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第一次審判
這些日子以來，我聽到了當地民眾對德·瑪瑞尼案件的不滿，特別是那些拿騷的土著人，這種不滿的情緒差點促使他們去衝擊監獄。可在這個七月末的炎熱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廣場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場上賣草帽的小販，也有海濱大道上那些大店鋪的老闆。他們都像過節一樣地充滿了激動的情緒，好像是在劇院外正等着將上演的好戲，而不是站在一個法院的大門外。
在法院裏，正上演的“好戲”是德·瑪瑞尼的初審判決。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對面，一個穿着黑色制服，戴着一頂粉跡斑斑的假髮，面容陰沉的法官正在朗讀對被告的起訴。德·瑪瑞尼的罪名是“故意並非法地”導致了哈利·歐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來迪穿着一件保守的褐色雙排扣上衣，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着那條色彩斑斕的領帶，用領帶的頭兒刮著鼻子，流露着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麼？”法官在審判桌后問他。
“瑪瑞·弗來迪·福克阿科斯·德·瑪瑞尼。”弗來迪一字一句地對法官說。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個拖着長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廳響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鳴聲。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從律師席後站起身，他穿着黑色的長袍、戴着假髮。那清楚的措辭和純粹的英國口音與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膚極不相稱，卻又絕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騷最著名的律師。他從未在任何一件謀殺案中敗訴，現在是弗來迪這起案件的原告律師。
“我是被告的律師。”黑格斯站起來說。他那強壯的、運動員的骨架似乎在與原告律師比試着什麼。他微笑着，笑容充滿了自信。
兩個穿着裝飾瑣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籠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掛在腰間皮帶上的長劍的穗子，做出一副認真守衛囚籠的樣子。那是個木製的囚籠，有六英尺長、五英尺高。弗來邊坐在裏面的木製長椅上，一扇鐵門把他和外面廣闊的世界隔絕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這個籠子就在法庭的左側，它的對面是陪審團（因為是初審，現在那兒空無一人）。
能容納一百五十個人的座位擠得滿滿的，聽眾大多數是白人。他們的黑人男僕在天亮之前就來這裏給老闆排隊佔座兒了。南希並不在場，一會兒，她將作為證人出庭。這一刻，我坐在前排，當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觀眾席的地方，即在欄杆和辯護律師之間，塞進了兩張桌子。哈利那律師和那兩個邁阿密警察坐在那兒，以便解答新聞界的提問。《戰地新聞》為這場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來自紐約、倫敦和多倫多的新聞記者與拿騷本地的新聞記者坐在一起；國際新聞聯合會以及新聞記者協會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國際新聞動向》坐在這裏，他緊挨着厄爾·加登，而厄爾正在和我輕聲地交談着。
