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鄧小平，共產主義與革命
在中國，通常把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時期認作是改革時代或鄧小平的時代。然而，在這段時期，鄧小平既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儘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擔任過書記處的總書記，並兩次擔任過國務院代總理的職務，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擔任這些職務了。1989年11月，鄧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正式批准之後，他就不再擔任任何的正式職務了。人們認為1980年華國鋒辭掉共產黨的主席之後，鄧小平就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開式了領導。然而實際上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①
在國內外，鄧小平要比那些曾經正式擔任過高級職務的那些人影響要更大。人們幾乎都認為整個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鄧小平是中國唯一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人物，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齊名。鄧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認作是中國共產主義發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鄧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領導了對毛澤東晚年在政治和經濟上所犯的錯誤進行的撥亂反正；領導了把中國帶入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
在西方，鄧小平在人們的心目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形象是資本主義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產主義的維新派。
這種形象，首次出現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之前的那些年中，鄧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拋棄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那種政治枷鎖，制定了現代化的藍圖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國急需在國外和對外關係中改變它的形象。鄧小平在這種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聯合國發表演講，以政府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訪美國、日本、西歐和東南亞各國，在休斯敦，鄧小平戴着寬邊高頂的牛仔帽在電視上露面，使人們覺得他的中國不再具有危險了。鄧小平，一個圓臉的矮個子，就像一個和靄可親的大叔一樣受到了大家的喜歡。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在對蘇聯的戰略中，鄧領導下的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同盟，美國政府隨時可以打中國牌。1979年鄧甚至被提名為美國《時代》雜誌本年底的世界風雲人物，這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首次獲得此項殊榮②。鄧的第二個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歡，就是1989年6月4日***事件所留給西方人的複雜印象。
這本傳記對鄧小平這兩種形象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種解釋。與實際情況相比，這兩種形象可能是過於簡單化了。實際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現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實性。在西方，有一種傾向，認為經濟現代化運動一般與民主政治的出現是形影相隨的，這種情況可能最終在中國發生，但並不一定說那些在毛后的時代倡導經濟現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開明人士，只是這些人更願搞經濟發展而不願搞階級鬥爭。
鄧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共產主義者。他這種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樣也是他的一種組織活動和他的社會責任。他16歲在法國時與那些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團體的領導人建立了聯繫，這些人中的一些人沒多久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從那時起，黨不僅支配了鄧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了。中國共產黨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養成為一名政治組織者，然後又返回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在共產黨1949年取得政權之前，鄧為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的足跡遍佈了全中國。儘管共產黨可能在形式上沒有決定他應該與誰結婚，但是肯定對他婚姻的選擇和離婚有關，在他女兒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說：鄧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產黨的同事作媒，就是明顯的證明。③
在1949年後，鄧不僅有榮升為高級官員的資格——特別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50年代中期擔任了黨的總書記，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誹謗的資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鄧被撤了職，作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僅次於劉少奇之後）受到了嚴厲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後的那些日子裏，鄧又遭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並被撤了職務。由於葉劍英和廣州軍區的暗地保護和支持，鄧的這次離職沒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沒有這麼幸運。然而，就像在1933年鄧受到紀律處分時所表現的那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兩次，鄧也是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儘管這種批評絕對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接受了黨的紀律處分，他是以近乎禁慾者的方式接受處分的，等待有機會對他的案子重新申訴。
鄧小平也是一位熱心的現代化的制定者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決心使中國在世界上成為經濟和政治上的強國。他對馬列主義絕不盲從，顯然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成功的道路，並不總是在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鄧始終還是號召中國人民緊跟毛澤東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④但他並不是毛式共產主義政治模式的翻版。鄧認為在毛澤東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實質和毛所期望的中國的發展方向，而不是那些書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幫”之後，準確地講，如果不是鄧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解釋，那麼毛澤東思想將是鄧復職的主要障礙。因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一段時期曾以“兩個凡是”為口號發動了一場攻勢。這“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鄧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強調指出這種論調太僵化了。這是對毛澤東思想錯誤的解釋。1977年7月，鄧復職后不久，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三中全會上所做的講話，以他自己的觀點闡述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解釋。⑤
