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傳奇的離婚經歷
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頂樓辦公室中安置下來，成為一名專職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開始為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而奮鬥。據他的日記記載，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從那時起，他不斷地進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創作的小說極少，但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說類作品創作者和公眾演說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為哈里·沃克的企業家開辦的一家小機構。該機構專為東海岸的各處會議提供演說家。加人這一機構沒幾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說機會，地點是在距波士頓幾英里的一個地方，報酬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歡在集會上發表演說，扮演就餐后演說家的角色或講授科普知識。他很快意識到這是成名的另一條途徑，並能增加收人。他的公眾形象非但不會影響書的銷售，反而可能有助於提高他在出版界的聲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裏沒幹多久。在離開波士頓學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與哈里·沃克分道揚鑣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為讓他就空間探索發表一次演講，結果被眾人當成了笑料。那個晚上的演講是一次慘敗，結果使得阿西莫夫馬上就終止了與該機構的所有合同。
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的演說事業。他已在波士頓地區頗有名氣，有時甚至到紐約或賓夕法尼亞去發表演講。50年代末，他每演講一次就能獲得500美元的酬金，並且不用給任何機構交納傭金。而那時，他成為專業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每一位當時活着的成年人都記得甘迺迪總統遇刺時自己在幹什麼。多虧了公共演說事業，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後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在哪裏。1963年11月22日，他應邀到紐約演講。當聽到從達拉斯傳來的噩耗時，他和主辦人都認為當晚不會有人來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報酬了，準備回家。主辦人建議他等等看。結果，出乎意料，晚上7點半時，大廳里擠得水泄不通，許多人還進不了場——看來人人都想出來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說開始時說，他本來是打算做一次輕鬆點的演說，但因為發生了槍擊事件，他覺得自己應該講一個更為嚴肅的話題。當發現人群中有些騷動時，他意識到他們真正想聽的是一次輕鬆的演說，馬上改變了主意，開始了他所擅長的半開玩笑式的演講。這正是聽眾所需要的。數年後，阿西莫夫回憶起來時，仍認為那天晚上的演講是化解當天悲痛的一劑良藥。
到那時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個演講，每次固定收費1000美元。當他到紐約去演講時，順便也去拜訪了出版商。他稱這種拜訪為“例行巡視”。
在這一段的創作中，阿西莫夫一頭扎人了非小說類作品。偶爾寫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雜誌的搶手貨，並且在《狂想與科幻小說》雜誌上開闢有固定的專欄。
在紐約，阿西莫夫最親密的同事與朋友是雙日出版社的沃爾特·布萊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辭職后的繼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後來在促進阿西莫夫與雙日出版社的合作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且兩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記得他第一次遇見阿西莫夫時的情景。1961年，他還是雙日出版社一名年輕的實習編輯。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給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與精力》，讓他看一遍，如需改動就寫信與作者商討。於是，這位剛參加工作的年輕畢業生懷着滿腔的熱情給阿西莫夫寫了一封長達12頁的信。幾天後，阿西莫夫打電話到編輯部找阿什米德，兩人約定在阿西莫夫下次來紐約時見面。一周后，阿西莫夫來到了阿什米德的辦公室，花了半個小時使這位編輯認識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點意見是錯誤的。阿什米德回憶道：“他指正我的錯誤時是那麼的幽雅大度而又謙恭有禮，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後的14年中，兩人合作了44本書，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離開雙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個很受歡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計其數，還有少數幾個關係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與沃爾特·布萊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編輯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說界與科學界的同仁。