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身後境遇

後記身後境遇

在毛澤東去世后的幾年裏，中國國內依然視之為神。儘管這個國家時他懷着複雜的情感，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談到毛澤東時，其口吻還是儼然在說一個神抵。事實上，即便到了共產黨實際上的新領袖鄧小平準備對毛澤東進行嚴肅的再評價的時候，也是為了適應他自己領導的政治需要。那時很少有人會直接說出“毛澤東”這三個字。

隨着時間靜靜地流逝，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開始少了起來，人們愈來愈不重視他了。1978年《人民日報》不做任何解釋就不再用黑體字來印刷報紙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語錄。同一年在上海，當我在復旦大學門口拿起相機準備給毛澤東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時，一些學生領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個對我說:“別照了，下星期我們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從中國朋友們那裏得到了1500枚毛主席像章，這些中國人認為:“留着它們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

共產黨內部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日漸具有明顯的負面色彩。

1979年的一個內部指示提及毛澤東的小紅書時說:“《毛主席語錄》是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廣。”此後的一個內部文件則為如何處理風行天下的毛澤東像感到頗費躊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場所過去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領導層似乎為如何公開地對待毛澤東這個問題而迷惑。我於1980年在本書的第一版里寫道:“中國必須，而且我認為將會巧妙地處理毛澤東的遺產。中國不再需要毛澤東這個人，可是卻需要他遺留下來的一些東西。”這就是鄧小平時代最初開始處理毛澤東後記505問題時的真實境況。

1980年夏天，我作為西方學者“毛澤東研究代表團”的一員隨團訪問中國。我注意到那些對毛澤東知之甚多的中國官員和學者們對此諱莫如深。在我們代表團和中國專家進行對話的研討會上，中國的專家們通常會對美國學者提出的問題報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們會搪塞說:“這方面我們還沒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蘇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間對待斯大林的態度那樣來對毛澤東作出任何評價，都會令中國的專家們惴惴不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一次招待宴會上，社會理論家于光遠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編幕一套百科全書，不久即將問世。愛德華?弗里德曼教授便詢問出版的時間表，于光遠笑着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開頭的那一卷目前還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發生。”

我在本書第一版的結語裏對毛澤東這樣寫道:“現在廣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樣為中國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們的很多榮譽都被加在他的頭上。他在對人民的判斷上是專斷的。他以政策上的迂迴浪費中國大眾的熱情。在20世紀70年代他脫離了大眾的看法而過多地依賴他的親戚和善於迎合的官員。”當我寫下這些話時，這些錯誤中還沒有一個被正式地承認。代之的是，“四人幫”很快受審並因為這些政治錯誤被判有罪。閃

誠如于光遠所言，到1981年6月時“某些事情發生了”，共產黨開始重新評價毛澤東。他不再被當成一個神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進行的肯定和批評恰巧和西方漢學界的普遍觀點相吻合:毛澤東的最偉大的業績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領導抗日戰爭和與蔣介石鬥爭的本領遠在他領導經濟建設的本領之上;在晚年他抓住歷史機遇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他的個人主觀和烏托邦主義釀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經過提前的通盤考慮，鄧小平宣稱:“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認為的那樣是在1969年的“九大”結束的而是以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告終的!通過這個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義為“毛澤東的晚年時期”。藉此他為自己和毛澤東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澤東主義並沒有完全被鄧小平主義所取代—並不明顯地存在一種名為鄧小平主義的哲學—但大部分毛澤東曾經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觀念淡化，專家意見和技術被重新重視，經濟活動自身的正當性得到肯定，西方的產品和觀念受到歡迎(一直是為了建設中國的原因)。

20世紀80年代變成了一個對過去集體健忘的10年。年輕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鄧小平向中國以外的世界敞開大門加速了這種健忘。“外國人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直接說三道四，’，他寫道，“但是外國人優越的產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產黨給我們培養的自大戳了個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澤東時代:“記得我們是在像‘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這樣的口號下長大的。我們真的開始相信向我們散播的台灣太窮了、他們不得不吃香蕉皮的傳言。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開始清楚地知道資本主義是富裕的而中國是貧窮的……在金錢的統治下，未來的脊樑和大部分中國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陳年往事……面對着外國的優越性，為什麼認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讓中國覺得更壞?個人主義和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種個人主義精神出現了，在城市的年輕人當中表現得尤為鮮明。這是一場比鄧小平的現代化政策更為深遠地背離毛澤東主義的運動，且不是在鄧小平的直接吩咐下。這是對各種共產主義的含蓄顛覆，無論是毛澤東的道德集體主義還是鄧小平的市場和列寧主義的混合。當鄧小平向西方的資本和管理技術敞開大門時，他也許沒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薩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學和“資本主義”流行音樂的個人浪漫主義也會通過敞開的大門進來。但事實上到80年代後期的時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裏人已經出現了，他們的個人想法與中國傳統和共產主義都有妞齡之處。

但足可驚訝的是，在某些層次毛澤東的復興也顯出了勢頭。

在知識界主要表現為時毛澤東重新研究和撰寫有關他的著述，這在80年代始終未輟。由於對歷史和文學研究的思想觀念控制有所放鬆，因而毛澤東研究的一些禁區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已經被公開禁止的關於毛澤東某些方面的研究開了綠燈。正如毛澤東的前秘書、歷史學家李銳所評論的，《決議》“不是關於毛澤東的研究的結束而是開始”。

軍方人物和毛澤東的工作人員撰寫的回憶錄、高層人物的研究傳記、以檔案為基礎創作的作品和黨的文獻的彙編讓人們更多地了解了毛澤東的行為和言論。對於毛澤東的描寫力求不落入中國歷史編幕的傳統案臼;在傳統的歷史編慕中幾乎沒有關於個人的內容，個人往往只是一個集體中公共價值的具體體觀—與其說是一個人還不如說是一種力量。

毛澤東曾對他的衛士李銀橋說過一番話，這番話也許可以解釋我們能夠從他身邊不同的工作人員知道一些有關他的回憶。

他說，“我和我家裏的事瞞天瞞地瞞不了你。”他接著說，“我活着的時候你不要寫我，我死了以後可以寫，要如實寫。”

這些20世紀80年代作品的讀者了解到了毛澤東作為人而非神的一面:農民式的口味，失眠，為“大躍進”失敗而落淚，習慣在堆滿書的床上睡覺，在孤獨的晚年歲月渴望年輕人的陪伴;也知道了從1953年起作為慣例他年年都要到海邊去一次，遙望大海發誓要“解放”台灣;(al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飯後看戲時喜歡鬆開腰帶，有一次看到興奮時就站起來鼓掌，結果發現他的褲子已經滑到腳深;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內障手術時他要求播放宋詞。

這些20世紀80年代有關毛澤東的新的著述沒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勻勒的毛澤東的全貌，但改變了毛澤東在中國國內的形象，也改變了中國大小官員們時毛澤東所持的論調。到1988年這些著述引發了新聞界對毛澤東的錯誤坦率的重新評價。在那一年12月共產黨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紀念毛澤東誕辰95周年，這事實上是官方媒體第一次登載毛澤東自己承認他的嚴重錯誤的內容。《光明日報》則登出了一篇詳細描寫從1971年春到毛澤東去世期間他的嚴重健康問題的文章，其中提到由於吸煙而引起的呼吸疾病。總之，在1989年6月4日這一分水嶺之前，對於毛澤東的重新關注是低調的、實際的。強調他作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