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我坐着小虎的車，回袁家溝看望父母親。
我給父母親拿着一份兒厚禮，價值四千元左右。給大伯二伯拿的兩份兒禮也不薄，都在兩千元左右。
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鬥，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節前或春節后回去呆一兩天，然後便匆匆離開。在這一兩天中，我也很少出門，除幾個必須去看的近親，再哪兒也不去。
袁家溝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當幹事那幾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車。開往袁家溝的車是紫雪市運輸總公司最破爛的汽車。加之路況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窪窪的黃土路，若是懷孕的女同志，顛得孩子都會早產。車廂里散發著嗆人的汗臭味，難聞的劣質煙草味，以及刺鼻的黃塵味。坐一次車下來，以手在臉上一抹，能抹下一層黃土。嘴唇抿得再緊，也會有塵土粒鑽進牙縫中，牙齒動一動便會發出響聲，彷彿嘴裏塞滿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樣咀嚼吞咽。目力所盡的地方，全是光禿禿的山，乾燥的風肆無忌憚地從荒原上掠過。市運輸公司派往袁家溝鄉的司機是一個小鼻子小臉的老頭，因開車慢，被稱作“慢師”。慢師傅開車有多慢？你可以這樣想像，騎一頭黃牛從紫雪城到袁家溝鄉得走多久，慢師傅開車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時候，這種感覺更為明顯，汽車就像一個牧童騎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氣往上爬，隨時都有可能像一個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風中灰頭土臉拎個提包出現在村口時，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腳步。我低着頭，快速地移動着雙腳，恨不得一步跨進家門。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為我像個土撥鼠，哪裏像我們袁家溝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本科大學生，哪裏像一個市政府機關來的幹部，與在集市上賣土豆歸來的農村青年有什麼兩樣？
每年過春節回家，我都備三份兒禮。父母親的一份兒是兩條香煙、兩瓶酒。香煙每條價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價格也不會超過五十元。總共是二百元錢。另外兩份兒禮是給大伯二伯的，兩份兒禮完全相同：一條二三十元錢的香煙，一瓶二三十元錢的酒，再買兩包糕點，每份兒禮價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員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長以後，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車為主。只有兩次沒有坐公共汽車，坐的是“專車”。但這兩次坐“專車”的經歷，卻像做了兩場噩夢。在我沒有擔任主持工作副科長之前，即使再有類似坐“專車”的機會，我也會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般，堅決放棄這樣的機會——我寧肯坐公共汽車，也再不願坐這樣的“專車”——可見那兩次坐“專車”受了怎樣的刺激！
一次坐“專車”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員后，當時頭腦一發熱，覺得自己怎麼也是個副科級了，搞一輛專車回去在村裡揚揚頭，給父母露露臉。（我親愛的父母一生也沒有露過幾回臉啊！）我通過關係借了市政府另一個局一輛桑塔納。那個局的政秘科長我認識，我曾給他幫過一個小忙。那天他讓我早晨八點在玻管局門前等車。我七點半就提個包站在玻管局門口，就像提個包站在岳陽樓上一樣，臉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專車回一趟家了！我當時眼睛裏放射出明亮而喜悅的光彩，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樣，簡直有點像小品裏邊的趙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點半，還不見車的影子。我打電話給政秘科長，他一會兒說車加油去了，一會兒說車哪兒有點毛病。“小毛病，好修！”這個鬼科長當時還用我小時候看過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詞這樣幽我一默。直到九點五十分，車才不情願地開過來。