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溺屍（三月二十八日）
（一）
多摩河的水開始變暖，冬季被拉上岸來晾曬的小船己塗上了鮮艷的油漆，等待着遊客。
水溫變高，魚也就愛上鉤了。住在河邊的六十歲的新井老人，在中午近十一點時精神飽滿地出門釣魚去了。他原在M公司工作，五十五歲才退休，以後又以非正式職員的身份繼續工作。因為最近經濟不景氣，他才徹底辭去了工作，離開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公司。他有養老金，還有些積蓄，三個孩子都獨立生活，家裏只有他和妻子文子兩人，生活還可以。但他是個愛勞動的人，感到時間多得很，於是便把時間用在釣魚上了。
新井對什麼事都很入迷，釣魚也是如此，幸好多摩河近在眼前，所以只要不下雨，他每天都去釣魚。
今天，新井仍舊走到六鄉鐵橋下，在岸邊的草叢中坐下，這是昨天釣上一條近三十公分長的鯽魚的地方。他叼起一支煙，緩緩地着手釣魚前的準備工作，放上魚餌，然後把魚鉤甩出五、六米遠，便靜靜地環視起河面。他的視線在上游岸邊停住，那裏漂浮着一伴淺茶色的大衣。
“誰扔的？現在的人凈幹這種事，扔了多可惜！”他咂了咂嘴。這時，河心傳來馬達聲，一艘摩托艇駛了過去。浪花猛打過來，他急忙舉起魚桿。淺茶色的大衣也受到波浪的衝擊大晃起來，新井突然悲鳴般“啊”地叫了一聲。
原來，那件淺茶色的大衣是一個穿着大衣的年輕女人的屍體。
（二）
巡邏車到達時，在附近高爾夫球場參加比賽的一伙人已聚在現場。蒲田署的刑警們在沒膝的水中把漂浮的屍體拖過來，仰面朝天橫放在乾燥的地面上。
“真年輕啊！”一位刑警以沉重的語調在嘴裏嘟噥着。女屍確實很年輕，看樣子只有二十二、三歲。死對任何年齡的人來說都是可悲的，而這麼年輕輕就死了，更使人感到更加可悲。
驗屍官慎重地檢查了屍體，對刑警們說：“僅能肯定是溺死的，死亡的推定時間不做解剖還搞不清楚。”
運送屍體的汽車開來了，把屍體運往大學醫院解剖。之後，刑警們開始搜查屍體漂浮的岸邊，這是為了尋找能確認死者身份的東西，因為她的大衣口袋裏連一件這樣的東西都沒有發現。約三十分鐘過後，在離屍體二十多米的上游，水深五、六十公分處發現了一個婦女用的手提包。
手提包相當舊了，刑警們慎重地檢查包里，以便確認是否是死者的東西。包里裝有化樁品、粉盒、手帕等，沒有發現餞包，可能是被盜走了。在手提包的內側發現了一張濕了的名片。
一位刑警小心地把它揭下來放在掌心上，讀着印在名片上的字：““時代周刊”編輯部青木康二。”
大學醫院對運來的屍體立即進行了解剖。沒有外傷，肺部進水，明顯是溺死。為了慎重起見，對肺里的水進行了水質化驗。奇怪的是，水的成份與多摩河的水不一樣。這說明很有可能是在別的地方溺死後送到多摩河，扔在這裏的。也就是說，他殺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解剖的醫師在報告書中寫道，死亡的推定時間為今天凌晨兩點到三點之間。
殺人的嫌疑十分明顯。下午一點，在蒲田署成立了搜查本部。
（三〕
同一天下午一點十五分，警視廳搜查一課的十津川省三警部被本多課長請去。
身體一直很強壯的十津川，因感冒身體很虛弱，今天仍然流着鼻涕。他在走廊里站住，用手帕擦了擦鼻涕，然後敲了課長室的門。
本多面色為難地迎接了十津川：“感冒怎麼樣了？”十分清楚，他決不是為了這件事才把十津川請來的。
“不要緊，”十津川笑了笑，反倒問起本多，“發生了什麼為難的事了吧？”
本多沒有馬上回答，待了一會兒，考慮着如何開口。
“在多摩河發現了一具溺死的年輕女人的屍體，這事你聽說了吧？”本多用輕輕的語調開了口。
“是蒲田署的事吧，聽說了。”十津川在椅子上坐下，用手托着下巴。
“還不清楚她的身份，但從被認為是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了一張名片。”
