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調到市玻管局報到的那天，恰好局裏召開全體幹部職工大會，局長讓我也參加會。這樣我這個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個老同志面前露了臉。我臉上堆着提前準備好的笑容縮在會場一角，聽局長講話。
局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同志，講話的聲音不緊不慢。他講話喜歡做手勢。一會兒將雙手伸出來，做一個弧形，向上舉一舉，像是抱着一個西瓜；一會兒將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個盤子；一會兒又將短而粗的五指併攏，向前推或者向下壓；有時兩個手掌又有節奏地向兩邊刨，像一個初學游泳的人在水裏撲騰，又像一對戀人突然賭氣：一個扭頭向左走，一個轉身向右行。
第一次聽局長講話，我就發現局長講話像吹號，稍不留心就吹哪個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會只有一項內容：聽局長傳達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進程。局長一邊念厚厚的文件，一邊即興自由發揮。每翻一頁文件，他至少得另外發揮兩頁以上的內容，這樣一頁就變作三頁。如果市裏的文件是六十頁，到局裏就變作一百八十頁。
我發現挨我坐的一個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長每翻一頁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寫一橫，局長再翻一頁，她又在小本上畫一豎，就成一個“十”字。會已開一個多小時了，她小本上才寫下三個“十”字，就是說局長才翻了六頁文件。局長有趣得很，每當一頁文件快要念完的時候，他就提前將那頁紙用胖胖的指頭肚捻起來，有時手太乾澀捻幾下捻不起來，他乾脆將指頭肚舉到眼前，“呸”地衝上面吐點唾沫，再捻。就彷彿戰爭年代我軍攻打一個碉堡，沖了幾次沖不進去，退回來重新制定一個作戰方案，再一衝就衝進去了。
問題是局長將那頁紙捻起來並不急着翻過去。這時候再看那個寫“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長那隻懸在空中捻着一張紙的胖胖的手，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動不動盯着局長那隻胖手看的時候，神態專註極了，美極了，長長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槍肅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樹梢頭站成一排的小鳥，翅膀撲閃都不撲閃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過一縷懊喪，順勢向局長懸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來局長又將那頁文件紙翻回去了！
我們局長念文件時，有點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饞嘴的小孩：彎着腰將一顆水果糖懸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張嘴去噙，卻又將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長每念一頁文件，快要念完時總要這樣向上“提”幾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準備將那頁文件紙翻過去了，卻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個人從六樓下來，站在一樓樓梯口發現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轉身“噔噔噔”上樓取雨傘去了。又像一個人，從六樓的家中出來，站在一樓樓道口發現並沒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轉身“噔噔噔”上樓取雨傘去了——萬一出門後下雨怎麼辦？還像一個愚蠢的將軍，指揮一隊士兵氣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點后才發現錯誤地判斷了敵情，只好指揮累個賊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們局長將那頁擬翻過去的文件再翻回來，是要“補充說明”一個什麼問題。他往往是這樣說：“剛才這個問題我再補充說明一下！”這時候我發現那個寫“十”字的女同志乾脆痛苦地閉上了眼睛。她閉上眼睛啥時候再睜開呢？那就要等到局長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時候。
總之那天開會我發現這個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十分可愛，有一種內在的韻味兒在她周身溢動。包括她着急或生氣的神態，也與別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氣的神態有所不同，有那麼一種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時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飛濺起的水花仍是那麼晶瑩透亮。
“局長傳達文件比唱京戲還慢！”此時這個女同志可愛的嘴唇噘了噘，這樣嘀咕了一句。她有點生氣了，合上筆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寫“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剛好瞅見小本封面上寫着三個娟秀的小字：陶小北。於是我知道這個女同志叫陶小北，這是我到局裏“認識”的第二個同志。第一個當然是局長，局長叫閻水拍。
那天閻水拍局長先是講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后了十年。局長喜歡用“滯后”這個詞。後來我發現我們玻管局的局長們講話時都喜歡使用一個屬於自己的特定的詞。就像趙錢孫李幾代中醫世家，每人家裏都珍藏着一個“祖傳秘方”似的。我們的第一副局長余宏進喜歡用“超前”這個詞。有一次余宏進副局長講話，不到五分鐘時間說了十五個“超前”，比閻水拍局長使用“滯后”的頻率還要高一些。