上車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買的好煙，抽出一支遞給駕駛員。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聲粗氣地說：“不抽煙！”然後便開車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說一句話。忽而將車開得飛快，就像飛機起飛前在跑道上疾駛一樣。我吃驚地張大了嘴巴，雙手緊緊抓着車門把手，生怕他將車開得飛到天上去。有時他又忽然將車開得很慢，這時候他又有點像那個慢師，不慌不忙帶着我跳一曲夢幻般的慢步舞，讓我昏昏欲睡。可我剛矇矓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還沒來得及警覺地睜開眼睛，前面路上有一個土坑，他又一個急剎車。我的整個身子和腦袋向前撲去，有一次我的腦袋甚至像皮球一樣彈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邊揉着碰疼的額頭，一邊還在自言自語討好那個混賬司機。我說：“沒事兒，沒事兒，我的頭碰破沒有關係，只是怕把你的車玻璃碰碎！”我原以為這句有點幽默的話能逗他開顏，可他卻無動於衷，那張臉仍然綳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專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稱作“不說話階段”——他始終繃著臉不說話。他不僅不主動和我說話，更嚴重的是我找話和他說時他也沒有任何反應，好像我是在對一塊石頭說話。你可以這樣設想一下，若你連問一個人三句話，這個人卻理都不理你，你有沒有勇氣再問第四句話？可若我們一路上始終不說一句話，那種氣氛更讓人難受。彷彿夫妻倆鬧了意見負氣地背靠背一樣，空氣好像凝固了。我小時候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客車駕駛員，家裏出了幾件事，心情很不好。這天出車前，他在心中作出這麼一個決定：若今天車上遇到兩件不高興的事，他就給一車人一點顏色看看。第一件讓他不高興的事，是一個年輕人帶來的。這個年輕人站在車門口粗聲粗氣令司機停車，說他要下去撒尿。司機稍停慢了一點兒，年輕人便盯着他罵罵咧咧，其中有一句話特別刺傷他的自尊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把車開得這麼快，準備往哪兒開？莫非是往你母親的生殖器裏面開呀！司機當時狠狠瞪了一眼這個年輕人，心想：一會兒你就會為這句話付出血的代價。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個老頭帶來的。因過道里擠滿了人，老頭一屁股坐在汽車前引掣蓋上。司機認為妨礙操作，不讓老頭坐。老頭一定要坐，並瞪着眼對司機說：“你這後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讓不讓我坐這兒？”老頭的話“哄”一聲將一車廂人逗笑了，紛紛跟着老頭奚落司機。此時坐在前邊的一位大媽看不過眼了，說：“你們這些人，還講不講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給你們開車，你們還欺負人家，你們想一想這樣做對不對？”大媽這樣說時，司機的眼淚刷就下來了。他猛然一個急剎車，走過去拉開車門，不由分說將大媽推下車。眾人正在驚愕，他已開着車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轟隆一聲，車開下了山谷，司機與一車人同歸於盡。
小時候聽村裡人講這個故事，對這位司機肅然起敬。簡直認為他是綁着炸藥沖向敵陣的英雄。那天坐“專車”，我突然想起了這個故事，真擔心這個一路上繃著臉的司機將車突然開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說話，我也不敢不和他說話，硬着頭皮找話搭訕。他若不回答，我便採用自問自答這種形式。靜默了一會兒，當我又一次陪着笑臉扭頭問他一句什麼話時，他卻突然開口，惡狠狠地罵道：“靠你媽！”
我當時臉刷一下紅了。雖然很快明白他並不是罵我，而是罵一個從車前跑過的小孩，但我還是有一種挨罵的感覺。他金口一開，進入第二個階段——說話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這位司機開始不住口地罵人。他罵人主要以罵別人的母親為主，彷彿天下的母親都得罪了他，而他則不是母親生養的。他罵的對象是：公路上跑來跑去的小孩，騎自行車的農村姑娘和小夥子。有一次一個姑娘騎自行車向路中間扭了一下，他打下車窗放慢車速罵這位姑娘，大意是說他準備將這輛車開進姑娘那個地方去，並十分主觀地認為姑娘“那兒”是個良好的停車場，他準備把車停在“那兒”不走了。當時那個姑娘在我坐的這一側，他罵的時候脖子拉長，將腦袋從我懷前探過去。我趕忙將身子向後縮了縮，給他讓開空間。我那時才明白人的脖子像鬆緊帶或橡皮筋一樣，是可以拉得很長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雞脖子還要長，差不多有天鵝的脖子那麼長，幾乎就要伸出車窗外面去了。這樣罵起來聲音顯得十分有力，被罵者聽得十分清楚。那位靦腆的農村姑娘見他罵得那麼難聽，刷一下飛紅了臉。