“是“時代周刊”社記者的名片吧，這不是查明她身份的線索嗎？”
“不！”
“不是線索？”
“不一定是。因為手提包里還有另外一張名片。”
“這倒一點兒沒聽說。”
“這是因為已經向蒲田署下達了嚴禁擴散的命令。”
“這張名片這麼成問題？”
“就是這張名片。”
本多拉開抽屜，取出一張名片放在十津川面前。名片象是濕過再被弄乾似的翹着，凈是些小小皺紋，但卻使十津川的眼光閃亮。當然不是為了這些，使他興奮的是名片上的字：
武田信太郎文京區本鄉東1—1—1
這是一張沒有頭銜的簡單的名片，但武田信太郎與現任運輸大臣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如果僅僅是一張名同人不同的名片，本多是不會提出它有問題，因為這位課長是不會隨便就抬出某個人來的。
“大臣的名片，是嗎？”
“讓他的夫人看過了，說肯定是大臣的。據說，在一般的交往中大臣都使用帶夾銜的名片，上有住址、宮職。沒有頭銜的名片，大臣只交給關係非常密切的人。正如你看到的這張這樣，大臣的署名原樣印在名片上，看上去每張都像是手寫的，實際是印上的。”
“大臣現在不是在國外嗎？”
“是的。世界交通會議昨天在倫敦開幕，他同隨員去參加了。回來時要在美國停留，四月一日回到日本。”
“請等一下。”
“什麼？”
“這張名片既然是武田大臣的，難道殺人者不知道這事情的嚴重性？是不是認為這張名片成不了武田先生與女屍有關的證據？也許這張名片是在別人那裏傳來傳去，最後傳到死者手裏的。況且，要是武田先生從昨天起出席倫敦會議的話，他肯定不會是兇手。因此，不是沒有必要保密了嗎？”
“這件事有兩點不同：第一是哪兒都沒有查到死者與大臣有關係的證據，但隨着形勢的發展不見得就不會出現微妙的關係。第二個理由最重要，你還記得兩年前中央銀行日本橋分行發生的五億日元詐騙案嗎？”
十津川“啊”了一聲，他想起了兩年前那樁案件。因為此案是由搜查二課辦理，他未插手，所以詳情不太了解。但他從報紙報道中有所了解。
兩年前的七月二十六日，大選迫在眉睫。當時武田信太郎是保守黨的競選委員長。當天下午兩點，中央銀行日本橋分行行長野上保之接到保守黨幹事長田島掛來的電話，說是想通融五億日元做為競選資金，由市谷的保守黨會館擔保。並說此事將委託官房副長官武田先生前來交涉，請多關照。
野上與武田是同鄉，見過幾次面。他認為田島幹事長可能是為此才指定武田來承擔交涉任務的。
下午兩點五十分，兩個男人手持武田的名片乘車來到即將關門的銀行。兩個人的年紀都在三十歲左右，身穿藏青色西裝，大有精明的職員之感。其中一人自稱叫松崎，是武田的秘書。野上所以相信這兩個人，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武田的名片，這種名片野上曾從武田那兒得到過。名片的背面用鋼筆寫着：“借用證現金五億日元整保守黨競選委員長武田信太郎。”並且蓋上了印鑒。野上認定筆跡是武田的，便把準備好的五億日元現款交給了來者。這兩個人憑着這張名片把分裝在五個鋁盒裏的現款，裝進汽車拉走了。
然而，這一切都是假的。不僅幹事長的聲音是別人的，連名片背後的字、印鑒都是巧妙的偽造。唯有武田信太郎的名片是真的，分行長野上順順噹噹地上當也恰恰是因為這個緣故。野上承擔了責任，辭去了中央銀行的工作。
警視廳搜查二謀追查了這起案件，製作了這兩個人的剪輯照片，並從名片上取到了一名罪犯的指紋。
武田信太郎的名片是一個月前印製的，印了二百張。武田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凡是他給名片的人都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共是七十九人。就是說在一個月之間有七十九人得到了這種名片。警察逐一核對這七十九個人，三個星期後核對完畢。結果收回七十七張名片，剩下的兩個人聲稱名片丟失了。