事實上，鄧在他的講話和著作中也反覆強調具體時間、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鄧有句蜚聲中外的比喻：“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儘管這句話直截了當，簡明易懂，但是人們對它更深層的含義並不太清楚，某些人還認為這種話是鄧的實用主義的具體體現，甚至在中國有人把這句話還作為課題研究。然而當資深的黨的領導人薄一波問鄧對“黃貓黑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1962年）的情況說的。⑥後來一些評論家說鄧從來就沒有什麼原則和政治見解。照此推論，鄧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個“遵章守紀勤奮的職員”，他把自己的責任只看作是為黨和黨的領導服務並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⑦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鄧對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共產黨應起什麼作用，肯定有一種獨到的見解，正因為如此，使他黨內的對手有了罷免他職務的機會和借口。鄧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起源於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裏。後來就是在延安制定和執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戰爭期間，鄧結合具體情況成功地把延安經驗應用於他所領導的太行區時，他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體體現。
30年代在江西，毛從中國的最低層展開了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那時的毛對革命事業既不是教條的墨守成規，也不是急於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國需要時間，這場革命的每一階段所需要的是民眾的參與和支持，同樣也需要一個合理而又堅固的經濟基礎。比如在土改過程中並不是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剝奪了，土改的目標僅僅是剝奪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當時甚至這些大富翁也允許從土改中獲得某種好處。絕大多數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對來說相當富有的中農，絕對不會感到共產黨運動的威脅。以這種方式毛和後來的鄧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又可極大地提高經濟的增長。這些能夠導致緩慢而又穩定發展的原則正是毛後來在四十年代開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共產黨在戰爭條件下接管全國政權的政策雛形。實際上這些原則在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也還行得通，直到毛的個人權威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時才結束。
總之，鄧是一個注重實效的人而並非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為確保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一直在不懈地奮鬥。在鄧小平看來，共產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而且也是解決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最明智的辦法。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強有力的領導和人民的力量，鄧認為，所有這一切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獲得，這種觀點雖然不一定對，然而這正是鄧小平的觀點。
中國寫人物傳記的傳統方式不同於在西方已經通用的那種方式，其目的不是進行有分寸的客觀評估而是在進行大量說教，由此寫成的人物傳記往往是偶像化的傳記，並且缺乏屬於西方傳記精華的那種科學的分析方法。趣聞軼事、甚至還有馬路新聞傳統上講一直是中國傳記的主題。西方的傳記是靠個人的回憶錄，靠採訪親戚、朋友和有關人士；靠個人或公開的文件寫成的。一般通用的辦法是等到被寫的人物死後再寫。
正如本書的文獻書目顯示的那樣，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在中國出版的資料和文件為傳記的寫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關鄧小平個人的回憶錄（儘管這些回憶錄並不完全可信），甚至還能對有關的人進行採訪，儘管不可能採訪鄧小平本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上卷。實際上在鄧小平1989年退休之後，出版有關鄧小平書籍的工作已經全面展開，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這種情況聯想為一場奪取政治權力的運動，而不是鄧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說的那樣，這種解釋是對文化差異的一種誤解：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權力往往處於幕后，而位置顯赫的權力往往有名無實。⑧
從實際的和學術的高度來看，這是一部政治傳記。儘管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開展了對鄧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夠獲得有關鄧個人情況的材料還很少。特別是缺乏有關主人翁政治經歷和歷史背景的資料，這是撰寫政治評傳的一大障礙。比如：
很難搞清楚鄧在參與某項政治活動或某一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他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種情況在改革時代成了更突出的問題，因為這時中國國內有一種一切功勞都應歸功於鄧小平的傾向。據認為，人們曾試圖弄清鄧到底親自參與了哪些事情並在這些事情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料就無法作出合理的推論。關於鄧個性方面的資料，由文件和新聞報導提供的極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鄧的政治活動和鄧的講話，關於他的情感和態度方面幾乎沒有。因此，鄧個性的大部分資料只能從公開報導的他的那些活動中推斷。甚至鄧的女兒在她的書中也說鄧本人曾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寫他的傳記……不管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兒的這本書無疑成了目前獲得關於鄧小平個人軼事的一個重要來源。
然而，本書也是一本政治傳記，因為人們對鄧的生活感興趣，是由於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中共內部政治的發展變化。儘管鄧到了40年代才成為中共領導層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卻參加了共產黨初建時期的活動。1949年以後他的生活經歷實際上也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此外，鄧小平在政治命運上戲劇性的大起大落不僅需要解釋，而且顯而易見對中國的政治進程具有更普遍的啟示。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制度——尤其是共產黨統治的政治制度——會允許在三個不同時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僅能夠倖存下來，而且還能夠連續地重新掌權，最終竟會成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
本書之所以是一本政治傳記，就是因為這本書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記敘了鄧在1937年之後，也就是當他成為中共和中國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響人物的那段時期的生活。本書幾乎沒有涉及鄧在十六歲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歲之前他在四川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學生時代，但是本書卻記載了1920年鄧到了法國和1937年之間的那段時期，這段時期為他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在這些年裏他是黨的一名官員和政治組織者，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興衰一樣，鄧在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寵包括在1933年被降職，正是在這些年月鄧與決定他後來命運的兩個關鍵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事實上這種關係保證了他今後的政治命運：首先鄧在法國結識了周恩來，然後是1931年結識了毛澤東。
還有一個重要關係，也許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關係網，這種關係是在1937年鄧擔任了太行根據地軍政主要領導人之後形成的。在太行根據地他和另一個四川人劉伯承合作領導八路軍的一二九師，該師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三個主要軍事力量之一。劉領導的一二九師一開始在太行山區開闢了根據地，隨後進一步發展擴大了根據地的範圍，最後建立了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即、晉、冀、魯、豫）邊區，這個邊區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成了共產黨政府的一個行政區。同時，鄧和劉還在一起創建了人民解放軍最強大的軍隊之一——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作為政委的鄧小平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因為這是一個貧困地區，新兵的體質都很虛弱，當時軍隊裝備也很落後。