罵那些憨厚的農村後生，他語氣短促，一般是一個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媽那個逼！”除此之外，他還罵輪胎濺起的石子，罵天上飛過的小鳥，甚至罵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他突然將車上的收音機擰開，女播音員剛說兩句，他便煩躁地啪一下關了收音機，毫無道理地認為女播音員是個“賣逼貨”，或者是個“挨球的”！
他在罵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豐富，令人嘆為觀止，拍案稱奇。經過一個村鎮，正逢遇集，公路上擠滿了人。他一邊慢慢地開車走，一邊罵：“誰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這麼多驢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樣，好不容易坐這輛“專車”來到我們村。剛到村口，他便將車停下了。我以為他要撒尿，坐着沒有動，等他撒尿。可他並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盤上坐着不動。我有點莫名其妙，又不敢問。此時他突然扭頭黑着臉對我說：“還想讓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這才知道他是像毛澤東當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樣敦促我下車。就像我兒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樣，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車。雙腳剛落地，他已一個急轉彎，開着車從我面前疾駛而過，車輪軋起的塵土撲了我一身一臉。
我原以為他會送我到家門口，可他將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煙不見了。我拎着包垂頭喪氣往家裏走，眼睛裏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話說，則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裏十分沮喪：這與坐公共汽車回來有什麼兩樣？誰看見我坐小車了？坐公共汽車還不用受這般凌辱！
另一次坐“專車”，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長以後，當時馮富強主持工作，我向他開了一口，他有點作難，但還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親。那天上車后我才發現，車上還坐着一個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諾基”和“帕傑羅”一樣，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類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後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駕駛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籠里放着兩個沒有熱氣的白面饅頭。那次坐車，給我的感覺是在看一部質量低劣的三級片。一路上，小牛不僅用眼睛觀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換檔時，時不時順勢這兒捏一下，那兒摸一把。這樣極不利於行車安全。當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時，他卻嬉皮笑臉對我說，他的生命和我一樣寶貴，讓我放心地閉上眼睛睡覺去。我剛按他的要求閉上眼睛眯盹兒了一會兒，睜開眼時突然吃了一驚：車裏怎麼只有我一個人？忙扭頭向四周張望，見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過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樹林，他們的目的地顯然是那片小樹林。我當時十分氣惱，可又有什麼辦法？只能坐在車上耐心地等待。一個多小時后，兩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車。
那次坐小牛的車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裏，我這個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彷彿是他放在車上的一個皮包或一顆西瓜，總之不是一個活物。更讓我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裏，我的價值不及一個小姐！
