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世上最複雜的、最奇怪的、最具威力的是人的感情。人一旦動起感情來，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原動力，在這種原動力的驅使下，既可以搬山，又可以倒海，從而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嶄新的天地，開創一種色彩斑斕的新生活；同樣，這種原動力也可以成為一種腐蝕劑、一種可怕的反向力。在這種腐蝕劑和反向力的作用下，一個人可以雄糾糾、氣昂昂地走向墮落，走向毀滅，可以做出許許多多荒唐的事情來。感情是平地上的水銀，它的流向是不固定的。正是這種無定向流動的感情，既可以給人快樂，使人碩果累累，使人家庭幸福美滿，使人倍受他人尊敬；也可以給人以憂傷，使人一事無成，還會使親朋反目、妻離子散，使人一輩子為自己的感情衝動懊悔終生。因此，可以說，一個能把握自己的感情的人，才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才有可能成為生活的強者。從表面上看，謝困難是一個愣頭愣腦的小夥子，要麼石滾壓不出一個屁來，要麼一開口便撐得死人。然而，他的感情世界卻是極為豐富和複雜的，在他的極為豐富和複雜的感情世界裏，最核心的部分是他對呂梁山的那片黃土地的眷戀，對小神頭堡的鄉親們的思念，對養育他一十二年的陳榆樹夫婦的熱愛。在這種感情的驅使下，他可以懷着對城裏人的“敵意”，裝傻賣傻，以保持他的農民“本色”和“尊嚴“。當他在穆青杏的啟發和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識才能真正為當農民的養父母爭氣時，他的聰明才智便象火山爆發一樣，勢不可擋。籠罩在他頭頂上的那頂“夾生苕”或“囫圇苕”的帽子，在這種火山岩漿的炙烤下，很快便被化成水氣和霧靄，他的非凡的智力偶露崢嶸時，人們便情不自禁地將其驚呼為“天才”和“奇人”。經歷了這種喜劇性的變化之後，我同他的父母一樣，處於一種極度的亢奮狀態之中，為了替他洗刷罩在他頭頂上的“囫圇苕”和“夾生苕”的不光彩的陰影，我便利用一切埸合，為他宣傳，企圖在他前進的道路上為他鋪上紅色地毯，讓其昂首闊步，勇往直前。但是，我萬萬沒有料到，我的這種心血來潮之舉，竟給他帶來不少麻煩。
當人們聽說地委書記的小兒子是一個智力超凡的年輕人時，也不知他們是受到一種什麼力量的驅使，竟紛紛來到我們學校看稀奇。就象當時對待所謂的耳朵或胳肢窩能認字的“神童”那樣，相信者便來恭維，並不顧事實地神吹；懷疑者便來糾纏和刁難，以便證明自己對所謂的特異功能只不過是一種騙局的推斷的正確性。於是，一時之間，我們一中便成為人們訪勝獵奇的“風水寶地”。
面對這種出乎我們意料的情況，我急了，穆青杏也急了。儘管我們想努力控制這種局面，但收效甚微。我們擔心，面對這種情況，謝困難要麼會真的以為自己是所謂天才，從而飄飄然；要麼又犯傻，對“城裏人”的這種“追星”行為因反感而產生敵對情緒，甚至於影響到學習的積極性。當這股風剛剛刮起來的時侯，謝困難還能應付，可是慢慢便感到厭煩和反感，到最後便是憤怒了。當有人向他提問時，他要麼緘口不語，要麼惡語相向。比如，有人問他：“748+748等於多少？”他會立即回答道：“‘氣死爸’加‘氣死爸’等於一個死老爸！快回去吧，你的那個被你氣死的老爸正等待安葬哩！”挨罵的人當然知道他是裝瘋賣傻，變着法罵人，但又不願意承認自己挨罵的事實，便罵他是“夾生苕”，然後氣急敗壞地離去。離開后，當然四處散佈謝困難根本就不是什麼“天才”，而是一個沒法治的“夾生苕”。象這類被謝困難罵過的人不在少數，他們雖然不能公開對謝困難怎麼樣，但在背地裏卻可以用流言蜚語對他進行中傷，給他戴上一頂“夾生苕”的帽子。儘管這種帽子有損謝困難的聲譽，但還不至於對他的學習和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由於造訪者都沒有從謝困難這裏得到想要得到的東西，而後面想要來造訪的人一聽說謝困難只不過是被人誤傳為“天才”而實際是“夾生苕”時，自然也就失去造訪的興趣。雖說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但是，從此之後一中校園內卻漸漸恢復了平靜。
