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住與行
父親賀龍戎馬一生,過慣了軍旅的集體生活。所以,我們自小便聽慣父親的一句話:“住集體,過集體生活去。”所以,我們上學都是住校過集體生活。
賀龍作為共和國的元帥,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軍營,但那種喜歡湊群的習慣從來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幾個老帥住得很集中,活動也在一起,沒有任何大牆的感覺,有時吃飯都是“公社化”,飯後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電影,下部隊統一行動,很有集體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親賀龍常住廣州,廣州留園有三棟房子,賀帥與葉帥、聶帥各住一棟,三棟房之間是草坪,三家人隨便往來,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體生活。警衛營戰士天天在草坪上練刺殺,三位元帥每天也必要來草坪上觀看。手癢時便各抓一條木槍來做幾下示範,父親對這種生活非常喜愛,真有些“樂不思京”。
這種“住集體”的生活畢竟有限,多數時間還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時賀龍住在東交民巷,他住的房間與眾都不同,只像一個人,就是毛澤東主席。
生活中,父親總是將毛澤東叫作毛大帥,確實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賀龍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們不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父親說:“你們不知道,毛大帥的床就是這樣。”
現在人們參觀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當年我們聽父親講時,卻是有着極大的新鮮感。他也是將床的一半放了書,當然沒有毛主席床上的書多,可也擺滿半張床,有馬列著作、毛選,有大量歷史書籍,還有許多武俠小說。
我們曾不解地問:“爸爸,床弄成這樣還能睡覺嗎?”
父親笑着說:“毛大帥床上的書可比我這點多多了。躺床上,隨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覺前總有些零散時間么,拿來看看書,看困了就睡,總比沒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親一回家就喊:“曉明,給你看樣東西。”
我跑去一看,高興地叫起來,那是一張海綿墊。那時土包子,沒見過也不懂什麼海綿墊,只是看着新鮮,黃燦燦的誘人,便高興地叫起來:“這是什麼呀?喲,這麼軟和,太高級了,一捏就沒了,一松就這麼大……”
“這叫海綿墊。”父親兩眼笑成月牙形,“是總理送的,就給你當褥子吧。”
這麼高級的東西,可真不捨得當褥子,不當褥子又能幹什麼用?還得往床上鋪。這一鋪,問題發生了。這塊海綿墊子比單人床寬又比雙人床窄,加寬墊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綿墊剪窄了也是決捨不得的。於是,父親拿了大主意:“嘿,這還不簡單嗎?就照這塊墊子做張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這次父親是看褥子配床。這塊海綿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時,林彪曾指示把抄來的東西搞個展覽,讓群眾看看賀龍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單送到林彪那裏,他又下令不辦展覽了。抄家的報告也說“不辦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親收養十幾名烈士子弟,家裏生活是隨便而儉樸的。記得國家最後一次賣公債,父親說:“我買三千。”工作人員笑了,問:“老總,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嗎?”父親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員說:“全買了也不夠三千。”
如果給父親辦抄家展覽,等於宣傳賀龍生活的艱苦樸素。
談到賀龍的“行”,他走路有個“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發現,他走在衚衕或走廊里時,從不走中間,總是靠近一側,時不時地要用手敲敲牆。
“爸爸,你敲什麼呢?”我曾好奇地問。
“噢,習慣了。”父親笑了,他並沒意識到這個動作對現在的人來說難以理解,“過去鬥爭嚴酷,怕有夾壁牆,走哪兒都敲敲,防備着,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賀龍一生,走遍天下,離不開馬和汽車,“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在交給中央的檢查里說:“我過去喜歡馬,現在喜歡汽車,喜歡一個快。”
這一切都不難向歷史尋找原因。賀龍少年時曾以趕騾馬謀生路,對馬的喜愛便容易理解。他經常掛在嘴頭上的是馬經,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馬通人性”。
賀龍一生千次萬次談論馬。談得最動感情的一次是長征走到“東布子”、“西布子”一帶宿營,準備第二天打一惡仗,然後就可以向甘肅會寧地區與一方面軍會師了。
營地靜悄悄,戰士們喝過野菜湯便躺下閉了眼。全軍吃野菜,打惡仗,行萬里路,體質惡劣到極點,必須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體力消耗。
賀龍騎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棗紅馬,到各部隊檢查一圈回來,鑽進帳篷,朝行軍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據跟隨他的警衛員唐雲清老人回憶,賀龍那一段瘦得厲害,臉色青灰,鬍子遮了近半張臉。他並沒入睡,閉目養神一段,小聲問:“小鬼,聽到部隊有什麼思想活動嗎?”