一個人是兼田製藥公司經理兼田久志。他的住宅六月底失火被燒掉了一半，武田的名片與別人的名片一起在這次失火中燒掉了。警察判斷，每年交所得稅居上位而有名的六十歲的兼田，是不會利用武田的名片去詐取五億日元的。
有問題的是另一個人。這位名叫中井良久的青年與武田一樣，都是出生在西鹿兒島。年紀三十二歲，在東京都內有十五家聯號的飯館。他是在一次晚會上遇到官房副長官武田信太郎的，由於是同鄉，青年實業家得到了武田的名片。一周后他又親自到武田府上拜訪，並請武田題了字。
中井硬說不知怎麼丟失了武田的名片。但經警察查明，他經營的飯館營業狀況很糟糕，己出現近六億日元的赤字。他的相貌很象剪輯照片中的一個人，野上分行長也證明他很象拿出名片自稱松崎者旁邊的那個男人。
中井被拘留審查，但他利用警察的一時疏忽，用隱藏的玻璃片切了自已的手腕，自殺於血泊之中。
搜查本部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中井或許是無辜的；另一種則認為罪犯是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自殺的。警察大們多傾向後一種看法。
兩年，不，確切地說是一年零八個月過去了，既沒有發現這五億日元鈔票，也沒有查到另外一個人。在這期間進行了大選，儘管政府有許多弊政，但保守黨還是獲勝了。內閣第二次被改組，武田信太郎當上了運輸大臣。
（四）
“明白了吧，所以這張名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本多盯住十津川。
十津川表示同意：“可以有幾種考慮，如果這張名片是中井丟矢的，那麼他便是無辜的。”
“對的。”
“那麼，問題就是罪犯所利用的名片究竟是誰的。會是兼田製藥公司經理去失的那張嗎？”
“不會。兼田的住宅確實失了火，當時名片被火燒掉是不會錯吧。”
“這就更奇怪了。”十津川說，“當時去向不明的名片說是只有一張，而實際上有兩張。”
“正如你說的那樣。”
“但是，課長！搜查二課不是查證了案件發生時去向不明的名片只有一張嗎？”
“查證了。”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也許是武田先生搞錯了。”
“這怎麼講？”
“當時搜查二課查證了所有名片；武田記在筆記本上的是七十九張；手裏留有一百一十六張；還有五張因為折了或髒了，武田把它們撕碎扔掉了。這樣合計是二百張。留在武田手申的一百一十六張搜查二課都驗證了，這樣的話，問題是武田撕碎扔掉的五張。也許是大臣弄錯了，其中有幾張沒記在筆記本上而給誰了。”
“不錯。”
“如果這幾張名片被濫用，武田先生就要受損失。據說武田先生貪圖酒色，不能不考慮酒醉之後把名片交給某個年青漂亮的女人了。如果真是被罪犯利用，大臣肯定要被彈劾。”
“多摩河的死者就是個相當漂亮的美人！”
“是啊！所以我想讓你去調查這個案子，大臣的名片一事始終要保密，最好是此案與兩年前的案子無關，如果有關立刻報告我。”
“懂了。”
“帶一個合適的人去吧？”
“還是帶龜井刑警。”十津川答道。
十津川回到自己的房間后，叫上龜井立即驅車前往蒲田署。龜井是幹了二十年刑警的老手，也是十津川最信賴的部下。在車中十津川說明了案情，龜井微黑的臉朝着十津川，認真地聽完后說：“首先是要查清死者的身份。”
“對的，龜井君。如果查明了死者的身份，證明與武田運輸大臣無關就省事了。我最討厭亂糟糟的。”十津川笑了，可內心裏卻有着相反的預感，總覺得在那個女人的手提包里既然有了武田信太郎的名片，他們之間就會有着什麼關係。
到達蒲田署，十津川與擔任搜查本部部長的署長上岡寒喧起來。
“您來我就放心了。”上岡身體肥胖，是柔道五段的高手，可說起話來聲音很尖，女聲女氣的。