人在講話時喜歡不斷重複使用某一個詞，是一種習慣。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總要在心裏默默去愛另外一至兩個女性一樣。這一個年齡段愛的若是一個名叫“滯后”的女性，再一個年齡段就有可能愛上另一個名叫“超前”的女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閻水拍局長認為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后”了十年，當然得有個參照物。他是將我市與毗鄰我市的其他幾個省的地級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長認為，若與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后”五十年。而與北京、上海相比，則要“滯后”一百年。他說：“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過是個小漁村！”閻水拍局長這樣說時，以手比畫了一個“小漁村”模樣，一邊比畫一邊有點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畫出的那個“小漁村”也太小了一點兒，也就比一顆雞蛋略大一點兒。我當時閉着眼睛想了一會兒：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個小漁村了！上海開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顯然比現在的紫雪市繁華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萬——我們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萬人口。看來局長的歷史知識還是欠缺一些，自由發揮時“想當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講到當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長差不多用了一個半小時，難怪陶小北着急。我雖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已與陶小北有同感：聽局長講話像爬山，好不容易悶着頭翻過了一座——以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該是一望無垠的河川，甚至會看到裊裊炊煙，可翻過去才發現前面又橫着一座山。局長講一個問題就像帶着全局的同志們翻一座山，若講十個問題，就相當於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這樣看上去有點嬌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樣講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腳，那雙腳與腳上的鞋子十分秀氣，襪子十分講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講究，細看就露出了“馬腳”。就像購買商品房，看上去外邊瓷磚貼得很好，可進房間一看就不行了：要麼廚房的地板磚翹了起來，要麼衛生間頂板滲水，一拉抽水馬桶又會發出一聲巨響，冷不丁嚇人一跳。這些穿衣服只注重“貼瓷磚”的女同志，給人的感覺有點像這種“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頭一瞧，會發現她們腳上的襪子皺皺巴巴的，而且褶皺之間的顏色不一樣。而陶小北這樣的女同志腳上的襪子則像一本漂亮的書上覆了一層質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極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難怪要在小本上寫“十”字，局長帶同志們爬山，她是最累的！興許一不小心就讓山頂的風給吹山谷里去了。若將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裏的同志們就開不成會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覺，得打着火把跟着閻水拍局長到山谷里找這個可愛的小蹄子。
局長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講了八個問題）。在我聽來，局長講的十大城建工程沒有一點兒宏偉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聽着都有一種恢宏的氣勢。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過就是在流經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兩座二三百米長的橋，硬化兩條街道，新建兩個廣場和幾個公廁之類。幾分鐘就能說清楚的事情，局長卻山上山下繞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後是集中供熱。局長說，我市準備年內上馬建設一個小型熱電廠和污水處理廠。他說：“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消息！”這句話相當於局長傳達文件時加的“編者按”。毛主席當年特別喜歡給《人民日報》的社論加按語，沒想到局長也喜歡在傳達文件時加“按語”。我後來發現，我們紫雪市不少領導幹部都有一種“按語情結”。那天局長加這句“按語”時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參加我們局的全體會議，就發現了一個小秘密：我們局長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語”時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個漂亮女同志時目光會放亮。掌握這個秘密對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蓮，瞥見潘金蓮在西門慶眼皮底下與西門慶的女婿陳敬濟調情，一個把一個手背上捻了一把，一個把一個小腳兒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記在了心裏，想着日後以此拿捏潘金蓮。我雖然不準備拿捏閻水拍局長，但我至少得了解閻水拍局長。常言道，咬人的狗兒不露齒，先下米兒先吃飯。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兒”，但我至少得將我這把“米兒”搶先下到閻水拍局長的鍋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閻水拍局長，否則揭錯鍋蓋，反倒會被蒸氣燙傷手。
