。1949年後在大學裏攻讀法律，先後在貴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慶市任職，“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紅衛兵的批判——可能由於他早期在國民黨內的經歷和與鄧小平的關係雙重緣故——在1967年自殺了。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於1936年去世。
1909年，鄧小平5歲，就進了私塾，開始走上了傳統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經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隨着科舉制度的解體，隨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種科舉教育已對他毫無意義，於是鄧進入一家教授現代課程的小學上學，後來畢業於廣安縣中學。不久，他去重慶求學，然後又去了法國。留法學習的動力來自他的父親，那時他父親在重慶，鼓勵鄧小平和他的弟弟（鄧小平的叔叔）還有另一個親戚來到重慶，進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進一步學習。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二十世紀早期的幾十年是一個動蕩的時期，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挑戰，努力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儘管許多問題都是由十九世紀殖民者入侵中國而引起的，但由於當時形成的一種與西方互補的依賴關係，有些中國改良主義者提倡把西方的觀念和教育體系作為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和重新富強起來的一種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員，他曾經留學巴黎南部的蒙達尼，1912年在蒙達尼市的市長和其他幾位法國知名人士還有蔡元培的積極支持下，李佑英創立了“留法儉學會”。
到1919年，已經有許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儘管像李佑英等這樣的留學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們的父母支付其學費，但很快就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讀運動的發起——用中國話來說即“勤工儉學”，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奮地工作，節儉地學習”——實際意義是在國外的中國學生的學習是靠一邊打工一邊學習的。隨着“五四”運動中國新民主主義的誕生，許多中國青年被這既能出國旅行又能顯示愛國熱情的好機會——出國勤工儉學——所吸引。
如果中國學生要在法國居住生活，他們就必須學習法語，1919年，吳玉章，中國革命黨的成員之一，在重慶為四川學生開辦了一所留法預備學校，鄧小平和他的親戚進入了這所學校。⑦1920年，鄧小平的班裏大約有90名學生通過競爭性的考試后被選送去法國。鄧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選中了。1920年9月11日，這群學生離開上海，登上了開往馬賽的法國海上郵政船盎特萊蓬號，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達馬賽⑧。戴維·鮑那維在他的傳記中推測鄧小平離開故土到法國，暗示了鄧與他的家庭之間可能有一些磨擦，因為鄧小平是長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裏，準備將來在鄧文明死後繼承父業，支撐起整個家庭而不是去法國⑨。然而本傑明·揚提出的觀點正好相反——鄧小平的父親希望兒子追求更崇高更偉大的事業，追求他自己沒有完成的事業。⑩
法國生活與中國政治
儘管鄧小平在法國度過了五年，從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從16歲到21歲——卻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他在那些年裏變成了親法者，至少在政治上是這樣。另一方面，他確實在某些領域裏獲得了一些西方生活情趣，他喜歡足球和法國菜就始於那個時候，特別是羊角麵包，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流亡在北京時，常常喜歡做法國菜，而且常送一些給鄧小平品嘗。鄧小平曾向楊尚昆說他在法國的生活時：“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麵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有趣的是在巴黎獲得這些樂趣，好象是胡志明教會年輕的鄧小平的。1974年“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第一次出國旅行中，鄧小平去了紐約就一心想買一些羊角麵包，後來有人建議既然回國要經巴黎，在巴黎買更好。這次他在巴黎買回一百個帶回國，送給周總理和其它那些早年在巴黎就喜歡吃羊角麵包的老同志們。⑾
從鄧小平和楊尚昆的談話中似乎表明：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代早期的法國正處於經濟危機的中間階段，工作非常難找，中國人當時很快就發現他們持有的中國的學歷證明資料在進入法國高等院校時不能被接受，他們的法語口語還不能應付學習的需要。大部分人想漂泊到巴黎到那些僱用大批外國工人的大型工廠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頓古爾市的雷諾汽車廠，鄧在法國的最後三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兒打工度過的。在那裏他們這些人同甘共苦，非常親密地住在一起，許多人由於政治的原因或社會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產主義運動中。
