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第五部分

［81］

日子一天天飛快地過去。

鄧一群心裏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為了什麼大事，只是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開交。鄧一群本想讓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緒卻壞得很，說了很多絕情的話。

他們夫妻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鄧一群心裏想。

如果說他們過去還有過恩愛的話，那麼他們現在真的一點也感覺不到了。他們猛然發現，自己的婚姻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了一個死胡同。

是我錯了嗎？鄧一群在心裏問自己。不，我沒有錯。是她錯了？她感覺自己也很委屈。那麼，就是他們都錯了。

沒有什麼婚姻是美滿的，他想。他們不比別人的婚姻幸福，也談不上比別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關係都是不穩固的，只是那樣硬撐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現一個什麼契機，那麼這個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們現在還不會，他想。

轉眼就進入了夏季。

誰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會到處是一片汪洋。

全中國到處都在鬧水災，專家說，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來，受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繼珠江之後，長江和嫩江都出現了大洪水，而尤以長江為最。隨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來臨，全中國人的心都被長江的洪水揪緊了。

溝墩鄉也一樣。

該鄉地處淮南，長江的水一部分進入草盪湖后，排入運河。溝墩鄉地勢低洼，乾旱的年景，運河水淺，得不到灌溉，而到了這發澇的年景，則是一片澤國。原來可以見底的運河，現在則是滿滿當當。運河的大堤，到處存在着險情。

事實上自六月以來，這裏就過早地進入了梅雨天氣。這裏正好處在南北季節的交換帶上，冷暖氣流在這裏交鋒，由於勢均力敵，所以雨帶飄移不去。這樣的雨季里，鄧一群顯得心情特別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

省委扶貧工作組在縣裏的四個鄉立了十五個項目，籌建了三個廠，勞務輸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條公路。應該說在苗得康的帶領下，還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績。鄧一群在這裏面自覺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較那幾位組員，因為他跟着苗組長，所以工作起來的難度要小得多。這麼長時間以來，鄧一群感覺自己並沒有同苗組長建立起預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過很多非常大膽的改革方案，關於股份制，關於南方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關於政府職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國也都是領先的。他是個學者型的人物。可以說，現任的省委書記非常欣賞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裏又是個非常傳統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對鄧一群，只覺得他聰明，也能幹，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麼，他沒有說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苗得康並不欣賞他。這點鄧一群能夠感覺得出來。他為此多少有點沮喪。

苗是個不可親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關係。是否因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鄧一群想。事實上苗得康又並不拿大。在鄉里，他對任何人都非常客氣，看到那些農民，他也非常客氣。鄧一群後來發現，他的這種客氣並不是裝出來的。鄧一群到村裡去的時候，能感覺得到自己對那些農民的友善多少還有點裝的意思——他並不喜歡那些人。他雖然出生在農村，但他卻是從那些人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他是優秀的。鄧一群有時也能意識到，自己事實上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農民們不再把他看作是位農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們這樣看，他已經是國家幹部了。而城裏人又並沒有把他完全當作城裏人。至少肖如玉一家並不認為他是城裏人，他只是進了城的學生，在他的身後，還拖了一條長長的農民尾巴。在城裏人面前，鄧一群並不認為身為一個農民是可恥的，儘管城裏的很多農民工很不討城裏人的喜歡，但他自己在內心裏的確瞧不起農民。農民們很愚昧，這也是他們處於社會下層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農民家裏去，再髒的地方他也敢住，再髒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時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褲管就跳下去，插秧什麼的，全然不顧泥巴和污水。鄧一群已經不行了，他喜歡衣着整齊，到村裡去的時候也喜歡穿西裝。這些品質的養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來的。

退一步想想，鄧一群也能理解他，畢竟苗得康過去過過苦日子，而自己年輕，沒有受過什麼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鄧一群感覺自己沒有忘，正是由於對過去生活懷着一種強烈的恐懼，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奮鬥。只是這種奮鬥完全是一種個人的，利己的。

