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

我的父親從來不想讓我成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親經常把這城裏的警察說成是“為了蠅頭小利而出賣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會會員，被那些警察們毆打過，還被關進了監獄，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惡芝加哥的政客們。無論是管轄一個區的小政客，還是大到管轄芝加哥市的大比爾·湯普森，在父親看來他們全是一丘之貉。而湯普森與其說是城市的“締造者”，還不如說是一隻“醉貓”更為恰當。

如果我肯脫離警察局，這一定是最能讓父親開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幾年，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牆橫立在我們父子之間。我的警察生涯也許是他殞命的主要原因，不過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也心中無數。在他自殺的那天晚上，他甚至連一張便條都沒有給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族——黑勒一脈來自於德國東部的黑壘地區，我們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來的。十九世紀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都被強令放棄他們以前的姓氏，改換成由地名或職業而來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話，那麼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社會的孤立的封閉體系，個人與他人之間本質上是一種衝突，因為我的曾祖父——傑克普·黑勒，曾做過裁縫。

那是一段艱難時日。為了修建鐵路和發展工業，傳統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機器的使用給社會帶來了大量閑置的勞動力。無論是從前以織布為生的年輕人，還是靠牛車運輸養家的壯勞力，生活都難以為繼。失業率飛漲，同時農業的欠收使得糧食的價格翻了一番。許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飄洋過海去了美國。我的曾祖父堅守着他的生意，儘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不過好在他還與黑壘那些富裕的猶太人——高利貸者、銀行家、企業家有固定的生意聯繫。一九四八年，整個黑壘地區捲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觀事態的發展，因為他根本不能卷到這場風暴中去，那些上層社會的主顧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正在他進退兩難之際，一封來自維也納的信輾轉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爾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場反抗邁特內克的叛亂中被殺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財產交由維也納猶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暫時保管。考慮到當時動亂的局勢，曾祖父決定親自去維也納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遺產。在維也納，他在拉比·孔恩家裏住了幾天，並深深喜歡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學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願留在了那裏，然而，後來拉比一家卻被極端的正統宗教主義者給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壘。

所有這些給曾祖父以沉重的打擊：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於非命；在維也納，他又親眼目睹了猶太人自相殘殺的慘象。他一直是一個講究實際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傾向於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慘死之後，他放棄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猶太教也從此從我們家中銷聲匿跡了。

離開黑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繼續生活在那裏日子會更加艱難。一八四八年以後，秘密警察的觸角無所不至，這使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而那些猶太教的正統極端分子們對曾祖父的叛教行為恨得咬牙切齒，向他的那些有錢主顧們散佈說，曾祖父的弟弟是個激進主義者。於是那些有錢人就不再光顧曾祖父的裁縫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難維持家用。最終，曾祖父決定舉家遷往紐約，那時候我的祖父哈蘭姆只有三歲。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國。

祖父哈蘭姆少年時就在家中的裁縫店裏幫忙。這本可以成為他以後發家的起點，可是哈蘭姆並沒有這樣一直幹下去。在祖父十三歲那年，他參加了聯邦軍。像當時許多年輕猶太人一樣，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這一舉動證明自己的愛國主義立場：當時猶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個食利階層，為了修正這一對猶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戰，結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雙腿中彈。

他又返回了紐約。在他離家期間，他的父親長期被疾病折磨，最終死在醫院裏，他的母親也在十年前死去了。當時，他的兩個兄弟和妹妹正在為家產鬧得不亦樂乎，最後安娜姑媽帶着大部分的家產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紐約，此後一直杳無音信。祖父的兩個兄弟，傑克比和本傑明一直生活在紐約，但行同陌路，他們也很少探望祖父——一個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後來，在服裝區中一家以殘酷壓榨工人而聞名的工廠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沒被餓死。

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諾米·里維特茲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廠里做工。我的父親，馬哈隆，出生於一八七五年。兩年之後，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積勞成疾無法再勝任工廠里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顧兩個孩子，而祖母繼續為一家人的生計賣命。又過了兩年，一場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樓，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親和叔叔安全地救出來以後，她又返身去尋找祖父，這一次他們誰也沒有出來。

