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鬥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時光流逝得平平靜靜。

但是我卻一點平靜都沒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提心弔膽中。不管是什麼時候，也不管是什麼地方，在家裏，在勞動的地方，紅衛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麼地方去接受批鬥，同勞改前一模一樣。因此，即使在一個非常僻遠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只要遠處紅衛兵的紅袖章紅光一閃，我就知道，自己的災星又到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牲畜，一言不發，一句不問，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天曉得。這種批鬥同勞改前沒有任何差別，都是“行禮如儀”，沒有任何的花樣翻新。噴氣式我已經坐得非常熟練，再也不勞紅衛兵用拳打腳踹來糾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陽台上爭分奪秒的鍛煉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噴氣式姿勢優美，無懈可擊；雙腿微感不適，再也沒有酸痛得難忍難受之感了。對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說八道謊話連篇的所謂批判發言，我過去聽得就不多，現在更是根本不去聽，“只等秋風過耳邊”了。總之，批鬥一次，減少勞動一次，等於休息一次。我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

可是，有時候紅衛兵押着我不是去批鬥，而是去審訊，地方都在外文樓，但不總是在一間屋子裏。其中奧秘我不得而知。一進屋子，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恕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官職—一排坐在那裏，面色嚴肅，不露一絲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進去，以為也要坐噴氣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讓我站在那裏，而且允許抬頭看人。我實在感到異常彆扭。我現在已經成為《法門寺》的賈桂了。原來我在這種場合，態度很不好。自從由於態度不好而揀回一條命以後，我的態度好多了。我覺得，態度不好，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審訊的主題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幾百萬字的日記中，捕風捉影，挖出幾句話，斷章取義，有時還難免有點歪曲。我在洗耳恭聽之餘，有時候覺得他們羅織得過於荒謬，心中未免有點發火。這當然會影響我的態度，但是我盡量把心中的火壓下去。在被抄走的幾百萬字的手稿和日記中，想用當時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學的誣陷的方法挖出片言隻字，進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們還一定要強迫我回答。不說不行，說又憋着一肚子氣，而這氣又必須硬壓下去。這種滋味真難受呀！有時候我想，還不如坐在噴氣式上，發言者的胡說八道可以不聽，即使挨上幾個耳光，也比現在這樣憋氣強。俗話說：“這山望着那山高”。我難道說也是望着被批鬥的那一座山高嗎？

審訊我的人，不是東語系原來的學生，就是我親手請進來的教員。我此時根本沒有什麼“忘恩負義”的想法。這想法太陳腐了。我能原諒他們中的大部分。他們同我一樣，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評斷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個別的人，比如一位朝鮮語教員，是公社的鐵杆，對審訊我表現出反常的積極性，難道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期望他的“女皇”對他格外垂青，飛黃騰達嗎？還有一位印尼語教員，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此時也一反常態，積極得令人吃驚。原來他的屁股並不幹凈，解放前同進步學生為敵，參加過反蘇遊行。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過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後來終於被人揭發，用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去見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語教員。這是一位很老實很正派的人，我們平常無恩無怨，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現在他大概在東語系公社中並不是什麼主要人物，被分配來仔細閱讀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記和手稿。我比誰知道得都清楚，這是一件萬分困難，萬分無聊的工作。在摞起來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記和手稿中，尋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證，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幾句話來，就有了足夠批鬥我一次的資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那就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既傷眼力，又傷腦筋。讓我再讀一遍，我都難以做到。然而這一位先生—我沒有資格稱他為“同志”—卻竟然焚膏繼晷，把全部資料都讀完了，提供了不少批鬥的資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興趣來研究“季羨林學”，那還值得。但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讀了那樣多的資料，費了那麼大的力量，對他來說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嗎？反過來說，如果他用同樣大的力量和同樣多的時間，讀點阿拉伯語言、文學或文化的資料，他至少能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說不定還能拿到碩士學位，被提升一級哩。因此，我從內心深處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可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語系對我的審訊，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有時候也難免有點劍拔弩張。但是沒有人打我耳光，我實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這樣，這種勞改、批鬥和審訊三結合的生活，確也讓我感到厭煩。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個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發善心，結束這一場浩劫，至少對像我這樣無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任何教門，上帝，天老爺，佛爺，菩薩，我都不去祈禱。我想到的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在勞改、批鬥之餘，夜裏在暗淡的燈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氣氛中—同一個單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敵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還鼓動我們家兩位老太太，同我劃清界限。我們的老祖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說：“我們還靠他吃飯哩！”—我伏案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妄想世間真會出現奇迹。但是世間怎會出現奇迹呢？世間流傳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寫這些信，等於瞎子點燈，白費一支蠟。我卻一廂情願，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睜眼，“文化大革命”結束，我這個鬼再轉變成人。那夠有多麼好呀！在瀰漫宇宙彷彿凝固起來的黑暗中我隱隱約約從“最高樓”（陳寅恪先生有詩曰：“看花愁近最高樓”）上看到流出來的一線光明。然而最終證明，這只是一片海市蜃樓，轉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勞改、批鬥、審訊。

就是在家裏，不勞改，不批鬥，不審訊，日子也過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單元的要同我劃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經談過幾句了。但是麻煩還不止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們屋中的據說北京只有一張的紅木七巧桌和大沙發搬出來。我真是進退兩難。我現在只剩下堆滿了東西的一大間和一小間房子。這些大傢伙往哪裏放呢？樓下存書的車庫，抄家之後，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發和七巧桌無論如何也是搬不進去的。火上加油，樓下住的一位女教員還貼出小字報，要我把書搬出車庫。我此時一個朋友也沒有，誰都視我如瘟神，我向誰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嗎？我好像是烏江邊上四面楚歌的項羽。幸虧我已經研究過比較自殺學，我決不自刎。我還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樣呢？我真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了。

