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儘管有諸多過失，但毛澤東有幸使中國有了新的開端。毛澤東是20世紀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當然，如果毛澤東不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領袖，那麼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權。一場沒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肯定會遜色不少，它將失去其應有的、區別於其他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特色。
是什麼使他成功地掌握黨政權力，取得最偉大的成就?那就是他特有的火一般的熱情。沒有這個，就沒有人能像毛澤東那樣隨着中國末代王朝的衰落來點燃他的時代。他很自信，也堅信他的農民軍隊最終會勝利。這—不僅僅是對權力的渴望—賦予他堅如磐石的意志。
這種改變大國政治秩序的個性特徵的力量，並不是獨立的，而是與時代的社會特徵緊密相連的。毛澤東生長於動亂年代，那時人們呼喚一隻可以拯救他們的強有力的手。在那個激烈動蕩的年代，那些意欲擁護像毛澤東這樣的決意反傳統者遍地皆是，可謂空前絕後。
那也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年代，中國像是準備了百場節目的狂歡場地，待演的節目都在謀求公眾的允諾以便隨時登場。共產黨人、國民黨人、軍閥、土匪、教徒、外國探險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稱的人物，全都旋轉着擁擠在一起。興起、敗落、曇花一現的聯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動計劃，在這種環境中，一個意志堅決的人，有着千載難逢的良機與世爭雄，變革社會。
與這狂歡場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樣，毛澤東也以身相搏，並且氣運亨通。有三四次，毛澤東以毫髮之差避過了滅頂之災。川長徵結束后，他之所以贏得中國共產黨的指揮權，部分原因就在於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在掙扎着通過西藏時時運不濟。
在諸多混亂的大事件中，日本進攻中國的時間選擇對毛澤東大為有利—這挫敗了蔣介石的計劃。在一群身居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地位的冷靜而又富有謀略的人中，毛澤東因與莫斯科及第三國際保持一定距離而免遭毀滅。然而，幾乎每一位贊同蘇聯拙劣建議的中國領導人，都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內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澤東是在巧妙消除不適應中國的克里姆林宮策略過程中倖存下來的。
毛澤東的秘訣在於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實際上他也樂於此道。毛澤東拿起槍走向農村，走在了別人的前面，他離開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戰爭中，毛澤東憑藉兩個長人之處而得心應手:靈活機動的策略和使下屬領會其策略的能力。
毛澤東曾自稱為中間偏“左”派。這也是他的方法。他確實在農村對父親發出過絕妙的最後通碟，確實經常靈活地利用“統一戰線”孤立過主要敵手;確實有意放縱過“左”派的那些好鬥的傢伙，並在他們能量耗盡、成為多餘之物時制服他們。
他的共產主義目標和對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躍向左邊，但極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戀之處。他喜歡這種騎牆的姿勢。當他願意的時候，用一支諷刺的利箭或一劑現實主義的苦藥，他就可以反駁右傾，而且又抑制“左”傾。他常說“兩條腿走路”。這種天然的均衡性—有點像古代中國人信奉的陰陽剛柔相濟的二重性—在毛澤東的全盛時期，對毛澤東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他博覽群書，足智多謀，而且他來自中國的內地。這兩個因素都同樣重要。在革命的熱潮中，他能冷靜明智地駕馭群眾的激情。
毛澤東也曾為一些過激行為興奮激昂—如許多人在行將滅亡的舊中國面前所表現的那樣—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態分析自己所獲的經驗。
最後，不能撇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特點來解釋毛澤東的品格。索馬里能產生一位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嗎?新西蘭能嗎?我們不能僅僅從其個體心理特質來說明毛澤東的成功。舊中國產生了堅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澤東，正像毛澤東締造了新中國一樣真實而合乎邏輯。
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毛澤東都佔有重要地位。毛澤東領導了一場摧毀舊中國的革命，與其他任何主要國家急劇的社會變遷相比，他推動中國進人改革的運動可能更加劇烈。他為世界上這一最古老又最龐大的政體恢復了獨立，贏得了地位。
就20世紀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而言，志在成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記載的中國三千年的整個歷史中，毛澤東可以列人十多位最主要的統治者之中。
作為一位統一者，他可與漢朝(漢高祖)、隋朝(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開國皇帝並駕齊驅。甚至可與他眼中的英雄、氣掃六合的秦始皇相提並論—秦始皇在耶穌降生前221年就統一了中國。
作為中國社會的改造者，他要勝過隋朝和明朝的兩位開國皇帝—因為他們幾乎未改變社會體制—並且，這一點只有反傳統的秦始皇才能與他匹敵。或許還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是在封建主義寒冬中提前報春的社會主義之鳥。
作為一種學說的創始人，毛澤東超過了包括秦始皇在內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國執政者。也許，堪與他並列的是建構了中國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聖哲。在某些方面，毛澤東又超過他們，因為他生前就聲名遠揚;而中國大多數聖賢則是死後流芳。他類似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但他在奪取和掌握中國的政權上比洪秀全更勝一籌。
毛澤東之所以顯得如此偉大，在於他的影響持續不斷地支撐着********劇變的各個不同時期。他的生活經歷足以使他成為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合為一體的中國革命的化身。
