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解放

上一節的標題是“半解放”，這一節是“完全解放”。我這樣寫都是毫無根據的。這兩個詞兒都不是科學的或法律的用語，其間界限也不分明。這都讓法學家或哲學家去探索吧。

仍然談我的情況。回校以後，我有一股振奮的情緒。就在這一陣振奮中，我們都住進三十五樓。似乎是根據一種新精神，也許是一種新規定，每個系的辦公室都設在學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學生，以利於學生的“上（大學）、管（理大學）、改（造大學）”吧。上、管、改的精義就是把老師，老知識分子置於學生的管理和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級的學生編高年級的教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樓共有四層。三四層住女生，一二層住男生。在二層中騰出若干間屋子，是系的黨政辦公室。這一些辦公室與我無干。我被分配在一樓進口處左邊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極小的一間房子裏，這裏就是本樓的門房，我的差使就是當門房，第一個任務是看守門戶；第二個任務是傳呼電話，第三個任務是收發信件和報紙。第一個任務又難又不難。領導囑咐我說：不要讓閑雜人員進入樓內。本系的教職員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認識。高年級學生也認個八九不離十。新學生則並不清楚。我知道誰是閑雜人員呢？既然不認識，我無能為力，索性一概不管，聽之任之。這不是又難又不難嗎？

第二個任務，也是又難又不難。不難在於有電話我就接；沒有電話，我就閑坐着。難在什麼地方呢？據我統計，似乎女生的電話特別多，要我每次傳呼都爬上三四樓，這倒是很好的許多專家都介紹過的“爬樓運動”；無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體育鍛煉專家也難以做到的。我爬了幾次，覺得不行，就改為到門外樓下向上高呼。這辦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間裏的女同學就不大容易聽到。也頗引起一點麻煩。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煩就讓它有麻煩吧。

至於第三個任務，那是非常容易的。來了報紙，我就上樓送到辦公室。來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讓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這三項任務的情況下，日子像流水似地過去。我每天八點從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樓，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六點回家，每天十足八個小時，步行十幾里路。這是很好的體育鍛煉。我無憂無慮，身體健康。忘記了從什麼時候起，又恢復了我的原工資。吃飯再也不用發愁了。此時，我既無教學工作，也沒有科研任務。沒有哪一個人敢給我寫信，沒有哪個人敢來拜訪我。外來的干擾一點都沒有，我真是十分欣賞這種“不可接觸者”（印度的賤民）的生活，其樂也陶陶。

翻譯《羅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個舞筆弄墨慣了的人，這種不動腦筋其樂陶陶的日子，我過不慣。當個門房，除了有電話有信件時外，也無事可干。一個人孤獨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內，瞪眼瞅着出出進進的人，久了也覺得無聊。“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這兩句話。我何不也找點“無益之事”來干一干呢？世上“無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處境中沒有法子乾的，比如打麻將等等。我習慣於舞筆弄墨久矣。想來想去，還是出不了這個圈子。在這個環境中，寫文章倒是可以，但是無奈絲毫也沒有寫文章的心情何。最後我想到翻譯。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譯原文短而容易的；因為看來門房這個職業可能成為“鐵飯碗”，短時間是擺脫不掉的，原文長而又難的最好，這樣可以避免經常要考慮挑選原文的麻煩。即使不會是一勞永逸，也可以能一勞久逸。怎麼能說翻譯是“無益之事”呢？因為我想到，像我這種人的譯品永遠也不會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譯了而又不能出版，難道能說是有益嗎？就根據我這一些考慮，最後我決定了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史詩夠長的了，精校本還有約兩萬頌，每頌譯為四行（有一些頌更長），至少有八萬多詩行。夠我幾年忙活的了。

我還真有點運氣。我抱着有一搭無一搭的心情，向東語系圖書室的管理員提出了請求，請他通過國際書店向印度去訂購梵文精校本《羅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訂購外國書本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過了不到兩個月，八大本精裝的梵文原著居然擺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覺得這幾本大書熠熠生光。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幾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乾涸了的心靈，似乎又充滿了綠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時又浮現在我臉上。