不想一波剛去，一浪又起。
這年暑假開始前夕的初升高的考試期間，經過校委會的研究，我們決定讓謝困難參加全區的統一考試。考試的結果出來后，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成績竟出乎我們的意料，好得令人難以置信：語文和數學兩科分別是98分和96分，外語也達到了84分，政治稍微差一點，只有70分。我們在驚喜的同時，決定發給他初中畢業證書，讓他升入高中。地區電視台不知是從哪裏得到這個消息，兩名記者突然跑到一中來，提出要對謝困難進行採訪。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從文教局驅車趕到一中，根據以前的經驗，我擔心他會在哪個坎子上過不去而犯傻。他還太年輕，從未同報社和電視台的這些“無冕之王”打過交道，不知他們的厲害。當我趕到一中時，兩位記者已經到了學校，正在教學大樓等待謝困難。據說當時謝困難已經同羅鍋巴和宋光腚上街去了，穆青杏已經派人出去找他。我同這兩位記者較熟，我一邊同他們閑聊，一邊委婉地勸說他們取消這次採訪。他們當然不同意。其中一個叫袁平的記者說道：“我說老白呀，你是我們地區文教界的掌舵人，你們將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僅用兩年時間，就讓他讀完小學和初中，並以令人難以想像的優異成績升入高中，這在教育史上可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迹呀！作為黨的傳媒工具的電視台，假如對這種典型不進行報導就是最大的失職呀！你應該積極支持我們才對，怎麼能勸我們放棄報導呢？”
就在我準備繼續同他們糾纏時，謝困難回來了。我和穆青杏只好將兩位記者的來意向他說明，並要求他配合記者的採訪。他一聽，臉上立即罩上了一層陰雲。他對兩位記者說：“我又不是領導，你們採訪我幹嗎？”
他的話讓袁平感到可笑。他說：“我們電視台是面向全市人民的，你不是領導難道就不能採訪和報導嗎？”
謝困難將嘴一撇，說道：“你們知道臨江地區的群眾是怎麼稱呼你們的嗎？”
袁平十分感興趣地問道：“呵，你說說看，群眾是怎麼評價我們的？”
謝困難說：“稱你們是臨江地區領導幹部的專職導演和攝影師。”
兩位記者異口同聲地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怕謝困難言語有失，忙對他說道：“困難，別胡說！”
謝困難不滿地瞪了我一眼說道：“我還沒有說，你怎麼知道我是‘胡說’？”
袁平說：“你講，我們正想聽聽來自群眾中的聲音哩！”
困難說道：“因為一打開電視機，只要是臨江電視台的節目，出台的都是那幾個‘老演員’——”
“哪幾個‘老演員’？”袁平問道。
謝困難回答道：“臨江地委和行署的領導唄！比如謝東山、王樹人（地委副書記）、陳大力（地委副書記兼副市長）等等。”
袁平和另外一個記者聽罷，情不自禁地發出爽朗的笑聲。袁平說：“謝謝你，你所反映的群眾意見非常中肯，今後我們一定注意改正。不過，今天我們來採訪你，可不是因為你是領導呀，所以希望你能配合我們的採訪。”
謝困難說：“俺雖然不是領導，卻是領導的兒子。如果我不是謝東山的兒子，你們會這麼積極來採訪我么？”
袁平說：“不，我們來採訪你，絕對不是因為你是謝書記的兒子……”
不等袁平把話講完，謝困難就說道：“那好吧，既然你們對謝東山的兒子不感興趣，就耐心等待吧，等俺當了領導后，你們再來採訪俺！”他說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扭頭衝出房間，很快便不見身影。
我和穆青杏都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只好一個勁地向袁平和他的同伴道歉。袁平笑了笑，說道：“想不到這個小傢伙還是蠻有個性嘛。算了，今天就到此為止吧，以後有機會再來麻煩你們。”
儘管袁平和他的同事沒有對謝困難的態度表示反感和不滿，但我們依然擔心他們會利用他們的能量散佈對謝困難不利的言論，從而再次引起人們對謝困難的非議，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然而，我們的擔心的是多餘的。幾天後，我忽然接到謝書記的電話，他在電話中說：“老白，聽說困難在接受地區電視台的採訪中，向電視台提出了非常有價值而中肯的意見？到底是怎麼回事？能不能詳細跟我說說？”