關於鄧小平在法國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可靠的資料主要來源於警方記錄。然而鄧小平直到1925年才受到警方嚴密的注視。⑿因此，鄧小平在法國的前一段時間用來周遊法國各地，在這段時間干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包括在機車上當司爐和在廚房幫工——能找到什麼工作他就幹什麼工作。他從馬賽到了巴耶，在巴耶中學學習了三個月，錢用完后，他漂泊到位於巴黎西南郊的拉加雷納科隆市的華僑社區，進入一家工廠工作，正是在這兒，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和其他三四個活躍的中國青年創建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法國的中國共產黨的前身——儘管現在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鄧當時被馬上吸收參加了該組織的活動，後來到1921年他在克魯梭鋼鐵廠工作，直到1922年初終於到達蒙達尼，此地肯定是他離開重慶時計劃要去的地方之一。
二十年代初的蒙達尼是一個美麗而又寧靜的偏僻的城鎮，那兒的居民們如果知道當時他們正在接待的這批激進的中國工讀學生是後來主宰中國命運的人物，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些學生不僅來自四川，而且來自其它各省，包括相當一部分人來自湖南長沙。到達蒙達尼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成立了新民學會，這個學會後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形成的核心。新民學會是由蔡和森和毛澤東於1918年在長沙創立的，1919年該學會積極組織了青年學生去法國留學。毛澤東留在國內。但蔡和森和其他成員到了國外，這些人包括李維漢，鄧小平就是在這時認識他的。這些人加入了蒙達尼學會，許多人都像鄧小平那樣在哈金森的橡膠廠做工。
這個時候是鄧小平呆在蒙達尼最好的七個月，然而快到1922年底時，他又要走。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在那兒他進入中學學習。1923年初，他又回到了蒙達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廠，在那兒呆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他的工作記錄卡不僅記着他被分配在製鞋車間工作，而且還表明1923年3月後他就不再被重新僱用了。⒀儘管沒有說明為什麼不再僱用鄧了，但很可能是因為鄧小平頻繁地參加政治活動導致了與中國社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造成的。鄧小平在蒙達尼呆到1923年6月，後來回到巴黎西南部，在比揚吉爾市的雷諾汽車廠做鉗工，他一直呆在那兒直到1926年1月才離開法國。
有理由認為鄧小平在法國的活動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1936年鄧小平告訴埃德加·斯諾：他是由法國共產黨轉到中國共產黨中的。⒁雖然這不一定是事實，但鄧小平的組織能力很早就得到了清楚的顯示，1922年他很快投入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的工作中，當年和他一同赴法的一位同事回憶起他們到達馬賽時，鄧小平負責安排四川學生登陸，幫助他們提行李的情形，而其他新來的學生卻留在船上不知道該幹什麼。⒂他的組織能力很快應用到政治活動中。1922年鄧小平加入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中，這個支部是由當時在法國的激進的中國人包括周恩來和蔡和森創立的（作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前身）。就鄧小平本人而言，據他女兒說好像是1924年7月15日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天他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領導組的五個成員之一，根據黨章這就使他承擔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成員的責任。⒃
周恩來開始作為青年團後來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刊物雙月刊的編輯。鄧小平和他一起工作，負責出版。實際上文件和刊物大都通過手刻的蠟板和用手滾動的油印機印刷出來的。鄧小平負責大量的具體工作，從那時起一直是油印大部分團的後來是黨支部的材料，直到離開法國。當巴黎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他的房間時，他已經離開法國到了蘇聯，警方發現兩台油印機的全部零件、滾筒和幾包印剛紙。⒄由於這段經歷，他的同事倒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油印博士”。
當周恩來1924年離開法國回國時，鄧小平接替了他的中央機關刊物《赤光》的編輯工作。於是他很快成為法國中國共產黨的比較老資格的成員之一，儘管他當時年僅21歲。1925年6月，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些示威者向中國政府駐法公使館發動了襲擊，此舉象徵著和上海的共產黨及工人們團結一致，大大驚動了法國輿論界，導致了大約5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被驅逐出境，又有大約50多人自願返華。鄧小平被選為新的黨支部領導人之一時他發現他已處在警方的密切監視之下。