可是我當時的任務是看門，當門房。我哪裏敢公然把原書拿到我的門房裏去呢？我當時還是“分子”—不知道是什麼“分子”—，我頭上還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麼“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覺得到。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終於想出來了一個“妥善”的辦法。《羅摩衍那》原文是詩體，我堅持要把它譯成詩，不是古體詩，但也不完全是白話詩。我一向認為詩必須有韻，我也要押韻。但也不是舊韻，而是今天口語的韻。歸納起來，我的譯詩可以稱之為“押韻的順口溜。”就是“順口溜”吧，有時候想找一個恰當的韻腳，也是不容易的。我於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樓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中，把散文改成詩，改成押韻而每句字數基本相同的詩。我往往把散文譯文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裏。閑坐無事，就拿了出來，推敲，琢磨。我眼瞪虛空，心懸詩中。決不會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幹什麼。自謂樂在其中，不知身在門房，頭戴重冠了。偶一抬頭向門外張望一眼—門兩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開，奼紫嫣紅，好一派大好春光。

一個小插曲

春光雖好，我自己的境遇卻並沒有多少改進。我安心當門房，“躲進門房成一統”；然而事實上卻是辦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擾。

有一天，我正在向門外張望，忽然看到在門外專門供貼大字報之用臨時搭起的席棚上貼出了很多張用黃紙寫成的大字報，下面有幾十位東語系教員簽的名，有的教員還在江西鯉魚洲沒有回來。內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這樣的批判一點也不新奇，我原來想不去管它。但是為好奇心所驅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統”的窄狹的門房，到門外去看了看大字報。我真是萬萬沒有想到，這張大字報竟是對我來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這真是從何說起呀！稍微對所謂“文化大革命”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當時盛傳一時的所謂五·一六組織，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貧下中農或“革命幹部”，我哪裏有資格參加這樣的“革命”組織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是驢唇對不上馬嘴。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這一次我卻笑不起來。幾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時，我曾不自覺地哼了一聲。這次我連哼都哼不起來了。這樣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東語系的革委會和軍工宣隊是怎樣考慮的。滑稽的事情還沒有完，更滑稽的還在後面哩。全國上下大聲嚷嚷了一陣五·一六，北大井岡山的一位頭領公然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後卻忽然銷聲匿跡，—原來天地間根本沒有一個什麼五·一六組織。這真像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眾多笑話中最可笑的一個。

一幕鬧劇

不管人世風雲如何變幻，“文化大革命”浪濤怎樣激蕩，時間還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駛。轉瞬之間，“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過，有要結束的樣子了。雖然說“亂是亂了敵人”，實際上主要是亂了自己，還是以不亂為好。現在是要撥亂恢復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復黨的組織。一個非黨的工宣隊員，居然主持黨支部的工作，實在有點太“那個”了。

要想恢復黨組織的活動，首先要恢復黨員的組織生活。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又是根據什麼法令，所有的黨員（四人幫等當然除外）都失去了組織。現在每一個黨員都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好像是要經過群眾討論和領導批准，才能恢復組織生活。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東語系大概是經過軍工宣隊的討論（那一位非黨的工宣隊員當然會參加的），決定從全系黨員中挑選出一個，當做標兵，演一出恢復組織生活的開場戲，期在一舉通過，馬到成功，為以後的人樹立一個榜樣。這樣一個人選責任之大可以想見。用什麼標準來挑選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黨性強。具此二標準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經過了周詳的考慮，謹慎的篩選，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屬兼貧下中農的姓馬的黨員中了標，他是我作為系主任兼導師精心選擇留下當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現在，我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正好成了他的黨性的試金石。具備這兩個條件，又有這樣“亮相”的機會的，東語系並無第二人。誰敢說這不是天生的“佳選”呢？

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同東語系全系的留校師生被召到學一食堂里去開會，每人自帶木板小凳。空蕩蕩的食堂里，飯桌被推到旁邊去，騰出來的空地上，擺滿了小木板凳子，我們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幾張大桌子，上面擺了不少的東西。我仔細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褲子，有收音機（當時收音機還不像今天這樣多，算是珍貴稀有的東西），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我跟在“革命群眾”的後面，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沒有閑心去一件件地仔細瞅。我只覺得，這頗像一個舊品展銷義賣會。可是在這些東西旁邊，有幾本用很粗糙的紙張油印成本的講義，我最初還不知道是什麼講義；也不知道這樣粗糙的道具為什麼竟能同頗為漂亮的西裝褲子擺在一起。對所有的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們在今天第一個恢復黨員組織生活的會上會起什麼作用。我滿腹疑團坐在那裏，不知道葫蘆里究竟要賣什麼葯。