父親的安娜姑媽——自稱是拿了她那份應得的財產——在離家多年以後又和家裏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聯繫，讓他們知道她現在的“風光”，於是父親和叔叔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安娜姑媽那裏。下了火車，又換乘街車，這兩個大睜着好奇的眼睛的男孩並沒有被送往芝加哥的猶太人聚居區——懷斯特區愚之別。，而是被送到了城裏著名的紅燈區——利維區。在那裏，“按摩中心”、“理容中心”的牌匾隨處可見，既有城裏最著名的“伊娃林格俱樂部”——由伊達和瑪納姐妹倆開辦，也有數不清的名聲不佳的下等妓院。他們那位“風光”的安娜姑媽就是一家下等妓院的鴇母。

當然，安娜姑媽不是那些操皮肉生涯的最底層妓女，她在那些一家緊挨着一家的下等妓院中擁有“風光”的一席之地。那些小妓院的建築都十分劣等，其中的一家曾一度由警察局的總監所有，其他幾家由曾五次連任芝加哥市長的卡特·哈里森所有。街上還有一家一家的簡易房流射出事物的影象，作用於人的感官和心靈，便產生感覺和，裏面僅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床是為妓女和她的主顧準備的，椅子可以用來存放主顧的褲子。通過牆上的暗門或房門，一名不速之客經常會在讓人尷尬的時候闖入，收取一筆額外的費用，通常主顧都會乖乖地付錢。

在街區的另一端就是“伊娃林格俱樂部”以及在它前面的歸凱莉·華特森所有的上等技院。在三層的棕色樓房裏，有五個客廳，每間客廳又有五個不同的入口。此外，裏面還有二十間卧室，一間桌球室，以及一個地下保齡球場。粉紅錦緞的室內裝飾、真絲的睡衣、亞麻床單、放在銀質酒桶里的葡萄酒，以及用於啜飲的金質高腳杯……這一切顯得是那樣的“富麗堂皇”。

再拐過來就是安娜姑媽的妓院了，裏面也提供葡萄酒，總共十幾個女孩在早餐時喝她們的葡萄酒。那時大約是一點左右，她們圍坐在桌旁啜飲她們短暫一天中的第三頓（至少是第三頓）“液體食品”。每天中午，黑人女傭把這些“殘花敗柳”從床上叫起，靠着苦艾酒的效力她們進行梳妝打扮，然後下來吃早飯。不大一會兒，這些女孩就成雙成對地坐在窗前向過路的男人拋媚眼了。如果有人感興趣的話，他們可以湊到窗前看看那些女孩穿的“衣服”——那也叫“衣服”！她們通常袒胸露背，這樣買賣很快就成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姑娘們的“生意”才告一段落，她們要麼找本小說催眠，要麼喝得爛醉如泥。

安娜·黑勒手下的姑娘們都過着這樣一種渾渾噩噩的生活。安娜知道如何吹噓自己對待姑娘們是多麼的關心體貼，儘管馬戲團馴獸那樣的場面一個月總會上演三、四次。天知道那些姑娘是怎樣才從安娜的謊言中活下來的！在安娜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子裏，她豢養了六名黑人“紳士”。她還經常去其他城市為自己的生意招募新人，通過向那些十三到十七歲的女孩許諾，讓她們當上演員來騙她們上鉤。騙人的伎倆是千變萬化的的，不過那些女孩上鉤后的結局是一成不變的。女孩總是被一絲不掛地鎖在房間裏，被那六名黑人“紳士”強姦。要不了多久，女孩就會聽憑“生活”的擺佈，早餐時靜靜地坐在那裏喝葡萄酒了。據說事情總是這樣周而復始的。

父親不喜歡他的姑媽，更不喜歡她的“生意”，以及她對待那些女孩的粗暴方式。她經常扇那些喝醉了的女孩的耳光，叫她們“賤貨”，還經常從她們的手中搶走顧客塞給她們的小費。安娜也同樣不喜歡父親瞪視她的眼神，一種不加掩飾的輕蔑眼神，就像一塊靜穆的石頭一樣，我父親常以這種方式表示他的憎惡，為此父親也常常挨打。