我沒有想到困難拒絕電視台的採訪這麼快便傳到謝書記那裏去了。我便將事情的經過告訴他。他聽罷后，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說道：“想不到這個小傢伙還蠻有政治頭腦嘛！他所反映的群眾意見我認為非常重要。從表面上看，這種意見是針對電視台的，實際上是對地委和行署的。如果長此下去，我們一定會脫離群眾。我一定會對地委常委和行署主要負責人約法三章，從今以後再也不能當這種讓群眾反感的‘演員’了，一定要將電視鏡頭對準我們的衣食父母的老百姓……”
果然不久，地委便發出了通知，規定從今以後地委和行署主要領導要盡量少在電視台出現，如果萬不得已，一個月之內，也不得在電視台出現兩次，超過兩次者，作為違反黨的紀律處理，輕者警告，重者按廣告收費標準罰款。地委發出通知后，各縣（市）也發出了類似的通知，這樣一來，地區和各縣的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便很少看到被群眾戲謔為“帶官帽的明星演員”的面孔了。當廣大群眾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後，很自然對謝困難發出一片讚揚聲，使得這個曾被人罵為“夾生苕”的人聲譽鵲起，被人們稱之為敢仗義執言的英雄。
這種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作為地區文教局的局長和一中的校長的我，自然暗自高興。不想穆青杏見我一副樂不可支的樣子，竟給我當頭潑了一瓢涼水。她對我說：“尊敬的校長大人，你別高興得太早，這種與謝困難的真實思想並不對等的叫讚揚也好、叫吹捧也好，對於謝困難本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聽了她的話，我頗不以為然。說道：“你別危言聳聽，通過電視台的這次改革以及人們對謝困難的讚揚，至少不會再有人罵他是‘囫圇苕’和‘夾生苕’了。”
穆青杏笑了笑，說道：“‘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由於謝困難的特殊身份，註定他會成為人們的關注的目標，而他的性格又會註定他對人們的這種關注感到反感和厭惡，所以我斷定衝突必然會再次發生。”
她的分析不無道理，我默然了。
果然不出她所料，一個禮拜之後，同為“黨的喉舌”的《臨江日報》社的社長在社委會上大罵屬下缺乏政治敏感性，以致讓電視台在謝困難身上搶先得分。為了將失去的分數撈回來，將丟掉的臉面撿回來，他要求採訪部立即組織力量在謝困難的身上挖撅出更有價值的新聞。對於社長的指示，採訪部焉敢怠慢！他們立即派出兩位經驗豐富的記者來到一中，要求對謝困難進行採訪和報導。
我得悉這一消息后，趁報社記者尚未到來之前趕到一中，同穆青杏商討對策。不想穆青杏卻顯得十分鎮靜，她說：“我們不是幼兒園的阿姨，而謝困難也不是兩三歲的小朋友，用得着我們操冤枉心嗎？”
我說：“萬一困難又犯了他的那股傻勁，不是又要被人……”
穆青杏打斷我的話說：“假如謝困難沒有這股傻勁就不叫謝困難。我認為他的最可貴的地方也就因為他有這股作傻勁。他的這股傻勁將伴隨他的一生，所以‘夾生苕’的帽子也將會伴隨他的一生。我們大可不必為別人給他帶上的這頂帽子而憂心忡忡。我認為，目前我們能做的就是放心讓困難單獨去面對各種複雜局面！”
她既然如此講，我還能說什麼呢？
上午九時許，兩位記者來到一中校長辦公室，
他們見謝困難不在，便責問我們為何不讓謝困難在學校等待他們的到來？我們解釋，現在正值暑假期間，謝困難雖然在學校住讀，但行動卻是自由的。在接到記者要來採訪之前便已和同學出去玩耍了。不過，當我們知道你們要來的的消息后，已經派人到街上去尋找他，估計很快就會回來。兩位記者聽了，不好再埋怨什麼了，便要我們將謝困難的相關情況先介紹一下。就在我們向他們介紹情況的時侯，謝困難滿臉不高興地來到校長辦公室。兩位記者見他回來了，拿起相機就要對他拍照。
謝困難一見這架式便來氣了，他一邊用手遮擋攝影機的鏡頭，一邊生硬地對兩位記者問道：“你們是幹啥的？”
一位記者便自我介紹道：“我們是《臨江日報》社的記者，我叫周濟民，他叫胡世平。今天我們是來對你進行採訪的……”