“關於武田大臣的名片一事，下了嚴禁擴散的命令吧？”
“對記者保密。如果那張名片與本案無關就省心了。”上岡與十津川一樣不安。即使明知政治家參與了殺人案，做為負責案子的刑事人員也應當全力以赴追捕兇手。但要是從想不到的地方再施加壓力的話，那就更麻煩了。
“據說那張有問題的名片是放在死者的手提包里的？”
“最初只發現雜誌記者的名片。手提包使用得很舊了，內側都己磨跛，那張名片是在磨破的縫隙里找到的。”
“查清被害者的身份了嗎？”
“還沒有。詳細情況要問吹田君了，他具體負責這個案子。”上岡說。
吹田見習警部個頭不高，但是個精力旺盛的人。十津川曾和他在一起搞過三起殺人案的搜查工作，人很精明，才三十歲，但可能是年青的緣故，他過於自信了。
十津川見到吹田馬上就問：“被害者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是個美人。”吹田的臉紅了，“我想，活着時一定很有魅力。”
“她是屬於哪種類型的呢？是公司經理秘書一類的，還是妓女一類的？”龜井問。
“說不好是屬於哪一種。”吹田先是對着龜井，接着又轉向十津川，“您是怎麼想的，馬凱魯、安東列依·弗斯第魯、阿古阿斯喬、列加比等等。”
“你說的是什麼？”
“是有名的服裝和鞋的製造商的名字。馬凱魯是法國著名的女裝裁縫，安東列依是著名的女靴設計者，阿古阿斯喬是英國的大衣製造商，而列加比則是法國的襯衣製造商。”
“這同被害者有什麼關係？”
“檢查被害者隨身的東西時查明：粉紅色連衣裙是馬凱魯的，大衣是阿古阿斯喬的、襯衣是列加比的，靴子則是安東列依·弗斯第魯的。”
“你懂得不少啊！”
“我哪兒懂啊，最多也就知道有個匹耶爾·卡爾旦（註：法國服裝設計師）而已。因為那些東西都不是日本造的，所以我請教了專家。我認為被害者是愛打扮的人，或是出生在有錢人的家裏，或是有個相當好的職業。那裏……”
“請稍等一下。”十津川用手止住對方，“只是手提包不相稱吧？它很舊，內側都磨破了。”
“是的，而且是國產品，最多不過兩三萬日元。”
“那麼，會不會有可能不是被害者的東西？”
“也曾這樣想過，但手提包里有貴重東西，所以仍考慮是被害者的。雖沒有錢包，可化妝品卻是高檔貨，香水是法國名牌耶魯明斯。再請看這個，”吹田取出一個漂亮的銀制鑰匙環讓他們看，“這是在國外買的，在日本得賣兩萬五千日元。”
“那上邊沒帶鑰匙？”
“發現時就沒帶，不知是被害者剛買不久還是鑰匙被兇手拿走了。”
“恐怕是兇手連同錢包和手錶一起拿走了。”十津川乾脆斷定，“同名片上的那位記者取得聯繫了嗎？”
“一小時前給雜誌社去了電話。”
“結果呢？”
“接電話的是總編，叫宮下。他說，青木記者去採訪藍色列車，乘昨天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東京始發的“隼鳥”號列車到西鹿兒島去了。查列車時刻表，“隼鳥”號到達西鹿兒島的時間是今天下午兩點四十二分。”
十津川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兩點四十二分，還有七分鐘。”
“藍色列車！”龜井露出笑容。
“怎麼啦，龜井君？”
“我那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現在對藍色列車着了迷；經常拿着帶鎂光燈的照相機和朋友到東京站上去拍照。”
“藍色列車在孩子中間有這麼高的聲望嗎？”獨身的十津川對孩子們的世界一無所知。
“問過那位叫宮下的總編，說是相當了不得呢！”吹田講起東京站台上成群結隊拿照相機和錄相機的孩子們的事，十津川不感興趣地聽着。因為被害者是否與藍色列車有關還不清楚，眼下與藍色列車有關的是那張名片的所有者。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從“時代周刊”雜誌社打來電話，吹田接了電話，對方是總編宮下。