在他20多歲、30歲剛出頭時，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約翰·坎貝爾、多森教授與羅伯特·亨納恩；但到了後來，阿西莫夫疏遠了坎貝爾，也極少見到昔日導師多森，就連亨納恩也只是在一些會議上偶爾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親密的朋友是：作家哈蘭·艾利林、本·波瓦與拉斯特·戴爾雷，編輯朱迪·林·戴爾琳，太空人卡爾·薩崗，詩人馬丁·格林伯格與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與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輕鬆的關係，他們在一起時創作的一些小笑話往往妙趣橫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說界的聚會上，阿西莫夫與艾利森的雙人表演尤為受歡迎。每逢這種場合，他們至少得留下一兩句“經典名言”，或者為與會的書迷與朋友們表演一番“唇槍舌劍”。如果沒有他們的表演，整個聚會就會像缺了點什麼。
有時候，兩人之間這種玩笑式的尖酸與謾罵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書迷在離開后竟誤以為兩人是死對頭。實際上，正是因為兩人彼此愛護，互相深知，他們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動形象，逼真傳神。
哈蘭·艾利森被認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說新浪潮中湧現出來的優秀作家之一。他是個與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寫作生涯中，他專門從事短篇小說的寫作——其中有獲獎作品《我沒有嘴，但我必須喊》與《向世界之心呼喊愛的野獸》。他是個外向的人，思維敏捷，言語尖刻，喜歡在聚會上成為眾人的焦點。1953年，在賓夕法尼亞舉行的一次科幻小說界的聚會上，兩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為他們的關係定下了基調。當時，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問：
“先生，您是艾薩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輕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偉大的艾薩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興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別開玩笑了。您就是艾薩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為你是個——”這時艾利森的聲音突然充滿了輕蔑，“無名小卒！”
有那麼一會兒，阿西莫夫完全驚呆了，但接着便聽到了周圍的人發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識到對方是在跟自己開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誼就這麼開始了。
據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別人沾了便宜，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樂道的話題。他不能肯定這個故事是真的，但他願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個科幻小說界的聚會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擺出他最具男子漢氣概的姿勢，問：“咱們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
①原文“Whatwouldyousaytoalittlefuck？”，也可理解為一你會對一個小混蛋說點什麼呢”，於是，女士回答說：“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fuck）。”——譯註。
阿西莫夫喜歡與聰明的人交朋友。他曾聲稱，他只見過兩位比他更聰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慚。這兩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專家馬爾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太空人卡爾·薩崗。在與阿西莫夫相處時，薩崗總愛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論，盡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對這種反覆提醒實在是不耐煩了，便假裝生氣地對太空人說：“卡爾，我可能說過你比我聰明，但我可沒說過你更有天賦。”①
①艾薩克·阿西莫夫：《歡樂永存》第302頁，紐約雙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說，艾薩克與他唯一的兒子大衛之間沒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關係。從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記錄及言論看，他顯然寵愛羅賓，很少談到或寫到兒子。與這家人關係密切的朋友們認為，艾薩克認為自己的兒子智力低下，過於平庸，有損於他這位全球聞名的學者和作家的臉面。
