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調到局裏來的時候，已經三十一歲，這個年齡才在行政機關起步，已經沒有優勢。

我從北方大學畢業后，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當時首選的是市委辦公室和市委組織部，其次是市政府辦公室或者計劃委員會，當然分配到經濟貿易委員會也行。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市裡還有一個玻管局。那時市政府的工作部門，就是計委和經委聲名在外，這兩個部門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當時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國家剛剛在農村開始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餓得眼睛發綠，一手拖着衣衫襤褸的孩子，一手端一隻搪瓷碗到處討吃要飯。但城市改革尚未開始，市場經濟這樣的提法遠未在報刊上出現。政府靠“計委”、“經委”這樣的部門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權力。有一段時間，這兩個部門幾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程度。那時包括交通局這樣的部門也歸經委管。當然那時候的交通局可沒現在牛逼，還像個粗使丫頭，在市政府這個“大戶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來，只負責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間，那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幾十億元修公路，像交通局這樣的部門一下“牛”了起來，成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這是后話。我畢業分配時剛剛進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計委和經委。我發現無論計委、經委、交通局，還是我們玻管局，都有點像民國初年的遺老遺少，誰要強行剪掉他們頭上的辮子，他們會一頭撞死。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們紫雪市的六次機構改革為啥都是先硬后軟、不了了之？就是因為機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黨政部門一些多餘的辮子。你拿剪刀剪計委，計委不讓剪；剪經委，經委不讓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讓剪。硬要去剪，說不準這些部門就會像前清遺老一樣護着辮子以死抗爭。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樣烈的性子誰敢去碰她！於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縮回去了。經過六次機構改革，市上的“辮子”越剪越多。比如經委，就下屬重工局、輕工局、化工局、紡織局，包括我們玻管局，當時稱“一委五局”。後來我們這裏發現了一些銅礦資源，又成立了一個銅管局，叫“一委六局”。後來鄉鎮企業露出一些好的發展勢頭，成立鄉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後來有一個名叫“紫雪市東方炸藥廠”的全市最大的鄉鎮企業發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數近百——轟隆一聲震天響，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產於是被提上議事日程，趕快又成立安監局，隸屬經委系統，稱“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時期是經委系統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經委主任被稱作“二市長”，與紫雪市真正的市長形成對壘之勢，紫雪市市長被稱作“大市長”。

如果說當時的經委、計委一類部門是一個極有權威的丈夫，包括我們玻管局在內的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說，如果經委、計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壺，我們這些局就是擺在茶盤裏、圍繞在這把茶壺周圍的一群茶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老先生就有一個觀點，這個有趣的老頭贊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這個觀點的論據就是：一個茶壺都有幾個茶杯！

好在我們紫雪市不生產茶壺，如果要有幾個茶壺生產廠家，經委系統又會多出一個局——叫“茶管局”或“壺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調到玻管局工作后，經歷了六次機構改革中的其中兩次。總的感覺是機構和部門越改越多，像螞蟻一樣在市政府大樓里爬來爬去。大樓里裝不下這麼多部門，有些部門就設在外邊，每個部門單獨修一座辦公樓。市政府就有“內設部門”和“外設部門”之分。若市政府是賈璉，內設部門就是王熙鳳，像我們玻管局這樣的外設部門就是尤二姐。

其實我也認為“辮子”還是不要剪掉為好。若六次機構改革中的某一次將玻管局剪掉，我調到哪裏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大學剛畢業時，我只是一根毛髮，當時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張“皮”上去，但卻怎麼也附不上去。不說計委、經委這樣炙手可熱的部門，就連“壺管局”也拒我於門外。對一個無權無勢出身農家的年輕人來說，當時要分配到“壺管局”一類部門工作，真是比登天還難。我的父親母親均不認識方塊漢字，他們一生都像錢鍾書先生晚年那樣足不出戶，從未離開過我出生的那個偏遠的小山村。錢先生足不出戶是為著書立說、啟迪後人，我父親母親足不出戶是因為他們沒錢買車票，且一旦進入縣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東南西北。他們一生就像抗戰末期的日本鬼子龜縮在炮樓里一樣縮在我們村裡。他們雖然生性膽小怕事卻一生飽受欺凌。我們村只有“袁”、“魚”兩姓，袁姓是大姓，魚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們姓魚的頭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親母親不認識任何職位的領導幹部，他們認識的最大的一位領導幹部就是我們村那位姓袁的支部書記，在我的分配問題上父親母親不可能給我幫上一點忙。

