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放

什麼叫“半解放”呢？沒有什麼科學的定義。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集中批鬥之後，時令已經走過了一九六八年，進入了一九六九年。在這一年的舊曆元旦前，系革委會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這次恐怕不好再說“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個“小爐匠”。此時我家的那一間大房間久已被封了門。全家擠住在一間九平米的小屋裏。據家裏兩位老太太告訴我，其間曾有一個學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門鑰匙，帶着一個女人，在那間被查封了的大屋子裏，鬼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睡在我的床上，用我們的煤氣做飯。他們威脅兩位老太太說：“不許聲揚！”否則將有極其嚴重的後果。現在“小爐匠”就拿着那一把鑰匙，開了門，讓我睡在裏面。我離開自己的床已經有八九個月了。

我此時在高興之中又滿懷憂慮。我頭上還頂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點錢，吃飯也不夠。我記得後來增加了點錢，數目和時間都想不起來了。外來的壓力還是有的。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樓下一個家屬委員會的什麼“連長”的老頭子（他自己據說是國民黨的兵痞）高聲昭告全樓：“季羨林放回來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聽了沒有吃驚，這種事情對我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了。但是，心裏仍然難免有點彆扭，知道自己被判“群眾監督”了。我彷彿成了瘟神或愛滋病的患者，沒有人敢接觸了。

即使沒有人告訴我，毋寧說是提醒我這種情況，我這人已經有點反常。走路抬頭，仍不習慣。進商店買東西，像是一個白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不敢叫售貨員“同志”，我怎麼敢是他們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麼呢？叫“小姐”，稱“先生”，實有所不妥。什麼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結果是口囁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無主、四體失靈的狼狽相，我自己都覺得十分難堪。我已經成了一個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過了沒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樓去參加“學習”。我第一次從家裏走向四十樓的時候，正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這一段路相當長，總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時。我走出門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開大路，從湖中的冰上走過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說法，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處境不正是這個樣子嗎？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現在已經很不習慣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樓，見了革命小將，是不是還要高喊“報告！”呢？是不是還要低頭垂手站在他們面前呢？這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得不到答覆，走起路來，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樓。我見景生情，思緒萬端。前不久我還在這裏被“樓中游斗”，曾幾何時，我又回到這裏來了。這回是以什麼身份？我說不清。“醜媳婦怕見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氣，進去報了到。幸而沒有口號的喊聲，沒有手打腳踹，而是不冷不熱的待遇。我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組，組員都是學印地語的學生。從此以後，我就以一個莫明其妙的身份，參加了他們的學習和活動。原來東語系的“棚友”都被召喚到那裏。可是待遇卻不知為什麼顯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掃樓道。有一個印地語教員被無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掃廁所。我原來是有思想準備來干最臟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沒有，實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眾在一起，我還非常不習慣，有點拘謹，有點不舒服。我現在是人是鬼，還沒有定性。遊離於人鬼之間，不知何以自處。學生們是青年人，活潑愛動。學習休息時，他們就吹拉彈唱。有一個同學擅長拉二胡，我非常欣賞；但又不敢忘形。年輕人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我則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覺得氣氛很不協調。

但是，在相對平靜的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一些波瀾。我回憶所及，首先就是黨費問題。我上面已經談過，在“黑幫大院”中，交黨費是犯忌諱的。我當時自己不能領每月的生活費，都是我的年邁的嬸母代勞。她每月到外文樓東語系辦公室去領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費。作為“黑幫”的家屬，她沒少聽到閑話。特別是井岡山“黑幫”的家屬，更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奚落。老人沒有辦法，只有忍氣吞聲。在這個情況下，她居然還怕自己的孩子丟掉黨票，仍然按月交納黨費。東語系不知道哪一位黨組織幹部居然敢收下，而沒有向“黑幫大院”通報。否則我一定會多挨上一頓打。我至今感激不盡。我嬸母還告訴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對她沒有奚落，而且還偷偷地小聲對她說：“把錢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談到這種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溫暖，也總是感激不盡。

但是，到了四十樓以後，應該我自己交黨費了。我這種非人非鬼的處境，卻使我不敢厚着臉皮去交黨費。此時黨組織好像已經不再活動。我也不知道向誰交。如此就耽誤了一些時間。系裏的領導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按時交黨費？”我十分坦誠地告訴他：“等到支部決定開除我出黨的時候，我一定會把所有拖欠的黨費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後離開。”由此可見，我認為，留在黨內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黨費問題，我在四十樓頗有一些小小的無關大局的感慨。這一座樓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東語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經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東語系的男學生在四十樓也住了極長的時間了。我必然要經常到這裏來的。我在這裏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我受到過熱烈的歡迎，也遭受過無情的凌辱。我不想發那些什麼“世態炎涼，人情如紙”一類的牢騷。因為世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不這樣的人與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這種事情已經不值得再發牢騷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異常脆弱的。我不能成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從來也不想成為英雄。英雄是用特種材料造成的，而我實非其儔。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小小的個人悲歡，經常來打擾我。何況“十年浩劫”決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決非小事。以我這個脆弱的心靈來承受這空前的災難，來承受這一件極大極大的事，其艱難程度完全可以想見了。到了四十樓以後，我的處境應該說是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前途仍然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觸景生情，心裏就難免有所波動了。

遠的不必講了。專就“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兩年多來說，四十樓就能喚起我很多不同的回憶，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從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的大字報，鼻子裏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是在四十樓。我被勒令交出“黑錢”三千元，又被拒絕接受，是在四十樓。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鬥東語系“走資派”，口號之聲驚天動地，我自己也頗想“對號入座”，是在四十樓。自己頂撞了“支左”的解放軍軍官而被判處“樓內游斗”，是在四十樓。

啊，四十樓！我本不願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樓！

我現在又到你裏面來了，第二次濫竽“革命群眾”之中。

在延慶新華營

這一次我在四十樓呆的時間不算很長，大概是半個冬天，一個夏天，半個秋天。在這期間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隊的進駐。只派不多的軍官和士兵，也算是來“支左”吧。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傳統的部隊。因此，他們的到來引起了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的北大師生員工的極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撥亂反正，整理好北大這個爛攤子。在全校派性嚴重，一團亂糟糟的情況下，似乎出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生機。

不知道是出於哪一級的決定，北大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在“支左”部隊的率領下，到遠離北京的江西鯉魚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氣炎熱，血吸蟲遍地皆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頭子說，這叫做“熱處理”，是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當然在“熱處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準備發配到鄱陽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讓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語、泰語的學生到京郊長城以外的延慶新華營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沒有來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發現，原來我是“另有任用”。

根據什麼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對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這樣批起來才能有生氣，有聲勢，效果才能最好。現在我就是這樣一個“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時我曾看到郊遊時汽車上總載着一隻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遊玩夠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殺掉，做成羊肉抓飯，吃飽了回家。我在新華營，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來，被批鬥過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務。

一九七○年舊曆元旦，奉召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