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遺囑

關於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就身後財產處理留下的遺囑的來源故事，特別是它長期受人注意的執行情況，以及其複雜和有趣的細節，可以根據現有文件寫出幾部書來。但在這裏，只能略述其大概。

在他生前的最後十年內，諾貝爾曾先後三次立下過非常相似的遺囑。頭兩次立的（於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三年），由於有了一八九五年寫的最後遺囑而作廢。

這位發明家長期憂鬱的狀況，有了緩慢的改善。這一點，自一八九四年以後，例如從他的通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造成這種改善的原因，有這樣幾個因素：通過最後斷絕他與索菲的關係，並且使她以後的生活有了保障，從而解除了痛苦，對聖雷莫以及對在瑞典購買博福斯與那裏的安排感到滿足；對他的新助手拉格納·索爾曼也感到滿意。當他書寫最後的遺囑時，由於索爾曼整天跟他在一起，因此，他的觀察是當時最好的記錄。索爾曼寫道：

“在他生前的最後三年內，諾貝爾與他的祖國有了新的接觸，也許還由於他已經對自己的財產用途作出了決定，因此，儘管他不斷發作的心臟病日趨嚴重，這一切卻給了他的生活以巨大的平衡和滿足。他已經發現了一個深感興趣的新生活目的；他想找到一處歸宿的美夢，也得到實現，他的這一處、或者勿寧說是兩處家庭，是在遠離喧鬧的大城市的一個優美的環境裏；他還交結了一幫新的朋友，並且完全同情他們。他先前那種孤立的壓抑感，明顯地有所減輕。在他的最後幾年我同他的親身交住中，我從未看到他的神經衰弱症發作，過去，他常把這種病叫作‘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來訪’。在聖雷莫的時候，我曾經常看到他犯這種病。”

一八九五年晚秋，諾貝爾在巴黎度過了兩個月；在馬拉可夫大街寓所里，他寫出了遺囑的細節，這份遺囑，成為諾貝爾基金會和諾貝爾獎金的基礎。這份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他親手用瑞典文寫的四頁紙的文件，是在沒有訴諸一位律師的情況下起草的。正因如此，它在法律上的缺陷，曾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糾紛。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是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病逝於他在聖雷莫的別墅里的。他的遺體被運回國，在那裏火化以後，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用隆重的禮儀安葬的斯德哥爾摩北方公墓的一座家庭墓穴里；在這座墓穴中，他的父母和弟弟埃米爾已先入葬。

這份由遺囑人用瑞典文寫成並存放在斯德哥爾庫一家銀行里的遺囑，於一八九七年公之於眾，譯文如下：

“簽名人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在經過成熟的考慮之後，就此宣佈關於我身後可能留下的財產的最後遺囑如下：

……”

在列舉了特定的私人遺物之後，原文繼續寫道：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變換為現金的財產，將以下列方式予以處理：這份資本由我的執行者投資於安全的證券方面，並將構成一種基金；它的利息將每年以獎金的形式，分配給那些在前一年裏曾賦予人類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將被平分為五份，其分配辦法如下：一份給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一份給作出過最重要的化學發現或改進的人；一份給在生理和醫學領域作出過最重要發現的人；一份給在文學方面曾創作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一份給曾為促進國家之間的友好、為廢除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舉行與和平會議作出過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學獎金，將由瑞典自然科學院授與；生理或醫學獎金，由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醫學院授與；文學獎金，由在斯德哥爾的科學院授與：和平戰士獎金，由挪威議會選出的一個五人委員會來授與。我明確的願望是，在頒發這些獎金的時候，對於授獎候選人的國籍絲毫不予考慮，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只要他值得，就應該受獎金。”

他指定兩名瑞典土木工程師拉格納·索爾曼和魯道夫·利烈克維斯特作為執行人，他們同他自己一樣是地國外工作的。只有二十六歲的索爾曼，已在巴黎、聖雷莫和博福斯作為他的僱員達三年之久；而對四十歲的利烈克維斯特，他則只見過兩次面。因為索爾曼被第一個指名，而且對這份遺囑有着更直接的了解，因此他在落實這份遺囑主面，顯得更為積極。

索爾曼說過，由於這兩位執行人對法律事務感到不熟悉，他們指定當時在斯維亞上訴法院當陪審推事的卡爾·林哈根作為瑞典的法律顧問。這對於最後實現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遺囑的基本思想，是非常幸運的一着。林哈根採取氣量大的態度來處理引起的法律問題，而不僅僅拘限於形式；他對貫徹執行遺囑人的思想很感興趣，並且巧妙地請求被反指定作為獎金頒發機構的瑞典科學院等以及與這份遺囑有關的瑞典國家當局參與接觸和合作。他實際上變成為經管這份財產的共同執行人。執行遺囑的主要推動者，是拉格納·索爾曼。

從一開始發表這份遺囑，就引起了越來越猛烈的批評，對其基本原則和法律缺陷的批評，曾被認為將使整個的遣囑失效。報界公開地鼓勵親屬上訴反對它，並且試圖取得這樣一種妥協性的方案，即這份財產將由直接繼承人和遺囑中指名的機構來共同分享。它被非難說，一個瑞典人不注意瑞典的利益，而去偏袒國際活動，那純粹是不愛國的；瑞典的獎金頒發機構將不可能令人滿意地完成分派給它們的任務。這個任務將會擾亂它們個真正的工作，並且使它們處於企圖舞弊的境況；至於把頒發和平獎金的任務交給一個由挪威議會指定的委員會，將要嚴重損害瑞典的利益，破壞瑞典與另一個聯盟國家挪威國之間當時已經非常緊張的關係，——這種指責，就更不用說了。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所積累的財富，即使以當代標準來計算也是很大的，——總共有三千三百多萬瑞典克朗（合二百多萬英磅）。根據他的財產所在或存放的國家，其地理分佈情況如下：