父子倆後來很少見面。顯然，艾薩克與兒子的關係遠不如他與父親朱達·阿西莫夫相處得那麼融洽。有人說，大衛從未有過固定的工作，也從未對傳統的生活感興趣。成年後，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加利福尼亞，除羅賓外，幾乎與家人沒什麼來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說，艾薩克不斷應兒子的要求給他寄錢，一直持續到1992年他逝世為止，卻從未要求兒子還過一分錢。這種慷慨之舉是否代表了他姍姍來遲的內疚感？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探討。他如此心甘情願地資助兒子，似乎有背於他自己的責任意識，並且也與他自己相對艱苦的童年有所抵觸。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糖果店裏打工度過的。對他此舉最可能成立的解釋是，他學會了接受兒子的性格，並且很高興與他保持距離。從某種程度來說，他也許是這麼考慮的，他付錢給大衛是為了讓他躲遠點兒。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暴露了艾薩克性格中更為陰暗的一面，同時也進一步說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對自己有信心，就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他的兒子。我曾在別處寫過，艾薩克的這種態度，尤其是對待女人的態度，是他內心缺乏自信的一種表現。他必須與他認為是個失敗者的兒子保持距離，可能是他這種心態的又一表現。大衛本人不希望與家人有過多的牽扯，但人盡皆右，艾薩克對這種安排也確實很滿意。
60年代中期，艾薩克離開杰特魯德與孩子們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從未離開過大長時間，最多一個星期，但因為接受的演講不斷增多，他經常不在波士頓，也經常去紐約的出版社，併到全國各地參加科幻小說聚會。
艾薩克不喜歡旅行，並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從不乘坐飛機去辦事。唯有在軍隊中服役時，他有過一次乘飛機的經歷，從那以後，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飛機旅行。這就意味着他無法參加在波士頓方圓二三百公裡外舉行的科幻小說聚會，同時也意味着他無法與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亞的朋友和同事見面。
多年後，荷里活曾多次邀請他任電影顧問寫電影劇本，但因為他痛恨飛行，不得不謝絕這些賺錢的買賣。同時，他也因此無法去拜訪遠方的密友。自他的雙親於60年代末遷居佛羅里達前，他一直沒能去探望他們，直到1969年他父親去世。羅賓去佛蒙特上大學時，艾薩克有點悶悶不樂，因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裏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須優先考慮艾薩克的這一飛行恐懼症。羅賓上大學后，他不認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飛機就行了”，而是想“我見不到羅賓了，除非她來波士頓看我”。
由於經常不在家，艾薩克與杰特魯德開始疏遠。早在60年代中，杰特魯德就懷疑艾薩克在紐約有個女人了。這種疑慮與日俱增。實際上，他當時與眾多女人有着婚外關係。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薩克只與送上門來的約10％的女人發生了性關係！”
事實很簡單，艾薩克既有機會又有動機。隨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發現，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們都願意與他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識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嘗試過背叛的禁果，發現性生活其實遠不像他婚姻中的那麼蒼白。他是個風流成性的情場老手，只要有機會，他從不會放棄。
顯然，艾薩克繼續千方百計地欺騙着杰特魯德。朋友們說，她的懷疑不時地爆發出來，但只要阿西莫夫讓她相信自己並沒有背着她圖謀不軌時，她又平靜了。
60年代中期，因為要趕寫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薩克的壓力不斷增大，他熱愛寫作超過了其他一切，並以此為樂。寫作意味着賺錢，但這還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項目很精彩，他便無法拒絕了。他寫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藝，隨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幾乎都能自動賣出。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沒了，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書《作品100》的引言中寫的：
給一位寫作成癮的作家當老婆，這種命運比死還悲慘。因為你的丈夫雖然身在家中，卻經常魂不守舍。再沒有比這種結合更悲慘的了。①
①艾薩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頁，波士頓率頓·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儘管艾薩克寵受羅賓，但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歡旅行並痛恨被人從打字機邊拽開去度假。即便當他同意與家人去度假時，他也總要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必須是陸路旅行；第二，他們進行太陽浴或觀光時，必須讓他工作。