“要打仗,司務長動員殺馬,誰也捨不得殺。”唐雲清又嘆口氣:“唉,老總說馬通人性,一點不假。長征一路,跟戰友一樣,怎麼能殺呢?哭了好幾個,都說寧願餓着肚子打仗。”
“馬不能殺。”唐雲清望住賀龍說,“過雪山,過草地,單是咱這匹棗紅馬就救過五十多個戰士,馬背上馱着,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過來了,我計算過。”
“過湘水時,遇上洪水,要不是棗紅馬衝浪過河,我早就去見馬克思了。突破烏江時,遇上山體崩塌,要不是棗紅馬反應快,一躍幾丈,我早被巨石砸爛了……”賀龍的兩眼稍閃開一條縫,馬上又合攏了。聲音有些喑啞:“這匹千里駒有大恩於我賀龍啊……”
然而,當唐雲清一覺醒來時,賀龍不見了,棗紅馬也不見了。正在吃飯的戰士們,碗裏有了肉。唐雲清意識到什麼,飛跑着去尋找賀龍。在一塊山岩后,他驀地立住了腳,半晌作聲不得。
賀龍背靠山岩坐在那裏,馬鞭捧在懷裏,大顆大顆的淚珠從臉上滾落,點點滴在馬鞭上。
“老總—————!”
唐雲清叫了一聲,撲過去,抓住賀龍的兩手搖着,再說不出一句話。他也哭了。
過了很久,賀龍鼻音喃喃地嘆出一聲:“唉,餓着肚子打惡仗,會多死多少戰士?戰士戰馬不可皆得啊……”
曾經跟隨賀龍打天下的老人們都說,賀老總愛馬如命。只有為革命,他才會不惜犧牲生命,不惜犧牲馬。
進城后,父親賀龍棄馬坐車。因為城裏是不允許你騎馬亂跑的。他開始是坐美國吉普,后改坐一輛青綠色的“別爾克”牌轎車。保衛部門多次勸他,說土匪多,不要坐車亂跑。他總是笑着把手一擺:“我騎馬不怕土匪,坐車還會怕土匪了?”
1954年賀龍調北京,組織上為他配一輛吉姆車。吉姆車底盤軟,他不喜歡,只喜歡吉普車。外出打獵都要坐嘎斯六九。
從進城到“文化大革命”,父親的專車改換幾次,從美國吉普換成“別爾克”,換成“吉姆”,換成“吉斯”,又換成國產的“紅旗”車,始終不曾改換的是他坐快車的習慣。記得每次坐車,他總要說一聲:“開快點。”如果司機開太慢,他就認真問一聲:“你吃飯了沒有?吃了為啥開不動車?”
父親喜歡一個快,工作節奏快,生活節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為了快,他很喜歡坐飛機。
第一次坐飛機,許多人勸賀龍:“要坐飛機就坐男飛行員的飛機,女飛行員應變能力差,體質不如男飛行員,意志也不比男飛行員……”
父親賀龍就喜歡坐女飛行員的飛機。他曾充滿感情地說:“一個女孩子上天開飛機,要有多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要說危險,人家不危險嗎?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飛行員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