與苗這樣的幹部相比，龔廳長要容易親近得多。龔長庚表面上看，也是個很嚴肅的人。鄧一群一開始對他心存畏懼，後來就放鬆多了。龔廳長也是人，一個有着七情六慾的人。那次到溝墩鄉來，開始對他請他出去吃飯，態度上還有點矜持，後來就放鬆多了。有他這樣的領導，有了這樣一次單獨的玩耍，有長時間慢慢建立起來的由溫到熱的私人交情，鄧一群感覺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龔之間的關係，一定要超過大舅子肖國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路，鄧一群內心覺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靜的時候，心裏也會時時地自省，並為自己所做過的事做一些懺悔。如果說他和肖如玉談戀愛有悖自己從課本上得來的對愛情的理解，以及後來自己感受到的許多委屈還純屬他個人行為，那麼後來他挖空心思地去領導家討好、送禮，把科技處的處長言子昌領進洗頭房去進行色情行為，再到他想法巴結苗得康，請龔廳長跳舞，則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徑。他怎麼能夠這樣做呢？可是不這樣做我又能怎樣呢？他在心裏問自己。別人都在做，為什麼我不做？我只是這個社會當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隨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句詩在八十年代曾經發出過振聾發聵的聲音，那是出於對十年浩劫發出的吶喊和最強烈的聲討。時間進入九十年代，我們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個高尚者。鄧一群想。在社會濁流中，我是一個卑鄙的小人。我還有良心嗎？良心還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鑄錯。他有體會。

苗得康讓鄧一群在劉家村負責搞養殖場。養殖對蝦。他們從南方的一個縣請來了技術員，資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開挖蝦池。那一陣子鄧一群每天都往劉家村跑。蝦池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一旦錯過了時間，養殖季節過了，就是耽誤一季。村民對養蝦的熱情並不高，他們不相信能從這裏面得到什麼好處。鄉里、村裡過去也經常搞這搞那，但卻從來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相反，賠錢的還是農民。村裡看任務派不下去，最後就強行搞攤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務。村支書向鄧一群訴苦說，不這樣辦，他就沒法開展工作。鄧一群雖然不喜歡他這樣簡單，但任務迫在眉睫，只能這樣。

鄧一群那次從城裏回來后，心想任務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騎車趕到工地上去看，結果卻發現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間卻留了一個小島。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正獨自用車子推泥。那個婦女看到他臉上木木的，沒有表情。她臉是枯黑色的，衣衫破舊。鄧一群在心裏不由生出一股憐憫。“怎麼就剩你一個人啦？”他問。婦女停下來，說：“別人家早完成了。現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務了。”鄧一群問：“那你丈夫呢？”別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個婦女苦笑一下，說：“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氣不好，陰陰的，看起來要下雨的樣子。看她在池裏那個樣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麼病？”他問。“肝癌。”她說。“治了嗎？”他問。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沒用，人家都說，這是個死病。他還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還要治，可家裏哪裏有錢啊！”她說話那樣平靜，可能那種苦痛已經被生活壓得沒有了。這是一個絕症。鄧一群問：“你男人多大年紀啊？”她說：“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問。她說：“四十三。”鄧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鄧玉梅同歲。“幾個孩子？”“三個，一個男孩，兩個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說。鄧一群問：“那孩子也該能幹活了。他們呢？”她苦笑了一下，說：“二十歲的老大是個閨女，今年剛嫁出去。”鄧一群默默，說不出話來。

穿着西裝，打着領帶，腳上蹬着一雙嶄新黑皮鞋的鄧一群站在岸上許久，從口袋裏摸出五十元錢，對她說：“這點錢你拿回去給你男人抓點葯。”那個婦女立即紅了臉，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說：“不行啊，不行啊，我怎麼能要你的錢呢？”鄧一群說：“真的，我又沒有給你多少，就是五十塊，拿着吧。”他心裏當然清楚五十元對一個農婦的意義。五十元在這裏絕對是個大數目。

那個婦女卻堅決不要。

鄧一群心裏存着這樣的一塊疙瘩，中午在村支書家吃了飯，飯間提到這件事，並說要到那個婦女家去看看。支書聽說那家裏有個病男人，就說他知道，那戶人家姓蔣。到了那戶人家，看到婦人，果然是她。三間破茅屋，根本不像樣子。正屋裏擺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顯然那個婦女回家已經對男人說了上午的事，那個男人見到鄧一群來，激動得要從床上下來。鄧一群趕緊讓他躺回去。看他那樣子，的確是個病入膏肓的人。貧窮和疾病。鄧一群看得心裏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錢，交給他。那兩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書就說：“領導讓你們收下就收下。”那兩口子就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錢收了起來，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個恩人。