不難想像，在整個60年代，隨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魯德一定是越來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實明擺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個女人，儘管他堅決否認；另一方面，一家人並沒有享受到艾薩克的成功所帶來的回報，他們也沒有搬到更繁華的街區，住更寬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經非常富裕了。艾薩克每年都能賺10萬美元。他們的存款至少有25萬，但他們仍住在波士頓一個極為普通的郊區住宅區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並且從未出國旅行過。
儘管杰特魯德不斷提出抱怨，艾薩克仍拒絕搬到波士頓別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離開波士頓學院不久，他就已經對這個城市感到厭煩了，只迫切想搬回紐約。他是在那個城市裏長大的，只有在那裏，他才真正覺得是到家了。況且，一旦已在西紐頓舒適的樓頂辦公室安頓下來，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願意僅僅為了搬到波士頓的另一個地方而移動他的書房及那些正在創作的文稿。
杰特魯德沮喪極了。他們應該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與富人及名流們來往，實現每一個住在布魯克林的貧窮移民都曾做過的美夢但這夢想卻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魯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顧孩子們，而艾薩克則去參加各種聚會和會議，並與她所能想像到的至少一個女人鬼混。
這對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達成了一份無言的協議，同意在孩子們長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離婚。同時，他們還將維持是幸福一對的表面現象，仍住在西紐頓。只要不搬家，杰特魯德可盡情享受條件許可範圍內的一些小奢侈。他們在波士頓和紐約都有很多朋友，艾薩克儘可能頻繁地與他們聯繫。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讓杰特魯德高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持許多對他越來越重要的友誼。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徹底毀滅他們婚姻的惡戰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兩人關係最為惡劣的一段時期，當時阿西莫夫正在創作《神奇的旅程》。
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騰圖書公司的一個請求引起的。該公司獲得了將荷里活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編為小說的權力。這部影片當時正在製作中，他們提出以5000美元的價格，請阿西莫夫將劇本改編成小說。阿西莫夫自然拒絕了。班騰公司再三請他重新考慮，並提出見面深談。阿西莫夫最後同意與他們一塊吃頓飯，談談此事。
在餐桌上，班騰派來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慮給阿西莫夫版稅的可能性。吃完飯時，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劇本。
《神奇的旅程》是關於一台能將物體縮小的機器的故事。因為使用這種機器，一艘潛艇及船員都被注射進一位患者的身體內部，開始了船員們在人體內的探險歷程。他們縮小成微型的時間是有限制的，時間一到，機器就會產生反作用，潛艇便要恢復原形。自然，如果他們不想把續局搞得一塌糊塗，就必須在時限之前離開患者體內。
在理論上，這是個很好的構思，但當阿西莫夫看到劇本時，卻發現情節中有許多致命的錯誤。其中最糟的莫過於當微型潛艇上的船員逃離患者體內后，潛艇卻留在了那裏。阿西莫夫明確指出，潛艇恢復原形將使患者喪生，但荷里活的劇作家卻爭辯說潛艇將被白血細胞消化掉。對此，阿西莫夫稱，白血細胞不能消化金屬，就算真的可以，構成潛艇的單個原子也會擴大，給患者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阿西莫夫錯就錯在看完劇本后，儘管這個故事缺乏科學性，但他卻很喜歡它並且不想讓別人將它改編成小說。他後來大言不慚地聲稱，他認為別人都勝任不了這個工作。
最後，他對製片商和班騰公司說，如果讓他在書的結尾將潛艇從患者體內處理出來，他就同意合作。他們同意。此外，他還聲明，荷里活可以隨便改動電影，但不能對這部小說指手畫腳。
朋友們說，阿西莫夫與班騰及荷里活最終達成這筆交易非常賺錢，給他帶來了遠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儘管如此，阿西莫夫還是很痛恨這個項目。在長達一年的小說創作及電影製作過程中，他不停地與製片人及原劇本作者發生爭執。當然，他不願旅行，因此也不能去荷里活據理力爭，只能通過第三者或電話陳述自己的意見，而且，因為是在改編別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與他本人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他覺得很壓抑。
書出版后，電影也終於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沒有阿西莫夫的名字。荷里活甚至還拒絕了原先達成的將此故事在《幻想與科幻故事》雜誌上連載的交易。他們認為雜誌社出的錢太少，不值得他們浪費時間。當時阿西莫夫正在此雜誌上發表專欄作品，這個交易就是他給牽的線。這令他大光其火。幾周后，他又得知原劇作者與《周六晚間郵報》做了筆好買賣，這家報紙出多少錢購買連載權雖未透露，但據說數額巨大，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沒面子。但他也沒什麼好抱怨的——畢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給了他一筆錢。