“啊？！門司的醫院？”吹田突然提高了聲音。
兩三分鐘后，吹田放下話筒轉過頭對十津川說：“記者青木康二現在在門司的醫院裏。”
“醫院？！受傷了嗎？決不會死吧。”
“那就不清楚了。電話里說“時代周刊”雜誌社突然接到門司醫院打來的電話，說是收留了青木康二先生。總編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他說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真怪呀？”十津川默默地思考，周刊記者青木被收留在門司醫院一事與多摩河漂浮的女屍有關係嗎？考慮了有五分鐘后他說，“我去一趟門司。”
“您親自去嗎？”
面對吃驚的吹田，十津川僅說了一句：“因為現在我處的地位行動起來最方便。”
辦事果斷是十津川的特點。在打電話預約了日本航空公司十七點去福岡的飛機票后，他立即離開了搜查本部。
（五）
福岡機場已在夜幕籠罩之中。十津川坐上出租汽車離開了機湯，一到博多站就跳上正好進站的列車。到達門司站時。下起了小雨。
趕到醫院時，“時代周刊”的宮下總編還沒到。十津川讓門衛看了看自己的警察證，然後間起青木康二被收留一事。
擔任門衛的女辦事員告訴他：“是用救護車從門司站送來的。”
“是倒在門司站的站台上了嗎？”
“據說是倒在站台的侯車室（註：日本車站的站台上設有候車室）里。因為身上有酒精味，一開始以為是醉倒了，可是……”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頭部受傷。他住在二樓的六號房間，外科的鈴木醫生負責，詳細情況請去問醫生吧。”
十津川聽她這麼一說，就上二樓了。
六號房間是雙人房間，一張病床空着，一位年輕的男人頭上包着繃帶躺在靠窗戶的一張病床上。
在房間裏，鈴木醫生歪着腦袋對十津川說：“是警察嗎？剛才已有人打聽過情況了。”
“我是從東京瞥視廳來的，叫十津川。現在能和本人講話嗎？”
“嗯，可以。頭疼也輕多了。”
“傷勢怎麼樣？”
“痊癒需要一個星期時間。”
“他身上有酒味兒？”
“好像有誰在他身上倒了酒，本人講一點都不知道。”鈴木醫生說后，留下話讓有事叫他，便走出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青木目不轉睛地看着十津川：“東京的刑警先生有何公幹啊？”
“有件事想請你協助，說話不要緊吧？”
“不要緊。可是我在夜行列車中受害與東京有什麼關係？”
“抽煙嗎？”
“想抽。”青木投以溫柔的目光。
十津川取出七星牌香煙給青木叼在嘴上，然後點燃香煙：“您使用這種名片吧。”他把從東京帶來的青木康二的名片放在青木眼前。
“嗯，不錯，是我的名片，現在還在用它。”
“到現在為止用了多少張？”
“是去年十月印的，大約撒出去一百來張。”
“都記得給誰了嗎？”
“這太強人所難了！”由於說話聲音大，震動了腦後的傷，他皺皺眉頭，“採訪時我不斷地給人名片，如果對方是著名人物那還記得。”
“記得一位穿淺茶色大衣的年青漂亮的女人嗎？年紀二十二、三歲，身高大約一米六十。”
“那……是怎麼回事？”
“今天上午十一點左右，在東京與川崎交界的多摩河大橋附近發現了一具淹死的女屍。就是剛才提到的，年齡二十二、三歲，長得相當漂亮，身穿粉紅色連衣裙，外套一件淺茶色大衣。檢查她的手提包時，發現裏面有你的名片。”
“粉紅色連衣裙？外套淺茶色大衣？！”
“有什麼線索嗎？”
“但是太奇怪了。”
“怪在哪裏？”
“昨天傍晚我坐上了開往西鹿兒島的藍色列車“隼鳥”號。”
“這件事我已從你的上司那兒聽說了。”
“我坐的是單間卧鋪的一號車廂。在這節車廂里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穿着粉紅色連衣裙，外套淺茶色大衣，自己說是去西鹿兒島。”