1937年到1952年間，鄧與中共軍隊發展的關係很密切。在他後來的生涯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文化大革命”后，這種關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兩黨內戰中鄧在兩個大的戰役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兩大戰役直接導致了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政權。第一個戰役是劉鄧大軍突破了蔣介石的黃河封鎖線，挺進中原，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第二個戰役是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在這次戰役中，共產黨部隊最終打敗了退守長江和國民黨首都南京的國民黨軍隊，劉鄧大軍繼續挺進佔領了西南地區。然而，鄧在太行根據地和後來在軍隊中的經歷，不僅僅使他成為軍隊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這些年的經歷也給他獲得了解決各種問題的第一手的豐富經驗，這些問題包括動員群眾、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崗位推薦一批幹部，這批幹部在90年代之後成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幹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這本鄧小平政治傳記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它的第一部分討論的是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討論了共產黨內鬥爭的主要特點和這些鬥爭給中國政治帶來的後果；最後一部分的重點主要探討了這些鬥爭的特點是如何幫助鄧確定了他在中共歷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與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0年當鄧離開中國去歐洲時中國正在醞釀著建立共產黨。中國封建帝制的解體，迅速導致了中國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到了地方軍閥的手裏。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了協約國，但是在簽訂《凡爾賽條約》時，該條約規定把德國以前在山東的殖民地不是歸還給中國，而是轉讓給日本，於是在1919年5月4日爆發了由北京學生舉行的一次反對《凡爾賽條約》的民族主義的遊行示威運動，後來這場運動被稱之為“五四運動”。正是在這場運動中，一些中國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產主義國家蘇聯尋求救國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立刻就開始鼓動“東方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殖民主義。俄國人許諾歸還中國從前被沙皇割讓的全部土地，與中國共同享有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使用權，該鐵路其中有一條幹線經過蒙古直達北京。他們還通過共產國際給中國人民提供組織上、經濟上和思想上的幫助。（共產國際是列寧為在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政權而創建的。）
在中國也相繼出現了各種馬克思主義討論小組，其中北京大學的小組是最重要的小組。北京大學曾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在各種救國會、自救會、研究學會等組織的基礎上，在共產國際的組織者的幫助下，1921年7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開始，共產黨和孫中山領導的強大的國民党進行了密切的合作，這兩個黨實際上都是由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新發生的事件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黨派，兩黨的目的都要恢復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因此，兩黨優先考慮的首要任務都是重新統一全國和結束軍閥割據。此外，共產國際在孫中山的邀請下在20年代初期也擔負起把國民黨重新組建成為一個革命政黨的重任。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一度有點緊張，後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國共兩黨之間衝突的起因是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當孫中山在世時，他設法使兩黨保持聯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蔣介石越來越認為共產黨是個威脅，同時，他還尋求和大軍閥和解。原來國共兩黨並沒有組成兩黨的聯盟，而是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這種安排不僅使中共能在國民黨的保護傘下擴大它自己的影響和組織，而且能有效地從內部瓦解國民黨，鄧小平1927年的回國就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因為他去了西安為北方的軍閥馮玉祥做事。國民黨在和共產黨合作的問題上變得越來越極端化了，1927年，蔣和國民黨中的右派人物對共產黨開始了公開宣戰。
中共和共產國際衝突的起因是由於在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把它和中國共產黨的作用都看作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個延伸，這是引起衝突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爭奪蘇共領導權的鬥爭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領導的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與國民黨的聯盟，當中共在上海的黨員遭圍捕時，他們應該把武器藏起來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產黨搞土地革命的農民組織不要侵犯國民黨黨員和他們的家庭。在西安，以鄧希賢的名字在馮玉祥的部隊（國民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他離開西安轉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漢口，留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後來到了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鄧希賢改名為鄧小平是很必要的。⑨1927年，開始是國民黨中的右派，然後是國民黨左派都把矛頭對準了共產黨，由此證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敗。
斯大林為中國共產黨急需在中國獲得成功，指示當時已與國民黨決裂的共產黨在中國城市舉行一系列武裝起義，起義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國民黨政權。然而當時中共的軍隊大部分是在農民協會基礎上組建的又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農民。這些起義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佔了江西省會南昌的那次起義，但起義軍在南昌僅僅佔領了4天時間，其他地方的起義都遭到了失敗。而共產國際仍堅持他的觀點，迫使中共在廣州舉行了一次起義，結果又遭到失敗，這次起義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脅。當時中共中央設在上海，鄧也在那裏，他們都處於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說是它的剩餘力量，逐漸地聚集到了農村的游擊地區，也就是被稱之為“蘇維埃”的地區。
中共一時很難從1927年的失敗中恢復過來。從1927年到1935年，黨內發生了一系列爭權的鬥爭，再加上國民黨蔣介石三番五次的圍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訓，認為依靠農民革命，游擊戰和運動戰，用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手段來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是十分重要的。作為共產黨當時所採用的發動農民起義政策的一部分，鄧被派往廣西，支持那些農村的蘇維埃，但工作並不一帆風順，黨內的其它人繼續堅持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在1930年又進行了一次城市起義的嘗試。另外，鄧也受命離開了他在廣西的農村根據地，去了包括廣州的許多城市搞武裝鬥爭，這是完全不現實的一着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於是很快就放棄了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試着搞奪取城市的鬥爭，結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樣慘重的失敗。