安娜和我的路易叔叔倒相處得十分融洽。妓院的客廳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不過只有上等妓院的客廳才能偶爾吸引到諸如政客、成功的生意人、銀行家這樣的大主顧。路易一定是對這些人的生活方式着了迷，或者是被他們表面上的排場吸引住了，由此而熏陶出了對資本主義的熱愛。當然，安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所以路易叔叔也許是從她身上汲取了這一點。通過安娜對那些難得一現的政客和貴客們的巴結奉迎中，路易學會了如何拍馬屁，並把這一招用在了安娜身上，以此來滿足她那種病態的虛榮心。這一招很有效，當我父親三年後被迫輟學充當妓院守門人時，路易叔叔卻被送到了東部的一所寄宿學校里。

父親也因此不喜歡路易叔叔，路易叔叔卻假裝為此一無所察，至少在他離“家”去東部的寄宿學校以前是這樣的，如果那樣一個齷齪的地方也可以被叫作“家”的話。安娜和父親只在一點上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都對警察深惡痛絕。父親討厭看到巡警每周來收取兩美元五十美分的保護費，此外還得有烈酒、食物、女人作陪。安娜也討厭白搭上兩美元五十美分，以及她的酒、食物和姑娘。那些畜生似的巡警不是惟一吃白食的人，來自哈里森警察局的警官們也常常伸手要錢，還有那些站在他們背後的政客們。由此父親恨那些卑劣的政客們，而他的弟弟路易卻對他們的生活艷羨不已。

從寄宿學校畢業以後，路易叔叔便被他的安娜姑媽送到西北部繼續深造。安娜深以她的這一個侄兒為榮，每次都會帶着她心愛的侄兒去參加第一區舉辦的聖誕舞會。在那裏，達官顯貴和名流政要們歡聚一堂。路易不僅能一睹本地名門顯要們的風采，還可以和那些銀行家、律師、鐵路公司總裁以及那些成功的生意人、警長，甚至專員等政界要員伺機搭訕幾句。當然，這樣的場合也同樣少不了皮條客、鴇母、妓女、小偷、大煙鬼這樣的社會渣滓。所有的人都經過了喬裝改扮，男人們往往扮成彬彬有禮的騎士或是威力無比的大力士，女人們往往裝成印地安少女、埃及少女或是日本少女。報紙上將他們的這些喬裝術貶斥為芝加哥社會的“縮影”。舞會通常在聖誕節前幾天舉行，每一次都將芝加哥的圓形劇場擠得水泄不通，每年至少有兩萬五千美元因此而流入哈蒂和巴斯豪斯的腰包之中。

舞會通常由第一區的芝加哥民主党參議員約翰·考福林擔任嘉賓主持。他穿着奇異的服裝，佩戴淡紫色領結，斜披紅色綬帶，高聲朗誦一兩首他自己寫的格調不雅的“大作”。萊威俱樂部的掌舵人——哈蒂·迪克是舞會上的另一個焦點人物。他是一個聰明的小個子，一邊吸着雪茄活動具有先驗的構造能力，經驗世界的統一性，正是通過意，一邊不失時機地為他的弗克曼交易所招攬生意。在他的努力下，芝加哥每張選票的收買價格固定為五十美分。由於舞會上這些“風雲人物”的露面，伊利諾斯州刑偵報告將第一區的聖誕舞會稱為“年度地獄狂歡節”。哈蒂·迪克對此不屑一顧，他說：“芝加哥可不是膽小鬼混日子的地方。”

當路易叔叔被第一區的聖誕舞會迷得神魂顛倒時，父親早已遠走他鄉了。在一八九三年，當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召開的時候，安娜·黑勒的生意也隨之紅火起來，她也因此欺騙更多的姑娘上了賊船，並持續不斷地使用她的“大棒政策”。棍棒既對姑娘們用，也對我的父親使用。當時，梅毒已經開始侵入安娜姑媽的大腦了，這也許是她行為變態的原因所在。在他的姑媽毫無人性地虐待一名年輕女孩之後，父親岩石般靜默的輕蔑終於像火山似的爆發出來，安娜拎着一把菜刀沖向了父親，他肩膀上留下的傷疤有五英寸那麼長。過了許久，安娜姑媽才找醫生來為父親療傷，後來父親就搭上了開往南部的貨車。

在第一一五大街附近，父親被趕下了火車，成了附近普曼工廠的一名工人。一年之後，他參與罷工，並由於他的強硬立場使得他在罷工結束以後丟掉了飯碗。

這段經歷由此成為爸爸工會工作的起點，他在靠近懷斯特區的希伯來工人工會中工作過，又在靠近北部的沃布里茲工會裏干過，後來成了一名工會的組織者。他換過很多家工廠，無論在哪裏，他總是工會活動和罷工運動中的骨幹分子。

