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男屍

無名男屍

四天,總共四天,我就解放了。不知道該高興還是憂愁,有一種感覺,好像是人們通常在去看牙醫或性病醫生之前的那種感覺。常言說,每個人都有更親切的東西……很奇怪,我的心並沒有在歡唱,只是屏住呼吸——重新看着周圍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把手,鎖,地毯,還有無數次看過的東西,從它們這邊經過,不用看就知道,在第三扇窗子窗框之間,一年多了,一直有一個不知怎麼進來的用過的火柴盒落滿了灰塵——走廊里所有窗子的縫隙都堵上了。樓梯的第八個台階比其他的低,我門上的號碼是四號,在一個發舊的釘子上掛着,搖晃着。

“加爾金,到副局長那兒去。”在號牌下面釘着一個紙條,是格裡布曼匆忙寫的。我推了推辦公室門,鎖着,我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順走廊走十二步,矇著眼睛我也能找到格裡布曼的地方。

“請坐,瓦洛佳。‘路裡布曼從一大堆廢紙中找出一張標準的尋人啟事的表格,扔到我這邊的桌子角上。

“認出來了嗎?”

我打開表格,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人的臉,好像嗓子被什麼東西卡住了,出不去,進不來,在這張討厭的、廉價的照片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達,大家都知道我們印刷品的質量……照片上沖我扭捏地看着的竟是因加!

“認出來了嗎?”

“是的。”我讀了下面的文字:“波爾霍夫市內務局尋找因加。尼古拉耶芙娜。索果里斯基,七一年生人……”照片拍得是業餘水平,沒有經過修版,簡單的劉海兒,稍微化了化妝。

“波爾霍夫在哪兒?”

“普斯科夫州,離彼得爾三百多公里。”格裡布曼又推過來一張紙,這一次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你看,我畫線的,在交通事故部……”

“在第三環路?”

格裡布曼肯定地點了點頭。

“我該做什麼有關的事?”

“和我一起去辨認。”

“為什麼?”確實,我幹嘛去那兒,看着她脫光了,在解剖台上?……我的因加?

“瓦洛佳!”格裡布曼溫和地,卻堅持地讓我回過神來,“應該去,也許不是她?”

“那這個呢?”我給他看尋人啟事,然後把它扔在空中,薄薄的紙片像個小船兒,晃了晃,無聲地落到地上。

“這個我問過,你看日期了嗎?”

我俯身從地板上揀起表格。

“三月。”

“現在呢?”

“七月。”

“你什麼時候和她最後一次見面?”

“不記得,很久了。還是在見西爾尼茨基之前……”

“什麼時候最後一次通電話?”

我開始想什麼時候最後一次聽到因加的聲音,星期六?不,昨天?星期五彼得接的電話……

“星期二!”

格裡布曼看了一眼目歷:“二十三號?”

“是這樣。”

“而有人從三月份就在找她!”

“誰?”

“她父親。我一個小時前跟他聯繫了。”

“什麼時候?”

“今天!”格裡布曼忍不住了,沖我喊起來,“你看看錶,什麼時候你才來上班!”

我看了看錶:十二點半……

“而我早上九點就開始上班!”

“好,她父親說什麼了?”

“我和他沒談。”

“明白了,接下來怎麼辦?”

“去認屍體……”

“給彼得打電話了嗎?”

“打了,除了辦公室,哪兒都沒人接。那麼,據你所知,不給提供情況?”

“是的……”我垂頭喪氣地說。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格裡布曼拿起話筒,撥了個號碼,聽到一聲“哈羅”,開始說:“我是總局的格里博夫,過四十分鐘左右,我們會停屍間。你們那兒怎麼樣?……明白了,帶上在現場發現的材料。”

沒有比去停屍間更好的路了,就像在訓練比賽中熟悉新賽道那樣。呼呼駛過冷漠的樓房,暗淡的陽光勉強穿過雲層。還有車,車……就好像它們和我們順路,也去太平間,但它們不着急。

車從主道上拐下來,在紅綠燈前停下來,讓懶洋洋的冒汗的行人先過去。他們也和找們順路,但不是今天。儘管他們的某個人到那裏完全沒有任何預先的準備。

格裡布曼開車,開得很好,很少嚇唬同行的人。楊樹的林蔭道,大門口的攔路村,朝天空豎著,像是在敬禮。矮矮的通往半地下室的雙扇門,周圍擺滿了棺材蓋。

“到了,下車吧!”

我從車裏出來,腳下踩着鋪滿柏油路的楊樹柔美的花絮,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不遠處,警察局的小汽車在放着熱氣。

“中尉,巴伍金!”