我那天參加全局會議獲知，我們局共有四十八個同志（連同我應是四十九個），其中有六個女同志。六個女同志中就有兩個漂亮女同志，這在一般的機關單位還是不多見的。據我所知，我們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屬的機關單位里，大多沒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個漂亮女同志，但已年過五旬，雖然據說當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們這些年輕一些的同志看來，已全然沒有感覺。
我調到局裏工作的第一天就參加全局幹部職工大會，是我的幸運。因此我建議年輕同志調到機關單位，先去參加一次幹部職工大會。就像我那天一樣，坐在會議室里，來個“一覽無餘”、“盡收眼底”：局裏共有幾個女同志？其中有幾個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們局裏有兩個漂亮女同志，就是說還有四個不漂亮女同志。四個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個顯得有點特別。這個女同志為什麼特別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來她比較冷漠，坐在那兒幾個小時面無表情，並且姿勢一動不動，彷彿一座雕像。這個女同志細看並不很醜，而且她的冷漠給人一種高傲的感覺。因為腰特別細，她的胸和臀顯得特別突出。我後來知道，這個女同志名叫康鳳蓮。我第一次參加局裏的全體會議，那兩個漂亮女同志使我有“驚艷”之感。康鳳蓮因年齡比那兩個漂亮女同志大一點兒，顯得有點“黯然”。但如果沒有那兩個漂亮女同志，康鳳蓮還是會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會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來時是不是仍然這樣繃著臉？
我們局長的目光落到這六個女同志臉上時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個不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顯得十分坦然，好像一個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樣。一邊看着妻子一邊順手脫下外套掛在門口的衣架上，有那麼幾分從容。局長的目光落到這幾個女同志臉上時，有時候恰好說到嚴厲處，疾言厲色的神態像一根釘子，一下子從女同志皮膚里釘了進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會有“痛”的感覺，好像女同志的臉皮是牆壁。局長的目光在這幾個女同志臉上逗留的時間相對要長一些，但逗留時間再長也沒有那種“溫柔”和“繾綣”，反而顯出一種匆忙和心不在焉。這幾個女同志的臉其實是局長的跳板，局長像一個跳水運動員一樣，上下晃動幾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隨着某一個手勢，在講話的某一個音節的間隙或片刻的停頓間，局長的目光不經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個漂亮女同志的臉上。局長的目光像蚊子一樣落在這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雖然時間短促，但內容卻要豐富得多。首先局長的目光里有了一種躲閃，就像一個小偷，夜闌人靜時潛入別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並試圖在那張光潔的面龐上印下兩個輕輕的吻。或者像一個心懷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卻去敲朋友的家門，不過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長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還有點像戰爭年代那些生離死別的場面：敵人已經在外面用槍托擂門了，一對革命的情侶還在屋裏緊緊擁抱不忍分離。最後女情侶毅然將懷揣重要情報的男情侶藏上閣樓，鎮定地打開門迎着敵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長的目光在離開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就像這個女情侶被可惡的敵人綁着雙手離開自己的茅草屋一樣，那可真是一步三回頭、一步三回頭啊！
總之那天開會我發現我們局長就是這樣一個愛美的老同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正如人們常說的那句話一樣：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愛美這個問題上，誠如蔣委員長當年所說：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總不能說年輕人愛美，老年人就不愛美；南方人愛美，北方人就不愛美。這樣說是沒有一點兒道理的。魯迅先生說過：“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所以我們局長愛美也是沒有錯的，因為美是共享的。