那次也沒有將我送到家門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願送，而是我不讓他送。按照農村的習慣，送我到家后，車上的人都應該進家裏坐一會兒，喝口水。可我若將這樣一個描着黑眼圈，嘴唇塗得猩紅，穿着超短裙，腦袋像一個母獅子一樣的女人帶進家門，還不把我膽小的父母親嚇得暈過去？
兩次坐“專車”，其實與坐公共汽車沒有區別。我原本是想讓村裡人看看：魚貴喜的兒子坐“兩頭平”（農村人對小卧車的形象稱呼）回來了！這個信息馬上會傳到村支書袁長鳴耳里去，他因此會對我父母客氣一點兒，眼睛瞪得小一點兒。可我卻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我像一個無用的棄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們村西頭，我家在村東頭。我像坐公共汽車下車一樣，低着頭穿過村支書袁長鳴家，村主任袁飛龍家，村會計袁富有家，疾步來到魚貴喜家——魚貴喜是我父親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員和普通副科長后，我回家給父母親帶的禮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漲船高，給大伯二伯帶的禮物標準提高到每份兒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帶車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長和政秘科長之後。那幾年時間，除過沒有帶八缸三菱外，奧迪、紅旗、桑塔納，我每次回家輪着帶。有一次我甚至將麵包車帶回了家，拉着一車廂蘋果。我們袁家溝那一帶沒有果樹，娃娃們十分喜歡吃蘋果。我拉一麵包車蘋果回去，讓父母親隨便分送給村裏的娃娃們。這些蘋果我並沒有掏錢，是用手中的權力換來的。
奧迪車是黑色，我們局那輛紅旗是藍色，桑塔納是紅色，麵包車白色。村裡人不知道這些車的名稱，便以顏色區分。每次我回家，見我乘坐的車從村中駛過，村人馬上互相傳播這樣一個信息：貴喜的兒子這次是坐黑車回來的；這次是坐紅車回來的；這次是坐藍車回來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長和科長之後，我給父親帶的煙酒價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給大伯二伯的禮物增至每份兒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兒禮價值兩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來四百多元基礎上翻了五番。
帶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這是第一次！
這輛八缸三菱的顏色是黑藍色。村裡沒有人見過這種車。他們首先會在車的顏色問題上爭論半天。有些人認為是黑車，有些人認為是藍車，有些人乾脆叫“黑藍車”。就像過去將農村婦女叫“張王氏”或“李胡氏”一樣。
接下來他們會圍着車驚嘆不已。這車太氣派了！停在那裏像停着一輛坦克，讓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會發出驚嘆：“瞧這車的腳有多大！”農村人說話幽默，他們總是用樸素的語言表達對事物最本質的認識。他們說的“腳”是指車輪胎。車輪胎不是汽車的“腳”嗎？沒有“腳”，它怎麼會疾行如飛？這車的輪胎像那種履帶壓路機一樣寬，或者乾脆就是一輛坦克，履帶翻卷着向前碾壓過來。在坑坑窪窪的土路上走，這車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車子也毫不畏懼，頭一低，再一揚，就上去了。就像一個瀟洒的小夥子，將偏分頭向一邊一甩，躍身便跳過一個寬闊的壕溝。
那天坐這輛車回家，我感覺十分愜意。這種高檔車最大的特點是它的“人性化設計”。哪兒應該將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兒應該凹一下，手往哪兒放，腳向何處伸，一切盡善盡美。可再高檔的車也無法設計一個駕駛員。雖然科技如此發達，也沒聽說過機械人駕車。如果這輛車是由那個總想將車開進哪位姑娘“停車場”的駕駛員開着，車子設計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會愜意到哪裏去。可由小虎開着，卻比車上設計的任何一個“部件”更善於體貼人：什麼時候開空調，什麼時候關空調；什麼時候開車窗，車窗開多大，什麼時候關車窗；什麼時候開音樂，聽哪種音樂，輕音樂還是流行歌曲，什麼時候關音樂；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說，小虎總是在你說之前已經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處。