1925年後半年，鄧小平分別在巴黎舉行的幾個會議上就如何促進中國共產黨事業的發展和當前的中國形勢發了言。會議中，由於中國留法學生內部意見的對立，分化成親共和反共兩大派。有一次會議幾乎是在互相對打中結束的。據報導，當椅子在空中橫飛時鄧小平在主席台上平靜地看着這一切。另一件事是他離開法國的前五天，在激烈的辯論中，鄧小平認為中國北方軍閥將領馮玉祥將軍應該和蘇聯結盟，奇怪的是，在剛一年多一點之後，鄧小平就被派往西安和馮玉祥一起工作。法國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了鄧小平在比揚古爾市的住房，然而鄧小平和他的夥伴們在前一天已經離開了法國去了莫斯科。
從學生到政治工作者
在莫斯科，鄧小平終於有機會能夠深造了，儘管這裏的學習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學術上的。他循着早年的中共黨員踩出的路從歐洲來到了莫斯科，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許多中國人就在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大學、中山大學就讀，後者創建於1925年底，即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最好的時期，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資金主要是富裕的國民黨黨員捐贈來的。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歲月，不僅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互相密切合作，而且中國學生自己也捲入到蘇共黨派內部的衝突之中，並受到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追隨者的拉攏。
鄧小平在莫斯科結識的人中可能有陳紹禹，當時陳的這個名字比他以後所用的王明這個名字更有名氣。王明就是自1930年底至1935年初一直統治中國共產黨的28名布爾什維克中的最高領袖，還有張聞天，也是這28個人中的其中一員。鄧小平在中山大學的這些同學中還有三人值得一提：一個是當時他並不認識的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後來國民黨退守台灣，其父蔣介石死後，他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另一個是王稼祥，也是作為28名布爾什維克的成員回國的，他後來較少在公開場合出頭露面，後來證明：在1935年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為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中，王稼祥給予了毛寶貴的支持，並且是長征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與毛澤東、張聞天一起在遵義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1933年當鄧小平的日子不好過時是王稼祥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第三個同學是馮玉祥的大女兒馮輔能，1926年馮玉祥去蘇聯尋求援助，他並不是一個典型的軍閥將領，而是一個接近共產黨具有高度嚴明紀律的基督教將軍。儘管他基本上是反共產主義的，但準備暫時接受蘇聯的援助，然而共產國際的援助是建立在馮玉祥加入國民黨並參與蔣介石重新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北伐——的基礎上的。這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馮玉祥回國時隨行的大約有一百多位共產國際的顧問，包括好幾個中國人，這其中就有鄧小平。⒅馮玉祥的國民軍是以中國西北部的西安為基地的，在軍隊的總司令部下有幾個信奉共產主義的軍官們，當時他們既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都是國民黨員，建立了一所軍事訓練學校。——鄧小平在該校擔任政治指導員，幫助培養未來的軍官。但是到了1927年4月，這個計劃不得不放棄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直到公開化。馮玉祥在這場衝突中公開倒向蔣介石一邊。
鄧把他的名字改為鄧小平，南下到了長江沿岸的武漢，又一次和周恩來到了一起。不知是由於他和周的關係，還是因為他的資格比較深，鄧被分配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當時中央委員會總部設在武漢，國民黨已經分成兩派，左派總部設在武漢，遠離蔣介石的影響。中共把它的中央秘書處也設在此地，似是很自然的。因為它能提供一些政治保護。不幸的是，到了1927年七八月間，這個想法也不能如願，主要是由於共產國際的干擾，國民黨左派也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共產黨，迫使其轉入地下。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鄧小平作為秘書長也參加了會議。這次緊急會議認為總書記陳獨秀個人應該對黨的災難負責並撤銷了他的領導職務，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軍事起義方針，中共中央委員會（包括鄧）秘密到了上海。在上海，年僅23歲的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這是一個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行政職務，負責中共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交通和財政事務。這段時間，對中共是一個考驗，上海和其它城市地區的中共活動差不多全部轉入了地下。1927年到1928年，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8月的南昌起義。