局長借開會宣讀文件之機用自己的目光“愛美”，我則坐在一角觀察局長如何“愛美”。局長就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個淘氣的孩子，雖然沒有票，卻在電影院門外的人群中擠來擠去。在影院門外站一兩個小時，只為最後十分鐘隨着人流擁進去看一看那場電影的收尾——那時候每到電影快要散場時，守門員就會放開門。兩個漂亮女同志相當於那部影片，局長的眼珠在會場轉來轉去，只是為最後擠進去一飽眼福。或者像兩個寒夜裏趕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為趕到百里開外一個路邊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爐前烤烤火。烤完火幹什麼？繼續趕路。
陶小北和另一個漂亮女同志，就相當於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爐，誰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長“趕路”時顯出一種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飾這種笨拙，故意將目光在幾個不漂亮女同志臉上“放”的時間長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臉上“放”的時間短一些。但細心一點即可看出，其光強光弱還是有區別的。局長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臉上瞟來瞟去時，顯出黯淡和無動於衷的樣子。而一落在那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就像一輛性能極好的小汽車突然提速，刷地開着大燈從夜色中掠過。或者又如高爾基在其名篇《海燕》裏描寫的那種在烏雲和大海之間像黑色的閃電一樣掠過的海燕一般。一道極強的閃電有可能照亮大半個中國，我們局長的目光雖然不可能照亮大半個中國，但在那一瞬間至少照亮了我們局原本有點幽暗的會議室。
我們局長的目光若不是閃電，而是一個手電筒。那麼這個手電筒照到其他同志臉上時發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個漂亮女同志時，相當於將手電筒的開關推到了極致——即使推到極致局長仍然下意識地繼續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駿馬，猛然被勒住韁繩停止奔騰時，煩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長當時恨不得一把將那個開關推到陶小北臉上去。結果手電筒射出的光束立即變作強光，射過來晃得人眼睛都睜不開，只得抬起手臂擋着。這樣的目光射到陶小北這樣細皮嫩肉的女同志臉上，說不准她們可愛的小臉會被灼傷。我不禁有點擔心地向兩個被局長灼視的女同志臉上望了望：所幸沒有被灼傷。什麼原因呢？原來局長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頭用比香腸還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點唾沫，再翻。畢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局長不可能長久地盯着兩個女同志，“目灼灼似賊”般地放電。“主”和“次”局長還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開會，傳達市裡文件；“次”才是看兩個好看的女同志。當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長。據說我們市裡有一位局長，喜歡可愛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剛上班，他就將局裏一個女同志叫到辦公室。女同志在局長辦公室站了一會兒，局長竟一句話沒說，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問說：“局長，你找我有事嗎？”局長說：“沒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勁頭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個十分正派的女同志，聽局長這樣說，心裏有點着惱，但又不好沖局長發作。因為這個局有一條規定，下級不能隨便頂撞上級，頂撞一次扣掉當月獎金。女同志轉身從局長門裏出來時還在恨恨地想：那你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親？不是說兒不嫌母醜嘛！女同志這樣想着，竟將自個兒想樂了，回頭沖局長辦公室的門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嬌百媚的樣兒。女同志離開局長辦公室后，局長好不懊喪，心想，當言不言謂之懦，剛才她像一根蔥兒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兒，怎麼只顧沖她傻笑，竟沒敢將她撩逗一撩逗，眼睜睜把個機遇給錯失了。你瞧她像支鋼筆一樣站在那裏，笑模笑樣的，畫中人兒一般，眼睛裏都會說話，好不惹人愛憐。以後這支“鋼筆”再進來，即使不敢擰開筆帽兒寫一寫，也總得將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別一別，掛一掛，不能讓她像平兒那樣，一邊和賈璉打情罵俏一邊便輕易走脫！這樣想着，局長更覺惘然若失，突然產生一個念頭：從後邊看這個女同志是不是像從前邊看一樣好看？於是急忙拉開辦公室門扉向外張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長當時半邊身子就酥了。