“噢？！”十津川眼睛一亮，“你給她名片了嗎？”
“給了，我想問她點事情。”
“那她的姓名和住址呢？”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總的感覺她是個憂鬱的女人，幾次打招呼她都毫無反應。”青木笑了，十津川把桌上的煙缸移到他身邊。
“那個女人途中沒有突然下車嗎？”
“就我所知是沒有。不過列車過三宮站之後我就不知道了。”
“你是說，你睡著了。”
“不。因為在我的身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什麼事？”
“我沒有信心能讓您相信，但我說的都是事實。”青木快速地講起列車離開三宮站之後，自己突然發悃，而且發現乘客都變了，手腕子上被人注射了安眠藥，好像是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人移上了晚一小時十五分東京站始發的“富士”號列車上。而且，當自己想把這件事告訴列車員的時侯，又被人從背後擊中了後腦勺，“蘇醒后卻躺在門司站台上的侯車室里”。
“真是怪事！”十津川從椅子上站起來，在病房中慢慢走起來。去採訪“隼鳥”號的記者被人用安眠藥催了眠，移入另一趟夜行列車裏，這的確是件奇妙的事。他站住，緊緊盯住青木的臉，看不出對方是在說謊或開玩笑。
“你估計是誰？又為了什麼這樣乾的？”
“不清楚。但是……”
“但是什麼？”
“我反覆考慮，從我的照相機里取走膠捲的就是高田。如果這件事和我被移入“富士”號列車有關的話，那麼罪犯就是同一個人。”
“調查一下看吧。”
“調查什麼？”
“調查有沒有這個高田律師。”
“肯定是說謊，那是個形跡可疑的傢伙。”
“膠捲上拍有八室那個女人嗎？”
“是的。”
“你說列車到三宮站以前她還在車上？”
“不敢說絕對，但我想是不會錯的。因為列車到三宮站是零點三十六分。可我反覆琢磨，總覺得多摩河的死者是另外一個人。”
“可藍色列車“隼鳥”號上的那個女人不也是穿粉紅色連衣裙，外套淺茶色大衣嗎？”
“是的。”
“年紀二十二、三歲，身高大約一米六十？”
“對，正是。”
“而且她又拿着你的名片，要說這是偶然的話，一致的地方過多了。你出院后請你去看看屍體。除了你之外，還有人記得八室那個女人的面容嗎？”
“剛才提到的叫高田的人應當記得，因為他說自己追求過她。”
“其他人呢？”
“我認為餐車上的服務員也見過她。不過，當時餐車上人很多，是否記得就不清楚了。”
“這樣的話，剩下的是列車員了。像你說的這樣一個美人列車員也許會記得。”
“是啊！”
“你出院后回東京的話，請馬上到蒲田署來一趟，去確認一下屍體。”
“警部先生？”
“什麼事？”
“您認為兩者是同一個人嗎？”
“很有可能。今天我只能說這些。”
（六）
十津川出了醫院，又乘國有鐵道返回博多車站，會見了博多列車段的負責人——值班副段長澤村。
“我想見一下負責三月二十七日下行“隼鳥”號單間卧鋪車廂驗票的列車員。你們知不知道“隼鳥”號是哪個列車段的列車員值班的？”
十津川一問，澤村微笑着說：“是我們管的。博多列車段的人值班是乘上行“隼鳥”號去，在東京住一宿，再乘下行“隼鳥”號回來。”
“是嗎，能不能告訴我是誰當的班？”
“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三次車吧？”
“三次車？！”
“我們把下行“隼鳥”號按列車編號稱為三次車，把上行的稱為四次車。”
“噢？”
“嗯，三月二十七日的三次車從東京起值乘的是……”澤村依次翻着值勤日誌，“是井木、渡邊、佐藤和山本四個人。負責一到三號車廂的是列車員井木。”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三次車當班的列車員第二天在博多下車休息兩天。”