“你是在迴避我嗎，黑勒？”這個矮小而活躍的偵探小說作家問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繼續問道：“阿德雷會反覆詢問原告的證人嗎？”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詢問呢？”
厄爾那圓圓的臉上擠出一絲乾笑，眼睛在金絲邊眼鏡后爍爍發光，“噢，原告有責任提供證據。通常，在這樣的初審中，英國辯護律師不喜歡問太多問題。”
“我個人的願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噴霧槍在克里斯蒂身後追趕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來。而後，九點三十分，要開庭了。現在，一切都安靜了下來，只有律師和法官低沉的聲音主宰着整個法庭。而那些貌似猶豫不決的證人們，正在以一項項事例，把死亡的繩索一點點向德·瑪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這悶熱得不透氣的法庭上，只有蒼蠅的嗡嗡聲和從窗外偶爾傳來的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才帶來了一點生機。阿德雷正神態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發當天上午為線索，對證人展開提問。
首先出場的證人是皇家警察繪圖員，他繪製了案發現場的地形。繼而，皇家警察攝影師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掛在了一個畫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殘忍的藝術品，讓觀眾席上的人們看了不禁一片唏噓。法醫奎克巴士是個四十多歲，冷漠、整潔的小男人，看起來並不像他的職業所應有的那麼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發現場所見到的情形，以及在法醫檢驗室所見到的那些可怕的細節：在哈利先生的頭顱后，有四處傷口，都是直徑像鉛筆一樣粗細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頭顱。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傷口時的第一反應，他沒說覺得那是槍傷。在陳述屍體解剖時，這位法醫提到“把睡帽從死者頭上拿開時，噴湧出大量的鮮血，”而且“好像頭顱是被輕微撞傷的，在這之前沒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子彈在穿破頭骨的過程中力量減弱了，我想它們大概現在還留在哈利先生的頭顱里。這一定是檢查時沒有發現，但也永遠不會被發現了，因為哈利先生現在正在緬因州一個有六英尺高的棺材裏安眠着。法醫還說：“在哈利先生的胃裏，有大約四盎司的顏色微暗的粘稠液體，沒有確定是什麼物質。”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嗎，或是被人用藥物麻醉了？
我從兜里拿出了記事本，把這條證據記下了。在我記錄的時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來，她就是那個“風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從英國戰場撤離的帶着兩個孩子的女人”，我卻覺得她是一個成熟的、金髮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體的衣着和帽子的襯托下，體形極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羅德·克里斯蒂的情婦話，那麼，那個癩蛤蟆是個多麼幸運的人呀！
她的證詞是，當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網球，然後與哈羅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歐克斯先生在西苑共進晚餐。這並沒給案情帶來什麼進展。她只是把案發當天的情況簡單化地列了個表。