謝困難一聽，將手朝他面前一伸，說道：“那好，先把錢拿出來！”
他的這一舉動，不但令兩位記者感到吃驚，就連我和穆青杏也驚詫不。那個叫周濟民的記者莫名其妙地說道：“你是攔路打劫嗎？不然要我們拿什麼錢！”
謝困難說道：“噫，你們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還當啥記者？你們要採訪俺，當然要給報酬呀！”
胡世平說道：“這可是第一次碰到的怪事，從來都是被採訪者向我們交費和送禮，那有採訪者向被採訪者交費的道理？”
我也覺得困難這種行為太荒唐，便對他說道：“困難，別胡鬧了，趕快接受記者同志的採訪吧！”
謝困難不等我的話音落地，便向我瞪起雙眼，說道：“俺怎麼是胡鬧？他們既然要採訪俺，當然就應該交費。你以為俺的時間就不值錢嗎？”
周濟民說：“我們不否認你的時間值錢，但是，我們對你進行採訪，是為了替你揚名，別人求都求不到呢……”
謝困難說：“鬼要你們替俺揚名！你們走吧，俺還有正經事情要辦哩！”他說罷，便起身準備離去。
周濟民見狀，只得對他問道：“那你要多少錢才肯接受我們的採訪？”
“一百元怎麼樣？”
“什麼！一百元？天呀，我們每個月的工資也不到一百元呢！你可是獅子大開口呀！”胡一平說道。
謝困難見兩位記者副驚詫的樣子，不滿地“哼”了一聲，說道：“你們嫌貴？可俺還覺得太少呢！你們想，俺一個大文盲，花兩年時間，從小學升到初中，又從初中考入高中，不就是‘為了’讓你們前來採訪嗎？雖然現在大家的工資都不高，但你們除了工資之外還有禮可收，所以，你們在工薪階層里還是比較富的，現在僅收你們一百元的採訪費，已經給你們面子了。何況，這筆開銷用不着你們自己掏腰包，你們再這樣討價還價，說明你們太不夠意思了……”他說到這裏，朝兩位記者掃了一眼，接著說道，“看來你們可能是沒有帶這麼多的錢，不然也就不會說出這種小氣的話。要不這樣吧：你們今天就採訪一半，留一半以後再採訪。這樣一來，你們只要給俺五十塊人民幣就行了。”
兩位記者聽了他的話，彷彿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臉上一時青，一時白，氣得連說出的話也結結巴巴，難以成句：“你你……也也……太太……作弄人人了……”
謝困難卻操着雙手，兩眼望着天花板，不予回答。過了好長時間，心態好不容易調到平和狀態的周濟民才對謝困難說道：“我們報社還沒有向被採訪人交費的先例，就是我們願意給你這筆錢，也得向上面請示后才能定得下來呀！我看能不能先通融一下，你先接受我們的採訪，採訪費以後再商量好不好？”
謝困難說：“你別把俺當猴子耍！俺謝困難才不會上當受騙呢。好了，再見吧，等你們商量好了之後再來找俺吧！”他說罷，便甩手而去。出了門，不忘回頭喊了一聲“再見”。
他的行為，着實讓兩位記者惱火。望着謝困難遠去的背影，胡一平憤然罵道：“真是他娘的夾生苕！攔路打劫也不看對象，竟然敢開口向我們要採訪費，真是讓人笑掉大牙！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夾生苕！”
周濟民雖然不象胡一平公然罵街，但也對謝困難的這種行為大為不滿。不過，他還是能剋制自己的情緒。臨走時，他對我和穆青杏說：“你們再給他做做思想工作，不要堅持這種無理的要求。你們應該告訴他，他這樣做實際是對他的父親的形象是一種傷害。如果他想通了，你們再通知我們。”
送走兩位記者后，我對穆青杏說道：“這個小傢伙也不知是那根神經出了毛病，怎麼會想到向報社要採訪費呢？”
不想穆青杏卻說：“不是困難的神經出了毛病，而是我們的思想太僵化了。其實，向被採訪者付酬，在國外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感到驚奇的是，困難的思想怎麼會這麼前衛？”
聽說兩位記者回去后，向他們的社長加油添醋報告了謝困難如何向他們索要“採訪費”的情形，這位社長大人聽了，竟發出一陣大笑聲。不過，他笑過之後，突然將蓬亂的頭髮往腦後一拂，猛然站了起來，大聲對兩位記者道：“不錯，你們今天很有收穫！”
兩位記者一聽，以為是社長是在講反話呢，便連聲檢討道：“對不起，是我們無能，沒有完成你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
