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5）

不過，毛澤東生活在往事中，否則他難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報》。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有這樣的感覺。同時，毛澤東的健康進一步惡化，1974年9月最後一次游泳時差點使他窒息。終於，他只能左側躺着，其他任何姿勢都使他呼吸困難。卧床的劇痛和全身發癢的皮疹折磨着他。

轎車載着2885名代表駛向人民大會堂。沿街的人們猜測，那個例行公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召開了。會議推遲這麼久才召開，人們差點把它看作海市屬樓了。會議似乎又回到務實中來:周恩來從醫院回來並以權威人物出現;國家的新憲法規定，工人有罷工的權利，農民有擁有自留地的權利;極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員中只佔極少數，鄧小平得到提升;會議還強調了秩序和經濟建設任務。

這不是周恩來所看到的一次勝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結和鄧小平的東山再起嗎?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大會根據毛澤東的意圖，產生了以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領導機構。在周恩來病重治療期間，由鄧小平全面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會堂里空着一個座位，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沒有，當這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時，馬耳他總理和德國右翼分子弗蘭茲?約瑟夫?斯特勞斯興緻勃勃地來到南方會見了毛澤東。

由於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複雜的形勢，毛澤東正在他的營帳中溫怒着。

人民代表大會的公報沒有對毛澤東的缺席作出解釋，並對他隻字不提。毛澤東也沒有參加召開前的中央委員會。

新憲法與1970年準備好的草案不同，與1969年黨章規定的也不同，甚至與1973年那個平淡無奇的東西也不同，它較少突出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雖然談到了毛澤東思想和黨的主席職位，但沒有涉及毛澤東本人。

不可思議的是，在周恩來的報告中而不是左派張春橋的報告中一再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周恩來的報告至少26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

幾周以前，毛澤東與王洪文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有趣的是，一位香莽、衝動、資歷淺的‘性”派對毛澤東的缺席提出了非難，張鐵生(遷寧學生，因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寫了封控告信而聞名，見前注)講毛澤東‘准給四屆人代會波冷水”，這樣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張鐵生作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凌升機”。後來，這架直升機墜落了。毛澤東逝世后，張鐵生被判處巧年徒Jfq〔參見《問題與研究》，1979(1)。

“直升機”敦促毛澤東給極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來的病並不像他裝的那樣厲害，他正在醫院中忙於策劃他的未來。他也懷疑鄧小平的可靠性。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就會同意張春橋任總理嗎?

毛澤東沒有認可王洪文的計策。他準備等到獨眼老將劉伯承和其他將軍們改變其反對意見后，讓張春橋出任國防部長。1391他甚至還想過讓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長。但是，這位老人終於發現政治從來都存在着討價還價，因為對此計劃有着太多的反對聲音。

不久，政治局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他說，宗派主義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輕鬆的口吻說，每個人都會犯錯誤，包括他自己在內，如他與林彪共事這麼久。他讚揚鄧小平是一個“務實的人”，同時，他勸告他的同事們要警惕“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毛澤東解釋他為什麼沒有管黨的事務和參加即將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他坐而待機，深深地掩飾着自己的疑慮，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兩派，暫且讓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周恩來如此頻繁地提及毛澤東，也許既是為了安撫這位主席，又是為了對毛澤東的缺席賜給他額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實上，再來探討毛澤東在這些日子是否還是毛澤東主義者已不再有意義。他今天是，明天則不是。自1974年初以來，他的眼睛幾乎失明。毛澤東於是召來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為他讀古詩，聽的時候他也哼哼並做些評論。不幸的是，該大學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已經指示蘆荻:“不得提出不合適的問題。”由於擔心在合適與不合適的問題上犯路線錯誤，蘆荻未向毛澤東問任何問題。而作為一個侍讀古典而犯錯誤的人，毛澤東稱她是個“笨人”，還說如果她是個好老師就一定要問學生問題。

人民代表大會的實用主義論調兩個月內似乎就已過時。1975年春，冷風開始從“左”邊刮來，它由一條新的毛主席語錄煽起:“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也許人民代表大會的路線從未在政治局中取得過一致。持不同觀點的同事們“按各自需要去領會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的缺席使他們比往常更加容易這樣做，並且周恩來的患病又使得偏離這一路線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張春橋曾警告:“我們有些同志，組織上人了黨，但思想上並沒有人黨。這聽起來有點像一場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擊講求實際的鄧小平和周恩來，說他們“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質刺激的觀點”，說物質刺激“像臭豆腐，聞聞很臭，吃起來很香”。