瑞典……5，796，140．00

挪威……94，472．28

德國……6，152，250．95

奧地利……228，754．20

法國……7，280，817．23

蘇格蘭……3，913，938．67

英格蘭……3，904，235．32

意大利……630，410．10

俄國……5，232，773．45

總計：33，233，792．20瑞典克朗

這份遺囑有幾處要點寫得不足和含糊，準確地解釋與儘可能正確地落實它，是一項巨大的、複雜的和極其困難的任務。

以四海為家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實際戶籍，以及由此而來的法律談判的法庭，都不清楚。遺囑指明的遺產繼承者，是一個尚不存在的基金會。大量的金錢，散佈在有着很不相同的財產法的不同國家裏。來自那些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親屬償們般強烈地反對，開始在各方面發生並且分成了若干集團。其存在幾乎不為人們所知的索菲女士，也通過一名維也納律師進入了這場爭鬥，並且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遺囑中指明作為獎金頒發者的瑞典和挪威機構，在接受由於這筆捐獻規定轉移給它們的巨大而負責的任務方面，也有兩種意見，當時對於這引進任務的範圍和影響，還不可能預見得到。

那真是一個由各種安排、觀點、圖謀妙計與持久訴訟等構成的錯綜沸騰的混合體，卷進去的則有幾個國家的金融、科學和法律方面的專家，報界對所採取的每一步驟發表的支持和反對的評論，也使得正在以建議者、勸告者和調解者身份進行勇敢戰鬥的執行人感到事情並不那麼輕而易舉。在解決這項巨大財產方面可以想像到會出現的一切困難中，他們沒有一件能夠躲得過去。

在他死後的一九五○年，只用瑞典文出版的一本題為《一項遺囑》的書中，拉格納·索爾曼對事件的過程作了充分和生動的說明。他寫道：“這項遺囑只有一點是完全明確的，那就是指定利烈克維斯特和我作為執行人，以及規定我們的任務。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條款和設法保證我們的特權，就成為我們的義務。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可以摘要如下：

1．法律手續和有爭論的事情。

2．與財產清算有關的經濟處理，以及按照遺囑的特別規定辦理在“安全的證券”方面再投資的手續。

3．組織一個適宜的管理機構來長期經管這項捐贈的基金，並且正式起草每年分配獎金的章程。”

正象預料中的那樣，在諾貝爾的私人物品中，沒有任何筆記能夠闡明這份遺囑的簡單條款；而這類筆記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通過向那些曾經見過這份遺囑的他在巴黎時期的朋友打聽，執行人能夠在許多問題上對遺囑人的意圖得到了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當人們了解到，在他的商業事務中，他總是運用這樣一條原則，即自己提出一般大綱和主要安排，然後將事情交給別人去具體執行，因為他們也可以用自己的常識把事情辦好；那麼，人們也就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他的意思是他的遺囑也將以同樣的辦法加以執行。

執行人以外交手腕，有時是在引人注目的情況下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分，這是使得博福斯在其轄區之內的卡爾斯科加縣法院被確定為處理與這份遺囑有關的法律問題的當然法院。這樣，他們就避開了法國的法庭；他們曾擔心法國法庭可能破壞諾貝爾意圖中的精神，來執行他的遺囑。

在不同國家幾條戰線上進行的關於這份遺囑的訴訟程序被拖延達幾年之久，並且由於反對遺囑的家庭方面所採取的廣泛與激烈的措施而變得更加困難。然而，以在聖彼得堡的石油生產公司老闆伊曼紐爾·諾貝爾博士為代表的所謂俄國支系，也就是他哥哥路德維格的家族，站到了執行人的方面。經過激烈的持久討論后，伊曼紐爾·諾貝爾在一八九八年二月聲明說，他希望尊重他已故的叔叔的願望，因此，將不對這份遺屬提出異議。這在解決如何執行遺囑的問題上，是一個轉折點和重要的因素；這項聲明在諾貝爾基金會的建立方面，實際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們達成了一項對親屬們作某些經濟讓步的協議，並且同意由政府在執行人提出的建議的基礎上，經過與獎金頒發單位和諾貝爾家族的代表協商，然後規定出關於落實這項遺囑和管理這筆財產的條款。因此，遺囑人既未規定也沒有預見到一項有影響的常識，既瑞典政府仍擁有至高無上、憲法約束和受到尊重的地位。當然，這個政府在推薦和選擇獎金獲得者方面，卻沒有權勢。

由於還有很多遺留問題需要解決，因此又過了兩年，才將一切事情辦妥。但是，通過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項政府決定，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和細則，以及由各瑞典機構授與獎金的特別規則，都被確立下來了。

拉格納·索爾曼在他關於諾貝爾遺囑的那本書里，用了下面幾句話作結束語：“這場長期的鬥爭就此宣告結束。由於過去幾年的經驗，所取得的結果應該被認為是滿意的。對於我們的國家來說，頒發諾貝爾獎金的任務是一項特權，而諾貝爾基金會作為一個整體，則是一項有着巨大價值的財產。從各方面來看，那些關於在執行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委託給我們的責任時必將遇到巨大冒險和困難的悲觀預言，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相反的是，它有助於促進對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納維亞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