這五十元對鄧一群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這五十元的確讓他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快感。過去的那些卑劣和齷齪都因之化解，煙消雲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懷孕後去醫院做人流，他給了經濟補償后獲得的那種感覺。就在那一刻，他獲得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這樣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極具同情心，內心懷有一種人類普遍的深刻憐憫。

我是一個偽善者、偽君子、偽丈夫。他想。然而這樣的一個偽善者，卻是這個社會培養出來的，至少可以說是因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責任歸結到社會，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種有效辦法。

那戶人家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最後那男人通紅着臉說：“鄧書記放心，我們一定不拖村裏的後腿，保證馬上完成任務。”

有那麼半個月的時間，鄧一群再去那個村的時候，聽村支書說，那個男人已經死了。自從鄧一群給了錢之後，那個男人帶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樣的人事實上已經根本受不了一點勞累。幹了兩天，回來就吐血，吐了還要去，這樣第五天就徹底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鄧一群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他想不起來他該再如何面對那個婦人。無形中，他欠下了一筆債，而這筆債他是永遠也無法去償還的。

［82］

苗得康對溝墩鄉里的幹部，甚至是縣裏的一些主要幹部，都懷有一種不滿，那種不滿還摻雜了更多的憤懣。那種憤懣簡直讓他要爆炸了。在憤懣之後，他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痛苦和擔憂。

農村的現實，讓他感覺四周簡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雖然事實並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極不能忍受的。

那個叫喬小英的案子，一直牽動着苗得康的神經。喬小英的媽媽由於這一打擊，變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塗塗的，在事後的第三個月，一病嗚呼了。她的父親和叔叔們仍然在為那個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據他們四處探聽來的消息，鄉派出所為了完成縣公安局佈置的創收任務，楊健指派兩個幹警傳喚了喬小英，在那傳喚的幾十個小時裏，楊健多次對她進行誘供、逼供，並要她拿出5000塊錢罰金。在她抵死不認的情況下，楊健就用皮帶抽她，用腳踢她，並且強迫她在紙上摁了手印，而那紙上的供詞，全是後來楊健叫人補寫上去的。

在那張所謂的供詞上，說她與鄰鄉一個叫劉蘭軍的人有過性關係，那個人送了她一條金項鏈和一對金耳環。然而喬小英的叔叔到那個鄉去查對，那個鄉卻根本就沒有一個叫劉蘭軍的人。

苗得康親自寫信給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關部門的領導，甚至給省公安廳廳長和省政法委書記寫了信。省公安廳廳長和政法委書記的批示都非常嚴厲，要求地方嚴肅查處。但是，到了市縣，就擱了下來。喬家為了向上告狀，已經背上了近萬元的債。近萬元的債務，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那意味着什麼？喬小英的父親哭着對苗得康和鄧一群說：“我一定要為我孩子討個公道，否則她死不瞑目啊。謝謝你們為我們做主。”看着那老漢的樣子，鄧一群心裏也不是滋味。一個好端端的家，就這麼弄得不成樣子了。

楊健還是那樣子，神氣活現。他對苗得康心裏恨得痒痒的，卻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個平頭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麼他必遭楊健的算計。鄧一群覺得楊健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覺就離他遠了。

焦作安他們這班鄉幹部，自然也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這兩邊，他們都不敢得罪。所以，對這件事，他們就都盡量不管不顧。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誰會去為民請命呢。而且，從一開始，他們主要還是偏袒楊健。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因素嘛，怎麼也不能讓一個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這也是一種現實。

在溝墩鄉，鄧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農民，事實上那些人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他們精明而狡黠，樸素的本質已經失去了。像開飯店的老毛，一個四十多歲的胖漢子，和鄉紀委書記孫得海是什麼親戚，他對鄉政府熟悉得很。他開的這個飯店幾乎就是鄉政府的飯店。鄉里的食堂也怪，怎麼也辦不好，於是上面來人，就到老毛的那個飯店去。老毛的飯店有個好處，隨你吃什麼，他都有，而且可以掛賬。一年下來，鄉政府也有十多萬的吃喝。掛賬歸掛賬，老毛也不怕，終歸最後你要給錢。