中共的領導權現在轉到了“三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或“留俄學生集團”手中。這些中國學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被送來領導中國的革命，他們承認中共工作的重點必須從城市轉到農村，然而他們不準備把中共領導權讓給在江西建立並發展了農村蘇維埃根據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們。1931年他們把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轉移到了江西蘇維埃的首府—瑞金，鄧也去了瑞金。整個這些年，反對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評毛從實際出發的觀點，但由於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們不可能徹底清除毛的影響，但他們試着通過攻擊毛的支持者和與毛持同樣觀點的人來達到他們的目的。1933年在一場主要針對毛但由於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擊毛的運動中，鄧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職務並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同時，蔣介石也對中共造成極大威脅。他把頑固的軍閥和日益嚴重的日本對華侵略問題擱在一邊，欲集中力量對中共的農村蘇維埃政權發起一系列軍事“圍剿”。在1934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擊戰術粉碎蔣的“圍剿”，另外，也由於蔣的一些其它問題，使中共能堅守住江西蘇維埃根據地。但在1935年國民黨軍隊採取了一種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封鎖戰術，同時，中共在共產國際顧問的指揮下，放棄了游擊戰而採取了陣地戰，結果造成了慘重的損失，由於面臨著又一個慘重的失敗，所以中共選擇了戰略撤退，最後終於開始長征。
長征以其無可非議的英雄主義精神而舉世聞名。用埃德加·斯諾的話來說，它是“人類戰勝差異人類戰勝自然”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⑩中央紅軍開始出發大約9萬人，他們也不知道在哪兒能找到避難所，經過一年多的長途跋涉，行進了1萬多公里，擊退了國民黨軍隊，穿過了山脈、沙漠、沼澤等世界上最荒涼的地帶，最後剩下大約5000人，終於到達成為他們終點的陝北。
對於共產黨來說，長征取得了三個重要的政治結果，首先是基本上結束了共產黨內部的衝突和鬥爭，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黨比以前更團結了。長征的轉折點，實際上是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大家不再信任共產國際的顧問了，許多以前反對毛的人現在都改變了觀點，那些和鄧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長征的第二個結果是它的終點陝北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較安全的根據地，一開始在保安，後來又遷到更著名的延安，從這裏向全國輻射。到1935年，蔣介石又一次忙於應付軍閥和處理因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第三個結果是長征后倖存下來的紅軍，不僅創造了驚人的團結友愛的集體主義精神，而且創造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是不可戰勝的神話。
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道路上，另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37年日本對華的侵略。1936年，面臨日本人侵略的威脅，蔣介石手下的將領們強迫他又一次和共產黨合作。當日軍最後打進來時，他退到西部的重慶，留下共產黨在華北抵抗日軍。這樣一來，不僅鞏固了共產黨的地位，而且還擴大了共產黨在日軍後方的農村抗日根據地，並被廣大民眾認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量。隨着動員農民群眾的政策之後，中共盡其所能地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和邊區政府。比如，鄧在抗日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邊區度過的。截止抗日戰爭結束時，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人口，已超過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共兩黨曾試圖避免發生對抗。但這些努力很快就失敗了。在隨後的內戰中，中共的成功，不僅因為他們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贏得了極好的聲譽和廣大民眾的信賴，而且還由於國民黨的許多弱點：軍隊士氣的日益低落，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1948年底，中共軍隊奪取了兩次決定性的勝利：一次是在東北，這次勝利對華北的國民黨統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並導致了北京國民黨守軍的投降。另一次勝利——即淮海戰役，鄧小平在其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次戰役使共產黨控制了長江以北的華東和華中地區。到1949年4月，中共的勝利已成定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城樓，俯視着北京中心的***廣場，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鄧小平作為中共領導集團中的一員，當時就站在毛的身邊。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共終於奪取了國家政權，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最緊迫的是恢復全國統一，控制通貨膨脹，確保中共的政治統治，特別是在那些還沒有完全解放的地區。當共產黨軍隊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控制權時，中共為了解決當時的一些緊迫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是組建了軍政委員會——這個機構不僅在所轄地區實施臨時性的軍事管理，而且其組成人員大部分和鄧一樣都是在軍隊工作了很長時間的中共幹部。解放軍的六大軍區分別控制着中國的一個地區，同時，建立了六個軍政委員會，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地區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力量較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中共更關心的是鞏固它的地位而不是進行各種徹底的變革，雖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標，但從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大小來看，中共的觀點仍屬於一種漸進主義。在農村雖然實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極力主張資本主義企業可以繼續生產經營。在愛國主義的呼籲下，鼓勵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標是恢復經濟的穩定和擴大黨的隊伍。總的來說這些目標都成功地實現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和蘇聯結成了聯盟，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1949年前中共和共產國際之間不融洽的歷史關係。為了像東歐各國那樣創造出一個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蘇聯向中國提供援助和建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及所採取的政策，都是依蘇聯設計的，到了1954年中國共產黨已經鞏固了它的統治，新的經濟與政治結構基本到了位。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它的基礎結構，都由五年計劃來決定；制定出了一套新憲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蘇聯的發展模式，由於思想意識、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和中共的領導人。蘇聯的發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強調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的需要。中共的領導人不是那種城市的持有專家治國論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這種計劃經濟開始導致全國範圍的各種物資的短缺和生產的停滯不前。此外，蘇聯的模式產生了一種不平衡的發展戰略，擴大了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斯大林死後，也許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共越來越不願意承認蘇聯的經驗和領導方式的優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蘇聯顧問感到極為不滿的是中共開始尋求另一條可供選擇的“中國式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蘇關係的破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當時要補救已為時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黨內在討論應用什麼樣的模式來代替蘇聯模式的過程中，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這些在黨內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觀點一直延續到1976年毛去世。一種觀點是毛澤東的觀點，他越來越多地認為經濟發展應該依靠發動群眾和群眾的積極性在各條戰線上儘快地進行。另一種比較漸進的觀點是由陳雲提的——陳雲從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從事計劃經濟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規劃的一個主要設計師——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慢一點，應建立在一個合理的經濟原則基礎上，以發展農業為先導。同時，毛用來論證他的觀點並最終按他自己的觀點來行事，所採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大約1955年中開始，毛的個性逐漸地支配了中國的政治生活。⑾