但是來的卻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災難。

我勞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個春天。此時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會什麼“文化大革命”，依舊繁花似錦，奼紫嫣紅，燕園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歡春天，而我又愛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時，我卻變成了一個色盲，紅紅綠綠，在我眼睛裏統統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爛漫的春光卻喚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熱情。新北大公社的頭子們謹遵“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訓，決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發明創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嶄新的花樣。對象當然還是這百十口子囚徒。他們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說不準。但是，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體的話，卻絕對是以虐待別人來取樂的。人類的劣根性，過去被掩蓋住，現在完全“解放”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我在這裏順便着聲明幾句：在北大幾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萬名學生中，參加這個活動的只是極少數。他們平常就是一些調皮搗蛋，耍奸賣滑、好吃懶做、無巧不沾的類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現在天賜良緣，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難買的好機會，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領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中國規定的青年節，我們這一批囚徒一個個從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廠。提起煤廠，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顧名思義，這裏是貯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時期，裏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擁護“老佛爺”的。運煤工人當然個個都是身強體壯的彪形大漢，對付煤塊他們有勁；對付我們這一批文弱書生，他們的勁有極大的剩餘。他們打一個耳光或踢上一腳，少說也抵得上《水滸傳》裏的黑旋風和花和尚。具體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們這些人的骨肉才說得清楚。特別是浩劫第一階段重點在批走資派的那一階段在煤廠勞改過的“走資派”，一提到煤廠，無不不寒而慄，談虎色變，簡直像談到國民黨的渣滓洞一樣。

現在我們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這裏來了。我仔細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擇優錄取”，或是“優化組合”，選了一批特別“罪大惡極”的。其中有“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了名的陸平和彭珮雲等等。我們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被帶上了一塊十幾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我們被命令坐在地上，誰也不敢出聲。我估計批鬥的時間不會短的。為了保險起見，先請求允許到便所去一趟。路頗遠，我仍然掛着木牌，嘀里噹啷，踉踉蹌蹌，艱難跋涉，到了目的地，趕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務，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裏直打鼓，誰知道，這是一陣什麼樣的風暴呢？

時間終於到了，雖然不是午時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聽到遠處一聲大喝：“把他們押走！”於是上來了一大堆壯士，每兩個對付一個囚犯，方式沒有改變，雙臂被擰到背後，脖子上還有兩隻粗壯的手。走了很長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認出的當時的學三食堂。從左邊的門進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噴氣式。這裏沒有講台，主持人和發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張桌子的後面。我只瞥見我的右手是彭珮雲。其餘的人的排列順序就看不清了。行禮一切如儀。先是聲震屋瓦的“打倒”聲，大概每一個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後恭讀語錄，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接着是批判發言。說老實話，我一個字都沒有聽見，我一個字也不想聽到，那一套胡說八道，我已經聽夠了，聽膩了。我只聽到發言者為了對什麼人表示忠誠，發言時聲嘶力竭，簡直成了嚎叫。這對我毫無影響，對這些東西我的神經已經麻木了。我最關心的是希望批鬥趕快結束。我無法看錶，大概當時手錶是沒有戴的。我在心裏默默地數着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數下去，數到了二三千了，耳邊狼嚎之聲仍然不斷。可我這雙經過鍛煉的腿實在有點吃不消了，眼裏也冒出了金星，腦袋裏昏昏沉沉，數也數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雲面前的地上已經被頭上流下來的汗水滴濕。我自己面前怎樣，我反而沒有注意。此時只覺得脖子上的木牌越來越重，掛牌子的鐵絲越來越往肉裏面扎。我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之中。

又過了不知多久，耳邊只聽得一聲斷喝：“把他們都押出去！”我知道，儀式結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飯廳的批鬥一樣，儀式並沒有完全結束。“老鼠拉木杴，大頭還在後面”。我被押出了學三食堂，至少有三個學生或工人在“服事”我。雙臂被彎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幾隻手在卡住，頭當然抬不起，連身子也站不直。就這樣被拖到馬路上。兩旁有多少人在“欣賞”，我說不出來，至少比在大飯廳批鬥時還要多。只聽得人聲嘈雜，如夏夜的蚊聲。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麼多累贅，又剛坐過噴氣式。要讓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這麼快的。於是我身旁的年輕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隻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馬路和石頭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頭已經磨破，磨透，保護腳趾的襪子當然更不值得一磨，於是腳趾只好自己出馬。這樣一來，其結果如何，概可想見。當時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無法知道，連痛的感覺都一點也沒有。小石塊又經常打在頭上。我好像已經失去知覺，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在夢中。自己被拖到什麼地方，走的哪一條路，根本不知道。看樣子好像已經拖到了大飯廳。不知道怎樣一來，又被拖了回來。幾個人把我往地上一丟。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廠門外。

這一次行動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幾次的批鬥和游斗都不一樣。我已經完全筋疲力盡，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頭腦發昏，眼睛發花，耳朵里嗡嗡作響，心裏砰砰直跳。在矇矓中感覺到腳指頭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時周圍一下子靜了下來，批鬥的人走了，欣賞者也興盡到什麼地方去吃飯了。抬眼看到身旁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張學書，一個是王恩涌。宇宙間好像只剩下我們三個被批鬥者。他倆比我年輕，身體也結實。是他們倆把我扶了起來，把我扶回了家。這種在苦難中相濡以沫的行動，我三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