總而言之，從經濟角度來看，《神奇的旅程》這個項目還是收益頗豐的，但對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卻使他覺得有一科極為受挫的感覺，有時甚至覺得受了侮辱。朋友們說，他們從未見過艾薩克有過像那個時期那麼壞的脾氣。這顯然極大地影響了他與杰特魯德的關係，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薩克花許多時間在紐約改編小說，杰特魯德對其不忠的懷疑也達到了頂峰。
阿西莫夫夫婦勉強維持着他們的關係。艾薩克從寫作中及好友那裏尋找安慰。但在60年代裏，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來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傑弗遜。正是這個女人，在他與杰特魯德徹底決裂后，幫助他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科幻小說迷聚會上，艾薩克初次遇見了珍尼特。她是個科幻小說的老書迷，並認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結束》使她對科幻小說產生了最初的興趣。與許多後來成為情人甚至有時成為終生伴侶的人不同，珍尼特與艾薩克並沒有在初次見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薩克說，自己根本記不清兩人初遇時的情景了，但這正可能是他選擇記憶的一個例子——他經常吹噓自己有一流的記憶力。而珍尼特則記得，第一次相遇時，艾薩克簡直有點令人討厭。
當時，她遞過一本《基地與帝國》請他簽名，他在書的扉頁上龍飛鳳舞地簽上了大名，甚至沒抬頭看她一眼，就問她是幹什麼的。珍尼特答道：“我是個心理學家。”
“好極了，”阿西莫夫馬上接口說，“咱們上床吧。”①
①《歡樂永存》第66頁。
珍尼特“啪”地合上書，轉身就走了。這以後許多年，她都一直認為阿西莫夫不過是個卑劣的下流胚，壓根兒不想再見到他。
艾薩克的幽默感與風流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認為他舉止下流，但他卻自視對女人的非禮不過是些無傷大雅的玩笑罷了，即便是他的非禮往往招致反面效應。在一次聚會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擰了一把，結果卻惹得這位女士大發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氣地嚷道，“你怎麼總是這樣？真的非常痛。難道你不知道這非常下流嗎？”這次他被好好地教訓了一頓，長了點兒記性，以後再沒擰過她的屁股，但這並不妨礙他去擰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紐約的編輯回憶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雙日出版社的秘書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稱號。
儘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為自己是情場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遊刃有餘地與之調情，並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問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時才是。”
阿西莫夫怎麼會這樣呢？一些人認為在他輕浮的外表下面，隱藏着的是一顆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為了使自己這個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對女人更有吸引力，而處心積慮地扮演舞男這個不合適的角色。他顯然是在20歲出頭初遇杰特魯德時發現這一公式的，並意識到了調。情的力量。在他名利雙收后，他根本沒必要再這麼做，但多年以來習慣於偽裝的一面已成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拋棄已沒那麼容易了。另外，從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現了問題，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絕的次數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數多，也可能因此令許多女人義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證詞是真實的，那麼，他的戰果也是夠輝煌的。
當艾薩克與珍尼特開始接觸時，他們的關係似乎是建立在一種真正的友誼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們有兩年半時間沒見過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個神秘作家協會舉行的晚宴上，他們又相遇了。這一次還是在紐約。