張春橋的極左同夥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調。

工資差別太大，金錢制度是資本主義殘留下來的，它最終會滅亡。這位上海評論家預言，新的階級敵人會利用這些邪念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毛澤東給這兩位上海人以鼓勵:他們從毛澤東那裏帶來新的語錄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賜欽差般的指示牌，此外還讓其在自己身邊照相。

這場驟然間變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帶來的現實後果是工業出現波動。在杭州，分裂和武鬥的情形極其嚴重，毛澤東同意派王洪文到這個湖濱城市去做調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場反而惡化了形勢。

恰好這時克立總理訪華，他看出周恩來權力下降的跡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來在醫院的病床上說:“克立呀，你回去告訴所有的人，特別是你的兒子和孫子，中國永遠不會侵略泰國。”

“總理先生，”這位泰國領導人回答說，“這些話非常令人欣慰。”說著，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紙條，探身向前要求周恩來親手寫下這一許諾。“我要把它複印幾百萬份，掛在我兒子和孫子的脖子上。讓泰國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事，這將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收穫。”

“我的手發抖，”周恩來拒絕了，“我病得太厲害，寫不了。出於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來的借口。這是克立在採訪中告訴我的。不過我相信周恩來的勉為其難在1975年年中是因為政治的緣故。’

到了夏末，飄忽無常的“左”派颳起的冷風開始過去，金猴毛澤東要奮起千鈞棒掃一下極左派。

克立本人回憶他與周恩來會見的場面時說:“不像是一所醫院”。周恩來戴着一枚毛澤東的像章。這在1975年是不同尋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四處泛濫時，我發現周恩來也僅僅佩戴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徽幸。*1975年年中，克立總理拜見毛澤東時，鄧小平、毛澤東關係顯得有些緊張，“鄧小平坐在一個很遠的角落裏，非常構謹，莊重沉雙，沒說一句話。”在以一種友好的方式責罵了唐聞生之後,不可相信一個美國姑娘”)，毛澤東以恩賜的態度對鄧小平點點頭說:‘他是對的，你可以相信他。”鄧小平愉快地笑了笑。參見克立與作者的談話，曼谷，1979-11一10

毛澤東賦閑了一段日子，在中國訪問的圭亞那、莫桑比克和剛果的政府首腦都沒有見到他。這之後，毛澤東在5月召集並主持了一次政治局會議。1457會上，他批評極左派搞宗派主義。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都寫信向這位溫怒的主席作檢討。

這場道德劇上演時，鄧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勢力佔據主導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員們就像上班高峰時來往的乘客，紛紛官復原職。羅瑞卿是他們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他是前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由於對蘇聯不夠敵視，他成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級官員。

毛澤東作為仲裁者對鄧小平的舉動給予默許。他似乎們心自問，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馬的要人們中間，鄧小平難道真的是最壞的一個嗎?

在部分新聞報道中，經濟取代了思想觀念而成為主題，鄧小平提出的“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號，幾如春天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號召一樣。

經濟上講究實效的風氣在1975年秋達到高潮。這年召開過幾次會議。在一次農業會議上，鄧小平發了言，華國鋒這位在湖南以抓農業起家的第二把手也發了言。

江青也出現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她沒有當上文化部長，不過現在她倒是能夠向農民推廣其文藝主張。

《人民日報》只發表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講話，毛澤東不準發表他夫人的講話。當華國鋒把江青的稿子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在上面批寫道:“放屁!文不對題。講話不要發，稿子不要印。”

毛澤東還批評江青與美國學者羅克珊?維特克會談。會談中江青狂妄自負，極為放肆。當看到她對維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談話記錄后，毛澤東勃然大怒。

毛澤東對江青的感情強大到在中國政界引發兩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譴責“左”派，這把球傳給了鄧小平。第二次馬上就要到來了。

當毛澤東病體日衰，周恩來離職住院時，對來中南海訪問的外國領導人來說，翻譯們似乎成了關注的焦點。泰國總理克立於1975年7月與毛澤東會晤后寫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講的話，有時根本聽不見他說了什麼。

克立走進毛澤東的書房時，“毛高聲呼喚……他同我握手后嗓門更高了，直到女翻譯、護士和所有的人都跑過來。”毛澤東的許多話連翻譯都聽不懂，他們轉而求助於護士，有時護士也聽不懂。“這時，就會找來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來聽清他所說的話。

會談結束時，克立總理贈送毛澤東一件禮物，毛澤東似乎對此無動於衷。‘他像個孩子，擺弄着手中的香煙盒，直到有人把煙盒從他手中拿走，所有的機敏、知識和智慧，突然間都從他眼神中消失了。當我們握手時，他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盯着我的頭。”原來的毛澤東已不存在了。