鄧在1927年到1928年期間的活動鮮為人知，即使在他女兒寫的傳記中也只是泛泛而談，大概因為中共秘書處的工作處於地下狀態，鄧在日常工作中隨時都會碰到危險，因此他的行蹤始終都是秘而不宣的。後來鄧回憶起這段歲月時說：當時到處都是白色恐怖，但他和他的妻子與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共住的一幢房子僅被搜查過一次。⒆由於中國國內的形勢和共產國際想繼續控制中共的雙重原因，1928年6月第六屆中共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中共新集體領導班子大部分成員包括周恩來和領導抨擊陳獨秀的瞿秋白都去了莫斯科。然而工人運動的組織者李維漢，——鄧在蒙達尼認識他的——在大會期間留下來負責中共的日常事務，鄧成了他的助手。
1928年春天，通過一張私人紙條的聯繫，鄧第一次結婚了，他的妻子是張錫瑗，一個通曉歐洲語言的專家，也在中共秘書處工作，他們相識於莫斯科，在上海結的婚，不幸的是，這僅是一個短暫的婚姻，她在1930年1月死於難產後的一種疾病。儘管1929年9月中共中央派鄧去廣西組織政治活動，他在12月下旬的某個時候曾回到上海彙報工作，他妻於死時他正在上海。⒇
廣西與農民起義
到了二十年代後期，中共要執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政治路線，要在中共領導下發動農民，要建立農民蘇維埃，要把農民起義和城市暴動結合起來，在這些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下，1929年4月，鄧小平被派往中國西南部的廣西省幫助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小軍閥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舉行過一次農民起義的韋拔群，就這一點與歷史記錄極不一樣，據胡華的回憶，鄧通過越共胡志明的幫助到了廣西。鄧和胡是在巴黎認識的，當時胡正住在上海，趕來幫助鄧。他建議鄧把自己裝扮成商人，並告訴他如何對付途中的檢查和盤問。在鄧斌這個化名的掩護下，鄧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後在印度支那地下共產主義運動的幫助下又乘船到了現在越南的海防，然後由陸路通過西南重摺進入中國。雖繞了遠路，但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據鄧榕所述，鄧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後由陸路通過廣州到了廣西。(21)
廣西的形勢也很複雜，好幾年來中共一直設法在此地開展活動。(22)鄧這時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個被派往廣西組織政治運動的中共幹部，在兩年前還派過於紹傑和張雲逸去廣西。中共的支持來自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是農民運動；另一個是地方軍官。廣西的漢人占廣西總人口的一半，其餘的一半是少數民族，在這些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是壯族，事實上他們是整個中國除了漢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佔到廣西人口的大約35％，廣西的壯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貧困邊遠山區的人們外，大部分經過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經被漢人徹底同化了。那些剩餘的壯族人和廣西的其它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都是屬於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導致了以韋拔群領導下的以右江北的東蘭縣為基地的壯族農民運動的爆發。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裝打敗，韋到廣州的中共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后回到廣西再次發動農民運動，這一次運動開展得比較成功，1926年國民黨廣西省政府被迫承認韋拔群對東蘭縣的控制。主要和韋打交道的那位國民黨人也是中共的一個成員，他利用這個機會爭取了韋和其他農民領導人，穩固地建立了壯族農民運動組織。就是到了1927年，當國民黨矛頭對準中共時，該組織仍然能夠倖存下來。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國政府體系中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軍隊的活動範圍遠遠超出了廣西境內。桂系領導人李宗仁不僅反對共產黨，而且也不買蔣介石的帳，不過他的許多軍官都帶有“左”傾思想或者是中共黨員，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動軍官們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蔣介石那邊，結果不僅使蔣打敗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個共產黨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廣西掌了權。這就是鄧小平於1929年到達廣西省會南寧市時所遇到的形勢。在南寧，鄧和在1927年南昌起義中的中共老戰士張雲逸開始着手組建由原先的共產黨士兵組成的兩個派，繼續貫徹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壯族起義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寧舉行了中共代表大會，同意建立一個紅軍部隊並將農民武裝起來。