路易叔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信託部主管了，這家著名的銀行是由擔任過柯立芝時期副總統的查理·蓋茨·道維斯一手創建的，它的正式名稱是“伊利諾斯州中央信託公司”，這是芝加哥銀行的翹楚之一。安娜姑媽在路易叔叔從西北學院畢業的那一年死於精神病院，所以路易叔叔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不必經歷白手起家的艱難歷程了。儘管這筆錢是來自於下賤的妓院和賣身的妓女，路易叔叔還是藉此搖身一變，把自己污穢的過去留在了身後。

因而我父親和叔叔之間的會面總是充滿了火藥味兒，一個是前途無量的年輕銀行職員，一個是致力於工會組織的激進工人，通常他們的會面是以父親高喊口號，叔叔沉默不語而告終。叔叔慣常以一言不發的方式表現他對父親言行的蔑視態度，他認為自己根本無須屈尊回答父親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一默不做聲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親的專長。父親除了參與工會活動以外，一直是一個能剋制自己脾氣的人，就好像是在飢荒年代吃到了一塊根本無法下咽的肉卻又不得不把它硬咽下去一樣。可是對叔叔，父親總是大吼大叫，發泄自己的怒氣。沒過多久，他們兩個就不再碰面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生活在兩個圈子裏的人。

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父親墜入了情網。儘管他沒有受過像路易叔叔那樣的正規教育，可他開始自學。在工會組織引導他閱讀有關歷史和經濟方面的著述以前，他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也許這就是父親自負和自卑雙重性格的來源所在，所有自學成才的人都有一種不安定的自負情緒。不管怎麼說，正是他在紐伯利圖書館裏自修課程使他結識了珍妮特·諾蘭，另一位自修課程卻不自負的姑娘。她是一個長着一頭紅髮，體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實際上，正是由於她不時發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從學校退學，開始自學。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兒，後來我逐漸推斷出可能是心臟病。她的脆弱體質更加重了父親對她的愛戀，因為大仲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親最喜愛的兩個作家。後來，父親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為《茶花女》和《三個火槍手》同出自於大仲馬的筆下，過了許多年他才知道，原來大仲馬和小仲馬是兩個不同的作家。

就在珍妮特和父親決定去法庭公證結婚後不久，父親就獨自一人上了法庭，後來又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工會工作經常使他與警察發生衝突，這一次他是因一起紡織廠的罷工事件而被捕，並被判在布德雷爾監獄關押一個月。

布德雷爾監獄是一所人間地獄。在沙石結構的牢房裏既沒有供暖設備，也沒有洗漱設備，只在壁面斑駁的牆角處有一個五加侖大的破桶以及兩個土墩兒壘起來的床鋪，上面有着破舊的草墊子和比糯米紙還薄的毯子。牢房裏充斥着惡臭味，沒有水，每天清晨六點鐘，囚犯們排着隊在公共水池旁用涼水洗漱，另一個囚犯還得把裝有穢物的破桶拎到化糞池倒掉，然後再用化學藥品刷乾淨。犯人們每周一次集體沐浴，在經歷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後，這樣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時的。父親在石灰坑中的採石場工作，負責將大塊的石灰石鑿成小塊。

父親習慣了艱苦生活，安娜姑媽早就看出了這一點。父親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體型差不多，身高大約六英尺，體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儘管如此，一個月的監獄生涯還是對他的健康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在他被放出來以後，大約瘦了二十斤左右。監獄的一日三餐十分惡劣，早餐是麵包片，午餐是麵包和稀湯，晚餐還是麵包片和一種古怪的混合物，裏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兒”以及其它一些難以識別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極少，父親和他的獄友就靠着每天三片麵包度日。奇怪的是，父親總是說那是他吃過的烤得最鬆脆的麵包。由於在採石場工作吸入過量的粉塵，父親總是咳嗽，不過他始終為自己道義上的勝利引以為傲，深為自己能成為工會“殉道者”而自豪。