社長在他們兩人的肩上各拍了一掌，說道：“你們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電視台不是因為向地委反映了謝困難的意見后，受到地委的表揚嗎？今天謝困難公然向我們要採訪費不也是意見么？我們也可以向地委反映呀，說不定地委看在地委書記的小公子的面子上，真的會給我們報社撥一筆經費呢……”
《臨江日報》社的社長姓王，名叫俊雅，他是一位既善於玩弄文字遊戲的“文痞”，也是一位在官埸遊刃有餘的“官混混”，在臨江的幹部群眾中聲譽頗差。但是，由於他善於迎合領導的意圖，加之能寫一手漂亮文章，所以深得領導賞識，是臨江政壇上的少數幾個“不倒翁”之一。謝書記雖然對他的人品和文品頗為反感，但又無充分理由將其罷免。王俊雅知道謝書記對自己不甚“感冒”，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與謝書記套近乎。當他得知電視台首先對謝困難進行採訪雖未成功，卻因轉達謝困難的“群眾意見”面歪打正着，並因此讓地委發文對領導幹部在電視台露面的次數作出限制性的決定，便後悔自己缺乏政治敏感性。為了作出補救，所以也來一個對謝困難的採訪。雖然同電視台一樣，沒有採訪到謝困難本身的事迹，卻得到了他要報社付費的這種在外人看來是荒謬的要求。他認為，謝困難的這種要求雖然從表面上看是頗為另類，但卻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他知道，謝東山是一個講原則的人，若直接向他彙報這件事，是不會取得好的效果的。於是，他決定在向地委宣傳部反映情況之前，便讓報社的那兩位記者四下散佈謝困難是“夾生苕”的言論，並想方設法讓這種議論能傳到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史翠娥的耳朵里。然後再適時向地委宣傳部彙報。這樣一來，當報社的情況彙報尚未傳到地委書記謝東山的耳朵里之前，史翠娥一定會將小兒子向報社索要採訪費一事告訴了丈夫，然後報社便可以順理成章地向謝東山要政策。他的迂迴策略很快取得了效果。當謝困難向報社要採訪費並因此被人罵為“夾生苕”這件事傳到史翠娥的耳朵里時，她自然感到震驚和傷心。當天下班以後，她便將這件事如實地告訴丈夫。她說：“你的這個寶貝兒子實在太不象話了！報社好心好意去採訪他，他意然向人家索要採訪費，結果讓一樁好事變成了壞事，現在社會上都在傳說，我們的兒子是一個‘夾生苕’。你看氣人不氣人？”
開始，謝東山書記對妻子的嘮叨還有點心不在焉，但是，當他聽到兒子向報社索要採訪費時，突然抬起頭，激動地對史部長問道：“你說什麼？困難向報社索要採訪費？”
史部長還以為丈夫會大發雷霆呢，轉而對他勸說道：“你也不必太在意，他畢竟還年輕，不諳世事，以後多多開導開導就是了……”
謝書記對史部長說道：“你呀！眼光不及兒子的一半……”
史部長聽了謝書記的話，大惑不解，對他問道：“你的意思是？”
謝書記竟將桌子一拍，象是對史部長，又象是自言自語，大聲說道：“好呀，我們的兒子就是與眾不同嘛！這不是苕，是思想解放！去年我參加了省委組織的‘赴歐考察團’到英、法、德、意等國考察，人家傳媒機構在採訪時，就是要向被採訪對象付費的！可是在我們國家，不但無賞佔有被採訪者的信息資源，相反以‘無冕之王’的權勢向被採訪對象索要錢財和其他報賞，你說這公平么？”
史部長說：“這種現象是同我們國家的國情相聯繫的，要想在短期內內改變它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兒子之所以被人罵成是‘夾生苕’，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謝書記說：“你說得不對。打倒‘四人幫’以後，黨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許多不合理的東西進行改革。雖說有些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對一些明顯的不合理的東西還是應該有所認識的，有些東西能改就應該改。所以說，困難在現在的這種國情下，敢於向被老百姓稱之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挑戰，不是正好說明他的思想遠比我們開放么？至於有人說他是什麼夾生苕，實際上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勢……”