下面出庭作證的美人是金髮碧眼的桃樂莤·克拉克和皮膚微黑的珍妮·愛斯麗，她們就是弗來迪在雨夜中護送回家的那兩個飛行員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裝扮下，她們顯得極為美麗。兩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確地證實了，弗來迪在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裏。我沒有被法庭傳喚作證。我現在站在弗來迪的營地上，似乎還不用我出面，把跟蹤他那莫須有的情人的事說出來。也許，我該站出來，向法庭證實，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瑪瑞尼的行為根本不像一個要結束自己的美好生活，準備去做謀殺犯的人。
那兩位美人的證詞沒有給弗來迪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畢竟，她們所說的和弗來迪自己陳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溫得·派克的證詞，他說，在七月八日上午七點半，德·瑪瑞尼來到警察局，要為他的養雞場登記購買一輛卡車。
“他來的時候十分興奮，”那個警官說，“他的眼睛甚至都興奮得有點突出。”
在囚籠里，德·瑪瑞尼的眼睛現在也突出了出來，似乎是在為這個愚蠢的證詞感到氣憤。可我知道，陪審團會認為他在謀殺案發生的第二天就很焦慮、興奮地出現在警察局，是因為他在緊張哈利先生的屍體有沒有被人發現。
下一個證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瑪喬麗·布里斯托，她穿着紅、白相間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麗而又脆弱地站在證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着，沒有斜靠在護欄上，簡單而又明了地講述了自己的見聞：在那天晚上，為哈利先生準備好睡衣，掛上蚊帳；第二天早上，聽見了克里斯蒂的尖叫聲。
黑格斯站起來，打破了英國律師在法庭上的僵硬教條，簡明扼要地詢問起瑪喬麗來。
“布里斯托小姐，你說過你曾在哈利先生的卧房裏放了一瓶殺蟲劑吧？”
“是的，先生。”
“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哈利先生讓我把殺蟲劑放在屋裏。”“當時在瓶里還有多少殺蟲劑？”
“嗯，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添滿的。”“當天你用過它嗎？”“用過，但我必須說明的是，殺蟲劑只剩下了半瓶。”
“謝謝你，我沒有其它問題了。”她從我身邊走過，我們的目光對視了一下。我沖她笑了，可她卻躲開了我的笑容，揚起了下巴。天花板上的兩台吊扇無力地拍打着沉悶的空氣，法庭和觀眾席上隨處可見正呼呼旋轉的小電扇，可我穿在外衣里的襯衫，還是像捕蠅紙一樣地粘住了我的皮膚。下兩個證人是兩個本地的警官，他們佩帶着很多勳章，站在證人席上，冷漠得就像一杯冰奶昔。
這兩個人說的大體相同。他們是在屍體被發現后在西苑站崗的，二人的語調都怪怪的。他們的證詞對德·瑪瑞尼來說卻是十分糟糕的。
他們都說：“我在下午三點半看見了德·瑪瑞尼和麥爾岑在樓下。”
那是指七月九日。在那天上午，那個被燒焦的中國屏風從哈利先生的卧室里抬了出來，放到了大廳上。而那兩個邁阿密警察對房間進行了指紋方面的檢查。
“當時，貝克警官剛好做完指紋檢查。”他們說。在新聞採訪桌后，厄爾皺着眉。正瞪着我，我也以同樣的表情回答了他。我們都感到問題被提到了桌面上。弗來迪在他的囚籠里也皺着眉，緩慢地搖了搖頭。
在午餐休息時間，我和南希以及她的朋友迪安娜夫人坐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旅館的餐廳里。當我把那些男、女證人的證詞向她們轉述時，南希也是痛苦而緩慢地搖了搖頭。
“他們這樣說意味着什麼呢？”南希焦急地大聲問。她穿着簡單的白色運動裝，白色的大草帽下，兩根白色的綢帶系在下巴下。這孩子氣的裝扮絲毫沒有減少她的魁力。