在決策過程中毛的權力和中心地位的影響在1955年集體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領導層，都特別小心謹慎，步子邁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僅改變了主意，實行比原來快得多的集體化方案，而且開始濫用權勢。只有一個人，鄧子恢，敢於對他的觀點表示異議，毛盛怒之下對鄧子恢進行了批評，並鼓勵省一級的領導人在1955年結束之前完成集體化方案的第一階段，這樣一來要比原來黨中央計劃的政策提前了好長時間。不久，毛又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能夠在四年內完成，提前了一年時間，共產黨應該在制定未來的計劃中膽子再大一點。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過熱的經濟結果清楚地表明所採用的他的經濟戰略被放棄了。⑿當幾年之後評論這些往事時，毛對那些當年作出此項決定的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鄧在1952年已從西南調回來任副總理，到那時他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選出了一個新的領導班子，鄧被選為總書記，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擔任過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那個職務。這次大會，很可能經過了毛的同意，重新確定了集體領導的原則。作為中共明確指導原則的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從黨章中取消了，陳雲的經濟發展思想成為1958年開始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礎。
這次黨代表大會同意開展一次黨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主要是針對那些變革派人士。毛設法通過提前整風的日程，通過論證這次運動應該根據他的發動群眾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較正統的方式來加速經濟發展的步伐。他想實現他所說的“擴大的民主”，那就是誰都可以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直言不諱的和公開的批評，不論他們的職位有多高，用毛的話說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毛的觀點來看，這樣做將會對共產黨有好處，將會把共產黨和那些潛在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毛認為當時共產黨已經打下了很好的社會基礎，因此在共產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受到批評，黨的統治是不會受到威脅的。在黨內儘管遭到許多反對，但在1957年5月還是發起了一場被稱之為“雙百運動”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是一次災難，因為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對共產党進行了公開的譴責，這次運動很快就結束了，緊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為正統的整風運動，這次運動的目的是從嚴懲處那些直言不諱大膽提意見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謎，為什麼中共領導層中的其他人允許毛為所欲為，對他們的經驗和意見橫加指責。正是他們這種對毛的縱容導致了他們自己的毀滅。儘管毛對於普通人來講似乎就像上帝一樣，但對於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其他人來說，他僅僅是一個同事，而且是一個很難相處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鬥爭歲月中，他們曾是一個來自五湖四海，在一起並肩戰鬥的集體領導班子。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戰略戰術的觀點屢次都被證明是正確的，而當時大多數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所提出的戰略戰術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因此就導致了他總是高人一等，他過去一貫正確的聲望和堅持領導班子的團結使他贏得了許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同事們的信任，這些人在當時和後來成了他忠實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試圖把他的發展設計付諸於實踐。在幾個省一級領導人的幫助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興修水利的群眾運動。有四分之一多的農民參加了這場運動。至少在統計的數字上來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躍進很快演變成為全面的經濟大躍進。毛認為中國應該依靠勞動力代替資本投資，在15年之內實現工業化。新的大規模的農村生產單位——人民公社——兩個月之內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來了，到處都在開展大鍊鋼鐵，甚至有人聲稱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社會——馬上就要實現了。在所有這些左道邪說中，隨着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這當然是最使蘇共感到惱火的，因為蘇聯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它認為必須應該在蘇聯首先建立共產主義。
到了1959年，黨內一些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一切並不是那麼順利。然而，當以彭德懷（當時的國防部長）為首的人對毛的一些作法和設想提出反對意見時，毛把他們都批成了反黨分子。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躍進又延續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躍進”，毛從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來，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給了副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鄧處理。同時，中蘇關係的破裂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時期中，在陳雲的漸進主義戰略和一個比較團結的中央領導班子的指引下，中國開始了卓有成效地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各種問題。
然而，毛仍然沒有放棄他的設想，而且整個60年代初期，他對“修正主義”的危險變得越來越擔心了。中國的情況正處於放棄對革命事業追求的危險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資本主義。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他越來越多地感到他已經被擠出政權之外。依照毛的觀點，決定中國發展的應該是政治而不是經濟。這實際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鬥爭目標是共產黨本身，通過一系列逐步的升級最後把鬥爭矛頭一直指向諸如劉少奇和鄧小平這樣的黨的高級幹部，他們都被打倒了。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最初求得黨內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後來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的支持和當時國防部長林彪領導下的解放軍的支持。尤其是紅衛兵，受到鼓勵去推倒所有的各級政權，攻擊他們的老師和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那時的知識分子被作為反動的學術權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鬥爭十分狂熱，大獲全勝。幾乎所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幹部都被“揪出來”受到批鬥，學校和教育機構都關了門，比較幸運的是那些沒有被囚禁、沒有被殺害、或沒有被逼迫自殺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生產第一線去，在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當中對他們的錯誤路線進行反省檢討。鄧也遭到了這樣的命運，他1966年被撤職，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導致了全國的一片混亂，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軍來維護，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中，在政治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於解放軍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劇了黨內的衝突，這個衝突最終是由於林彪和其他幾位軍官在蒙古上空的飛機失事遇難后才得以解決。