我在農村中學教書時就聽說過這個笑話。當時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長，莫非這位局長就是我們玻管局局長閻水拍？他叫來“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們局裏這兩個美女中的其中一個？這兩個女同志一個叫陶小北，另一個我當時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為她與我隔得遠一點兒。雖然她手裏也捏着一個小本，但我卻無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開想像的翅膀：也許她叫什麼小南吧？一個小北，一個小南，挺有趣的，給人的感覺北邊和南邊都有美麗妖嬈的女子。我一向認為，女同志在美麗妖嬈之外，還應該堅貞不屈，無論是面對威逼還是利誘，都能做到質本潔來還潔去。如果這樣，閻水拍局長這個老頭拿她們能有什麼辦法？閻水拍局長又沒權利給她們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兩個科長用皮鞭將她們抽得死去活來。所以在這些機關單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職員與她們的上司有什麼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們自己。我在那所農村中學教書時，有一個漂亮的女教師，為了評一個“工會積極分子”，就和校長有了一些曖昧之事。看來女同志還是經不住誘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們不再強調什麼“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過去那些烈女一樣，將貞節看得像生命一樣重要。巴金小的時候，看插圖本的《烈女傳》，看到一位年輕女子用刀砍斷自己的手，不解，問他的媽媽。他的媽媽告訴他，因為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這位女子的手，她覺得自己“失貞”了，所以當著那個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來。如果閻水拍局長拉拉陶小北或局裏某位年輕女同志的手，這位女同志二話不說就將自己的手砍下來，還不把閻水拍局長的膽兒給嚇出來？看他再敢不敢拉她們的手，再借他一個膽兒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後來我知道另一個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李小南是最認真的一個，她當時不停地在小本上記。她將一個小本放在併攏的膝蓋上，笑吟吟地抬頭凝神看一會兒局長，咬着唇俯首記一會兒；再抬頭笑吟吟地看局長，再咬着唇俯首記一會兒。從她鋼筆的飛快移動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樣寫“十”字，而是在記閻局長的講話和市裏的文件精神，足見這是一個對待工作十分認真的同志。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和兩片紅紅的小嘴唇，微笑時，會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齒。按照《金瓶梅》這本書上的描述，李瓶兒這娼婦就有這樣白白的小牙齒。當然李瓶兒身子也很白，當年西門慶對她就是因“白”而起姦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兒雖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並不是說李小南就是李瓶兒。李小南其實是一個很端莊的女同志，雖然生得漂亮，卻看不出有什麼狐媚之氣。我們局裏這兩個漂亮女同志氣質都是不錯的，不知她們是否曾就讀於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張伯苓老校長對南開師生有一條校訓。顏色：宜和，宜靜，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給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張伯苓老校長的這個要求：也和，也靜，也庄。李小南當時凝神聽局長講話的神態可愛極了——像陶小北不好好聽局長講話在會上“搗亂”一樣可愛。從這兩個女同志身上我總結出，可愛的女同志各有其表達可愛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歡開屏，你隨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開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卻不喜歡開屏，你圍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開屏的不開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認為開屏的是孔雀，不開屏的不是孔雀。“開屏”只是她們的表達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達方式就是動不動使小性子。而薛寶釵，則寬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於潘金蓮，那娘們兒稍不遂意就會躺在地上放刁撒潑。因此我認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開會時的表現就像一隻溫順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兒，任局長已顯蒼老的聲音撫摸。李小南平時在工作中肯定特別聽領導的話，屬於“黨叫幹啥就幹啥”那一類。若她是科員，她就特別聽科長的話；若她是科長，她就特別聽局長的話。而陶小北的可愛則在她的調皮，還有那麼一點點任性。高興了可能很聽領導的話，不高興了就可能不很聽領導的話，有時甚至還會沒輕沒重頂撞一下領導——當然領導被這樣可愛的女同志頂撞一下也不會計較的，甚至會很寬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這樣的女同志頂撞，有點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點痛，但快樂大於疼痛。撞這一下還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閻水拍這樣的老局長，被撞之後周身的血液循環會加快，有時甚至會熱血沸騰，反倒會掩蓋和消解腰椎間盤突出帶來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隻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隻可愛的小狗。高興了你興許可以撫摸她，不高興了就會“汪”地咬你一口。