鄉里第一個跑起運輸的戶主姓嚴，據說現在已經有上百萬了。鄉里的書記和鄉長見到他也要客氣幾分。他是富人，由不得你不尊重。據說過去嚴跛子是殺豬的出身，手裏有點小錢。他的老婆年輕時很漂亮，和鄉里不少幹部睡過覺。鄉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顧他家。時間長了，家裏就有了錢。兒子到了二十歲，不肯殺豬，也不肯老實當農民，於是家裏就給他買了一輛二手車，跑縣城，每天往返六七趟。就這樣跑了三年，換了新車。到現在，他家已經有了三輛車，全部是僱人開。

這樣的人物還有好幾位。鄧一群從內心裏不喜歡他們，這些人都是農民的背叛者，但他們的背叛方式和他鄧一群的全然不同。這些人都是投機者，狡猾而奸詐的小人。骨子裏，他們還洗不了那份愚笨。但他們看到鄧一群很客氣，有兩次嚴老闆居然叫家裏人送了好幾盒營養品給他。諂媚者。鄧一群堅決沒有要。我也是諂媚者，諂媚的方式是相同的，僅僅是對象的不同。鄧一群想。他沒有收是因為覺得這樣的事太小兒科，而且這樣對他的形象不好。他們不是一路人。在省城，下面單位送什麼東西給他，他敢要，而這些人則是要不得的。

我的前程遠大，絕不貪這點蠅頭小利。他想。

在農村，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好。

鄧一群想不到的是，他有一天在縣城，居然看到了林湄湄。完全是無意的。

那天下午，他從招待所出來，走到街上去買點水果準備帶回鄉里去。一方面自己想吃點新鮮水果，另一方面，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需要降火，這是個討好的好機會。一點水果，價格不貴，無關緊要，同時又襯出自己對他的關心。在招待所的路邊，排了很多水果攤子，那些攤主每個都向他展現熱情的笑臉。而他，是嚴肅的。他從攤前一一地走過，問價。在一個婦女面前，他問價，那個婦女卻直直地看着他。

那個婦女看上去有四十歲了。她正是林湄湄。鄧一群感覺她似乎有點面熟，然而他又想不起來在哪裏見過。她疑惑地問：“……你是……鄧一群？”鄧一群感到很意外，在這個縣城裏，還沒有人敢這樣直呼他的名字。他有一種被人冒犯了的惱怒。“你是……”他問。那個婦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來，說：“我是林湄湄啊，原來紅旗旅館的。”鄧一群的確沒有想到會這樣看到她，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時候，這樣的情境。她與過去相比，老了許多。她這一說，他就感覺眉眼什麼的還是過去的那種神情。

“真的想不到，會這樣。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她問。

“我現在在這裏掛職。”鄧一群說。

她一笑，問：“什麼叫掛職啊？”

“省里組織一個扶貧工作組，到這裏扶貧。”鄧一群說。“你怎麼在這裏？”他問。

她說：“我早就下崗了。去年二月份。我男人在的那個小化肥廠也早關門了。我妹妹擺水果攤子，我就也跟着她擺。”

鄧一群明白了。

“你現在還好嗎？”他問。他想到了他們過去的那層關係，這樣問，實際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問候。

“就那樣。混日子唄。”她內心裏一定對自己現在的這種狀況感到一絲窘迫。任何一個人當然都不希望讓一個自己曾經愛過的人（不論那種愛是真誠的，還是僅僅因為得到性上的滿足），看到失意時候的樣子。

她看着他說：“你還是那個樣子。你現在出息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這樣說的時候，內心裏有一種失落，也有一種得意——彷彿因為她的先見，她的預言。事實上她的預言根本沒有根據。

鄧一群不置可否。

被人崇拜的感覺很好。

那天林湄湄非要給鄧一群10斤蘋果，但他卻堅決不要。他不想欠她的債。當她逼他把蘋果拿上時，他只好在走的時候，留下多出一倍的錢。她在後面喊，但他卻再也沒有回頭。

回到房間的時候，鄧一群坐在床上，想着剛才的一幕，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他愛過林湄湄，是她教會了他性愛，跨過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在心裏也蔑視過她，覺得她不過是個瞞着丈夫偷情的女人，本質是低級的。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偶爾也會想到她，對她產生一種回憶的溫情。這種溫情，也只有回憶的時候（類似於夢裏）才是美麗的。一旦逼近現實，它是這樣地裸露，裸露出來的是嚴酷。很多事情一旦過去，就永遠過去了。如果她要再和他發生那種事，他會幹嗎？不！他再也不會了。她在他眼裏已經失去了美感。