據說他們曾策劃了一次反對毛的軍事政變，這個陰謀敗露后他們本來是要逃往蘇聯的。林彪的死卻為“文化大革命”的進程進行反思提供了一個機會。尤其明顯的問題是缺乏管理國家的高級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間黨委和政府已被改組；解放軍也正逐漸地返回兵營。比較穩健的領導人周恩來，不顧中共激進派的反對，設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恢復了職務。1973年，這些重新復出的領導幹部中最主要的一個人，就是鄧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後幾年中，激烈的黨內鬥爭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一方面，激進派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想保持住那些被他們認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東西，這是他們獲得政治權力的資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來和鄧，他們強調把經濟現代化作為實現中共政治目標的先決條件。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后，對鄧的批判達到了一個高潮，4月，為紀念周恩來和反對激進派所舉行的群眾性的示威活動，為激進派又一次打倒鄧提供了一個借口。華國鋒接替周成為總理，毛去世后，華國鋒又接替毛成為中共中央主席；華髮動了一次反對中共領導層中極端激進分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行動。這次行動為鄧重新復職、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鋪平了道路，同時也是經濟現代化得以展開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政治關係
鄧小平能夠幾次被打倒又幾次復出，往往使外國的評論家們感到困惑。面對這樣一個明顯不可思議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釋是鄧只是一個行政官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他能夠而且也願意和幾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說“他不是偉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個調停者，一個組織者和一個改革者。”⒀無疑鄧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組織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經顯示的和後來清楚表明的那樣，雖然他可能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對未來確實有一種相當明確的政治遠見。對鄧的這種大起大落的政治經歷，可以從中共政治領導的特點中而不是那些有關鄧的文件檔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釋。
中共領導層內的鬥爭及解決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點（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中國的清洗在涵義上與斯大林在蘇聯和東歐沿用的那種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⒁實際上，尤其是在毛統治中國政治的時代，領導層的鬥爭經常導致暴力和致人於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國的傳統並不是這樣。儘管在毛的統治下這種傳統多少有點改變，但是，領導幹部能夠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認識到他們的錯誤，始終是中國式清洗的出發點。
無論是否完全由於這種原因，顯而易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原先共產黨的國家行政機關的和解放軍的領導人，周期性的失寵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很明顯，鄧小平的情況是最引人注意的，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因為各級領導層中的絕大部分幹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還在位，但在1966—1968年間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與以前同樣高的職位。“大躍進”開始時打倒了一些幹部，原因是由於他們公開反對或被懷疑反對毛澤東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復了這些幹部的職務，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幹部又被撤職，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這些幹部再次恢復職位。⒂從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極不穩定的中國政治生活，總是相應地配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這裏的領導不是指某些具體的個人，而是指一個領導集體。在那些年裏，每四五年就換一次，隨着每一次變化而產生的不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組織機構和人事變動。但是，在一起扛過槍，打過仗，在1949年奪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輩革命家，只有當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時，在1985年才開始放棄他們手中的權力。在此之前，領導班子的調整幾乎沒有吸收年輕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式正是那種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鮮血液給領導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⒃
對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解釋是由於1949年時中共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當中共奪取政權時，它的領導人在中國或世界上來說都是相當年輕的，比如，毛是最年長的之一，才僅有56歲，鄧是45歲。因此當時他們不需要培養接班人，也沒有一個領導層的新舊梯隊建設的全面規劃。到了大約17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確說過的那樣，雖然培養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這個問題被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淹沒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誤了這個問題的解決。
另一種解釋認為接班人問題的產生是由於中共內部的派性和地方主義。⒄中共的領導層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組成的。這樣志同道合的人們在一起進行互相保護和互相幫助。派別組織是由於忠誠關係、生活背景、友誼、思想觀點，對某些具體政策性問題或個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產黨內的派別活動是極易變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黨內的派別活動那樣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組織性。由於傳統的和當代的原因，高度的統一和團結，成為中共領導的一貫作風。中共繼承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的是在西方不可想像的那種以和為貴。同時，中共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兒得到的遺產是，黨在意識形態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確的解釋者。
由於派系活動的縱橫交錯，複雜多變，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決定變得很難，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這樣小的範圍之內也是如此。⒄與個人之間有必要建立某種聯盟，但由於沒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統治中國政治的時代，情況尤其如此，因為對站在“錯誤”一邊的懲罰往往是相當嚴厲的。在領導層內部有一種維持現狀的內在傾向。通常情況下變革是以試驗性的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的，並且還要在察覺不到權力平衡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給領導層巧妙地施加壓力，然而，隨着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比如，一個主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一個可察覺到的外來的威脅，或者領導層自己內部由於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會迫使領導層做出某種決定，於是很快地會激發起派系組織的重新組合，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導致顯著的、突然的、更廣泛的變革。