不過珍妮特並不像父親那樣熱衷此道，她也沒有看出此事的深遠意義所在。她為父親被從監獄放出來以後的身體狀況擔心，同時她也不想再忍受為父親清洗和包紮由罷工糾紛帶來的創傷時的憂心沖忡和切膚心痛。在父親入獄以前，他已經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請求他們將女兒嫁給他，珍妮特答應考慮父親的求婚。現在她說只要父親答應她一件事，她就會嫁給他。

於是父親離開了工會。

父親很熟悉邁斯威爾街，他以前曾在那兒講授政治和工會方面的課程。他不想為資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說銀行這類的地方，他把這樣的地方留給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廠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廠都將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單，而那些還沒將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單的工廠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親對工會工作的熱情。所以父親在邁斯威爾街上擺了一個小書攤，出售新書和舊書，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說，此外還有一些文教用品——鋼筆、鉛筆、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們可是父親最好的顧客。儘管小孩子的家長和對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對父親書攤上那些巴法羅·比爾和尼克·卡特一類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書很不滿意，父親還是我行我素。好在邁斯威爾街的寬鬆氛圍使這些政論書不會為父親惹來麻煩。

邁斯威爾大街位於盧普西南一英里處，是方圓一平方英里猶太人聚居區的中心，是從事商業貿易的地區。一八七一年的一場大火，據說起火的原因是奧·利爾里先生的一頭奶牛踢翻了一盞燈。在那場大火中，邁斯威爾街幸免於難。在火災之後，流離失所的大批難民潮水般地湧入了邁斯威爾大街，這裏的人口密度激增並由此引來了大批商販，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推着兩輪車的猶太人。沒過多久，街面上就擠滿了留着鬍子的猶太長者，他們的長袍下擺在滿是塵埃的木質行人路上擦來擦去，在日光的曝晒下，他們黑色的帽子褪成了灰色，他們整日叫賣着各種小商品：鞋子、水果、大蒜、鐵壺、平底鍋、調料等等。

當我父親在那裏擺攤賣書的時候，邁斯威爾大街已經成了芝加哥的集貿中心，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來這裏買東西。小商販的遮雨篷一個挨着一個，密密麻麻以至於走在中間狹窄的過道中就如同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中一樣，所以，兩側的商販都掛有照明燈以便讓那些買東西的人看清他們要買的東西——不過那些燈的亮度很差，以防顧客發現賣主的貨物是露出腳趾的襪子、用過的牙刷以及次品襯衫，還有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具有邁斯威爾街特色的商品。我也說不清邁斯威爾街的特色是什麼，不過我很清楚它的味道：煎洋蔥的味道，甚至連垃圾箱中焚燒垃圾的味道也遮不住這股特殊的氣味。伴着煎洋蔥氣味的是從熱狗上裊裊升起的熱氣，洋蔥火腿，再配以新鮮的小圓麵包，這足以使邁斯威爾街的生活氛圍如同天堂。

父親和他的新娘搬進了位於十二道街和傑菲遜街之間的一間小屋裏，這間小屋位於一幢典型的邁斯威爾街樓房裏：三層的隔板樓房、瀝青房頂、外樓梯。在每幢樓里大約有九套公寓和八十名居住者，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能住着十二個人。黑勒一家，獨自住在他們的小屋裏，和其他二、三十名住戶共用一個廁所，每一層樓只有一個廁所。

我可以想像父親過的是怎樣一種讓人窒息的沉寂生活，工會生活曾經佔據了他絕大部分精力，而現在那些都成了陳年舊事。在他擺書攤的地方，資本主義的銅臭氣味甚至比他深惡痛絕的銀行還要濃烈。像爸爸那樣一個閱讀廣博而又富於才智的人，絕不可能體味不出這其中的反諷意味，所以他的全部生活重心都在他摯愛的珍妮特身上，再就是對家庭前景的憧憬。

可是媽媽的體質仍舊十分孱弱，在一九○五年為了我的降生，她幾乎連命都搭了進去。一名從邁斯威爾藥房趕來的助產士救了我們倆的性命，後來，那名助產士又以策略性的話語對父親委婉地建議內森·塞纓爾·黑勒最好是他們惟一的孩子。