“不妙。”迪毫無用處地說。她的眉毛高挑起來，舉起杯子，用那暗紫色的唇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她穿着明藍色的緊身皺鈔長裙，高聳的雙峰之間有一排裝飾的大銀扣，直到腰際，像戴了一排獎章。她戴着白色的手套和白色的頭巾，一頭金色的秀髮裹在了頭巾里。
我盛了一勺海螺湯，隔着上升的熱氣，我說：“我想指紋可能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
“這會怎麼樣呢？”南希焦躁地問。
我答道：“這樣，他們就會證明，當弗來迪在西苑被詢問時，沒有摸那個屏風，指紋是在其他時候留下的。”
迪似乎很感興趣地皺了一下眉，說：“那弗來迪說他上樓被提問的時間是幾點呢？”
我拿出記事本查了一下，說：“大約是那天上午十一點半。”
南希往前坐了坐，急切地說：“我們能把他們打敗嗎？”
我點了點頭，說：“如果弗來迪的陳述能得到當時也在西苑被詢問的其他當事人的支持，就像那兩位空軍飛行員的妻子，我們就能打敗他們，哪怕是溫莎公爵那樣大的人物。”
南希困惑地問：“溫莎公爵那樣大的人物？”
我笑了一下，答道：“就是皇家的貴族勢力。”
迪依然皺着眉，說：“那兩個女人為什麼被帶到西苑去問話呢？怎麼不是在警察局呢？”
我聳了聳肩，“這是那兩個邁阿密傢伙乾的好事，有時候，糟糕的警察就這樣偷懶。”我看着邊笑了，“如果客人的名單都登在報紙上，這個周末你要舉行的晚會會更加精彩。”
“是的。”迪放蕩地笑了一下說。她對着一個黑人服務員揚了一下戴着手套的手指，又叫了一杯杜松子酒。
“你知道，”我對南希苦笑着說，“如果能回到大英帝國殖民地旅館住，結束最近這種流浪的生活，我會覺得好一點。”
“黑格斯家的客房讓你感覺到不舒服嗎？”她關切地問。
“那兒很不錯，我只是怕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帶來麻煩。”在桌子下面，我感覺到有一隻纖細的手放在了我的腿上。
“我有一間客房，”迪隨意地說，“在香格里拉……如果你不介意每次出門都要乘五分鐘快艇的話，就到那裏住吧。”
她的手這樣放在我腿上，我怎麼能拒絕呢？
“那太好了，”我說，“我只是怕給你帶來不便。”
她用力地摸了一把我的腿，這動作中友誼的因素甚至超過了性，可這已足夠性感，讓我動心了。
“沒關係，”她用那種英國式的語調說，“你會被列隊歡迎的。”
“我覺得這是個既簡便又合適的辦法，”南希興奮得眼睛直閃亮，說，“我有一半的時間都和迪消磨在那裏。如果你住在那兒，我們可以隨時就案情的發展做一些計劃或展開討論。”
那隻在桌子底下的手從我腿上拿開了。
“好的，”我說，我眯了一下眼睛，給了迪一個特別的眼神，說，“我非常高興去那裏住。”
“這太妙了。”迪說，用她那雙像巴哈馬的天空一樣藍的眼睛，迎接了我的目光，也拋給我一個媚眼。
“最關鍵的是，我想知道，為什麼拿騷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拒絕你的邀請。”
她微笑了一下，又突然凝固了笑容，從侍者手中一下搶來了那杯早該送到的杜松子酒，弄得侍者對這種有點兒粗魯的行為既震驚又莫名其妙。
南希知趣地出來解圍，對我說：“內特，你認為還有誰能在今天作證呢？”
我說：“能把這前前後後都貫穿到一起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哈羅德，只能看他的了。”
哈羅德·克里斯蒂站在證人席上，雙手死死地抓住護欄，直到他的手指節緊繃得和他那雙排扣的亞麻上衣一樣白。在他陳述證詞的時候，這個醜陋的小男人在證人席里搖來晃去，好像他很難替自己維持平衡。在明確了克里斯蒂是拿騷近二十年間最大的不動產代理商之後，阿德雷讓他陳述一下和死者的關係。
“我把哈利先生看作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克里斯蒂說，可這似乎稱不上是原告的證詞，他似乎有意在保護自己。雖然如此，他對謀殺案發生當天從白天到晚上的陳述卻是混亂而散漫的，推翻了他以前的證詞：他說他下午在鄉間俱樂部打網球，而後與幾位客人一起在西苑共進晚餐。晚飯後和哈博德先生、漢尼格女士一起下中國跳棋，直到十一點他們離開。在他和哈利先生就寢之前，他們一直在後者的卧室里閑談。他回自己的房間時，歐克斯換好睡衣上了床，開始讀報紙。哈羅德則回到自己的卧室，睡前也閱讀了半個多小時。
在阿德雷充滿敬意甚至有點兒奉承的提問下，克里斯蒂逐漸恢復了平靜，用平穩、自然的聲音繼續陳述：他說他晚上醒了兩次，一次是起來打蚊子，另一次是被狂風暴雨驚醒。可一點也沒聽到哈利先生的屋裏傳來什麼動靜，更沒有聞到煙味。