鄧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職都表明了對他政治遠見的否定，至少也是暫時否定。然而，從鄧的思想中無法找到有關他經歷的詳細解釋。事實上，很明顯思想體系從來都不是黨內派別活動的唯一決定因素。有些領導人根本不清楚思想體系、政策或派系和個人經歷之間的關係。領導班子的變化可能引起政策的變化，但派別活動幾乎並不是只以政策為基礎的。事實上，同屬一個派別的成員甚至可能並不持有同樣的思想觀點或政策選擇。有一個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和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顯明的命運對比。在這兩個人中，鄧和毛的關係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們倆的關係大約已有30年的歷史了。陳雲和毛的關係儘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辯論中，陳是反對毛的發展觀點的主要代言人——有時是唯一的代言人。鄧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觀點的時候，但決策一經作出，儘管他也有保留意見，但他會毫不猶豫地支持毛，有時還熱情地發言。而且，他對毛個人的忠誠幾乎是不可動搖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兩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鄧被作為“走資派”打倒了。
似乎忠誠關係比政治見解更能決定某些領導人未來的前途。在個別人的經歷中形成的忠誠關係把他們和某個特定的領導人或同事結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節也就是最後一節所提出的，鄧成功的一個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誠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他的年齡對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歲受到政治的影響，開始和中共初創時的一些領導人交往。在那之後，由於參與各地各方面的黨務工作，他建立了各種關係，正是這種關係為他日後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廣泛支持。所以，鄧和其他領導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總是能夠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當他被捲入到任何一種形式的鬥爭中時。建國時他的年齡是領導班子中較年輕的一個，由於他年輕，因此與其他大部分戰爭年代的倖存者相比，他能夠在共產黨內度過的時間更長、經歷更豐富、工作更有活力。鄧似乎並不像毛和周那樣有明顯過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極好的政治組織者之外，還是一個極其能幹的政治家，他用雙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個機會。
爭論與人際關係
說鄧有一段爭議的生活經歷，這種說法對他來說不合理，也不是這本傳記的目的。然而，他在黨內外的鬥爭有親身的體驗。他曾多次受到過紀律處分，眾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職，無論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牽連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歷程中總有許多插曲，這些插曲總是有點模糊不清。這一節的要點是指出鄧生活中的一些插曲，並解釋他個人的政治關係和他過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樣幫助他克服困難的。當然關於這些事情，還沒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斷——最終的或其他的判斷：很明顯，當這些事情是一些當代政治生活中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時，解決是很困難的。這一節的許多部分，實際上整個傳記的許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測或人所共知的設想為根據。更確切地說，其目的是要突出鄧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爭論的一些事情。這樣，既可說明在傳記後面出現的那些沒有把握的事情，又可從一個更廣的意義上來了解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對鄧的支持，是來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員會尤其是周恩來的話，那麼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鄧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刊物《赤光》的編輯、出版工作，他們倆不僅工作關係很融洽，而且個人關係也很密切。按照鄧的話來說，他“對我來說始終是個兄長”。⒆當鄧在1927年離開馮玉祥的部隊南下時，周又讓他到漢口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在那兒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學巴黎的黨的積極分子李維漢的手下工作。當中共中央委員會遷到上海時，鄧和李還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鄧榕對周和他的妻子鄧穎超與鄧和他的新婚妻子張錫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住在同一幢房子裏的親密關係作了生動的描寫。⒇
1933年發生的事引起了更為激烈的爭論。1931年，鄧隨着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到了中央蘇維埃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他發現自己成為蘇維埃邊區所轄三個縣的黨委書記，當時那兒共產黨的統治還不穩固，其中尋烏縣曾是毛澤東在形成他的動員農民思想的過程中調查過的一個地方。不管是由於這個原因還是由於黨內的爭論，使鄧從毛的思想中體會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鄧和毛站到了一起。由於在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中喪失了尋烏及周圍地區，鄧被指責為失敗主義，另外的三個人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和紀律處分。(21)肯定是歷史混淆了鄧應負的責任。
給予鄧明顯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澤東。事實上，毛對鄧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這個時候，因為毛澤東才是那次運動的真正目標，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謂“羅明路線”的毛的追隨者們。除了和毛之外，鄧還能依靠其他一些人，這些人是他在黨的活動的早期結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鄧和他初次結識是在莫斯科，那時他們都是學生。當鄧被下放到中央蘇維埃地區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時，正是王幫助了鄧，給他在紅軍總政治部找了個工作，並很快成了總政機關報《紅星》報的主編，他就是在這個職位上開始了長征，在周恩來的推薦和毛的支持下，他參加了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22)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鄧和毛澤東的關係既複雜又難於分析。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歷史的修訂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但這些資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無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鄧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於毛的、最受毛信賴的和最能幹的毛的追隨者。當鄧在1966年成為“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時，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歷史問題做出了一個標準的解釋后，有人曾試圖把鄧和毛區別開來，尤其應該區別開來的是自1957年以來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過火行為。
鄧在“文化大革命”前走過的路表明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個人關係的重要性，毛對鄧的態度明顯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沒有用對劉少奇和其他反對過他的那些人的眼光來看待鄧。1972年，毛儘管沒有原諒鄧的“嚴重錯誤”，但也指出他“沒有歷史問題”。(23)可能是他們1966年之前如此長期的親密關係促進了鄧的復職。鄧與周恩來早先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鄧1973年復職后，兩人在工作上一直親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領導層內的人員組成中，來自抗戰期間太行區的鄧的同事和部下佔了相當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員中就有6名是來自八路軍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老幹部。(24)