對丈夫從來都是言聽計從的史部長，聽了謝書記的這一席話，當然是轉憂為喜了。她不忘跟丈夫調侃起來，說道：“你說的這番道理，是不是為了說明‘兒子是自己的好’？”
對此，謝書記當然只能用笑聲回答妻子的調侃了。
雖說史部長在謝書記的一番開導下，放下心來，但一想到有人將兒子稱之為“夾生苕”時，總覺得不是滋味。為此，她專程來到我家，要我多多關注困難的思想動態，並希望能利用我的影響力，消除人們對困難的誤解。當然，我也從她的口裏知道了謝書記對這件事的態度。
王俊雅當然知道我同謝家的特殊關係，為了探聽謝書記對謝困難向報社索要“採訪費”一事的態度，自然沒少同我套近乎。我當然不好向他隱瞞什麼，便將我所知道的謝書記的態度告訴他。他摸清了謝書記的態度后，回去便向地委宣傳部打了一個報告，希望地委能撥一筆款項，以解決在採訪中的付費問題。
不久，地委就電視台和報社在採訪中向被採訪對象支付採訪費問題發了一個文件，明確規定可根椐不同情況向被採訪的個人支付一定的信息費。不過，這筆費用不是由地區財政撥款，而是從電視台和報社的廣告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進行支付。
雖然臨江地委的文件還有點“羞羞答答”，對有些概念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操作起來很難把握，因此，這個新政策很快便被人們遺忘。不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能出台這樣一個政策確確實實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大膽創舉，因而曾在全國引起過廣泛的討論，使輿論界很是熱鬧了一陣子。
臨江電視台和《臨江日報》社的這兩項政策的出台，都與謝困難有着直接關係，雖然他的“夾生苕”的雅號已是人皆盡知，有人甚至根據他的“夾生苕”的雅號得出結論：只要你是領導人的兒子，那怕你是一個“夾生苕”，你的所作所為也會受到重視。儘管人們有這樣的非議，但謝困難的這種“歪打正着”的舉動畢竟也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讚揚，從而使他再一次成為臨江地區的“名人”。我和穆青杏都擔心謝困難對社會上的這些非議和讚揚一時難以承受，很可能撩起他的對“城裏人”的那種不滿和對抗的情緒，使他又不顧影響地“歪掰”。為了幫助他穩定情緒，我們便去找他談話，想摸清他的思想脈絡，然後再對症下藥幫他決疑解惑。然而，讓我們沒有料到的是，他對此竟毫不在意。他說：“其實，俺對電視台和報社所作所為，只是對他們的眼睛裏只有領導和上級的作派的刁難，沒有想到他們不但不氣憤，反而往俺臉上貼金。俺心裏清楚得很，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因為俺是地委書記的兒子，放的屁再臭，他們也會說成是香的。他們是想將俺作為他們手裏的一顆棋子，目的還是為了向俺的老爸討好，從而好保住他們自己頭上的官帽子甚至希望藉此機會再往上爬……”
他的話，使我們大為驚詫！雖然，他的言詞和觀點仍然有些偏激，但是對地區電視台和《臨江日報》社的某些人的作派的針砭卻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真讓人難以置信，一個被人罵為“夾生苕”的人，不但對這兩件事情有着如此深刻的認識，而且能在人們的褒貶面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我和穆青杏聽了他的話以後，都顯得興奮和激動。我們認為，謝困難的這席話，足以證明他趨漸變得成熟起來。他的這種成熟，使我們感到欣慰和喜悅，我們為他緊繃的心弦在這種心境中很自然地鬆弛下來。
我真想大喊一聲：“誰還敢說我們的謝困難同學是‘夾生苕’！”
