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回到瑞典——購買博福斯公司——在聖雷莫去世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六十壽辰，是在沒有任何正式讚頌慶祝的情況下度過的。當天他的實驗室記錄和日記表明，在那個與平時一樣忙碌的工作日裏，他打算辦理“無聲發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擾性噪音”的發明專利權，並且“考慮購買瑞典的鋼鐵公司博福斯”。很有意義的是，這位思慮深遠的人，由於他的發明性質，曾為社會的福禍造成了那麼多雷鳴般的爆炸之後，現在竟同機械的聲音戰鬥起來了，厭惡他所製造的那些響亮的禮讚或者別的騷擾。同樣有意義的是，他的思想明確地回到了他的祖國，在那裏的博福斯也許能提供他渴望已久的東西——在一個地方，建立試驗其專利發明等的更好與更固定的場所。

毫無疑問，這位以四海為家的人雖然曾經說過，哪裏有他的工作，哪裏就是他的家；而且他至少是在聖雷莫、阿迪爾和巴黎，有過三處舒適的“家庭”，然而卻在他所有的財產包圍中，感到孤獨，感到他同哪裏都沒有關係。

他有着無數的熟人和商業接觸，在科學界和商務界也有着無數的崇拜者，但志同道合的親密至友卻寥寥無幾。他崇敬的媽媽和他的哥哥路德維格這兩位親人，都已去世多年了。精力充沛的組織家保羅·巴布也死了，不久以前，巴布和他的幾名高級法國夥友，曾無情地背叛了諾貝爾的托拉斯。他最心愛的那位年輕女人，現在也遠在天邊，辜負了他想使她成為真正朋友的一片希望，剛剛在不愉快的情況下，斷絕了關係。

儘管他在很多場合曾說過“人在晚年交不了新的朋友”，但他在聖雷莫和長期來一直喜歡去訪問的巴黎，卻真正地認識了一些新的人；就我們所知，他在這些新的交往中感到極大的愉快。除了拉格納·索爾曼以外，他還有幾名樂與交往的伴友。他們都是一些有着高度文化教養的年輕的斯堪的那維亞人，其中多系技術人員。因此，諾貝爾在同他們的交往中，既受益又得到愉快；對於這位經常考慮技術問題的人來說，非物質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他們都是在巴黎的“瑞典—挪威協會”（成立於一八九一年，現稱瑞典僑團）的成員，這個受到諾貝爾以各種方式慷慨支持的協會，是他們經常聚會的場所。諾貝爾從來不在節日的時候到那裏去，但卻喜歡非正式地去看一下。他在這個俱樂部里認識或新交的人中，包括俱樂部的主要活動家西加德·埃倫伯格中尉雕塑家沃爾特·魯尼伯格（著名的瑞典——芬蘭詩人約翰·路德維格·魯尼伯格的兒子）、威廉·昂格上尉（魚雷製造專家）和兩位工程師：索爾斯頓·諾登費爾特（武器製造專家）與斯特雷里納特（人造絲專家）。諾貝爾在他的晚年，還得到了當時在巴黎的瑞典教堂作過牧師的內森·索德卜羅姆這樣一位有價值的朋友。

大約有十年的時間，諾貝爾是出生於倫伯家族的朱麗葉·亞當夫人客廳的常客。亞當夫人是一位著名的愛國者和共和派人士，在她的家裏，當時文學、藝術、科學、政治方面的很多大人物，經常聚會討論一些緊急的時局問題。朱麗葉·亞當是里昂·甘伯塔的熱情門徒之一，主編著名的報紙《新聞評論》。那些經常到瑞典—挪威協會和亞當夫人沙龍去的人，包括伯莎·馮蘇特納在內，曾把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描繪成一位使人興奮的聰敏談話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當時在聖雷莫的諾貝爾，正在考慮與瑞典和瑞典人士建立密切接觸，並且打算回到他的祖國。自從一八四二年當他九歲的時候移居國外以來，除了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在赫勒內堡進行試驗工作期間，他在國內已經沒有固定的住宅了。在聖雷莫的新環境，一方面對他的健康有好處，另方面也有着妨礙他的工作的很多不利之處。所有的儀器和化學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需用品，都得從德國訂貨；當地工人找不到；住在鄰近田園樂境裏幾座別墅中的人，並非沒有理由地抱怨那些在小碼頭上進行的發射試驗干擾了他們的平靜。