鄧在1976年被解職和在後來的1977年復職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的兩極分化所導致的。當時的毛澤東是在別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職責，還是他本人犯了明顯的錯誤，這一點可能永遠不會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鄧提出今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結果時，很明顯並不是他一個人在作那種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職務，***事件為他的正式免職提供了借口。這時鄧受到了人民解放軍元帥葉劍英的保護，被送到廣州軍區，當時廣州軍區的司令員是許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幫”之後，鄧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是一個勝利的標誌，這主要是由於他的活動贏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結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領導層中，從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到鄧小平退休這段時間內僅僅有87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戰爭年代同甘苦、共命運的經歷減緩了政治鬥爭所帶來的殘酷後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種“大家庭”的溫暖。在鄧小平的經歷中，這種“大家庭”的感覺和某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性結合更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領導班子內部也有些人和鄧的關係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顯的例子。
註釋——
①作為“最高領導人”，鄧提出辭職在時間和實際的執行中還有點模糊不清。在1980年提出了讓鄧擔任中共主席的職務，但是鄧拒絕了。胡耀邦在回憶中說，在那以後中央所有的人都認為鄧是政策的“總設計師”。在1989年5月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據報導趙紫陽指出：作為“最高領導人”鄧提出的辭職更準確地說是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始的。趙還說：“總設計師”這個稱呼不是為了好聽，而是在政策的最後決定過程，鄧確實發揮實際的作用。
②在1986年，鄧還被提名為同樣的榮譽的稱號，正如派伊報所指出的那樣，有兩次介紹性的文章沒有把他們所讚譽的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鄧小平本人聯繫起來。見：L·派伊《鄧小平與中國的政治文化》載在《中國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16頁。
③鄧在莫斯科認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張錫瑗，1928年在上海，他們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結了婚。張錫瑗在1930年生孩子時死了。當時鄧小平正在廣西工作，正好在張錫瑗死的時候他回到了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廣西的情況。1931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時，鄧和金維映一起乘船離開了上海，在後來的幾個月中，他們結了婚。鄧在1933年受到李維漢的批判后，阿金和他離了婚，嫁給了李維漢。這引起了人們的猜測，認為鄧和李之間達成了某種交易：以妻子作為交換的代價，鄧也許受到較輕的處罰。（江直鋒：《王牌處境的中南海橋局》三藩市，民主中國書林，1990年第43頁）雖然這完全是有可能，但一個更有理的解釋應該是阿金要離婚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鄧的失寵給她帶來的牽連。根據“文化大革命”中鄧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經歷表明，當時完全可能是鄧為了保護他的妻子，主動提出了離婚。顯然，鄧是通過同事的介紹和他的第三個妻子相識的，他們倆結婚後，共同生活了50多年。（根據一條消息來源見楊中美：《胡耀邦傳》紐約，M·F夏普出版公司，1988年第113頁。）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紹給了鄧小平。鄧的女兒說：鄧和卓琳相識鄧發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說：在促使鄧和卓琳結婚的過程中，中央的其他領導也起了作用。當時黨的高級幹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麼新鮮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17、277、288、417、431和432頁。
④例如，1991年6月鄧為第二版《毛澤東選集》1—4卷題寫書名。儘管在鄧的女兒寫的書中毛不是主人翁，但書中許多地方引用和參考了毛澤東思想。
⑤《“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1977年5月24日，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51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7月21日，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55頁。
⑥錢聽濤：《鄧小平關於黃貓、黑貓比喻的出處》載自《中共黨史通訊》第12期，1990年第6頁。
⑦這個觀點主要見於L·派伊：《鄧小平與中國的政治文化》載在《中國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特別是見隨後的第428頁。這也是中國許多人熱諷冷嘲所持的觀點。
⑧L．派伊：《鄧小平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第415頁。
⑨敘述了鄧的地下工作，雖然很平凡，但是隨時都有危險。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89頁。
⑩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二版）倫敦，戈朗茲出版公司1968年第190頁。英語描述優點流暢，但需花費很長時間閱讀的書是：Harri－son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紐約，啥普爾·羅出版公司，1985年。
⑾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辯論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視，主要是由於中共自己的判斷——見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在1959年偏離中共中央循規蹈距的紀律約束。見F·C·泰維斯和瓦倫森：《毛、鄧子恢與農業合作化政治》載在《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993年第3—4期第26卷。
⑿羅德瑞克·麥克法克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4年第26頁。
⒀R·彼德斯基：《鄧小平的政治觀點》載自《亞洲的思想與社會》1988年1月第37期第13卷第3頁。
⒁論述中國清洗的權威著作是F·C·泰維斯：《中國的政治與清洗》（第二版）紐約，M·F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
⒂省一級幹部這種上下交替的有關細節可見於大衛·S·G·古德曼：《1949—1985年中國的省級領導》卡迪夫大學出版社，1986年。
⒃關於省一級幹部的這一點或有關特點的研究可見於大衛·S·G·古德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委第一書記傳略，1949—1978年》載自《英國政治學雜誌》1980年1月第1期第10卷第39頁。
⒄有關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活動或關係的論著特別的多，最重要的那些論著可能是：盧西恩·派伊：《中國政治的動力》劍橋出版社，1981年；安德魯·內森：《中共政治中宗派主義的一種模式》載自《中國季刊》第53期第34頁；W·維特森：《中共軍事政治中的野戰軍》載自《中國季刊》第37期第1頁。
⒅K·里伯賽爾和M·奧克斯伯哥：《中國政策的制定：領導、組織與程序》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8年；大衛·S·G·古德曼：《中國政治的變化：權力、政策與程序》載自《英國政治學雜誌》1989年7月第19卷第425頁；T·周：《研究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組織序言》載自《中國季刊》第65期第98頁。
⒆《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頁。
⒇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93頁。
(21)羅福：（音）《羅明路線在江西》1993年4月15日；羅邁：《為黨的路線而鬥爭》1933年5月6日均見於中共中央書記處編的《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1—355頁和第362—367頁。
(22)本傑明·楊：《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員》科羅拉多，威斯特約出版社，1990年第107頁。
(23)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318頁。
(24)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劉伯承、蘇振華和許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