新學年開始了。我們在一中召開了一個教研部門的負責人的會議，專門就謝困難的學習問題進行了討論。討論的問題是：是讓謝困難象其他高中生一樣從一年級到三年級跟班上還是讓他老師的指導下自學？在討論中，不少老師認為，謝困難畢竟已是二十歲的人了，同其他從初中升入高中的學生不一樣，如果讓他跟班從一年級讀到三年級，不但他的年齡耗不起，而且對他本人也是一種折磨。因為他的智力超常，理解力和記憶力均屬上乘，為此建議不要讓他跟班上課，而是繼續讓他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學。校委會採納了這個意見，決定由穆青杏和另外兩個老師對他進行具體輔導，爭取讓他儘快掌握高中的學業。後來，我將我們的決定告訴了謝書記和史部長，不想謝書記卻對我說：“你們的好意我領了，但是你們這樣做會讓人產生一種是給我這個地委書記的兒子開小灶的看法，會造成不良影響。同時也容易讓困難產生優越感，對他的成長不利。
聽了他的意見，我只得將我們討論的意見告訴他，說明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困難是地委書記的兒子，而是尊循因材施教的教育規律行事的，勸他不要因此而有所顧慮。我深知他對困難是寄予厚望的，對我們的做法從內心深處是贊同的，只是由於自己的身份而使他不能不有所顧忌罷了。但是，為了使他心安，我們還是隔三差四地讓困難到班級去聽聽課，以示他確實在跟班學習的假象。我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安慰謝書記外，也是為了避免給人留下我們是對地委領導溜須拍馬的印象。
我們的計劃和安排是縝密和周到的，但開學不久，還是出問題了：謝困難的情緒突然變得十分低落，有時甚至對一些老師又開始“歪掰”。穆青杏覺得情況不對，便邀我一道同謝困難談話。我們在他的寢室里找到他，不等我們開口，他便主動地對我們問道：“白局長、穆老師，宋光腚和羅鍋巴不是也參加了中考嗎？而且成績也不錯，為啥你們不讓升高中？特別是白局長還專門到地區建築公司替他們聯繫工作，而且是干苦力活，這多不公平哪！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當大官的老爸和老媽？”
啊，他原來是在為宋光腚和羅鍋巴抱不平！
宋光腚和羅鍋巴都是木工，曾在徐家渡打工。一次，穆青杏回徐家渡探望母親，在車站等車時同他們相識。在閑聊中，得知他們家住三省交界的同屬臨江地區的新豐縣的白雲嶺鄉。由於那裏是真正的“老、少、邊、窮”的山區，山高水遠，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差，加之交通閉塞，所以鄉民的人均收入極低，是全地區有名的貧困縣裏的貧困鄉鎮。他們倆人讀完小學后，便拜師學習木工手藝，出師后便開始外出攬活，以補貼家用。兩年前，他們經人介紹，來到臨江縣的徐家渡鎮為一家傢俱廠打工。後來這個傢俱廠因效益不佳而關閉，他們就只好四處尋活做。由於人生地不熟，有時一連幾天都攬不到一件活。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離開徐家渡準備到臨江城去碰碰運氣，不想正好在這裏同穆青杏相遇。穆青杏對他們的處境深表同情，便將他們介紹到她曾經工作過的徐家渡中學，因為她知道那裏正準備對舊校舍進行維修。後來，徐家渡中學的維修工程結束了，他們就根據穆青杏留給他們的地址，找到臨江地區一中，希望她能再為他們介紹一些活路。此時，穆青杏正在為如何調動謝困難的學習積極性犯愁，見到他們后，不禁突發奇想，決定讓他們來充當謝困難的“陪讀”。條件是：白天，他們照樣可以在外面打工賺錢，只是每天晚上必須到一中來陪謝困難“上課”。報酬是管吃住，每月還付給他們一定的工錢。兩個小夥子本來就對穆青杏心存感激之情，見有這等好事，當然一百二十個點頭應允，並保證配合她將這出“戲”演好。本來，穆青杏只是心血來潮之舉，不料效果卻十分理想。因為有了同為“農民孩子”的“陪讀”，謝困難的學習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學習成績突飛猛進，出現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奇迹。我知道內情后，便同主管後勤工作的副校長商量，鑒於穆青杏的經濟承受能力，決定宋光腚和羅鍋巴的伙食費和工錢由校方支付。然而，就是這樣一筆並不算大的開支，對於一個完全靠上級撥款的學校來說，仍然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而且，由於這筆開支不能公開，便引起不知內情的人的不滿，還以為是我們幾個校長在鯨吞公款呢！