50多年前，毛澤東是中國的馬克思，因為他分析了被外國列強瓜分了的封建中國的諸種弊端。他成為中國的列寧是因為他領導造反者從農村包圍城市奪取了政權。1949年後，他又戴上了中國的斯大林這第三頂帽子，因為他要用泥刀和磚頭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
毛澤東不止是一種而至少是集五種角色於一身的人。他是點燃全國反抗烈火的農民運動組織者、軍事統帥、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東方倫理的哲學家、全球最龐大的行政機構的政府領袖。
他是社會活動家，也是******，是半知識分子，類似於拿破崙、戴高樂和丘吉爾。這類思想、行動一致的人物在動亂年代總是具有影響力。人們發現，歷史由於競爭領頑才顯得活生生。毛澤東堅信過去的美景可以再現於未來，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獨特興趣在於歷史是如何演進的。他認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堅強意志是歷史的關鍵所在。
這類集活動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人物與空想知識分子不同。
他具有軍人的心智，兵權之劍倚掛在史籍之旁。他熱愛自己的國家甚於最為閃光的邏輯真理模式。他鄙薄技術，對於機器能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觀點不輕易苟同。在經濟領域他可不是行家裏手。
毛澤東、拿破崙、丘吉爾和戴高樂都是這類集思想和行動於一身的人，這類志存高遠者頗難博得“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讚許。走出書齋拯救自己國家的特立獨行者終會成為傳奇人物，而且很難把他們與那些曾激勵過他們去行動的聖賢英雄區別開來。
不是毛澤東的思想對歷史有巨大貢獻，而是他的行動實現了他的思想。
對於20世紀中葉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於統一了中國。這個國家的幅員和多樣性與整個歐洲相當，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統一。在20年代，中國變得如此衰敗和混亂—像一盤散沙，如孫中山哀嘆的—以致許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認為，不可能把中國合而為一了。
毛澤東領導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統一的時代之一，方言在逐漸消失。學校教育使孩子們易於辨認打上了“新中國”印記的喜馬拉雅山脈和東鄰朝鮮的森林。共產黨組織的網絡使當時中國28個省的相互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一本書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主席語錄》那樣被億萬人誦讀。人們甚至一邊哀嘆這本語錄成了知識分子的緊箍咒，一邊還是把它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頂禮膜拜。
中國由毛澤東領導在世界上站起來了，這在中國人的眼中尤為重要。這恢復了中國人崇高的自我形象。“東亞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亞洲的其他國家對其新產生的能量感到緊張。毛澤東年輕時心憂天下，所擔心的莫過於中國遭外敵人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來，正當壯年的毛澤東意之所欲已得到時間證實。當北京宣佈核試驗時，中國年輕人便神情激動起來。政府同人民之間的默契使外國軍隊—不管是蘇聯、美國，還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嚇中國”。
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他第一次把農民置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計劃的中心;他把帝國主義當作他所處時代的世界政治的關鍵，這甚至超過了列寧。這些都是他學說中的孿生支柱。
不過，毛澤東也創造了兩個概念，它們使基於支柱頂端的理論大廈更具有特色。他極為惱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賞的觀點取代了歐洲馬克思主義定律，這就是:一切皆流，永遠如此。
在毛澤東看來，革命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環顧四周時看到的是無數的不滿星火，並渴求用變化之杖來攪動罐子—這是毛澤東施政過程中兩個恆定不變的東西。
我想，他全然沒把社會主義視為一門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則不同，他們宣佈以前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對如何策劃奪取政權，毛澤東像計算尺般的精確。可是，他追求的社會卻不能以科學法則來劃定。
毛澤東的優點在於他永不自滿，總在追求一種更具人性並能深深感覺到的社會主義。如果說，德國人發明了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那麼可以說，毛澤東盡其努力使社會主義柔化成一種社會道德。他不僅需要一個新國家，而且需要一種追隨他的新公民。
毛澤東的弱點是在年老時並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麼類型的社會。他父親似乎對他的影響極大(賦予他全力以赴的鬥志和對敵的專註);有時似乎又是他母親的影響支配了他(賦予他安享一種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標)。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聞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在中國3000年歷史上絕無毛澤東這樣的人物。而令人回味的是，這個在農村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極少關注中國以外的事。兩次赴俄是他僅有的國外經歷。
會見埃德加?斯諾時，他已年過四十。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與外國人建立一種較為持久的關係。他終生沒有掌握外國語言。
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毛澤東的視野和熱情只限於中國。
其他國家僅在這樣的範圍內才能引起他的興趣:或者它們干涉了中國;或者它們具有中國能學習的思想和經驗。
身為偉大而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毛澤東的精神銳氣也注入了世界意識。在許多國家，“毛主席”這一有助於跨越文化障礙的親切的尊名，已成為大多數國家家喻戶曉的用語。在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語錄》譯本的數量之多使《聖經》也黯然失色。