“那麼，現在正在休班？”
“是的。”
“有件事很急，一定要問問他。”
“往他家打個電話看看，他在家就好了。”澤村說著拿起話簡，撥了一個福岡市內的電話號碼。撥通后對十津川笑了笑說，“他在家呢。”
“東京警視廳的刑警先生有事想問問你。”澤村說完后把話筒交給了十津川。
“是井木先生嗎？”十津川又叮問了一句。
“是的。有什麼事嗎？”井木的聲音相當緊張。對方是警察，這種緊張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昨天的下行“隼鳥”號是您當班嗎？”
“是我，怎麼啦？”
“單間卧鋪的一號車廂是您查的票嗎？”
“是的。”
“您記不記得八室乘坐了一位穿淺茶色大衣，年紀二十二、三歲的漂亮女人？”
十津川一問井木，他就乾脆地回答：“記得。是去西鹿兒島的乘客。正如您講的，因為她是個美人我才記得。”
“她是不是中途下了車沒去西鹿兒島？”
“我想沒有。”
“為什麼？”
“列車到小郡站是早上六點五十一分，是我開始向乘客問早安的晨間廣播時間。我去一號車廂，在拉開通道一側窗戶的窗帘時，八室的門微微開着，我無意中往裏看了看，那位乘客正靠着窗戶向外看呢。”
“是嗎？”十津川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聽說列車上的女乘客平安無事有所放心，另一方面坦率地說又感到失望。如果是同一個女人的話，案件的進展也許要快得多，“您是在博多站下車的，以後是誰接您的班到西鹿兒西呢？”
“是我們列車段的吉野。”
“辦理交班了吧？”
“是啊！交待了有關乘客的事，就單間卧鋪車廂來說，交待了各房間乘客的到站。”
“八室的那個女人呢？”
“我告訴他。那是個美人，到西鹿兒島的。吉野還年輕，他當時還問我是那麼漂亮嗎。”
“她如果在西鹿兒島站下車，車票應該保存在那兒的車站吧？”
“是的。”回答很肯定。
十津川掛上電話，對看着他的澤村說：“我想再問問在西鹿兒島的吉野先生，能聯繫上嗎？”
“能。因為他要在明天十二點三十六分的四次車上值班，所以我想他會在西鹿兒島的公寓裏。”
澤村迅速給西鹿兒島車站掛電話叫出吉野，話筒里傳出一個年青人的聲音。
吉野明快地回答了十津川的提問：“那位乘客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井上先生說單間卧鋪的八室里坐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
“記得服裝嗎？”
“記得。粉紅色連衣裙外套淺茶色大衣。在女人當中她個子不算矮。”
“確實是在西鹿兒島下車的嗎？”
“是的。在站台上她還打聽去港口怎麼走，我告訴她公共汽車站的地址，目送她出了檢票口，所以說肯定沒錯，車站上會保存着她的車票的。”吉野的說法是很明確的解釋。
“當時她的樣子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可疑？！沒有什麼特別可疑的地方。總之，她是個美人。”年青的吉野發出無優無慮的笑聲，“如有可能想再見她一面！”
十津川道了謝掛上電話，臉上卻露出困惑的表情。澤村沏上茶看着他問：“有什麼不妙的情況嗎？”
“沒有什麼特別……”十津川面帶笑容伸手接過遞給他的茶水。對於他發乾的嗓子，熱茶可太美了。
澤村又問：“下行“隼鳥”號的乘客怎麼啦？”——兩位列車員向澤村打個招呼走出去了。
“還不清楚。”十津川慎重地回答，”今天早上東京發現了一具淹死的女屍，有可能是乘昨天傍晚東京站始發的下行“隼鳥”號的乘客。”
“到西鹿兒島的乘客？”
“是的。”
“這事怪了。就是說應當今天下午兩點四十二分在西鹿兒島下車的乘客，卻在今天早上在東京發現了她的屍體？！”
“是的。同乘那次車的一家周刊雜誌的記者，後腦勺被人打了，扔在門司站的站台上了。”