這個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進行了反對桂系新軍的戰鬥，但是由於沒有鄧和張雲逸所率的兩個旅的支持，當時這兩個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離東蘭縣的韋拔群不遠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敗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於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仍十分落後，因此它是全國六個接受特殊救濟的最貧困縣之一。(23)在百色，中共採用了一個組織動員農民運動的計劃，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紅軍新戰士接受政治教育，軍隊不僅要在數量上有所擴大，而且要在質量上有所提高，在黨的領導下把農民武裝起來，要沒收地主的財產，開展土地革命。到12月，鄧、張雲逸和韋拔群一起組織百色起義，建立了右江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很快在有一百多萬人口的二十多個縣相繼建立起來，鄧小平被任命為紅七軍政委。(24)儘管百色起義那天（1929年12月11日）鄧好像沒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義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龍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個蘇維埃和紅八軍。國民黨政府在兩個月內鎮壓了龍州起義，紅八軍的殘餘部隊向百色轉移，但百色的形勢也不如起義開始時好辦了。右江蘇維埃面臨兩個主要問題：它沒有解除它的敵人和地方民團的武裝；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特別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沒有嚴明的紀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軍閥那樣胡作非為的軍隊。——總的來說這是一種狹隘的地方觀點——因為當地的壯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漢人那樣反對漢人的共產主義者。當右江蘇維埃努力發展壯大時，它發現一旦紅軍離開這裏繼續向前推進，地主們能夠毫不費力地重新獲得他們的統治地位，一切又恢復了原狀。
鄧2月份從上海返回廣西，他似乎主要致力於右江蘇維埃所屬部分——東蘭的農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軍事形勢越來越惡化，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採用了一個新的城市暴動的方針，命令紅七軍離開它的根據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廣西）和廣州進發，以致韋拔群領導下的當地壯族人和鄧小平的部隊發生了衝突，這並不奇怪，因為韋想違背中央命令留下來，而鄧儘管已發現這些命令極不切合實際，但仍覺得應該服從，結果鄧和張雲逸率紅七軍的大部分（大約7000人）在9月向柳州進發，讓韋拔群帶領一小部分兵力繼續留下。蘇維埃幾乎馬上就遭到了襲擊，徹底被打垮了。10月，鄧和張雲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開了紅七軍黨員代表大會，大會一致認為遭受損失后要重新組織軍隊，重新確定其目標。最後會議決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澤東建立的農村蘇維埃進發，這是一次漫長而曲折的行軍；紅七軍先進入廣東北部，又返回到廣西，在通過廣東、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鄧和張雲逸失散了，並一直遭到國民黨軍隊的騷擾。1931年2月，紅七軍重新組建後攻佔了江西的崇義縣城。
紅七軍到達江西時已經不到4000人了。
江西、毛澤東與長征
離開李明瑞和紅七軍后鄧小平去了上海，又遇見了周恩來和去廣西以前曾一起工作過的一些同志，不論以什麼方式，鄧關於廣西起義的報告被接受了，沒有遭到太大的批評，因為不久，在五六月間鄧小平被派往安徽代表中央巡視檢查安徽黨的工作。(25)這時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職務已被28名布爾什維克所取代，他們中的一些人如王稼祥，鄧在蘇就認識。儘管新的領導很勉強地接受了毛澤東正在江西所尋求的一條雖然緩慢卻更合實際的革命路線，他們一致認為江西應該是中共活動的中心，因此在1931年的前半年決定把黨中央遷到那兒。和毛澤東關係密切在李立三時期幸免於難的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1年中期，鄧小平調往江西，在這裏他被任命為瑞金縣委書記，接着又被任命為管轄着會昌、安源和尋烏三縣的會昌邊區區委書記，這使他第一次有機會和毛澤東進行密切交往。尋烏縣在毛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形成發展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過一系列到農村的調查發展了這個戰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尋烏為調查基地的。(26)雖然沒有當時鄧對毛的農民政策觀點的任何記錄，但鄧的實事求是的觀點通過江西南部和右江蘇維埃內發生的事件對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後來當鄧在抗日戰爭中和四十年代中期擔任太行山區的領導時，他反覆強調政治教育與生產鬥爭和游擊戰的重要性。當鄧剛到瑞金時就發現許多黨員都在等待處死。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可疑分子進行政治審查，鬥爭的擴大化，使許多無辜的人遭到殘酷的迫害。鄧迅速制止了這種歇斯底里的行為，並強調所有的案子均應該根據黨章來進行處理。立即釋放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當周恩來年底到達瑞金時，他完全支持鄧的行動。(27)