這一次他們談得很開心。艾薩克告訴珍尼特，他對他們的初次相遇沒有一點兒印象，並且在多年後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無理歸咎於腎結石造成的疼痛。腎結石造成的痛苦確實陪伴了他一生，並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見面時，他們相處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個晚上都在一起，顧不上理睬別的客人，這個晚上結束時，艾薩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沒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兩人的愛情還是純柏拉圖式的。他們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過難關。珍尼特是個充滿智慧的女人，學識豐富，喜歡自然與歷史，精通文學與神學。艾薩克難以相信自己的好運，竟能找到這麼位女性朋友，聰明靈敏，善解人意、與她在一起時，他總傾吐自己的心聲。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討厭的假面具，與她正經地交談時，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魯德沒有一點兒學術氣質，儘管她也很聰明和擅長交際，但卻對任何與知識有關的東西缺乏悟性。艾薩克除了與她談談家庭瑣事外，從未能再談點兒別的東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魯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顛倒，沒有考慮到兩人的關係缺乏堅實的基礎。
40年代初，艾薩克曾認為年輕的杰特魯德酷似奧麗維亞·德·哈維蘭。珍尼特雖不具備杰特魯德年輕時的美貌，但艾薩克認為她擁有許多令人想往的氣質，而這正是杰特魯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薩克與杰特魯德的婚姻幾乎是一場無性生活的婚姻，這就不難理解他們的關係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歲月催人老，艾薩克當然也不例外，而且他還日益發福了。可笑的是，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許多女人都喜歡的小笨熊模樣。她們往往將他視為無惡意的玩具熊，而那些與這隻玩具熊做愛的女人常覺得他很順從。戰爭時期，杰特魯德身材苗條，但35歲時她也開始發胖，到40歲時已經是個大胖子了。
杰特魯德有抽煙的習慣，艾薩克則痛恨抽煙，由此滋生出了他們婚姻中更大的麻煩。無論他說什麼都沒能勸她把煙戒掉。艾薩克越發認為杰特魯德的這種態度是她不再愛他的表現。他理論道，如果她不能放棄那令他深惡痛絕的東西，那麼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可以將艾薩克對此事的憤怒理解為他企圖以此為借口將婚姻失敗的責任推卸給杰特魯德。不論她是否抽煙，事實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為杰特魯德不能戒煙就是不再愛他的標誌，這種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紐頓的家中，杰特魯德並不快樂，她希望能拓寬自己的視野，過更充實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個終生養成的習慣，這並沒什麼可奇怪的。由此我們大概能看出，杰特魯德至少已從下意識里認識到了丈夫的不忠，從而將這點習慣視為了她生活中的最後一絲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願和決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薩克確實對家中經常有股瀰漫不去的煙味痛恨萬分，煙味甚至躥到了頂樓他的私人禁地中。儘管他應該對此習以為常，或者把它作為妻子的一個小缺點而接受下來，但事實卻在那明擺着，珍尼特就不抽煙，而且與艾薩克一樣憎惡這一習慣。如果杰特魯德是藉此來展示其最後一點個性的話，她最終將引火燒身。
形勢顯然已對她很不利，但杰特魯德還蒙在鼓裏。艾薩克與珍尼特對生活中幾乎所有方面的問題都有着相同的見解——政治、音樂、食物、科幻小說，甚至珍尼特比艾薩克還更喜歡文學。她看過許多現代與古典小說，而阿西莫夫則沒看過多少現代文學作品。
珍尼特有點健康狂的傾向，艾薩克對此則無甚興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飲食，而艾薩克則從來不關心自己吃什麼，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兩人簡直就是天生的一對，這一點他們自己也心中有數。和她在一起，艾薩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邊，他就有了安全感。他們的友誼源自於感情與智力上的依託和支持。
儘管兩人如此投緣，但珍尼特與艾薩克很少見面。他去紐約時才去找她。兩人更多地是在聚會與會議上碰頭。珍尼特的弟弟約翰在波士頓學院學醫，有時她也去波士頓。每逢此時，兩人便一塊兒吃飯、聊天。
1969年8月，阿西莫夫的家庭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正如阿西莫夫所形容的那樣——在那個月中，“一切都土崩瓦解”①
①《歡樂永存》第498頁。
當年夏天，杰特魯德決定帶羅賓去英國度假。她已意識到他們的婚姻發發可危。那時，大衛已經18歲，正上高中，羅賓也14歲了。事情已經很明了，如果不採取什麼措施，這段婚姻將很難維持到兩個孩子大學畢業。到國外旅行，分開一段時間可能有利於他們勉強湊合著繼續維持下去。
杰特魯德與羅賓於1969年8月2日一起起程，艾薩克便立即投入了新的創作，這部書命名為《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寶庫》，倒頗具有諷刺意味。
艾薩克又一次從寫作中得到了安慰。他非常清楚這種反應，並多次把它當作保護傘。毫無疑問，當他與杰特魯德之間出現問題時，他通常是逃到打字機邊而不是勇敢地面對問題。而杰特魯德的避難所則是家庭與一個有限的、不能令她滿意的社交圈。相對而言，艾薩克的天堂至少還能令他恢復活力。
杰特魯德與羅賓離開兩天後，艾薩克正坐在他的書房裏想着下一個笑話時，突然電話鈴響了，這次是斯坦利打來的，他說父親去世了。
艾薩克非常尊敬自己的父親，並且一直珍視與父母的關係。為了給家人創造一個舒適的生活，老人在美國奮鬥了數十年，並取得了令人吃驚的成功。剛到美國時，他身無分文，但在多年奮鬥后，他獲得了事業的成功，賺了錢並過上了連做夢也想不到的生活。艾薩克對此欽佩不已。
1968年，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羅里達，但一直住不習慣。阿西莫夫兄弟倆很快做出決定，在把朱達·阿西莫夫的遺體運回紐約安葬的同時，必須將母親安娜·瑞棋爾一起帶回來。參加寧靜葬禮儀式的直系親屬只有艾薩克與斯坦利，但他們照顧到了所有的細節。奇怪的是，他也沒與大工聯繫，直到葬禮結束之後，才把事情告訴了他。