“那個人的事我知道。聽說是門司站的人發現他倒在站台上馬上叫來了救護車。不過，還是第一次聽說他是下行“隼鳥”號上的乘客，因為什麼？”澤村很是吃驚地問十津川。
“當事人好像也不清楚，但我看他不像是在胡說。”
“這件事和在東京發生的案件有什麼關係嗎？”
“他在列車上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同乘那趟列車的一位漂亮女人，而今早在東京發現的女屍的手提包里裝有他的名片。”
“原來如此。有可能記者給名片的那個女人和女屍是同一個人啦？”
“是的，可是也有人證實那個女人在西鹿兒島下車了。”
“嗯？”澤村喃喃地說，“真叫人不明白。”
“我也一樣。”十津川笑了。
（七）
深夜，博多的街道一片漆黑。已經過了十一點了，十津川決定住在車站附近的旅館裏。進屋后他馬上撥通搜查本部的電活，把這裏的情況告訴了吹田見習警部。
“那麼，您怎麼認為？您認為多摩河的死者就是下行“隼鳥”號上的乘客嗎？”吹田的聲音很緊張。
“老實說不知道。因為那趟車的列車員說八室的女人在終點站西鹿兒下車了。”
“可以考慮有人替換了她。”
“當然，不過也可以考慮就是同一個人。”
“讓青木記者來確認一下屍體不就搞清楚了嗎？”
“我也這麼想。”十津川說道。
的確需要讓青木去確認屍體，但十津川也有顧慮，真能搞得一清二楚嗎？青木確實說過，他在列車上見過那個女人，認為是個美人，也拍過照片。但他也說過，那個女人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怎麼出來。況且，人死後面容是要變的，淹死的人變化更大。僅僅一天的時間，而且只是在夜行列車裏見過幾面的女人面容，他能記得清楚嗎？能確認出與淹死的那個女人是同一個人嗎？
十津川又讓龜井刑警聽電話：“大臣名片的事怎麼樣了，龜井君。”
“今天我到印製名片的文京區山田印刷所去了。山田和武田信太郎是遠親，由於這種關係，武田才在這裏印名片和賀年片等東西的。”
“那麼，關於那張名片呢？”
“有一張兩年前印製二百張武田信太郎名片的發票，問題是二百張之外是否有多印的。關於這個問題所長山田晉吉說，試印的那一些因怕被人亂用都燒掉了，這事已在兩年前的那個案子中對搜查二課的人講過了。”
“可是情況又有變故。”
“這我跟他說了，但回答仍是這樣。”
“可實際印刷名片的不會是所長吧？”
“對。這個印刷所有五名職工，在印刷名片和賀年片的工廠中算是中等廠家。這五個人中有一人在兩年前的那個案子發生后辭職了，他叫高梨一彥，年齡二十九歲。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突然辭職的。”
“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嗎？”
“去向不明，已經不住在他當初向所里報告的那個住址了。我已借來了他的履歷和照片，打算去查找一下他的親屬。”
“你去辦吧。群眾方面的情況呢？，
“有過兩件。在報紙上登出那個女人的消息后，有一對老夫妻懷疑是自己的女兒；還有一位年青的丈夫懷疑是自己失蹤的妻子，但辨認屍體后都認為不是。”
“遺憾！我明天就回去。”
放下電活，十津川躺倒在床上。這是一間細長的房間，很窄，兩側的牆璧壓迫似地使人難以入睡，這樣的單人卧室住一宿還要四千二百日元，真是無可奈何。他睡不着，便把煙灰缸拉到枕邊，俯卧在床上點着一支香煙，想到這個案件牽連的事太多了。
兩年前五億日元詐騙案與多摩河淹死的屍體之間有什麼關係？
下行“隼鳥”號上的女人與多摩河的死者是同一個人嗎？
青木記者奇妙的經歷與本案有何聯繫？
疑問這麼多卻沒有一條有答案。但有一點是實際存在的，那就是多摩河上漂浮着的一具年青女人的溺屍。而且，既然是被人殺害的就必須把兇手追查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