第二天早上，當他發現哈利先生沒有像平常一樣起床后在走廊里等他時，他大聲地喊着：“嘿！哈利！”卻沒有迴音。他走到哈利的卧室，發現他的朋友幾乎被燒得焦黑了，而那張床，依然在悶燒着。
“我抬起他的腦袋，用力地搖了搖，卻沒有反應。我從床頭柜上拿起一個杯子，倒了點水，並試圖讓他喝點兒。”克里斯蒂從褲子后的兜兒里掏出一塊手帕，擦了擦腦門上的汗珠兒，繼續說：“我從屋裏的另一張床上拿來了枕頭，把他的頭墊高點兒，又拿了一條毛巾，沾濕了，給他擦了擦臉，希望能讓他醒過來。”
在那個鐵制的囚籠里，德·瑪瑞尼的臉上寫滿了懷疑。他困惑地看了看我，我對他聳了聳肩。德·瑪瑞尼和我曾去過案發現場，在座的人也都能從那放大的照片中看出屍體當時的狀況，克里斯蒂的行為讓人不可思議，看了哈利先生的屍體認為他還活着的人，似乎不具備正常的思維。
可很快另外一件事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巨大的恐懼中，克里斯蒂怎麼能，或着說任何一個人怎麼能那麼清楚地說出，他在案發現場只走了十八步呢？
不一會兒，準備充分的阿德雷，就用連珠炮式的標準英語對克里斯蒂提問了，他的聲音充斥着整個法庭：“你認識被告德·瑪瑞尼嗎？”
克里斯蒂的兩隻腳在證人席上好像站不穩似的，搖搖晃晃地點了點頭，說：“認識，我想他剛到拿騷時，我就認識他了。”
“你最近一次遇到被告是在什麼時候？”
“大約兩個星期前，他希望我幫助他把他的一處房產賣掉，因為他要有一筆很大的開支。”
“你們的談話中提到哈利·歐克斯先生的名字了嗎，先生？”
“提到了，他說他和哈利先生的關係不太友好。”
“他提到他們之間不和的原因了嗎？”
“沒有。但我想這有很多原因，哈利先生好像認為德·瑪瑞尼對他的前妻不公平。”
“清說話客觀點兒，閣下。”黑格斯站起來說，他的聲音聽起來似乎已經無法忍耐了。
“請你不要激動，坐下好嗎？”阿德雷貌似謙卑地對黑格斯笑着說，然後轉身對他的證人提議：“能嚴謹點兒談話嗎，先生？不要說你個人的看法，現在被告一方對你的陳述提出了抗議。”
克里斯蒂又點了點頭，繼續說道：“那時候，他對我說，從他和南希·歐克斯結婚那一天起，哈利先生就對他不公平。哈利有點兒過分冷酷了。”
“我明白了。在哈利·歐克斯先生被謀殺之前，你這是最後一次和德·瑪瑞尼說話嗎？”
“不，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德·瑪瑞尼。七月七日早上我還和他通了一次電話。”
“就是晚上發生謀殺案的那一天吧？”阿德雷嘩眾取寵地問了一句。
“是的。”克里斯蒂說，“德·瑪瑞尼希望我幫助他弄一張家禽養殖許可證。”
“那個時候，被告沒有邀請你當天晚上到維多利亞大街上他的家裏去吃晚飯嗎？”
“沒有，他沒有邀請我。”
“他沒有隨意地邀請你嗎？可能你忘了他的非正式邀請吧？”
“如果德·瑪瑞尼邀請了我，我會記住的。”
德·瑪瑞尼氣憤地把臉緊卡在囚籠的鐵條里，似乎要破籠而出，與克里斯蒂決鬥。他的眉毛緊緊地擰在了一起。對簿公堂的過程中，克里斯蒂和德·瑪瑞尼已經針鋒相對了。
接下來，克里斯蒂繼續描述他在案發後怎麼大叫瑪喬麗給法醫和林道普上校打電話，還有後來發生的一切，以及為什麼邀請了那兩個邁阿密警察。他一點兒也沒有提到這件案子和溫莎公爵的聯繫。
該到黑格斯提問了，我非常願意看他為試圖打破英國法律界的教條所做的努力。
“克里斯蒂先生，當你搖晃着哈利先生的頭時，他的眼睛是睜着還是閉着？”
克里斯蒂用那早已被汗水濕透的手帕又擦了擦臉，說：“我記不起來了。”
“我們都看見了死者當時的照片，你為什麼認為他還活着呢？”
“我覺得他還有點兒希望，因為他的身體是溫熱的。”
“我也會那麼想的，因為畢竟着火了嘛。”
“我抗議。”阿德雷大聲地說。
“我收回我的話。”黑格斯說，給了他的對手一個孩子氣的笑容，接着問：“克里斯蒂先生，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你的卧室和盥洗室里都有血跡呢？”
“我搖晃哈利先生時，把血沾到了手上。”
“血也沾到你卧室的被單上了嗎？”
他使勁地咽了一口唾沫，倚着柵欄支撐住自己，說：“我剛才說過了，我半夜起來拿雜誌打死了幾隻蚊子。”
“這麼說，你床單上的血跡僅僅來自於那幾隻蚊子的屍體了。”
德·瑪瑞尼重新退回到籠子中間，笑着坐下了。他現在看起來很輕鬆，嘴裏叼着一根火柴，輕輕地咬着。