在我可以開車將蘋果帶回家的時候，村支書袁長鳴已經主動登門來看我了。這位中國最低層的“職業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點不亞於閻水拍局長。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頭，一邊和我父親稱兄道弟喝酒，一邊誇獎我。我父親弟兄三人，父親排行老三，袁長鳴彷彿頓然變作了我的“四伯”，親切地看着他這個“侄子”，誇獎“侄子”小時候多麼聰明，書念得多麼好，一看就會有出息。令我詫異的是，他怎麼一下就忘了從屁股上一腳將我踹倒的往事。小時候他可從來不認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時總是用另外的稱呼喊叫我。他將這種稱呼忘記了，可我能忘記了嗎？他那時總是將我喚作“小雜種”或者“龜兒子”！
那次袁長鳴和我父親喝完酒，順手還拎了我家一袋蘋果。望着他像從自家菜園裏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蘋果從我家院門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從後面一槍結果了他！
從袁長鳴口中獲知，袁長印已做了袁家溝鄉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鄉長。父親當著袁長鳴的面，囑咐我抽時間去看看袁鄉長。我怎麼會去看他呢？我其實早已在思考，我將來怎樣去報復這個無恥的小人。我註定會踩住他的腦袋，但我難道會親自“動腳”去踩他嗎？當然不會！我會再去找一個小虎，讓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腳”重一點，狠狠地踩他！紫東縣五十多萬人口呢，找十個百個小虎也不難。
在我如此展開想像的翅膀的時候，我彷彿已經真的擔任了紫東縣委書記——只有擔任了紫東縣委書記，我才能準確地踩住袁長印的鴨脖子——讀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長印的脖子為什麼是“鴨脖子”，那我就負責任地告訴你，他的后脖呈醬紅顏色，有褶皺，脖子拉長，褶紋就呈白色，就像那種“變色龍”。如果說，此生我還有什麼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鴨脖子”這個心愿未了。而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還能有比這件事情更令我魚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嗎？我同樣會負責任地告訴同志們，沒有了！
正當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時候，小虎已將虎里虎氣的八缸三菱車穩穩地停在了魚貴喜家的院子裏，我戀戀不捨地從這種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過神來，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裏的碎娃娃攆在車屁股後面圍了上來。
鄭向洋市長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並沒能如願以償當書記。省里冷不丁又給紫雪市配來一位市委書記，鄭向洋市長繼續做市長。
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煩惱。從這一點上講，鄭向洋市長還不及魚在河，簡直就是個馮富強！雖然沒有像馮富強那樣從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長崗位上被挪開，但也夠窩囊的了。即使不是馮富強，也差不多是一個余宏進，冷不丁就調來一個閻水拍！
新調來的市委書記叫傅四海。最初獲知傅四海調到紫雪擔任市委書記時，我的心狂跳了幾下。我的心怎麼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學同班同學，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鋪的兄弟”！
傅四海大學畢業后，直接分配到省委辦公廳做秘書。我們那幾屆大學畢業生，分配政策實行“哪裏來哪裏去”。即哪個地市考上的學生，畢業分配再回到哪個地市去。我來自紫雪市袁家溝，最後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溝。
就在我在袁家溝中學報到的時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辦公廳窗明几淨的辦公室。我擔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長時，他已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我擔任政秘科長時，他已是省委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擔任玻管局長，他已一身輕鬆來到紫雪做市委書記，成為名副其實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學時，有一個綽號叫“民歌”。我那時候有個外號叫“橡樹”。起因是一次學校舉辦文藝晚會，我朗誦了舒婷的詩作《致橡樹》，傅四海朗誦了余光中的詩《民歌》。我倆也確實喜歡各自朗誦的詩作，有時晚上睡在床上，也會抑揚頓挫吟誦一番。傅四海普通話講得比我標準，每當他吟誦《民歌》時，我們便側耳傾聽，他的聲音宏厚深沉，聽着特別有感染力——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也聽見