鄧在瑞金任職時間不長，當更多的人員被調到江西蘇維埃時，鄧又被提升了，調到了會昌邊區，負責會昌、尋烏和安源的工作，儘管共產黨實際控制的只有會昌縣。(28)1932年時，鄧小平已經明顯地成為毛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他們之間的友誼逐步加深，這一年他成為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但此次任職也不長，不過這次的原因是由於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如曾經指出過的在共產黨內部形成了兩派，他們之間產生了相當緊張的關係，一派是毛和他的追隨者們，另一派是28名布爾什維克及他們的追隨者們。當後者遷到江西時，他們試圖撤銷毛及其追隨者的職務，並把他們的政治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他們反對毛的游擊戰的觀點，強調放棄地方武裝，應創造單一的強有力的正規化的紅軍，並教條地認為，土地革命不僅應該剝奪地主的土地，而且應剝奪包括富農、中農的土地。
大概因為他在廣西及後來在江西的經驗，鄧小平發覺自己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與中央的意見相左，他特別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進行，保證群眾對共產黨和游擊隊的支持，必須要有一個穩妥的經濟環境來維持糧食的供應，因此很有必要對比較富裕的農民採取一種寬容的政策。1933年曾是李立三同事的福建省中共領導人羅明由於對動員群眾的態度太消極，受到28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實際上他僅僅是說那些居住在邊境地區的人不可能僅靠一些慷慨的許諾就能被動員起來，不管群眾對共產黨員多麼擁護，敵人反覆的“圍剿”削弱了士氣，這是蔣介石對江西蘇維埃的第四次“圍剿”時期，中共領導人抓住這個機會攻擊毛和他的支持者們所持的觀點，把他們與稱之為失敗主義的“羅明路線”聯繫起來。毛沒有被點名批評，但其他人，主要是鄧小平、毛澤覃（毛的三弟）、謝唯俊和古柏都被點了名。鄧理所當然地失去了他的職務，被囚禁和審問。鄧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金維映，他是1931年在上海遇到她並於1932年在瑞金與她結婚的，在他受批判的時候，她和他離婚了，不久后嫁給了李維漢。不管在“鄧、毛、謝、古”事件之前，毛和鄧的關係如何，在這之後，他們之間形成了一條牢固的政治紐帶。
後來鄧被派往一個貧困的邊遠山區樂安縣的中共南村委員會工作后，王稼祥又一次幫助了鄧。鄧在南村大約呆了十天後，王派鄧到他所領導的紅一軍團的總政治部工作，鄧被任命為總政治部秘書長，後來又在宣傳部工作，在那兒，他的主要任務是編輯軍隊機關報《紅星》，他做這個工作一直到長徵結束。
當中共中央機關在1934年10月10日離開瑞金開始長
征時，鄧小平也離開了這裏。但關於鄧參加長征的詳細情況不太清楚。當鄧的女兒問他長征途中幹了些什麼時，據說他只簡單地回答：“跟着走”，儘管他確實記得他爬山時曾經丟了馬，丟了大衣，還丟了一卷干肉。(29)根據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說：當長征開始時，鄧仍處於被半批判的狀態中，後來他染上傷寒，因此在長征途中他的身體沒康復，直至中共中央到達陝北。(30)
鄧的命運的轉折點，事實上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轉折點，都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推翻了“28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並採用了毛的方針政策。鄧當時是徒步離開瑞金的，一個較年輕的同事記得和鄧一直走到遵義，但後來沒有再步行。在獲得毛的完全同意后，周恩來指定鄧在政治局的遵義會議上進行幾分鐘的發言，(31)但沒有記錄表明他在那次會上發過言，只是坐在一邊，無疑他對大會的各項議程完全滿意(32)。至於其它長征開始前支持毛的人都得到平反和提升。鄧又一次成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後來長征途中，當紅軍重新縮編時他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當紅軍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時，紅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擴充加強受到嚴重損失的兵力。自二十年代後期，一個農村蘇維埃已經在陝北這個地區建立起來了，現在得到逐步發展，後來在1937年1月把總部轉移到了更著名的延安。1936年前半年鄧康復后，參加了紅軍向山西省進軍的遠征隊中，被任命為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後來成了主任。這一職務是在他後來的十六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擔任軍隊的許多高級職務中的第一個職務。
註釋——
①關於鄧小平的家庭、出生地和去法國前的早期生活的資料，主要譯自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2—6章，9—13章。
②鄧小平在法國生活記錄的詳細情況見諾拉·王《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刊載在《中國季刊》第92期第699頁。