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學說也從未傳播到如此之多的國家。成吉思汗以其影響名揚歐洲，然而他沒有學說。毛澤東是“第一位以樸素而直率的語言同世界談論我們的切身利益的中國人……”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毛澤東是各種各樣的反殖民主義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象徵，他比蘇加諾、尼赫魯、納賽爾更具魅力。因為他知道，要在落後的民眾中實施新政，不僅是詛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個依靠自力更生的整體變革。
在西方，我們不習慣接受在遠東崛起的、有巨大影響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國人站在世界歷史的界岸上向我們招手—這就是毛澤東的新奇之處。儘管他是大地的兒子，一位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但他已作為20世紀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歷程。我想，就他的蓋世影響看，只有羅斯福、列寧，或許還有丘吉爾和戈爾巴喬夫才能與之相提並論。
正是這位中國聖人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其民族主義傾向是如此之強以致準備將社會主義束之高閣，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榮中國的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政治中發射出兩顆最具反響的子彈。1960年他與蘇聯的聯盟破裂使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壽終正寢;10年後他向美國敞開大門，把一個兩極世界改變成三角關係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驚訝，全世界由此領略了中國人的謀略之深。
毛澤東在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時間內再造了中國社會。毛澤東的一些改革已迅速消除。然而毛澤東主義時代社會變遷的另一些影響將持續到未來—持續到這位神話般的人物因歲月不饒而逝去之後人民生活較自由的時期，並持續到中國實現現代化以後。
毛澤東的政府使新中國比舊中國在三種方式上有更多的社會正義。酬勞主要取決於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資本的佔有。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絕對貧困和死於身無分文的人極少。並且，進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少數人才可購買的商品。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向社會現代化—現代化的最有效形式—邁出了一大步。雖然這一過程使年輕人得以轉變而與毛澤東的世界觀背道而馳，但這些現代人是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言的產物。
在他臨終時，毛澤東能夠宣稱中國已經向繁榮邁出了兒步。
經濟發展出於多種原因雖不如日本給人以深刻印象，但要勝過印度。儘管毛澤東偏好拔苗助長而有損其正常生長速度，但實質上的所獲是基本的。
總之，毛澤東留給中國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給自足和世界第六經濟大國的地位。
然而，毛澤東的履歷複雜，特別是在國內，作為一位男子漢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點。他有較強的成見，不總是前後一致。
由於位處至尊，毛澤東總的說來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人。他的同事中與他私人關係密切的人沒幾個。難以容納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後是空虛。他是一位偉大領袖，然而在許多工作方式中表現出來的可不是值得稱道的特質。
毛澤東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為了成功必須如此，他可以與任何人結成聯盟。
他走“之”字路，因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通道行進下去。他常常對親手栽培的樹所結出的果實感到懼怕而畏縮。他周期性地發出的雷霆之怒所針對的正是官僚主義思想，在一個9億人口的國家，這有點像是說不允許園丁沾一點泥巴。
遺憾的是，毛澤東在1976年所遺下的中國缺少些他的社會主義所允諾的玫瑰色美景。毛澤東指望新中國有一種“繁榮的文化”，然而政治宣傳嚇倒了作家和教師。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暢”，然而他卻撇下一群悶悶不樂的平民而去，他們已經體驗到不必伸長脖子等待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在1949年以後從未平靜下來過。
他從未勞神去把過去原有的革命價值觀念轉變成勝利後年代的行動模式。他作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為一名反傳統者、導師和戰士遜色。
事實已經證明且將繼續證明，中國要從落後的經濟中復蘇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在毛澤東逝世多年之後，這一復蘇將仍然是緩慢的，而這種為民族雪恥的復蘇是毛澤東革命的第二個任務。這部分是因為要使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由貧窮走向富裕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部分是因為毛澤東不像擅長政治那樣擅長經濟。
這位曾自稱為既有虎氣又有猴氣的人確實充滿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頭，然而他在對因循守舊的警惕眼光中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陷於泥淖之中。他自己時常沉溺於傳統的水波之中，可是卻要中國的年輕人遠離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現代荒漠之陸。他承認意志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辯證唯物主義，向歷史的客觀力量讓步。