“中校,格里博夫。這是我的同事,少校加爾金,他和受害人認識。”

巴伍金不知為什麼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後讓我們跟他走。走廊比門要低得多,它整個的長度也就能裝下兩個棺材,還有給死人穿衣服準備葬禮的老頭兒、老太太。不知是哪一個親戚用手戳者死者,棺材周圍是為帶來的物質開銷而悲痛的親人。

往右邊,再往右,氣味更濃了。門后是桌子、手、腳、頭,一個健壯的男人穿着骯髒破舊的大褂和黑膠皮靴。

“難道他一整天都穿着這可怕的鞋嗎?”我跟在他後面,看着他那帶有溝紋的鞋掌在被走過幾十年的瓷磚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這是你們要看的……”男人朝躺在鋅盒裏面的女人身體指了指,就退到一邊。

“是她嗎?”

我看着因加,頭髮是濕的,皺成一團。她身體的左面被燒焦了,胸部發黑微微隆起……胸前放着一個被熏黑了的小鈴擋,額頭中部被壓癟,還有腿……她的腿!好像和她的身體是並排放的。

“瓦洛佳!”

“她……”

“請簽字,”中尉遞給我一張辨認記錄,我連看都沒看寫了一些彎彎曲曲的筆劃。

“通知她父親了嗎?”

“他在醫院,最早三個星期後出院,腎病!”

“明白了,我們到外面去吧。”

我們走了出來,往靈車上又裝上一隻棺材,一切都很平靜,不是匆忙的,也沒有罵人話。我走近自己的車,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格裡布曼又耽擱幾分鐘,拿出一張紙來。

“去局裏?”

我有些遲鈍地、驚奇地看着他:“那去哪兒?”

“你家裏人在別墅嗎?”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那就去你那兒。”他拐了個彎,讓車疾馳起來。然後應該預料到,經過他熟悉的商店,那裏有四分之一升的小瓶酒,煮腸,還有橙子的香味。

家裏很靜,穿堂風把輕薄的窗帘吹捲起來,電錶在單調地響着。我坐在廚房揚聲器旁邊,按着鍵盤,第一套節目,第二套……

“來,瓦洛佳,喝酒,否則咱們沒法談話。”

我沒有拒絕,喝了一百五十毫升,吃了一口沒有滋味的腸。

在哪兒還有煙呢。

“瓦洛佳!”

我看了看他。

“這個駕駛執照是誰的了”

我看着對我來說很親切的照片上的臉:“因加的。”

“很好!寫着誰的名字?”

“索果里斯基……”

“好,這本護照呢?”

又是一張照片,稍微黑了一點兒,“因加的。”

“念一下。

“拉麗薩。尼古拉耶夫娜。尼古諾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莫斯科……”我又拿起駕駛執照:“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

“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嘆了一口氣,攤了攤手。

“沒有。”

“好!”格裡布曼拿起電話聽筒,打聽了號碼,給中央居民住址查詢台打了一個電話:“小姐,六處,格里博夫中校,尼古諾娃。拉麗薩。尼古拉耶夫娜,莫斯科市,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人。”他停了一會兒,開始記:“工會大街,43號樓群,4號樓,86號住宅,還有電話號碼……謝謝。”

他撥了一下記下來的電話,沒有人接。

“怎麼?”我開始感興趣了。

“在出事地點發現了一具男人屍體……但這不重要……科國生產的左輪手槍,8730美元和15000盧布……駕駛交通工具……明白了……”

“是彼得?”

“我不這樣認為,他有自己的車,至於受害人,是燒焦了的木頭塊。”

“那因加為什麼沒被燒焦?”

“她由於撞擊被從後門拋了出去……”格裡布曼兩眼盯着技術鑒定報告:“死亡。等等……在死者血液里發現了以嗎啡為主的殘留的毒品製劑。”

“他們給她注射毒品,殺了她?”

“別急於得出結論!在她的腳趾之間清楚地發現了不只一次注射的痕迹。”

“是的,她也許還是個吸毒者!”

我又打開了第二瓶酒,和他分開倒上了——好酒使人心曠神怡!

格裡布曼帶有責備意味地搖了搖頭,重新拿起話筒:“小姐,還是格里博夫,是的,剛才我打過電話,從哪天起尼古諾娃以自己的地址登記的?什麼?從七一年?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好,我等一會兒……離開了……什麼時候,去哪兒了?沒有資料?不管怎麼樣,謝謝您!”

我坐在那兒,遲鈍地看着被擠壓的橙子。果汁順着手指流到桌面,粘乎乎的令人討厭。

“你現在是不是有什麼想法?”

我搖了搖頭,“沒有!”

“而我有!家裏有沒有公路圖?”

我懶洋洋地站起來,翻找了整整二十分鐘,找出一本散了頁的小冊子。

格裡布曼找到了需要的那頁,用手指在諾夫格羅得——索利齊——波爾霍夫線上畫了一下,算了算距離,然後看了一下表:“現在四點,喝點酒,吃點東西,十一點出發,八點鐘就到了……”

“到什麼地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材料收到文件夾里,一邊走,一邊在門口朝我喊:“我開你的車趕去上班,你先準備一下……”“當”地一聲把門關上,剩下我和電錶,兩瓶滿滿的酒和歪歪扭扭的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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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級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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