人到齊了，時間到了。主席宣佈開會。他先說明了開會的目的和做法，然後就讓這位選中的標兵發言，或講話，或“檢討”，反正是一個意思。這位標兵站起來，走到前面，威儀儼然，義形於色，開始說話。說話的中心主題是：不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金童玉女。這裏要解釋一句：金童玉女是舊社會出殯時扎的殉葬的紙人。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誰一聽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時，我恍然大悟：原來今天這一齣戲是針對着我來的。我有點吃驚，但又不太吃驚—慣了。只聽我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氣沖沖地控拆起來，表情嚴肅，聲調激昂，訴說自己中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糖衣炮彈，中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說到自己幾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時，簡直是聲淚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陳列的東西，意思是說，這些東西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於是怒從心上起，順手拿起了桌子上擺的那一摞講義—原來是梵文講義—，三下五除二，用兩手撕了個粉碎，碎紙片蝴蝶般地飛落到地上。我心裏想：下一個被撕的應該輪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褲或者收音機了！想時遲，那時快，他竟戛然而止，沒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裝褲和收音機安全地躺在原地，依舊閃出了美麗的光彩。我吃了一驚，恐怕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這個撕東西的行動，應該是今天大會的高潮，應該得到滿屋的掌聲。然而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體與會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場是一片驚愕的寂靜。

這一幕鬧劇以失敗收場了。

在散會後回三十五樓的路上，大家紛紛議論：為什麼不撕可能最透露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西裝褲子，而偏偏撕很難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梵文講義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來已經十年多了。當學生時對我溫順如綿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我在上面已經說了一點。那是遠遠不夠的。他還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態性的大標語上，按慣例從來沒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兩個人是這樣乾的，恰恰都出在東語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說的這一位。這一個驚人的舉動，在北大一時傳為“美”談或者笑談。在我第一次混跡“革命群眾”中參加學習的小組會上，我曾對他坦率地提過意見，我說，他既不像一個烈屬，也不像一個貧農。他大概為此事耿耿於懷。以後發生的這一些事情，難道與此沒有聯繫嗎？

這一幕鬧劇以後東語系的黨員是怎樣逐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因為與我基本無關，我沒有去注意，今天更回憶不起來了。

我的恢復組織生活

時序推移，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北京大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工作已經要結束了。剩下的大概還只有兩三個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寫一個榜的話，我不是孫山，就是還在孫山之下，俗話說“名落孫山”了。

忽然有一天，東語系的黨組織找我談話，我知道，這一下輪到我了。我此時早已調離了那個門房，參加印地語教研室的活動。系領導一個解放軍的軍官和總支書記告訴我，領導上決定不但發給我整個的工資，而且以前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給。我當然非常感動。我決意把補發的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繳給國家。東語系的一個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遞給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動地交給了系總支。這位同志告訴我，還有四五千元以後給我。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是否開過支部大會討論我的恢復組織生活的問題。突然有一天，系裏軍宣隊的頭兒和系總支書記找我。總支書記問我：“你考慮過沒有，自己的問題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對。要說思想問題，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說政治問題，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和任何反動組織，我只能說沒有。但是，我一時很窘，半天沒有說話。那個解放軍頗為機靈，連忙用話岔開。結束了這一場不愉快的談話。不久，總支的宣委或組委一個由中文系調來的幹部來找我，告訴我，支部決議：恢復我的組織生活，但給我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我勃然大怒。由於我反對了那位一度統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誣陷，被迫害，被關押，被批鬥；幾乎把一條老命葬送上，臨了仍然給扣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世界上可還有公道可講！世界上可還有正義可說！這樣的組織難道還不令人寒心！，這位幹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臉上一下子也嚴肅起來：“我們總支再討論一下，行不行？”他說。說老實話，我已經失望到了極點。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東天出太陽。太陽出來了，卻是這樣一個太陽。我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傷腦筋了，夠了，夠了，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在支部後面簽上“同意”二字，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如果我簽上“不同意”三字，還有不知多少麻煩要找。我想來想去，告訴那位幹部：“不必再開會了！”我提筆簽上了“基本同意”四個字。我着重告訴他說：“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麼意思！”繼而又一想：“我戴着留黨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麼資格把補發的工資上繳給國家呢？”結果預備上繳的那四五千塊錢，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復組織生活的故事結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這一節我只能寫到這裏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結束了。

我的《牛棚雜憶》也就算是寫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