總之第一次參加局裏的全體人員會，局長和兩個女同志給我留下極深印象。當時正是小學生寫作文時喜歡描寫的那種“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記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前一年，我就是在這個美好的年度里調到市玻管局工作的。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極大的轉折。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某一個春天或某一個夏天的某一天（當然也可能是某一個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轉折可以扭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們所熟知的秋收起義、遵義會議或者重慶談判之類。而對一個人來講，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轉折也可以扭轉這個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個明媚的春天我調到玻管局工作這件事，還有那次我一調到局裏參加的全體人員會。陶小北美麗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陽光一樣，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個卑鄙的人，都會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後來深切地體會到，在一個無所事事的行政機關工作，猶如走進一條漫長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時會有一種絕望的感覺。如果玻管局是這樣一條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這條黑暗隧道的一縷強烈的陽光！有了這縷陽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這條隧道的決心。
陶小北當時坐在我們局大會議室靠西一排沙發偏南的一角。順着她俊俏的臉龐從我們局六樓會議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樹林，點點紅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還有一片片白色的棗花和梨花，在河畔綠色的垂柳間若隱若現，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兒沖你扮鬼臉，令你心馳神往，浮想聯翩。我突發奇想，我們玻管局的閻水拍局長，有點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這兒剪剪，那兒剪剪；脊背上還背着一個小藥箱，這兒噴噴，那兒噴噴。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個小藥箱。我們局裏開會，其實就是聽任局長修剪樹枝和噴洒藥水。局裏的四十多個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樹，局長在這個頭上“嚓”地剪一下，在那個頭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頭上手腳很重，在有的人頭上手腳很輕，有時不僅僅是輕，幾乎到了“輕柔”的程度。
那天開會局長還講到環境污染尾氣排放大氣指數之類，甚至說到我們紫雪市的飲用水污染也很嚴重，“大腸桿菌”已超過國家規定標準的數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質“亞硝酸鹽氮”超過國家標準若干倍。市裡有一個水廠就建在國民黨時期廢棄的舊煤礦上，水源流經煤礦坑道后被嚴重污染。局長甚至說，煤礦坑道里有很多糞便、礦工丟棄的舊衣服和死人的白骨！聽得大家毛骨悚然。
總之聽我們玻管局閻水拍局長講話，好像在聽一位歷史教員授課。剛還在唐代，不知啥時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後到民國，你以為辛亥革命講完該是八年抗戰了，而一到抗戰時期，全國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閻局長偏不，辛亥革命只說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戰國時期，再講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會產生從六樓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們局的四十多個同志並沒有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認真聽，至少有四十個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個小本在認真記。只有五六個同志不拿小本，有時還互相悄聲說幾句話。但他們說話的聲音一般都比較低，湊在一起耳語。有個別同志若沒有控制好聲音的分貝，閻局長便會咳嗽一聲，突然停下不傳達了。閻局長並不看這幾個說話的同志，這幾個同志卻不敢說話了。就像一窩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媽媽一責備，便不敢吱聲了。又像一個龐大的樂隊，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樂聲亦戛然而止，會場一時鴉雀無聲。閻局長此時摸出一支香煙點着深吸一口，才又低頭傳達。那幾個說話的同志再不敢說話，懷抱着雙手仰在沙發上閉着眼睛開始假寐。