為了國外那些惱人的求見者，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從床上扶起來並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給人一種老態龍鐘的感覺。

他步履艱難，像是在踩高蹺。他拖着疼痛的腳，擺動着不易察覺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動人工假肢。然而，毛澤東並沒有失去讓外國人遵從他的能力。

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夫婦見過毛澤東以後說:“當我們驅車駛人紫禁城門內並被帶去見他時，對我和塔瑪來說，那真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時刻-

毛澤東向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談起個人悲劇，說官做大了就隱含着悲劇。他對這位馬尼拉的鐵美人說:“你官做得越大，別人向你甩的石頭就越多。"

毛澤東對克立總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觀察:“每一個來見過我的人，我喜歡的人，回國后差不多都沒走好運。他是指尼克遜、田中角榮、恩克魯瑪、希思、蘇加諾、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這7個人都友好地訪問過中國，回國后都倒了霉。

當克立禮貌地祝他長壽時，他若有所思地說:“有什麼用呢?”

克立總理總結道:“他是一位仍堅信自己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領地之外以他的名義發號施令，他根本不會知道。”

約瑟夫?艾爾索帕寫道，克立總理曾彎腰給毛澤東按摩小腿和裸骨。不過這件事也許是克立的敵人編造的，克立對我矢口否認這件事。儘管如此，這位泰國領導人說:‘眼他講話，我就像他兒輩或孫輩。”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礙了對毛澤東的疾病進行任何科學治療的打算，毛澤東本人也拒絕治療。他的醫生診斷後要告訴他真相是不可能的。這位醫生的政治上司要讓其醫療的現實適應其政治的現實。當李醫生向中辦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報告張元昌診斷的病狀時，汪東興說:“你們檢查了半天，就是這麼一個結果。怎麼行呢?總要想想辦法。”

然而對毛澤東的眼疾的治療是成功的。張玉鳳希望能用輸葡萄糖的辦法治好他的失明，但醫生堅持連續的醫治，或是施行白內障手術，或是傳統中醫針撥的方法。中西醫結合的各種方案供毛澤東選擇。1975年8月，經過12分鐘的手術后，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我又見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兩國彼此在對方首都建立了辦事處，從而使中美關係處於高峰。從那以後，毛澤東的對美政策處於爭論的邊緣。基辛格本來準備在8月份出訪北京，因第十次黨代會的召開而延遲了(此時周恩來對美國持冷淡態度)。

“批林批孔”運動牽強附會地把美國當作一個靶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軍界對親華盛頓的舉動提出了質詢。被美國炸彈摧毀的越南正對北京的親美傾向吹毛求疵。中國駐華盛頓特使則乘機於1974年的整個春季離職。

毛周合作關係的衰退使得這種局面無法挽回。這使得對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人極左分子和軍人之手，從而使美方懷疑中國是否能夠繼續“堅持”其親美政策。Iml

基辛格覺得毛澤東的新任執政官鄧小平不像周恩來那樣熱心對美關係。他搞不清楚為什麼鄧小平經常援引毛澤東的話，而當問到周恩來的狀況時鄧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應。基辛格甚至把鄧小平說成“一個不易對付的小個子”15570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訪華時到305醫院探望了周恩來。〔到他發現周恩來莫名其妙地採取謹慎態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來的氣色雖然很好，但會談只進行30分鐘就結束了。

更糟的是，毛澤東沒有接見基辛格。這是這位美國人兒次訪問北京時第一次遇到的事。

儘管身處江南，在基辛格訪華的前後兩個月內，還是有6位其他外國領導人去渴見了毛澤東，儘管他們事前是在不知實情的狀況下。與政治局中的一些親美派比較起來，這說明毛澤東對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態度暖昧。基辛格是從海參威飛抵北京的，他和福特總統在那兒與勃列日涅夫共進晚餐。‘

毛澤東的一些同事私下裏中傷1974年的中美關係。他們沒有資格參與毛周聯手的戰略，且被中蘇緊張關係鬆動的觀點所吸引。

基辛格為福特總統即將訪華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澤東邀請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見了一面，基辛格鬆了一口氣。

會談中，這位國務卿要求毛澤東把他邀請福特總統訪華的諾言寫下來。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提起蘸水筆，龍飛鳳舞地寫下了基辛格祈求的這一託付，也許他對美國人的這種功利主義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帶着他的偏見。

毛澤東和福特的最高級會談是件單調乏味的事。對福特來說，繼尼克遜之後訪華，就像第二個登月者。不過，這位總統到北京的公務並不多，因為他對羅納德?里根來自右翼的挑戰感到焦慮。而令人敬畏又顯得脆弱的毛澤東，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樣不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