他想起了過去，在夏季的晚上，在南方大學的那個男生宿舍里，他們瘋狂地做愛。他第一次領略到女性肉體的迷人。他在極度的性快感里從此墮落了。那種肉體的快感，今天已無法再回味了。他已經記不確切了，但他知道自己那時是瘋狂的。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後出現的，因為她可以被視作從天上掉下來的肉餡餅。一塊肉餡餅對於一個餓漢而言，那真是一頓美食。她是上天賜給他的禮物。

鄧一群想：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隱秘的日子。

對他而言，隱秘比荒唐更重要。

它就像夢境一樣。

而今天，這夢境，不再讓鄧一群感覺回味了。

因為這次下鄉扶貧，鄧一群得以接觸到許許多多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讓鄧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與無奈。他們都是任命運（人？）宰割的人。強烈的悲哀。人要自主，所以要奮鬥。在一次回城的時候，他看到很多人圍在省政府的大院門口，而省政府信訪局不得不求助於辦公廳，辦公廳不得不請求公安廳出動警察來維持秩序。警察。警車。示威的工人。他們失業了。他們要工作，他們要吃飯。在陵州，大約有數以萬計的下崗工人。下面的市縣呢？其他地方呢？

眼看已經是二十世紀末了，鄧一群不知道未來會是一副什麼樣子。

有時，他也的確有點憂國憂民。作為一名年輕的處級幹部，他已經身體力行了。他也是一個腐敗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要成為小人物，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與一般群眾相比）。這是他努力得來的。

鄧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

［83］

連陰雨下個沒完，整個溝墩鄉一片澤國。

工作組辛苦籌建起來的對蝦養殖場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十萬塊錢的蝦苗，因為蝦池倒塌而前功盡棄。那一陣鄧一群和苗得康一樣，心裏都特別不好受。大運河堤吃緊，由於河水猛漲，岸邊十多年樹齡的老柳樹根部鬆動，歪到了河裏。一些地方出現漏洞，河水開始往堤內滲漏。一旦大堤崩潰，那麼整個溝墩鄉就徹底完了。省里向市裡下文件，市裡向縣裏下文件，縣裏向鄉里下文件。一句話：死活要抗住洪水。過去政府向下面發文，從來都有走樣的時候，但這一次，卻不同以往。誰出問題，誰負責。動真格了。

鄉里緊張起來，他們這回也清楚得很，一旦出了問題，自己的工作也就不保了。作為一名幹部，有什麼能比工作崗位更重要呢？鄧一群也緊張起來，自己年輕，下來扶貧就是作貢獻，一旦有問題，將來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

這是考驗他們的時候。老苗把工作組的人召集到一起，說：“縣裏最重要的就是溝墩鄉了。溝墩鄉傍着運河邊，一旦決堤，後果不堪設想。我們省委扶貧工作組的同志，一定要戰鬥到抗洪第一線去。一定要保住溝墩鄉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誰也不能請假，原單位的一切事務都要丟開。我們來這裏的目的就是扶貧。到這裏了，工作也就在這裏。”

苗得康主動要求上大堤，鄧一群也跟着他。

那些日子，鄧一群和苗得康，就和群眾完全一樣，穿上雨披、膠鞋，拿着鐵鍬，行進在運河大堤上。雖然事實上並不用他扛麻袋、運沙子、挑河泥，但他的確隨時要參加勞動。溝墩鄉的男男女女（勞力範圍內的）都來到了堤上。鄉里照顧他們，讓食堂給他們送小灶，苗得康不知道，鄧一群知道，但他們吃的依然是冷飯冷菜。

鄧一群在電話里告訴肖如玉現在的情況，肖如玉淡淡的，說受這樣的苦是自找的，誰讓你下去呢？鄧一群放下電話，心想：這個女人真是越來越不懂事了。不下來扶貧，他將來有借口提正處么？這次下來，對他絕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樣的機會別人爭都爭不來呢。