“我可以確定地說，是這樣的。”克里斯蒂用手指纏繞着自己的易拉得領帶，緊張地說。他的慌亂對我們非常有利。
黑格斯又一次笑了，卻不再孩子氣。他無情地把克里斯蒂陷入了困境。
“我從你的話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黑格斯說，“七月七日那天，德·瑪瑞尼伯爵確實邀請你去他在維多利亞大街的家裏吃晚飯了。”
“不，沒有，他沒有邀請我。”克里斯蒂幾乎是叫着說。
“法官大人，我沒有其它問題了。”黑格斯略帶嘲諷地說，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克里斯蒂的衣服被汗水浸得透濕，他慢慢地倒着退出了證人席，唬蹣跚着走出了法庭——他是一個失敗的證人，他的證詞並不能使弗來迪獲罪，也不能證明任何人有罪，除了他自己。
我在心裏笑了，默想着：哼，哈羅德，如果你覺得這些提問讓你不舒服，你不服氣的話，那就等到審判結束吧，我們還有一個會讓你更加難堪的證人，希爾斯上尉會當庭作證，指出你在那天午夜開車行駛在拿騷的大街上……
下一位證人是邁阿密警察局刑偵處的頭目，麥爾岑上尉，對這個矮胖的無恥的傢伙來說，這個頭銜實在太大了。他的鷹鉤鼻子在臉上十分突出，那個腫脹的鼻頭就像烹調好了的馬鈴薯。不過，對他來說幸運的是，前幾天我對他的毆打在他臉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迹。
阿德雷對他的委託人總是表現出一種過於奉承的尊敬，他有意引導證人對兇案現場進行了一番精確、詳細的描述，而個中老手麥爾岑，則努力地配合他，用那種懶洋洋的南方口音，把證詞潤色得生動而又可笑，幾乎是對犯罪現場的文學創造了。
“被燒焦的部位隱藏了可能的罪證，這告訴我們，殺害哈利先生的兇手或許不會被繩之以法了。”麥爾岑在法庭上說。寬鬆的長褲隨着身體的節奏甩來甩去，似乎在做最後的表演。
在新聞採訪桌后，加登的眼珠一轉，脫口而出：“哈利先生被害前一定是抓住了樓梯的欄杆，掙扎着想往牆壁上靠去，以伺反擊。可兇手殺死了他，而後把他拖回了屋裏。”
黑格斯對他的話毫不理會，只認為是小說家的一派胡言（可日後卻證明了他的話有道理，而麥爾岑荒謬可笑的理論也在那時被揭露了。他這次的證詞還將在下一次審判中，因為他自己的慌亂，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調查）。
阿德雷詳細詢問了麥爾岑審問弗來迪的細節，而這位證人宣稱，被告一再所說的“那個老傻瓜”就是指哈利先生；而且被告同樣痛恨歐克斯的家庭律師——我的老朋友福斯克特，因為他曾從被告的前妻羅絲那兒弄來一封“骯髒的”信，交給了歐克斯夫人，在這個家庭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德·瑪瑞尼仍然咬着火柴，看起來很愉快，讓大家感覺到，他是決不可能對一個調查的警官說那些話的。
在極力渲染了弗來迪如何“不合作”去找他在謀殺案當晚所穿的衣服之後，麥爾岑再次強調他當時調查的時間是七月九日下午三點半。
他的證詞就像是那兩個黑人警察證詞的錄音稿，二者完全一致。
黑格斯走到麥爾岑對面，充滿諷刺意味地笑了，問道：“你能確定你把德·瑪瑞尼先生帶到樓上去的時間嗎？”
“我當時記錄下來了。”麥爾岑鄭重其事地說。而後他對法官請求道：“我能在您的允許下從我的記事本上查找嗎？”
法官莊重地點了點頭。
他從上衣的口袋裏掏出一個黑色的小筆記本，用手指迅速地翻開，找到那一頁，說：“啊，找到了，就在這兒：下午三點半，是七月九日下午。”
很快，今天的最後一位證人又上場了——就是那位具有荷里活風格的瘦高的警察貝克。他是邁阿密警察局犯罪實驗室的管理人，這傢伙的穿着比上次和我交手后看起來好多了。他的身後緊跟着兩個身穿制服的、強壯的黑人警察，抬着案發現場那件被燒焦了的中國屏風，把它放到了法官大人目力所及的地方。
儘管是坐在我所處的這樣一個角落，我還是能從黑格斯貌似鎮靜的面孔下，看出他覺得這個中國屏風對我們今天原本順利的審訊，是一個不吉利的預兆。
我立刻意識到這是阿德雷找出的一件雖然沒有語言，卻具有雙重意義的證據：它燒得焦黑的樣子能引起大家對死者的無限同情；而貝克的殺手銅——指紋取證也來自於它。更嚴峻的是，貝克邀請了聯邦調查局國際鑒定組織的指紋專家鑒別了屏風上的指紋，這些專家都是權威中的權威。
貝克此時極為優雅從容地面對着法官，開始十分專業地講起了指紋的性質。