③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32頁。
④瑪麗·S·艾鮑：《客家人的秘史：作為一種客家企業的中國革命》刊載在《中國季刊》第132期，第937頁。
⑤也許更有趣的是他儘管在法國呆了5年，但似乎不太會說法語。
⑥細節源自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50頁；在烏利·弗朗茨：《中國式的政治傳奇》1987年第340頁中列舉了更多的孩子。
⑦這段歷史記錄有點不太清楚，根據鄧榕和其他人所述，鄧在1918年去了重慶，進入留法預備學校，可是這個學校實際上直到1919年才創辦，很可能是鄧先進入一些其它學校上學。
⑧歷史記錄有點不太清楚。根據鄧榕和其他譯文傳記作者，鄧乘坐盎特萊蓬號船於1920年10月20日到達法國。然而根據法國移民記錄，他乘坐盎特萊蓬號於12月13日到達。事情的原委只能靠移民局作出解釋。實際情況可能是鄧到達日期早，但由於某些原因當時沒有註冊成功。法國記錄可以在諾拉·王：《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刊載在《中國季刊》第92頁）中得到核實，黨史工作者們在《黨史通訊》1983年第22期的第20—22頁可以看到此文。
⑨戴維·鮑納維：《鄧小平》香港，朗曼出版公司，1989年第7頁。
⑩《一位注重實效的共產黨人的成長曆程：鄧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刊載在《中國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44頁。
⑾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137頁。
⑿諾拉·王：《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第704頁。
⒀烏利·弗朗茨：《鄧小平：中國式的政治傳奇》第47頁。
⒁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499頁。
⒂戴維·鮑納維：《鄧小平》第7頁。
⒃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21頁。
⒄甚至就鄧榕在她書中所使用的材料來看，關於鄧小平在法國渡過歲月的最可靠的資料來源是諾拉·王《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第704頁。
⒅嚴志新：《李大釗，鄧小平與馮玉祥》，《黨史通訊》第4期，1985年；馮洪達：《鄧小平同志懷念馮玉祥將軍》，《黨史通訊》第7期1983年第26頁。
⒆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93頁。
⒇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83頁。
(21)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第138頁，報導了與胡華的會談。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201頁。
(22)關於廣西起義及其結果的資料來自《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資料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傑明·楊《一位注重實效的共產黨人的成長曆程：鄧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百色起義》見《北京周報》1979年2月9日第6期；戴安娜·拉里：《地區與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界的桂系軍閥》劍橋大學出版社，1974年第102—108頁的《壯族農民運動和蘇維埃》；袁任遠：《廣西右江的紅色風暴》載於1978年2月9日《人民日報》和陳心得：《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研究綜述》，載於《黨史通訊》第1期1986年第25—30頁。
(23)《貧困地區接受中央的援助》見《中國日報》1989年12月29日。
(24)這裏有一些歷史爭議，本傑明·楊在《一位注重實效的共產黨人的成長曆程：鄧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中對鄧的紅七方面軍政委的任命可追溯到1930年9月，而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第217頁中說是1929年10月（大概他當時正好不在）。
(25)許竹凡：《鄧小平1931年巡視安徽黨務》，載於《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1993年第90頁。
(26)羅傑·R·湯普森：《在尋烏髮現了毛澤東的報告：鄧小平寫下了早期黨史的篇章》載於《中共研究通訊》1989年第3期。
(27)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第139頁。
(28)鄧小平在會昌時的資料也許可以在下列書中發現：鍾亞慶：《跟鄧小平同志在會昌工作的時候》和楊國宇：《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256頁。
(29)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353、357頁。
(30)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第139頁。
(31)本傑明·楊：《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威斯特約出版社，1990年，第107頁。
(32)T·凱佩恩：《遵義會議和毛掌權后的進一步措施》見《中國季刊》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