這位發明家開始計劃在別處為他的工作找個地方。人們會以為，象他這樣一個在全世界都有工廠的人，將有很多地方可供選擇；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由於線狀無煙炸藥那場官司，當時他對英國非常沒有好感。他曾寫道：“在英國，保守主義如此盛行，以致法律顧問不敢接受任何未經上古時代准許的東西。”他還發現潮濕的英國氣候，對他虛弱的身體很不利。因為早些時候同法國炸藥壟斷當局的衝突，他不想回到塞夫蘭實驗室去。他曾說過：“所有的法國人都狂喜地以為：大腦是‘法國的’器官。”儘管德國是提供他所需要的化學品和機械零件的最好來源，但因為這個國家的內部政治動亂，以及它的狂妄軍事姿態，他不願回到威廉二世的德國。他雖然長期離開自己的祖國，卻仍然感到他始終是一名瑞典公民，而他回到祖國的作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的性格。別的處於他這種地位的歸國富翁，毫無疑問地要買下一座公寓或一處鄉村田莊，以便在那裏安度富裕的晚年，但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卻不是那樣。他得到的是一座新工廠，一個大型的新的工作領域。

這座工廠，就是在韋姆蘭省博福斯的“博福斯—古爾斯邦公司”，以及原有的並在後來成為有名的鋼鐵廠和彈藥廠。諾貝爾在一八九四年花了一百三十萬克朗買下了這家公司。他把自己的私人住處安置在附近的比耶克博恩一所前莊園主的房子裏；最主要的是安排在他在鄰近處建造的一座實驗室里；這座實驗室雖小，卻有着適應半工業式工作的一切最新設備。在這裏，他逐漸聘請了許多瑞典工程師，在他新的信賴的朋友拉格納·索爾曼的領導下從事工作。

諾貝爾還成為在韋姆蘭省比耶爾納堡的另外一家有名的瑞典鋼鐵公司的老闆；他的意圖是繼續發展那裏已有的高爐、酸性轉爐鍊鋼廠和軋鋼廠。由於同時買下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他計劃開發這條河流的水電資源；這是瑞典利用所謂“白煤”的早期範例，而這種“白煤”，則是現今這個國家固有的最重要的電力資源。

然而，北國冬天的凜冽氣候，對於這位新的主人來說是太嚴酷了；儘管他的精神受到新的任務和發展責任的巨大激勵，但是他的健康不佳。因此，在此後幾年裏，也就是在他最後的有生之年內，他只是在夏秋季節來看望，並且精力旺盛地指導他的這批新的工廠。

拉格納·索爾曼曾經說過，這位也許是上了年紀但卻精力充沛的發明家給予自己的唯一休息是步行或者乘坐由他那兩匹活躍的奧洛夫種馬駕駛的輕巧小馬車到外面去散散心，這同他在巴黎和聖雷莫的情況是一樣的。

在諾貝爾死後的第二年，當地報紙發表了一兩篇關於這位發明家的當年流傳的在鄉村旅行的趣聞通訊。有一篇文章寫道：“……他坐在他那駕密封的馬車裏，以極快的速度，雄糾糾地經過那裏。人們只能聽到輕快的馬蹄聲，因為車輪周圍箍上了他所發明的橡膠，所以，馬車本身是沒有聲音的。他同車夫之間有着電話聯繫；馬車內外的燈光，是由蓄電瓶的電力照明的。就這樣，這位黃色炸藥大工疾駛而過。五十年前，如果有人看到有這樣一輛馬車在黑夜裏點着燈光靜悄悄地飛馳着，那麼，他就會很自然地以為是魔鬼出來愉快地游山：天曉得那些信神的人們在復活節的夜間看到這樣一輛馬車又會想些什麼！”