肖如玉倒是告訴他另一個消息，說家裏人給小阿姨介紹了一個對象。那個男青年比薛小娜要大五六歲，年齡差距雖不算大，但他的確長得很老氣，而且身高有一米八二，父母離異了，本人在一家工廠里工作。工廠效益不好。鄧一群問：“那他能同意嗎？”要知道薛小娜沒有工作，她只是一個保姆，農村戶口。肖如玉說：“怎麼不同意？他那個廠子其實早發不出工資了。再說現在戶口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將來有錢了他們可以買一個戶口嘛。小娜要是和他結婚，就不用回鄉下去了。”“那以後怎麼生活呢？”他問。肖如玉說：“那個男的有房子。他們總不會餓死的。”鄧一群想想也是。

薛小娜是個漂亮女子，他對她很有好感，但他卻毫無辦法。在心裏只能忌妒那個小夥子了，真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他想。

國家體制這塊大鐵板開始鬆動了，他想。現在是越來越民主了，老百姓越來越自由。戶口不再是大問題。如果當時葛素芹的戶口也不成問題，能留在城裏工作，那麼他是否會娶她呢？

那也不會。他想。不過，葛素芹絕對是個賢妻良母，他要娶她，她會像個奴隸一樣地伺候他。一個人一種命。他既然選擇了肖如玉，那麼他就只能如此。如果沒有肖如玉，那麼鄧一群就是否一定是今天的鄧一群呢？

他不能肯定。

而這婚姻的苦澀，他卻不能對任何人說。很多跡象表明，肖如玉已經不想再愛他了。他們目前只有一種現實關係，而這個關係就是夫妻關係。如果沒有了這層關係，那麼他們就什麼也沒有了。他是不愛肖如玉的，這一點從他看到她的那天開始，自己心裏就很清楚。他看中的只是他需要在陵州立住腳，需要成家立業。而他同時也清楚她越來越不愛他，不知為什麼，很奇怪。當他還是一個小科員的時候，她對他倒是挺好，而當他在事業上一步步取得成功時，她卻離他越來越遠。他內心裏一直希望她是愛他的，因為他是優秀的么。他通過了自己的努力，在機關里已經很有成就，在仕途上前程一片光明，她怎麼能不愛他呢？但事實上，隨着他一步步地走高，她的感情並沒有因此而升溫。

他對婚姻的要求是自私而傳統的，完全是男性的理解。

那麼，目前的現實就不得不讓他失望。

鄧一群的努力過程事實上是個不斷征服的過程，他以為自己已經征服了那個家庭，征服了肖如玉，事實上他所完成的不過是一樁婚姻。

肖如玉現在對他還有什麼價值？她是他的合法妻子。但她不理解他。如果她繼續不理解他呢？無所謂！他現在已經長硬了翅膀。他已經能夠飛了。他也實現了自己過去的目標：娶一個城裏女子，而且居然還是一個幹部子女。他類似於一個跳高運動員，已經跳過了一個高度。

最讓鄧一群感到吃驚的是肖如玉那天告訴他，他們機械廳又調來一位副廳長，姓孔，位置僅排在龔長庚之後。在這之前，鄧一群居然一點也沒聽說。前一天，他還打電話到廳里找一些哥們聊了一會，他們誰也沒對他說有這檔子事。他媽的，這幫狗雜種！他在心裏罵。朋友也是極不可信的。

這個姓孔的副廳長將來會對他怎麼樣？他心裏沒底。儘管他有龔廳長保駕，但這還是不夠的，他一定要讓每一個可能對他產生影響的人，都能夠友好地關照他。過去的幾位副廳，差不多是不掌握實權的，他們都得聽龔長庚的話。但這個姓孔的可能不同，肖如玉說他是從下面一個市裡調上來的。

鄧一群那天在大堤上的風雨里，邊走邊向苗組長問孔副廳長的情況。老苗對他好像比較了解，說孔副廳長叫孔子悅，四十多歲，出身農村，從一個村支書一躍而為共青團縣委書記，由團縣委書記再到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從一個縣委書記再調到省建設廳擔任副廳長。從省建設廳到省機械廳，副廳的級別沒有變化，這是為什麼？不好理解。這其中一定是有蹊蹺的。然而，從苗得康的語氣里，鄧一群聽不出對他有什麼讚賞或是否定。這時的鄧一群心裏，真有點亂糟糟的，最好的選擇，也許是應該回去一次，面見，借彙報工作之名，溝通一下感情。然而，在這節骨眼上，明擺着是不可能的了。

他在心裏很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