那天參加局裏的會議，我發現我們局裏的會議秩序還是不錯的。我剛調到局裏的時候，紫雪市還沒有手機，所以會場上聽不到手機響。大家心平氣和，即使有人聽得頗煩，也只是閉着眼睛睡睡覺，過過“白日做夢”的癮。大多數人始終堅持在小本上記，有的人小本記得密密麻麻。我當時因為沒有帶小本，不能將局長講話記下來，有點不安。摸遍口袋也沒有帶紙——雖帶一點衛生紙，可大家知道這種紙干別的還可以，記筆記卻不行。最後我略作思索，乾脆摸出一包香煙。這包香煙我只抽了一支。我將另外十九支煙取出，正欲抽出裏邊的錫紙記局長的講話，突然有一隻纖細白皙的手向我伸過來。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這隻突如其來伸過來的縴手嚇了一跳。定睛看時，才發現這隻手裏捏着一個小本，是陶小北將她的小本給我遞過來了，當然她已將寫下“十”字的那一頁撕掉。我當時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隻手裏還握着十九支香煙，顯得笨拙而慌亂。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聲說：“我不記了，你記吧。”我於是一邊悄聲說謝謝，一邊惶急地將十九支香煙重新塞進煙盒。由於用力過猛，至少折斷了三支。我有點不好意思地沖陶小北笑了笑，從她手中接過小本，低着頭翻開記起來。
我到局裏工作之後，發現開會是最能鍛煉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長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有時一上午還講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問題是我們這個局並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傳達文件到中午十二點，閻局長抬腕看看手錶，對大家說：“上午就到這兒吧，下午三點接着開！”剛說完這句話，他又扭頭徵詢局裏辦公室主任的意見，他對辦公室主任說：“三點是不是有點遲？乾脆兩點半開吧！下午的內容還多。”他這樣說著，並沒等辦公室主任回答，又將頭轉向大家說：“那就下午兩點半，請大家準時與會！”
局裏的同志們像是從牢房裏釋放出來的一堆囚犯，紛亂地站起來。此時閻局長卻又站着對大家說：“同志們再等一等，還有一件事情忘記了。這（他指着我）是咱局裏新調來的魚在河同志，分配到辦公室工作。”於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點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導彈一樣一齊射向你，你臉上會不會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臉還有點發燒——因為有六個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點兒羞澀，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見了婦女略有幾分顏色，手腳便不自在，有時沒來由的臉會彤紅。看電視時見那些領導同志在文藝晚會結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見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員，我心裏就發虛。心想，即使給我這樣的機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員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認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桿秤。不過那天站在那兒，我還是硬撐着裝出很有底氣的樣兒，彷彿剛從美女堆里鑽出來一般，像賈寶玉一般不知見過多大的場面，對陶李二美女毫不以為然。不過只一瞥我就發現這兩個女同志像姐兒倆。兩人身材差不多一樣高挑兒，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點，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卻細。這種女性一般被人們稱作窈窕淑女。問題是我們局裏並不都是君子。我這樣想。其實窈窕淑女最終往往會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鮮美的肉總是落入虎口一樣。當時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閻局長身旁。我才發現閻局長特別矮。如果用一張紙蒙住閻局長的臉，他就像她們手裏牽着的一個孩子。我後來曾經思忖：若當時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臉會不會發燒？我想也許不會發燒。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會發燒。漂亮女同志與不漂亮女同志給人的感應就是不一樣。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過來，像通紅的爐膛里躥出的火苗一樣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鍋，鍋里沒水時鍋底會被炙烤得刺刺作響，有水時一會兒就沸騰起來，直往上冒熱氣。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則與男同志的目光沒有什麼兩樣，就像一個瓦數很低的電燈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種昏暗感，對人體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裏開會之前，我只認識令人尊敬的閻水拍局長。這個老同志雖然講話時間長一些，年齡大一些，頭髮少一些，臉上的皺紋多一些，可對人還是挺和氣的。對我這樣一個新同志也不擺架子，令我心裏生出一些感動。
開畢會的第二天，閻水拍局長叫我到他辦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時還叫來了辦公室主任趙有才。閻局長對趙有才說：“以後小魚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對我說：“以後有啥事隨時向有才主任請示。”又對趙有才說：“小魚這個同志筆頭子不錯，以後局裏的會議講話就由小魚來起草。”又對我說：“你們主任的口才在咱局裏是一流的。在市直機關舉行的小平理論辯論會上得過第一，為局裏爭得過榮譽。”又對趙有才講：“這兩天你們辦公室開個會，讓小魚和大家互相認識一下，便於以後配合工作。”