“在專家所檢驗的全世界上百萬例指紋中，”貝克的語言十分流暢，也很專業，“沒有任何兩個人的指紋是相同的。我還要明確地說，任何人的指紋，都不會有哪怕一點兒的相似之處。”他以聯邦調查局檔案庫五千萬指紋為例證明了自己的觀點，而且解釋了指紋是怎樣取得的。“當一個人的手指接觸到物體的表面時，身體的油脂會使指紋在物體的表面保留下來。”講給大家講解了指紋取證粉和取證帶的功能。
在法庭的黑板架上，一位黑人警官首先為大家展示了在兇案現場拍攝的死者的放大照片，令人毛骨悚然；而後，又換上了一張巨大的指紋放大照片，好像是現代派藝術博物館的展品。
阿德雷問：“貝克警官，這個指紋是屬於哪個人的呢？”
“這是弗來迪·德·瑪瑞尼右手小指的指紋，是在他被捕后取得的。法官大人，我可以離開證人席，到黑板架前去講解嗎？”
“當然可以。”
貝克拿起一根粉筆和一把指示竿，指點道：“德·瑪瑞尼的指紋有十三個特徵。”法官、記者、庭下的觀眾，甚至德·瑪瑞尼自己都被這個巨獎開彩式的舉動震驚了。
當他在那張放大照片上一一明顯地做出了標記，那十三個特徵也就隨着他的編號和下劃線一個個突現出來。而後，他又拿出了一張已做好標記的，幾乎是和這張照片完全相同的放大指紋照片。
“上尉，這又是誰的指紋呢？”阿德雷問。
“這是德·瑪瑞尼右手小指的模糊的指紋印痕，是從那個中國屏風的表面上取下來的。”
法庭上立刻響起了一片唏噓聲，法官也被貝克的表演打動了，大聲地維持了秩序。那個瘦長的傢伙則走到屏風前，指着屏風的頂端說：“我就是從這兒取證的。”他沒有等待阿德雷的提示，便自動說出了這關鍵性的證據，好像是一場極為出色的表演。
“我以前曾標下了這個位置，”他繼續說，“大家看，就在這兒，我是在七月九日那天早上標下的。我從這架屏風上找到了各種各樣的指紋，都是極為模糊，難以辨認的。可經過仔細的檢查，我終於發現了五個隱約可見的指紋，那就是德·瑪瑞尼先生的右手指紋。”
德·瑪瑞尼不再悠閑地咬着火柴了，火柴在他的嘴唇上叼着，他的身子在椅子上綳直了，臉脹得通紅。
“你是在什麼時間取下這些指紋的？”
“在上午十一點和下午一點之間。”
我掃了一眼德·瑪瑞尼，在心裏笑了。他的眼睛使勁瞪着，有那麼一刻他似乎有點困惑了，可很快，他的嘴角又掛上了笑容，火柴又重新被他的牙齒咬得翹了起來。
我們還有一點兒餘地。
黑格斯沒有與我和弗來迪結成統一陣線。在弗來迪被帶回監獄之前，我們在法院的一個小房間裏會面了，律師得以單獨面對他的委託人。
“你告訴我說你已經幾個月沒去西苑了！”黑格斯憤怒地說，他依然穿着出庭時的黑袍，只摘掉了那白色的假髮。
德·瑪瑞尼雙腿交叉着坐在一張椅子上，依然咬着那根火柴，說：“我確實沒去過，如果我碰過那個屏風，也是在那天上午。”
黑格斯皺了皺眉頭說：“哪天上午？”
“九號那天上午，”弗來迪說，“我被麥爾岑叫到樓上問問題的時候，大約是十一點半，我穿過走廊時路過了那個屏風。”
“你有可能摸它嗎？”
“當然。”
“可不只是貝克和麥爾岑，還有那兩位拿騷警察都說帶你到樓上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是的，他們確實是這麼說的，可事實呢？”我說。
我正坐在一張桌子的邊上，黑格斯眯起眼睛，瞪着我說：“你是什麼意思？黑勒，難道這四位警察都撒謊了嗎？”
“是的，在芝加哥我們管這叫誣陷，律師，這確實是可恥的誣陷。”
“黑勒先生說得對，黑格斯。”德·瑪瑞尼說，那厚厚的嘴唇抿出了一個自信的微笑，“而且記住：我被帶到樓上時還有其他人在場——克拉克女士、愛斯麗女士，還有林道普上校本人！他可不會撒謊的。”
“是，他不會撒謊的。”我贊成地說。
黑格斯的憤怒此時終於煙消雲散了，又恢復了孩子氣的笑容，說：“這很有趣呀。”
我對黑格斯伸出手，說：“讓我看看阿德雷給你的指紋照片複印件。”
他從公文包里給我翻了出來。
我仔細研究了一下那張照片，而後說：“我知道了。”
“知道了什麼？”黑格斯問。
德·瑪瑞尼的注意力也被調動了起來，他一下站了起來。
“你們注意到那個中國屏風的背景了嗎？那是木製花紋的，帶着木頭的年輪旋渦。可看看這張照片吧，看看它的背景是什麼……”
黑格斯拿過照片看了看說：“這一點也不像木製花紋的。”
“那是一些規則的圓圈。”瑪瑞尼說。
黑格斯困惑地問：“這意味着什麼呢？”
我沒有冤枉貝克，他製作得實在太逼真了。“這意味着，”我說，“這張照片上的指紋不是從那個屏風上取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