我們班四十五個同學中，我的分配結果最差。其他同學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還有一個一下跑到了國務院。而我卻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拿着寫得工工整整的簡歷和自薦信以及大學期間所獲“三好學生”證書，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樓道里竄來竄去，最後卻像一顆皮球一樣，不知被誰踹了一腳，骨碌碌滾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條山溝。那條溝叫袁家溝。

當我背着一個鋪蓋卷，像一個逃荒的難民一樣走在我們袁家溝的鄉間小路上，根本沒有像當時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悵都隨晚風飄散，遺忘在鄉間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當時心中的那種酸楚、痛苦和憤恨一點也沒有隨晚風飄散，反而在晚風中越聚集越強烈。一想到在國務院上班的那個同學，我就羞愧難當，恨不能將腦袋像雞巴一樣塞褲襠里去！悲憤交集的我，就這樣在那所像婊子一樣破敗的袁家溝中學一呆就是十年，一直從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應該說我算是一個比較有志向的年輕人，並沒有在生活的打擊面前沉淪下去，反而有一種愈挫愈奮的勁頭。當時正是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一炮打響的時候。《人生》當然是好小說，路遙也是我十分景仰的當代作家。我對《人生》開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屬於“格言”範疇的話亦深有同感。這句話是這樣說的：“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大學畢業時像一袋垃圾一樣被扔到袁家溝中學，就是這緊要處“幾步”中的其中一步。不過後來當我人生閱歷更豐富之後，我發現“緊要處”何止幾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緊要！比如成克傑、胡長清、王懷忠等高官，年輕時也是一些有志青年，並且“緊要處”的幾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時卻一步閃失，跌入了深淵。

我分配到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沒有隨波逐流沉淪下去，但還是有一些悲觀思想的。學校畢業叫“踏入社會”。“社會”是什麼？社會只是一個黑洞，一個巨大而空曠的黑洞。踏入社會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閃失，就會碰在堅硬的岩壁上，讓你頭破血流。《圍城》裏那個好高騖遠的方鴻漸，從國外留學歸來，在那艘法國郵船上與鮑小姐風流一番后，一腳踏在祖國的土地上，無異於踏入了一個黑洞，從此四處碰壁。到三閭大學教書，回來在報館做事，諸事不順，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孫柔嘉吵架。當然若方鴻漸的妻子是唐曉芙，他就不會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對自己心愛的女人是有一種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牆紅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發現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點像方鴻漸心中的唐曉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曉芙個子高一些。

總之在袁家溝中學工作時，我覺得人生總的來說是一場悲劇，沒有哪個人能喜劇一生。比如蔣介石，有宋美齡那樣優雅美麗高貴的妻子，有過那樣大的權力，把那些軍長師長說砍頭就砍頭了，可最後卻憂鬱地跑到一個小島上，臨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親的墳塋。還是《圍城》這部書的最後一句總結的好：“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含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這句話去吧，人生對於自己而言，就是兩個字：感傷！這倆字夠你咀嚼一輩子。對別人而言，也是兩個字：諷刺！我魚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若畫出來，讓別人看了，不是一幅絕妙的諷刺圖畫嗎？

當然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有所悟，卻沒有悟得這麼深。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人，只是本能地在社會這個黑洞裏作無謂的掙扎。那些年，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謀着調離袁家溝中學。可以這麼說，從報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盤算着調離。調離之後我就用不着看我們村那個支書袁長鳴的臉色了。這個壞蛋雖然對我比小時候客氣了一些，可仍然動輒呵斥我已顯老邁的父母親。我們村離我工作的學校不過二三里地，但我不願回家住，我住在學校。每天睡在袁家溝中學那間簡陋的辦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鬧得睡不着覺的時候，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風呼嘯的夜晚，我腦子裏總會漫無邊際地湧出一些聯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奮鬥，像個無賴或者二流子一樣趴在袁家溝中學這個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後，自己還是袁家溝中學一名辛勤的園丁，只是馬齒徒增，由年輕園丁魚在河變作老園丁魚在河。突然有一天鄉政府通知，國家教育部長或省教育廳長要來袁家溝中學視察工作。臉上的皺紋比袁家溝的溝溝岔岔還要多的自己像個老鼠一樣和其他獃頭獃腦的園丁立隊拍着手歡迎“部長”或“廳長”時，突然發現“部長”竟是自己分到國務院的那個同學，或者“廳長”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個同學，將會是何等的尷尬和失敗。