在毛澤東身上總有什麼東西使他拒絕踏上易於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擾之時他才會返回古老的價值之路。經濟進步是毛澤東對中國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對這種進步的特質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內的團結和信任拋在一起，以發動其駭人聽聞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紀70年代，如果與蘇聯保持不密切的事務性聯繫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過去的清白被蘇聯模式的未來所站污—所以他宣稱莫斯科是萬惡之源。
然而，毛澤東的矛盾不只是存在於他這個人的封閉着的世界。這些矛盾變得如此之大是因為中國的變化比毛澤東的變化更大，而中國這種騷亂般的變化又與毛澤東緊密相關。
毛澤東的一生不能用單塊布料來裁剪。晚期的毛澤東—歐洲非斯大林化之後—與奪取政權時的毛澤東明顯不同。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已自我融化，而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實卻伴隨着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輝煌勝利而來。“修正”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毛澤東本應認識到，隨着中國條件的變化毛澤東主義也必須要修改。然而，就像加爾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權利一樣，毛澤東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應由社會現實所決定。他不能面對權威的喪失，這是他的思想觀念必將帶來的後果。
毛澤東是憎恨舊事物的人，然而最終他篤信一種別人發現已經陳舊了的思想觀念。年輕的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所鼓舞，他熟練地用它來贏得了政權，且帶來了中國的新時代。老年的毛澤東則為關係的改變感到困惑，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周圍的新社會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現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國很有可能會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領導人紀登奎在回憶中說得很實際:“他的黃金時代正好是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這20多年。”
毛澤東說過:“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然而政治熱情與靈魂的關係是消長起伏的。1919年，毛澤東為一位新娘的悲劇深深觸動，他呼籲“自由戀愛的大潮”。而毛澤東給中國留下了什麼樣的戀愛自由呢?說不定什麼時候，1919年長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風險的孫輩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戀可能會人獄幾年。
這並不是毛澤東失去了讓中國人民從重負下解脫而獲得自由的夢想，而是在中國共產黨掌權數十年後，個人解放與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點之間的鬥爭了。
年輕的毛澤東和他的朋友深受個人信念的驅使，而他們的個人信念同時也就是社會信念。他們把自己的一生僅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將同時改變中國和他們自己的命運。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為人民謀幸福。
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環境不同了，個人權利不再輕易能滿足重大政治鬥爭。
毛澤東畢竟誕生於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農村度過了大半生，這是一種沒有機器的生活。當軍隊潛行於山地時，通訊聯繫是中世紀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圖將陷人驚人落後中的公民拯救出來。
毛澤東是維新者，但這位維新者不可能—絕不能—躋身於現代人之列。
毛澤東14歲違心地以封建方式結婚時，中國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個多世紀以後，幾十位國家領導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幾乎像朝聖者，對紋絲不動的、向來不會去瞧他們一眼的“如來佛”頂禮膜拜。他猶如家長一般。確實，由毛澤東作為共產主義中國之父所演出的這場獨角戲，是在家長制時代的舞台上開始的。
他不是從個人的福利，而是從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在他去世后這越來越被中國人所專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民族站起來了，但它的多數公民卻沒有站起來。毛澤東理解不了核戰爭那巨大的、超階級性的毀滅性威力。他說中國農民“一窮二白”，在一張白紙上可以任意寫上美麗的詩篇!他念念不忘中國農村的落後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難。但毛澤東似乎不理解連續幾代的中國人，無論他們多麼聰明、能幹，依然處在一窮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實。
不管歷史篇章中會有怎樣的英雄故事一，這種時刻終究會到來，“白紙”上塗滿的符號和傳說將不再傳給後來者。自然會翻過這頁，年輕一代會發現作為挑戰之源的下一個空白地。
20世紀初，叛逆者毛澤東的個人特徵是與對國家的混亂感到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會特徵同步產生的。
可是，毛澤東的自鳴鐘所發出的音響與後來的社會鬧鐘發出的音響並不十分和諧。難道這僅僅以毛澤東的生命終結為尺度嗎?但它也解釋了為什麼毛澤東對中國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總認為只有自己行，”毛澤東有一次對他的聽眾提出忠告，“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就沒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什麼人死了也不怕，什麼人死了就有很大損失嗎?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嗎?還是要繼續革命。不過，沒有了毛澤東，毛澤東的革命實際上不可能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