然而，那時候有好幾個孩子的大家庭才是理想的模式，結果幾年以後，媽媽死於流產。在助產士趕到以前，媽媽就在爸爸那雙滿是鮮血的臂膀中闔上了雙眼。我想我可能是當時就站在旁邊，目睹了這一情景，或者是爸爸以低沉暗啞的嗓音逼真地向我講述了當時的情景，不管怎麼樣，我時常回想起這一幕。媽媽在一九○八年逝世的時候，我還不足三歲。

爸爸從不表現出他的悲慟，這不像他那強悍的性格，我甚至都不記得看見他啜泣過，可是失去媽媽是對他的沉重打擊。如果當時爸爸有足可以信賴的親人可以依靠的話，那麼我很可能會被一個姨媽或是其他什麼人給收養了。我後來才知道，路易叔叔和媽媽的姐妹以及一個兄弟都曾提出要收養我，可是爸爸將他們一一回絕了。媽媽死後，我成了他的全部，是媽媽惟一留給他的紀念。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之間親密無間，儘管我從六歲起就開始在書攤幫忙，我和爸爸還是鮮有共同之處。我們兩個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們都喜歡看書，不過我看書只是為了消遣，根本無法和爸爸相比。十歲時，我就開始看有關內克·卡特的偵探故事和硬皮本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隨着歲月的推移，我想當名偵探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社區的環境越來越差了。在邁斯威爾街做生意的確有利可圖，可是在那裏生活就像生活在惡夢中一樣。我們住的那幢公寓擠滿了一百三十個人，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貧民窟，鄰居們都在虎視眈眈地，用艷羨的目光看待我們這一對單租一室的父子。邁斯威爾街附近有很多血汗工廠，這很可能重新燃起爸爸血液中的工會情結，而且這裏疾病橫行——在媽媽因流產而去世的時候，街上流感肆虐，爸爸一直認為正是這奪去了她的生命，也許這麼想能讓他覺得好過一些。四周還無時無刻不充斥着垃圾箱、廁所和馬廄的臭味。更讓爸爸不安的是，我就讀的那所威爾斯學校時常發生械鬥事件，儘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盡量避免不被捲入其中，但是還是經常目睹男孩們用刀或槍進行血腥打鬥，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七、八歲的孩子，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更加無法無天了。當我在威爾斯學校平安地度過兩年之後，爸爸宣佈我們要搬家了。我想知道什麼時候？可是，他說他也不清楚，但反正我們得搬家了。

早在我七歲的時候，我就清楚地知道爸爸不是一個頭腦精明的生意人。出售通俗小說和文具可以提供一日三餐的穩定收入，不過卻存不下什麼錢，而且當爸爸過度勞累的時候，他的頭就會疼——一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周期性偏頭痛”，這時候他的書攤就得關上幾天。當然他的偏頭痛是在媽媽去世以後才得的。

儘管爸爸百般不情願，可是他最後還是去找了路易叔叔。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去了路易叔叔位於湖畔林肯公園高層住宅樓里的家。路易叔叔現在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副經理助理了，一名富有而又成功的商人，簡而言之，正巧是爸爸的對立面。當爸爸向路易叔叔請求貸款的時候，他的弟弟回答道：“為什麼不去銀行呢？為什麼要到我的家裏來？而且過了這麼多年以後，我為什麼還要幫你呢？”

爸爸說：“為了保全你的面子，我才沒去銀行，我不想讓我飛黃騰達的弟弟感到臉上無光，因為他的哥哥是一個衣衫檻樓的邁斯威爾街的小販來懇求他的銀行家弟弟幫忙，這可能會使你覺得不自在的。不過……”爸爸加強了語氣，“如果你不為此感到難堪的話，我當然可以一趟又一趟地去你的銀行，直到你答應給我貸款為止。也許，你的同事以及那些好奇的顧客不會在意你的哥哥是名衣衫檻樓的小販，還是名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工會會員；也許他們也不介意我們兄弟倆都是由一名老鴇養大的，這樣他們就會清楚你的財產和他們的錢一樣，是靠榨取別人的血汗得來的。”

靠着這筆貸款，爸爸在北勞恩代爾附近被叫作“道格拉斯公園”的地方開了一家小書店。前面是個小店面，後面有三個房間：廚房、卧室和起居室，起居室也是我的卧室。最讓我們滿意的是我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室內衛生設施。我轉到了黑勒書店對面的拉維森學校就讀。爸爸還是靠出售文具和廉價小說維持我倆的生計，他總共用了十二年時間才還清路易叔叔的貸款，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三年。