我發現閻局長說話喜歡對這個說一句，再對那個說一句。就像說快板書，將這隻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趕快再將那隻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這面鼓上敲一下，趕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這樣一遞一句說話，從工作方法上講，顯出閻局長的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那就這樣吧，啊？”那天閻局長只有這句話是同時對我和趙有才說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們可以走了。我正欲轉身出門，閻局長卻又說：“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魚還有幾句話。”我以為閻局長還有啥事情給我交代，沒想到趙主任出門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說：“小魚啊，你這個名字叫得好，不過還有一點兒不足，‘河’是黃河還是清水河？若叫做魚在江、魚在海、魚在洋，那氣勢就更大一些。當然若叫做魚在岸、魚在溝，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幾人，從岸叫到洋，那多壯觀啊！”閻局長仰頭呵呵笑了兩聲又對我說：“不過話說回來，還是叫魚在河更穩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謙卑，也不能太張揚。太謙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腳底下的小蟲子，誰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張揚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馬腳，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機關工作，你這個名字恰到好處，裏邊蘊含著一種做人的玄機啊！”閻局長略微停了一下，又說：“我見到你這個名字就有一種親切感：你叫魚在河，我叫閻水拍，你在河裏游，我在水裏拍。這不，你這條魚一下子就游到我這灣水裏來了！”
閻局長和我說話時挺着肚子背抄着雙手，顯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樣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謙恭地縮着肩站在他面前。閻局長個矮，我個高。我這樣弓着腰縮着肩，倒顯得閻局長個高我個矮。其實高和矮原本是相對的。你個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為什麼有些年輕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機關工作深一腳淺一腳的，說不準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馬趴下了，就是因為沒把高低問題搞清楚，自以為自己個兒很高。你個兒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勁縮着身站在閻局長面前，閻局長說完后我趕忙說：“閻局長您這麼平易近人，還這麼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種幸運。”我當時險些將“幸運”說成“幸福”，又覺得“幸福”有點太誇張，話到嘴邊才改作幸運。“不錯，不錯，今天就這樣吧！”閻局長向我笑一笑，擺擺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門后我還在納悶兒：閻局長讓趙有才主任離開，將我留下，就是為了談談我和他的名字？說說“魚”和“水”的關係？這種關係我小時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論述清楚了：魚兒離不開水，花兒離不開秧——我深知，從到玻管局工作的這一天起，我就再也離不開尊敬的閻水拍局長。
不過我當時出門后還是覺得有點兒好笑：閻局長說我的名字與他的名字有相近之處，若將他的名字改作“閻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閻拍水”這樣一個名字帶來的某種意境，我有點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撲哧笑了。恰巧李小南從洗手間出來，她剛洗畢手，正低頭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兒，有點兒奇怪地回頭望了我一眼，彷彿在說：這個傻傢伙怎麼一個人偷着樂？
趙有才主任是在局長找我們談話的第二天召開辦公室全體人員會介紹我和大家見面的。我們玻管局辦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趙有才，四十多歲。你若想知道哪個是我們趙有才主任，到玻管局這座陳舊的辦公樓的三樓來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們玻管局這座辦公樓修建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幾十年風吹雨打，伏卧在那兒像反映衛國戰爭影片里那種笨拙的蘇聯坦克，又像一個飽經滄桑、寵辱不驚的老人。就在這樣一幢老態龍鐘的辦公樓里，每天從早到晚活躍着我們四十九個同志寶貴的生命。而在這四十九個同志中，就有可親可敬的趙有才主任。那個身子瘦瘦的、總是像一條白灼蝦一樣哈着腰，手裏總是拎一份文件（有時也會同時拎兩份文件），在樓道里跑來跑去的人就是我們趙有才主任。我們玻管局的辦公樓一、二層對外出租。一層是一些商業門市，二層是一個律師事務所和省里一家小報的記者站，三層以上是我們的辦公室。每層有兩個套間，六位局級領導分別在三、四、五樓的套間裏辦公。按市裡發文時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樓，三四把手在四樓，五六把手在五樓。難怪趙有才主任的腿細細的，一天到晚樓上樓下跑，腿不跑細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