沙也聽見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也聽見
龍也聽見
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
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也聽見
夢也聽見
我已與傅四海通了電話。通電話前，我認真思考了如何稱呼他的問題。當然不會稱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應恭恭敬敬叫“傅書記”。我提前都將開場白進行了練習：“喂（輕柔），是傅書記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帶姓，顯親切），您的老同學魚在河（擔心對方想不起來，徹底說明情況）！”
那天通電話，只簡單說了幾句話。他剛來，工作千頭萬緒，忙得團團轉，還抽不出時間跟我暢敘同窗之誼。我也沒有急着去看他，我得等他緩過口氣來，給我打電話，我再去看他，和他說些掏心窩子的話。
但我的耳朵早已豎了起來，用心捕捉着關於他的一切信息。聽說他在紫南縣某鄉確定了一個扶貧村，我也急忙去相鄰的村確定了一個扶貧點。我得讓我的扶貧點也跟着他的扶貧點。
從傅四海到任那天起，我的心已離開鄭向洋隨傅四海而去，毛遂自薦、自覺自愿成為傅四海的“第三隻眼”，用心觀察着紫雪十六縣五萬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風吹草動。與鄭向洋市長比起來，傅四海更需要我這樣的“第三隻眼”，因為他自己兩眼一抹黑。我如此輕鬆地背叛了提攜我的恩人鄭向洋市長，心裏也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這能怪我魚在河嗎？誰讓他鄭向洋不是賈憲三角最上端的那個“1”呢？我國北宋數學家賈憲用以開高次方的這個數表挺有趣的，最上端排列着三個“1”，排列形式為“111”——這三個“1”，可以理解為三個一把手：最上端的這個“1”，是市委書記傅四海；左下這個“1”，是市委副書記市長鄭向洋；右下這個“1”，是市人大主任常東方（我們紫雪市的人大主任叫常東方）。一個市委一把手，一個市政府一把手，一個市人大一把手——不是三個一把手是什麼！三個一把手中，最大的是最上端的那個一把手——誰讓他鄭向洋不是這個“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呢！我將雙手向前一攤，像某部影片里的人物一樣聳聳肩，自嘲地說：桀犬吠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不出我的所料，傅四海來電話了。這是一個周末的晚上，他約我到他辦公室談話。
對這次談話，我早有心理準備。包括第一句話怎麼說，我都設想好了。我原以為，我倆的第一次談話，不會涉及紫雪的人和事，而會將那幾十個大學同學挨個撥拉一遍。分到國務院那個同學，在教育部，已經做了司長。班裏的正廳級幹部，也就是傅四海和這個司長了。下來還有某個身姿比較活潑的女同學，當時是我們班的班花，畢業后一直在省檔案局工作。傅四海和她在一個大院上班多少年，肯定常見她。傅四海也許會對我感慨，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那個青春活潑的年輕姑娘，現在也成黃臉婆了。
可我還是想錯了，我設想的這些談話內容幾乎沒有涉及。落座后剛寒暄幾句，傅四海便直奔主題，他對我說，鄭向洋已向他提出，讓我接楊遠征出任紫東縣委書記。
鄭向洋看來不知道我和傅四海的關係，如果知道，他就不會這樣提了。我當即將我和鄭向洋關係的來龍去脈向傅四海和盤托出，刻意表明，我和鄭向洋只有一日之雅，並無歷史淵源。最後我這樣表白：“那是在‘惠時期’，我和他近一點。現在成‘傅時期’了，我和誰更近，是不言自明的事！”
“這個我明白，要麼我就不會叫你來談話了！”傅四海擺擺手對我說。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他不喜歡鄭向洋這個人，有點咄咄逼人。他剛來不久，鄭向洋就給他拉出一個單子，提出安排這個人做縣委書記，那個人做縣長。安排幹部是市委的事，還是市政府的事？傅四海說，他情況不熟，半年之內不準備動人事。楊遠征的副市長省里已批下來。如果在普遍不動人事的情況下，只動我一個人，安排我去做紫東縣委書記，目標太大。況且我擔任玻管局長時間不長，一下給這麼重要的崗位，也太扎眼。但紫東是紫雪十六個縣中經濟實力最強的縣，號稱“紫雪第一縣”，這個縣委書記必須選一個十分信得過的人去做。因此他的初步思路是，讓楊遠征擔任副市長后，一身兩役，再兼半年紫東縣委書記。半年後，整個調整人事時，再調我去接替楊遠征。