這些聯想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是一批經檢驗合格的熱水袋，分配到國務院和省政府的同學就相當於被陶小北或唐曉芙摟在了她們熱乎乎的被窩裏，肌膚相觸，夜夜溫柔，時刻纏綿；而我則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們袁家溝中學號稱“公鋪”的那個女教師骯髒的被窩裏，那些鄉教育專干、供銷社主任一類的嫖客隨手就會將礙手礙腳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總之我覺得自己當時的人生毫無意義可言，如果我是一個熱水瓶，這個熱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馳的火車的頂部，隨時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將會被摔得粉碎！

當然這些僅是我當時的一些聯想。我在袁家溝中學工作的十年，別說“部長”和“廳長”，連個縣教育局長的鬼影也沒見過。有一次好不容易來了個縣局的幹事，校長召集全體教師到那間比“公鋪”還破敗的會議室里，讓幹事給大家做“重要講話”。在全體教師熱烈的拍手聲中，縣局的幹事草草講了幾句話后便匆匆散會了。臨出門時幹事順勢踢了一腳卧在會議室門口也和大家一起“開會”的一條狗說：“你們學校開會狗也參加？”跟在後面的校長尷尬地說：“這個傢伙，不知什麼時候跑進來的！”說著便責備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說：你這後生坐在門口咋不把狗趕出去？我從那時起就懂得，只要是一個“領導”，關鍵時刻就可以隨便地諉過於人。現代漢語詞典對“領導”一詞的解釋是：“擔任領導的人”。這個詞解釋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釋老鼠，你總不能解釋為：“擔任老鼠的動物”。實際上應該這樣註釋領導這個詞：“就是那種隨時都可以把責任推卸給別人的人。”過去學校開教師會時，這條狗每次都“參加”。有時它還大模大樣一邊笑一邊點着頭從全體教師身邊穿過，溫順地跑過去卧到正在講話的校長身旁。總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個圓圓的眼鏡、臉蛋圓圓的校長，一邊騰出一隻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邊繼續給大家佈置工作。那麼今天這狗趁大家拍手時溜進來，因看到講話的是個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門口聆聽，怎麼能責怪我沒把它趕出去呢？這狗夠懂事得了，若不識相一點，它當時興許會像平時那樣，笑着點着頭跑到前邊去，與幹事一起“講話”呢！

在袁家溝中學十年，使我懂得一點：有時候一件看似簡單的事情做起來其實很難。我實現調離袁家溝中學這樣一個理想竟用了十年時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們玻管局局長閻水拍這個老同志真是有先見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辦公室和我開玩笑時，說我也可以叫做“魚在溝”，事實上我就是一個魚在溝——被摁着頭壓制在袁家溝。實際那十年我不但是一個“魚在溝”，還是一個“魚在案”——我為魚肉、人為刀俎！

那麼切割我的人是誰呢？就是我們袁家溝鄉的教育專干袁長印。

袁長印是誰呢？他是我們袁家溝村支部書記袁長鳴的弟弟。

十年間，我有幾次機會可以調離，主要歸功於我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那時候沒有電腦，鋼筆字寫得漂亮不漂亮對一個年輕人還是很重要的。“字是門面”，我們學校的校長總是這樣說。我們校長叫袁長有，是袁長鳴的哥哥。

“門面”相當於人的臉面。比如陶小北和康鳳蓮。人們喜歡陶小北甚於康鳳蓮，就在於這個“門面”。她倆誰寫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門面”引起別人注意是在一個夏天。某年夏天，我們紫東縣一位副縣長到袁家溝鄉檢查工作。順便到學校來看他中學時的一個同學，當然是女同學，而且當年“門面”也不錯。看完女同學后副縣長興緻蠻高，又順便看了看我們學校辦的“學習園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寫的“心得體會”上面不動了，隨即抬手翻了一下說：“這個教師的字有點像龐中華！”回到縣上后，副縣長還記着“龐中華”，恰好縣政府辦公室準備調幾個秘書，副縣長就推薦了我。縣政府辦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學校考察我，可考察過後再無音信，後來才知是教育專干袁長印“不放”。

那時我們紫東縣每個鄉鎮都有一名教育專干，各學校的校長只負責教學業務工作，教育專干則負責教師的調動和分配。

十年間我有數次調走的機會，都因教育專干不放而喪失了。我就像一隻螞蚱，被淘氣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線，剛往前蹦＜趕攏咭懷毒捅懷痘乩戳耍晃矣窒癖灰桓子拴在炕頭的小孩，怎樣使勁向前爬都掙不脫；我甚至像一條被主人用鐵鏈拴在院子裏的狗，剛汪汪叫着向前撲了兩下，便被一腳踹了回去。