所幸的是，謝困難僅用一年的時間便結束了初中的學業（實際是小學和初中的學業）。升入高中后，宋光腚和羅鍋巴的“陪讀“的使命便自然而然地結束了。為了感謝這兩位“陪讀“的合作，我便通過關係將他們介紹到臨江地區建築公司當臨時工。開始，我們估計到謝困難可能會對兩位“陪讀”的“失學”會產生想法，便編造出他們因“家庭負擔太重，不得不停學打工以養家餬口”為由加以搪塞。儘管謝困難並沒有因此而大鬧特鬧，但情緒卻很消沉。穆青杏發現這種情況后，覺得很可能是與宋光腚和羅鍋巴的問題有關，所以要我同她一道做做謝困難的思想工作。不想當我們找到他的時侯，還未等我們開口講話，他便為宋光腚和羅鍋巴鳴起不平來了……
聽了謝困難的話，我對他說道：“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每個人的的條件不可能都是一樣的。你說得不錯，宋光腚和羅鍋巴是同你不一樣，他們不但沒有一個當官的老爸和老媽，而且還有一大家人要靠他們掙錢來養活。你本人在農村呆過，知道農村目前的狀況，不是說農民不懂得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而是由於生活所迫，在沒有解決了一家人的溫飽等生存問題之前，還來不及顧及這個問題。比如說，這次他們之所以不能象你一樣繼續留在一中學習，就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太困難了，全家人都在眼睜睜地等着他們拿錢回去救急，所以，他們對我們將他們介紹到地區建築公司當臨時工的機會是非常珍惜的。據我所知，最近地區建築公司承接的工程多，任務重，而他們倆都是剛進入該公司的臨時工，為了能儘快站穩腳跟，就必須全身心地投入，不可能一心兩用，加之建築公司夜晚加班的加班費不少，這種加班費對於他們來說，該是多麼重要呀！他們怎麼會放棄這種機會繼續留在一中學習文化知識呢？”
穆青杏接着我的話道：“困難，我知道，你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好小夥子，你為宋光腚和羅鍋巴不能繼續學業感到痛心是可以理解的，其實，這一切都是因為城鄉的差別造成的，只有等社會進步了，國民經濟高度發展了，城鄉的差距縮小了，這種現象才會消失。你如果真的同情他們，就應該更加努力地學習，將來可以用學來的知識為消滅城鄉差別貢獻自己的力量。”
謝困難對我們所講的這番話語似乎並沒有往心裏去，不等穆青杏的話音落地，他便問道：“穆老師，他們不是你的親戚嗎？你怎麼不幫幫他們呢？假如他們不能繼續學習，將來還會受人欺侮的，你作為他們的親戚怎麼能不管呢？”
我說：“穆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一百幾十塊錢，除去自己的日常開支外，還要贍養在老家的母親養一個正在讀大學的妹妹，你說，她還有多少結餘？何況，她在鄉下的窮親戚還有不少，需要幫助的該有多少呀？憑她一個人的能力照顧得過來么？”
謝困難只是默默地點了點頭，接着便是一聲長嘆。
穆青杏說：“困難，你放心好了，宋光腚和羅鍋巴是兩個有志氣的小夥子，他們雖然不能象你這樣繼續在學校學習，但是，他們是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學業的。因為他們明白，課堂只是獲取知識的途徑之一，就象做房子一樣，是打基礎的階段。有了一定的基礎后，只要自己勤奮，堅持多讀書和虛心向有知識的人請教，也是獲取文化知識的重要途徑。所以，他們向我表示，他們雖然離開了學校，但決不會就此將所學的東西丟掉。他們還再三叮囑我，要我一定勸告你，希望你能珍惜現有的條件，要好好學習，將來爭取考上大學，為農村出身的孩子爭口氣……”
謝困難突然對穆青杏說道：“穆老師，你別再說了！這些道理我懂。”他說罷，仰頭對着室外的天空，大聲喊叫起來，“宋光腚、羅鍋巴，老天爺為什麼對你們這樣不公？你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當官的爹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