傅四海那天還對我說，他到紫雪，現在是孤家寡人一個，孤掌難鳴啊！急需一個得力的幫手（在傅四海眼裏，我就是魚在河眼裏的小虎）。他給我流露了一個意思，我在紫東縣委書記的崗位不會幹得太久。市裡兩位副書記年齡都大了，一兩年後，安排他們一個做人大主任，一個做政協主席，再提拔兩個年輕的市委副書記上來，那樣工作就好開展了。
揣摩傅四海的意思，我當然是這“兩個”中的“一個”了！
那天從傅四海辦公室出來已經很晚，小虎還在車裏候着我。我讓小虎開車回去，我想在寂靜的大街上走一走。那天我走在夜闌人靜的大街上，步子邁得格外輕快。沒想到我腳下的道路突然變得如此寬廣，簡直有如神助一般。我甚至掐指算了一下，現在是2001年6月份，我四十一周歲，半年以後，即2001年底，我即可擔任紫雪第一縣——紫東縣委書記。在紫東縣最多干兩年，到2003年，即我四十三歲時，即可能擔任紫雪市委副書記。擔任兩年市委副書記，到2005年……我又掐指算了一下鄭向洋市長的年齡，恰好是2005年年底退休。就是說，2005年年底，或者2006年年初，我就可能是紫雪市的“鄭向洋”啦！
我有點不敢想下去了，快樂和幸福溢滿了我的臉。這可真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我差點兒像當年老宋從康鳳蓮家籌到錢出來那樣，興奮地在大街上跳起來。
那天直到回家睡到床上，我仍然十分亢奮，怎麼也睡不着覺。2005年是“十五”最後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我們紫雪市高速公路“八縱八橫”將在“十一五”期間建成通車。就是說這個宏偉目標要在我任市長期間實現了！我彷彿已看到：魚在河市長手拿一把剪刀，忙得腳底兒朝天給一條條高速公路通車剪綵……
對我來講，前途一片光明，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我仍得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萬不可掉以輕心，否則就會滿盤皆輸。包括對傅四海，我這棵“橡樹”已不能以老同學的面目去應對他。我應該將我這棵橡樹削成一個又一個尖銳的楔子，隨時準備讓傅四海拿一個小錘將我敲進他挖好的榫子縫兒里去。即使將我自己擠得渾身疼痛，也在所不惜。將于謙那首詩改一個字：“粉骨碎身全不怕，‘不’留清白在人間！”需要擠走馮富強，我這個楔子就是魚在河；需要壓制朱鋒、姬飛、牛望月，我這個楔子就是馬方向；需要欺侮余宏進，我這個楔子就是陳奮遠；需要撬動馬方向，擠走權高位重的惠五洲，我這個楔子便又成為鄭向洋……
而這個木楔的最後目的，是要撬走鄭向洋！
說白了，人生就是一個木楔，不停地擠進別人的“縫兒”里去！只有將別人撬動，擠走，甚至擠扁，自己的生存空間才會更大一點。在玻管局十年，我不是這樣“擠”過來的嗎？那麼多人被我擠走了，那麼多人被我擠扁了，那麼多人疼得嗷嗷叫，而我卻越擠越舒服。瞧我現在的活動餘地與生存空間有多大？如果剛調到玻管局時，不“頭懸樑錐刺股”般立志，不十年如一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對閻水拍和馬方向，不“俯身傾耳以請”，即使“遇其叱咄”，亦“色愈恭，禮愈至”，那我現在還不是一個馮富強？被那個“魚在河”擠來擠去，多少年了，氣都喘不過來一口！
魯迅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爬和撞》。先生譏諷說：“爬得人那麼多，而路只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着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的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踹着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我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這種“聰明人”嗎？魯迅先生還寫過《推》，寫過《踢》，先生為何沒用他那支如椽巨筆，再寫一篇《揳和擠》呢！這兩個字不是比“爬、撞、推、踢”更生動、更傳神嘛！
是的，人生就是兩個字，一個“揳”字，一個“擠”字。先將自己千方百計“揳”進去，然後扎個馬步毫不猶豫地“擠”——這就是我魚在河的人生哲學！
待我做了市委副書記以後，就等於給鄭向洋身上敲進去一個楔子。鄭向洋因疼痛難忍逃竄之後，那我再“揳”誰呢？我總不至於再去“揳”傅四海吧？我當然不會“揳”傅四海——問題是不“揳”傅四海，老喬和他那個在玻管局看門房的孫子會失望的——為了不讓老喬“死不瞑目”，為了能讓他的孫子成為我們玻管局的一個“預言家”，我必須再將這個堅硬無比的木楔，狠狠敲進傅四海的肉身里去——讓他像鄭向洋那樣落荒而逃——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又聳聳肩，陰冷地一笑，在心裏發狠地對自己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