因為爸爸是一個從不袒露感情的人，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才是他生活的全部，時至今日，我才深切地明白這一點。我明白他為我取得的每一次好成績而驕傲，而且我現在才明白搬家完全是為我着想，可以換一所安全些的學校，也不用像以前那樣花太多時間為爸爸照顧生意。爸爸仍舊是一個不太精明的商人，他儲備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書籍要遠遠超出流行小說，在他眼裏，只有辛克萊爾《叢林》那樣的書才算得上流行小說。並且，他始終拒絕在書店裏出售廉價糖果和便宜玩具，而這些恰恰可以為他招來更多的拉維森學校里的學生顧客。對爸爸而言，文具和通俗小說是他為以前的理想作出的最大讓步。儘管我們居住在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地區里，父親也堅決不肯出售有關宗教方面的書。對猶太食品的喜愛是爸爸身上惟一有猶太色彩的地方，我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十分相像。

父親想讓我念大學，這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至於我選擇什麼專業，可以聽憑我自己的意願，他根本不在乎。無論是做醫生，還是做律師，他所希望的只是我能上大學。我想我當一名教師可能會讓他感到高興的，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他對我的職業選擇惟一明確的就是他不希望我成為一名商人，無論是像路易叔叔那樣的大資本家，還是像他那樣的小販，於是我一直讓他安心我決不會走上這樣一條路的。從我十歲起，我想成為一名偵探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了，這是我惟一的理想。爸爸本該像大多數父親應該做的那樣認真傾聽我的訴說，要知道有些孩子在長大以後的確實現了小時候想做個消防隊員的心愿。可惜在我少年的時候，爸爸沒太把我的這一理想放在心上，就像許多父母一樣，他們很少給予孩子們以他們應得的關注，可是在孩子心中有些事是認真的。

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爸爸得意洋洋地把五百美元交給了我，天知道他花了多長時間才攢下這麼一大筆錢的。他告訴我，他不想限制我花這筆錢的方式，不過他希望我能用這筆錢去念大學。為了讓他高興，我在克瑞恩大學讀了兩年。可是在此期間，爸爸的書店生意漸漸走向了下坡路，由於他一個人照看書店，又經常因為頭痛而停業，所以我決定回家幫忙。他希望我在攢足學費以後能再回到學校里去，我告訴他，我認為兩年的大學生活已經足夠了。按以往的慣例，我們不再談及此事，按各自的方式行事。

在我告訴爸爸，我向芝加哥警察局申請職位的那一天，我們兩個發生了第一次爭吵。那是爸爸生平第一次沖我大吼大叫，也是最後一次。在那以後，他又轉向了冷嘲式的輕蔑態度，即使是發生爭執，也是相當低凋的。當時爸爸的態度讓我極為震驚，我想他也同樣被我的反抗行為所震驚。儘管那時我已經二十四歲了，可爸爸還是認為我是一個孩子。不過在他沖我大吼一通之後，他又笑着告訴我：“你決不可能得到這樣的一份工作的，你沒有後台，又沒有錢，更沒有什麼支持者。”我們之間的爭吵就這樣結束了。

我從未告訴過爸爸，是路易叔叔安排我進的警察局，不過這件事爸爸肯定心知肚明。正像他說的那樣，要得到這樣一份工作，要麼得有人，要麼得有錢。路易叔叔是我在芝加哥認識的惟一一個大人物，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副總裁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幫忙了。

路易叔叔說：“內特，你從未向我要求過什麼，這一次卻是個例外。不過我會送你一份禮物的，此外你就別指望從我這裏得到其他東西了。儘管放心，我會好好安排這份禮物的。”我問他到底是什麼，他說：“我會向A·J提到這件事的。”A·J就是舍邁克，那時他還不是市長，不過已經是城裏的實權人物了。

就這樣我進了警察局，雖然我一直還住在家裏，可我和爸爸的關係再也沒有恢復到像以前那樣。我在林格爾一案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我從一名小小的交通警察一躍成為一名便衣警探。事隔不久，爸爸用我的槍對準了他自己的腦袋。

那把槍就是我今天用的這把槍，我用它在弗蘭克·奈蒂的辦公室里打死了一個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