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期間，以諾貝爾自己的設想為基礎進行的多種多樣的試驗，表明他比他的時代先走了五十年；現在，這些試驗都流進那條永恆的河流里去了。為了說一下這些以生產規模進行的試驗所涉及的範圍，從現代雜誌上引證下列這些方面是值得的：新型炸藥及附屬物，槍支盔甲的電鍍，拋射體和火箭的引線及推進炸藥，輕金屬合金，槍支內部冷熱的固定偏差，鉀和鈉的電解產品，人造絲，合成橡膠，合成寶石、空中地圖攝影，等等。很多在這裏詳細研究過的新奇東西，成為諾貝爾死後各方面重要發展的基礎。

博福斯是瑞典的地方，而製造軍用材料則是那座工廠的主要目的。作為一名軍火製造者，經四海為家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長期處境微妙，現在則可以完全站在瑞典人的立場上，把他的思想放在國防上，正象他的父親伊曼紐爾當年那樣，曾在先前發展了他的“保衛自己親愛的祖國免受強敵侵犯的方法”。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寫道：“假如說有一種工業部門應該完全不依賴國外供應的話，那麼，它就明顯地是國防部門；由於在瑞典有着彈藥工廠，如果不使它們保持發展，那將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們是為了生活而接受定貨的，但我們的目的是去創造，而不是沿着祖先們的腳印走。”

在他所經營和負責的一切事務里，諾貝爾要求的是最好的勞動、原料和產品。在博福斯的情況也是這樣。只要提一下，他此時對博福斯命運攸關的領導，是這座工廠整個發展的轉折點，也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車間建築、機器和生產方法都被擴大和現代化了，產量也由於採用新的方法而增加。與此同時，這家企業的財政地位，也通過新的投資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礎上，諾貝爾曾以股票的形式貢獻了二百五十萬克朗。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說：博福斯在後來六十年間所經歷的良好發展的基礎和基本條件，都是由諾貝爾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當他的一名助手，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要求別人行動精確、語言明了，而且總是很急迫。人們必須十分注意領會他十分活躍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經常突然出現、然後又很快消逝的可驚的一剎那間的念頭。

目前，這家公司改名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獨家擁有的一些附屬公司在內，是一家有着一萬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約五億克朗總資產的大型公司。除了製造著名的軍用材料以及由附屬有“博福斯諾貝爾克魯特公司”生產的炸藥外，近幾年來，它還補充製造其它化工品和醫藥材料，這些都完全符合諾貝爾的興趣。

諾貝爾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處在大路旁邊。當他還能夠在那裏工作的時候，他對周圍的環境，總有一種如在家鄉的感覺。

諾貝爾在給索爾曼的信里曾經寫過：“我從不借用的兩件東西是金錢和方案。”毫無疑問，這兩種東西對他來說，都是綽綽有餘的。然而，使這位發明家越來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時間、睡眠、健康和平靜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狀況，現在要來算帳了。儘管他不斷表示相反的願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對於“那些迫切要求改變和完善的事情”來說，的的確確是其一切圖謀、規劃和期望的進程中大變遷的年頭。這些事情分佈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種語言在日記、報告、草圖和信件里，在詩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數字和統計表裏，親手將這一切寫了下來。在他生前最後的兩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幾周時間的間隔，那是由於他從聖雷莫到巴黎、布魯塞爾、蘇黎世、柏林、漢堡、倫敦、斯德哥爾摩和博福斯進行沒完沒了的巡視旅行，以及由於到埃克斯累班和卡爾斯巴德等休養地而中斷的。在這些休息所里，他由於病症日趨惡化而去瞧醫生和專家，然而，他對他們的勸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還證明，他對於一項為了“很好地休息和關心我的健康”的決定，也從未照辦。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界限。這位現在將近六十三歲的人，幾十年來那種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無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圍的人感到驚佩。似乎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堅忍精神竟然能將被他無情使用的這艘破船維持得那麼長久。