第二天，斯坦利與艾薩克利用他們的影響，在紐約的幾家報紙上登了訃告。
在這種無與倫比的悲痛場合，艾薩克竟然糊塗了，不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舉行葬禮的那天晚上，艾薩克本來在馬薩諸塞州的布蘭迪斯大學有一場演講，但在斯坦利的堅持下，艾薩克取消了這個演講。
“我以前從未取消過演講。”艾薩克抗議道。
“是的，你以前也從未失去過父親。”斯坦利冷冷地回答說。①
①《歡樂永存》第499頁。
自然，學校找了替代人。但儘管如此，葬禮一結束，艾薩克便立即飛奔到學校看自己是否還有機會做個快速演講以彌補取消預約而帶來的遺憾。替代人的演說很成功。他在演講開始前介紹了阿西莫夫缺席的原因，接着宣佈，他將把所得的酬金捐給學校，設立一個朱達·阿西莫夫獎學金。演講結束后，共收到了1200美元作為啟動基金，資助無法支付大學學費的學生。朱達如果有靈，一定會很吃驚，而且會非常自豪。
杰特魯德與艾薩克都很清楚，試分居是他們婚姻的最後希望，然而只要兩人一打越洋電話，所談的便是離婚。
當時，杰特魯德與羅賓住在英格蘭朋友的家中。20年後，這家人仍然記得杰特魯德與艾薩克是如何在電話里唇槍舌劍，爭論財產分割的。儘管受到新近喪父的悲痛打擊，甚至哀傷到了自願不將此事告訴妻子女兒的程度，阿西莫夫仍在為財產頑強奮戰着。那位朋友說：“可笑的是，這兩人在那討論著怎麼分那數百萬美元的財產，這個數字一點都不誇張，但卻為誰來付這次的電話費而爭執不下。”
“艾薩克的觀點是，”這位朋友接著說道，“所有的錢都是他掙的，杰特魯德憑什麼分一半？”
對於杰特魯德和艾薩克兩人來說，這是段令人痛苦的時期。儘管艾薩克確信他們的婚姻已經完了，並且也想做個徹底了斷，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有些傷感。畢竟，他們共同生活了27年。
來自兩方面的安慰，將艾薩克從沮喪的深淵中拉了出來。一方面，艾薩克一直都將他的工作視為一種慰藉。許多人在經歷了離婚打擊后，儘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對他們來說已無足輕重了。艾薩克不是這種人，他放下電話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創作項目，儘管這只是本笑話故事集。另一個出乎意料的安慰來自他的朋友珍尼特·傑弗遜。
在父親的葬禮過後幾天，艾薩克打電話給珍尼特，請她共進午餐。他們開車去了新英格蘭，一起度過了一個美妙的下午。他們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陽光里；參觀了康科德鎮周圍的歷史遺址，併到愛默生的墳上掃了墓。
這次旅行加深了他們的友誼，同時也大大緩解了喪親之痛與婚姻巨變給艾薩克帶來的雙重壓力。艾薩克發現珍尼特確實是個完美的伴侶：聰明、機智，對一切都充滿了興趣，小到生活中的瑣事細節，大到政治、藝術、科學與文學。艾薩克覺得在過去的27年中，他娶錯了人。
但是，當杰特魯德和羅賓返回波士頓時，杰特魯德與艾薩克卻挽狂瀾於既倒，短暫地挽救了他們的婚姻。
公平地說，當杰特魯德發現艾薩克正承受着喪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時，她的憤怒消融了。在餘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們的婚姻都很風平浪靜，但仍潛伏着危機。1970年初，事態又開始惡化了。
新年簡直就是個災難。阿西莫夫在波士頓的出版社豪頓·米弗林為他舉行了一個晚會，慶祝他50歲的生日。儘管全家人都去參加了這個聚會，但歡樂只是表面現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參加“迪克·卡維特節目”的製作，對節目的另一位特邀嘉賓，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演員說了些被視為在一套房子裏，卻數月幾乎未說一句話。他受夠了。他覺得住在波士頓猶如被囚在牢籠里，從21年前他與杰特魯德搬到波士頓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與杰特魯德分手，為他創造了搬回紐約的極好機會。他的律師建議，如果艾薩克搬到紐約，離婚會更容易些。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運工從西紐頓的家中搬走了艾薩克的書架、桌子、書籍與文件。那到，距他與杰特魯德的第28個結婚紀念日還有25天。他對妻子說了聲再見，徹底離開了這所房子。而他的《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寶庫》業已於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開玩笑地問這位年輕女人，製作完節目後有什麼安排，電視台在轉播節目時竟沒有把這句話刪掉——儘管阿西莫夫在發現自己失言之後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魯德早已習慣了丈夫的油嘴滑舌，並與眾人一樣，深知這是他的一種秉性，但在晚會上與人調情與在全國數百萬觀眾面前與女人調情，顯然有着天壤之別。
羅賓當時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這個節目，她難堪極了，對父親非常生氣。杰特魯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婦婚姻的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了。從那以後，夫婦兩人互不理睬，艾薩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並開始為未來做打算。
他與朋友及斯坦利談了此事，也與珍尼特探討過他的婚姻問題，並試圖制訂出一個計劃，以使他與杰特魯德在離婚時，從頭到尾都能將痛苦減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薩克做出了決定。他與妻子共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