剛到袁家溝中學工作時，我還心存僥倖，以為自己是錐處囊中，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可到後來才發現，這把“錐”不但沒有刺穿長時間束縛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別人手中，刺的我鮮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專干袁長印。我不知道我怎麼就得罪了袁長印。袁長印到我們學校檢查工作，和別的老師有說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師，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可一見我臉就綳得像個雞屁股，或者像一塊板結的鹽鹼地。有一次我去上課走到教室門口，一隻腳已跨進了門檻，孩子們已在裏邊喊了起立，齊刷刷站了起來。我扭頭瞧見袁長印遠遠地走來，急忙將那隻跨進門檻的腳抽回來，立在門口沖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長印從我面前經過時，竟梗着脖子瞧都沒瞧我一眼，我叫他袁書記他也沒吭聲——那時我們學校的老師都叫他袁書記，其實他並不是書記，只是一個專干，但大家卻只叫他書記，從不叫他專干。當時我的臉臊得刷地紅到了耳根，進教室講課時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幾個平日交往不錯的教師到我宿舍喝酒，藉著酒勁兒發泄了幾句，說這個袁專干從來不抓教學工作，對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從來不聞不問，專門負責和年輕女教師打情罵俏，什麼專干——專幹壞事！可第二天這幾句話就到袁長印耳朵里去了。幾天後他在一次全校教師大會上敲打我說：“有些年輕教師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調離。以為自己是大學生，咱袁中這座小廟裏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輕同志可能還不知道，咱袁中這塊地皮合作化時期是大隊的牲畜棚，那時‘大牲畜’也拴過幾十頭，還拴不住你一個大學生？”說到這裏，袁長印在眾教師的鬨笑聲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聲調厲聲說：“你一個大學生有什麼好驕傲的？當初也不是我們敲鑼打鼓將你請來的，八抬大轎把你抬來的，怎麼說我袁長印不幹好事，專幹壞事，你這個定義倒給我下得好！張開口兒合不得，你年輕人說話是要負責任的！”袁長印說到此處時，好像還拍了幾下桌子，而如坐針氈的我，恨不得用雙腳撥開一條地縫鑽進去。

袁長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蝦鱔。我知道我鬥不過袁長印，和他硬掰結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韓信當年為什麼甘願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為什麼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為了將來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須今天在袁長印面前“屈”。其實要向一個人低頭也很容易，只要你心裏決定低頭，肢體上的低頭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臉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這樣抹一把臉后笑嘻嘻地往袁長印那兒走。為了博取袁長印的歡心，逢年過節我總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筆錢，買高級煙酒去孝敬他。他兒子結婚，“龐中華”主動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在大紅紙上記賬收禮。他家裏蓋新房，“龐中華”天天跑去義務做小工：和泥、背磚、挖土，臟活累活搶着干。如此奴顏婢膝十年，教育專幹才發了慈悲，放我離開了袁家溝中學。我當時豈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懷着“恨”離開袁家溝的。十年的歷練，我已能做到將恨轉化為“愛”。拿着玻管局的調令辦好手續離開的前一天，我去袁長印家，別以為我會指着鼻子臭罵他一頓，或者將他家院裏用胳膊粗的鐵鏈拴着的那條惡狗毒死。我滿臉堆着笑拎兩瓶好酒去看望袁長印。那時我才發現，越是恨一個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嫵媚。我當時一邊向袁長印殷勤地笑，一邊說了許多感謝之類的話。袁長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當著我的面將我送他的酒打開一瓶，和我稱兄道弟喝了半斤。他當時還讓他那個長得比一顆倭瓜還難看的老婆切了兩根黃瓜和一根胡蘿蔔給我們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學校那間小宿舍時，我才發現，我其實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當時沒有撲上去直接掐死袁長印，是十分明智的選擇，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就會放過他！我得先扼住命運的喉嚨，回過頭來再扼住袁長印的喉嚨。袁長印當時正在努力爭取擔任我們袁家溝鄉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鄉長。而我離開袁家溝鄉立下的志向是：通過十年卧薪嘗膽般的努力，擔任袁家溝鄉所在的紫東縣的縣委書記！一個縣委書記若想掐死一個副鄉長，差不多相當於一輛坦克軋死一隻螞蟻！我背着鋪蓋卷離開袁家溝中學，再次走在那條鄉間小路上的時候，就像一個戰爭年代正在急行軍奔敵而去的勇士。我眼裏噴着火，一邊向前奔一邊在心裏對袁長印說：袁長印，等着吧，十年後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溝中學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經歷練得爐火純青。袁家溝中學若是一個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專干袁長印就是捂着這個下水道的那個沉重的水泥井蓋，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撓地用腦袋往起抵井蓋的那個人。歷經十年工夫，將袁長印這個井蓋抵開意味着：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抵不起的井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