諾貝爾在一八九六年同索爾曼一起度過了他最後一個夏天和秋天。當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勵和指導廣泛的技術工作時，他被那裏懂得的助手們看成是一個內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羅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稱之為“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來訪”的病痛（嚴重的偏頭痛和血管痙攣症）后，他終於明確認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他到南方並在巴黎請專家進行了診斷。他被告知說，他得的是一種厲害的心膠痛症，因此他必須絕對休息；這句話所掩藏的意思是，現在是準備後事的時候了。

現在舉世皆知的他那份處理身後財產的遺囑，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並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里。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認為自己真的屬於那個城市的暗示。他現在想：有必要與一兩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維格的兒子、他那位在聖彼堡石油公司當頭頭的侄兒伊曼紐爾，談談這件事，然後去一趟巴黎。醫生們的判斷，還使他採取了在那種情況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動；這些行動別的姑且不談，卻一點也顯示不出諾貝爾在臨死前的思想痛苦：他親自仔細地監督了當時在聖雷莫公園為索爾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別墅；他賣掉了為自己在聖雷莫拉車的馬匹，並且在巴黎買下了三匹新馬和漂亮的馬具來替代它們。

除了象通常那樣堅持寫日記外，他還把時間花在最不尋常的寫作上。他穿着睡衣，頭痛地坐在那裏，忙着趕寫一部受到雪萊影響的悲劇《復仇的女神》，以及在創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場使他非常傷心的線狀無煙炸藥訴訟案為背景的劇本，他給這個諷刺劇取名為《桿菌發明專利權》。這是兩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學語言。

此外，他每天還要就多樣的生意計劃及複雜的化學處理親手寫下十幾封信。他於十月份在給索爾曼的一封信里寫道：“說起來就好象是命運的諷刺，我必須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們把它稱為三硝酸酯，以使藥劑師和公眾不致害怕。”

他的最後一封信是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聖雷莫寫給索爾曼的。諾貝爾是在兩個星期前到達那裏的。這封信就好象他在健康時寫的那樣，談的是一種新的硝化甘油炸藥，末尾的幾句話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連寫這幾行字都有困難；但是，一旦當我能夠的時候，我將回到這個使我們感興趣的題目上。您忠實的朋友，阿·諾貝爾。”

從他那通常一樣清楚、易懂與端正的筆跡中，看不出他正處於崩潰的時刻；但是，他卻再也不能回到那個曾經使這位才氣煥發、精力旺盛的人終生感到興趣的題目上去了。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寫字枱上。寫完信后的幾個小時，他便得了腦溢血症；經努力搶救無效，終於在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時，結束了他那多事與非凡的一生。

拉格納·索爾曼說過這樣的話：“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最後幾個小時，是非常悲慘的。他在信里曾多次表示的不祥預言終於成為事實。在他臨死前的幾天，果然‘周圍只有雇傭的僕人，卻沒有任何一個身旁的親人；這種親人有一天會用他那輕輕的手將我的眼睛合上，並且會小聲地說上幾句溫柔真誠的安慰話。’”他遭到嚴重不安的打擊，並且不讓他站起來。他部分地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除了他兒童時代的語言外，他什麼都記不住了。無論如何，他的主要女僕奧古斯特說，他說了許多僕人們感到莫明其妙的話。他們看來只聽懂了“電報”這個詞，並且通知了他的兩個侄兒伊曼紐爾和亞爾馬·諾貝爾，以及索爾曼。他們都沒有來得及在他臨終前趕到那裏，而他正象他生前那樣，孤獨地越過了人境。

這位曾在現代景物方面留下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這樣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結束了他奮鬥的一生。但是，由於他是一個沒有直系繼承人的大富豪，並由於他用最不尋常的方式起草了遺囑，因此，另外一場奮鬥，也就是為了千百萬人的奮鬥，很快便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