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家訴訟》
陳源斌
《萬家訴訟》這部小說，是一種頗為特殊的情況下寫成的。
1990年底，我正在數百裡外的農村深入生活，忽然得到消息：我在省城居住的簡易宿舍樓深夜失火，一幢樓全部燒毀。我以最快速度趕回省城，面對的是一片殘煙未盡的廢
墟，包括手稿、藏書(7隻書櫥)在內的所有家產，均蕩然無存。全家人只好凄惶地寄居在臨時安置的小旅館單人房間裏，連吃飯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沒有。
面對驟然降臨的天災，我的內心竟然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安詳寧靜。我的真實想法是，與其沉浸於自我悲痛和他人憐憫之中，不如寫一部小說。
失火的第二天，我在小旅館房間裏攤開紙筆開始寫作，恰好一位分管宣傳文化的省級官員來慰問受災人員，看到我一聲不吭地憋在房間裏埋頭寫小說，她嚇了一跳，以為我頭腦受刺激出了毛病。
實際上，我當時非常冷靜，很想寫一部能夠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說。為此，我選用了自己比較傾心的法制題材，構思了一個一句話就能說完的故事：農婦狀告村長，告
到鄉、縣、市公安部門，又訴諸法院再上訴二審獲勝。我試圖逼迫自己在這種簡單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尋最佳結構方式和獨特敘述視角，從而激蕩波瀾，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湯原汁的社會風貌，將人物寫得既鮮活獨異又普通真實。與此同時，除了追求敘述語言的感覺和質量之外，還注意使用了“討個說法”之類的生活用語——lO天以後，這部小說順利完成，取名《萬家訴訟》。
事有湊巧，就在寫作此稿期間，我收到了《中國作家》編輯趙虹寄來的一封在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的約稿信，她並不知道我遭遇火災的事，卻在信中讓我寫一部“既高瞻遠
矚，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並且新鮮、獨特、與眾不同”、“最好是當代、現實生活題材，讀來令人驚心動魄”的中篇小說。沒過兩天，趙虹又來信要求“即使不驚心動魄，總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讓頭兒讀了坐不住；或者長嘆、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時間內，她一共來了整整lO封催稿信(後來，我把這1O封信連同信封郵戳一起複印寄給了中青社的《小說》雜誌，信的全文發表於該刊1995年第5期“小說書簡”欄目)。
於是，我抱着試試看的態度，將剛完成的《萬家訴訟》寄給了趙虹。《中國作家》隨即在1991年第3期頭條位置予以刊發。
稍後，同年的《小說月報》第8期頭條和《新華文摘》第8期轉載了這部小說。《中國文學》則將其翻譯成了英、法兩種文字。《人民目報》和《作家報》分別發表了對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評論。
至此，距火災已近4個月，這部小說的數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的經濟窘境，同時在精神上也是一種慰藉。不過，它的好運似乎還在後面。
1991年5月，我參加了在北京21世紀飯店召開的全國青年作家會議。會上贈送的文學刊物中恰好有《中國作家》第3期，來組稿．的長春電影製片廠王曉蓮以及中國電視劇製作
中心、北影廠等三位女編輯無意中看到《萬家訴訟》，頗感興趣，便問是否願意改編電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須由我自己選導演。隨後，我提到了張藝謀的名字。但是對方告訴我，張藝謀目前正受到猛烈抨擊，他所執導的兩部電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均未能公映，在這種情況下，找張藝謀當導演根本沒有可能。結果，這次合作沒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丟在了腦後。
過了3個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張藝謀的加急電報，說準備將《萬家訴訟》改拍電影。不久后我到北京與張藝謀見面，才知道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戲劇性。當時，
張藝謀正在重慶籌拍著名作家劉震雲的《一地雞毛》，開機前夕他上街辦事，路過郵局時按慣例進去買文學刊物，他選買了一本《中國作家》第3期，頭條是《萬家訴訟》，二條、三條分別是著名作家從維熙和鄧友梅的中篇。隨後，他又買了一本《小說月報》第8期，也在頭條位置轉載了《萬家訴訟》，後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覺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閱起來，沒想到被小說開頭的“太陽好起來了”和“討個說法”吸引了，便在郵局裏一口氣讀完了這部不足3萬字的小中篇，接着，他買了20本《小說月報》雜誌，回去分發給劇組成員，同時傳真給遠在香港拍攝《夢醒時分》的鞏俐。經與劇組成員及鞏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見，於是臨時做出決定，改拍《萬家訴訟》。
在北京與張藝謀簽約后，我倆曾口頭約定，將在《萬家訴訟》、《碧秋嫂告狀》和《碧秋打官司》(小說主人公農婦名叫“何碧秋”)中選擇一個做電影的名字。後來，在劇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參加人民大會堂首映式時我倆住一個房間)轉告我，由於電影人物對話採用方言，“碧”“秋”兩字的讀音在陝西話中屬於不能並用的“髒話”，這部電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後定名為《秋菊打官司》。
張藝謀對這部小說的改編是相當成功的，電影公映不久，即獲得中國長春首屆國際電影節金杯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和政府獎，此外，還獲得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主演鞏俐也第一次在世界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女主角稱號。
張藝謀在《當代電視》1992年1O期上，這樣評價了小說《萬家訴訟》與電影《秋菊打官司》的關係：“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文學繁榮有直接關係。我們幾代導演成功的範例，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近幾年文學的變化和小說的追求，刺激着我們這些人怎麼從過去的風格里演變出來，怎麼採取一種新的創作方法。《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首先是小說原作《萬家訴訟》寫得好，我們確定用故事片與紀錄片相結合的方法拍攝《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說《萬家訴訟》的風格，為我們提供了思路。”
由於電影在國內外影壇上的轟動效應和強大社會穿透力，使這部小說走向了包括不同語言在內的更多的讀者：《萬家訴訟》被威尼斯大學教授L·費龍佐翻譯成意大利文，被德國學者曠斯特凡翻譯成德文分別在羅馬、柏林等地出版單行本。這部作品還與我的另幾部小說《安樂四陳》、《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驚維揚》一道被翻譯成英、法文字，作為我的個人專集出版。中國台灣一家資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說集《秋菊打官司》繁體字版本——也許還應該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小說中的“討個說法”，已經成了當代社會的流行詞彙。
歲月倏忽，我寫《萬家訴訟》時剛滿35歲，依照文壇慣例，屬於“青年作家”。迄今整整1O年過去，已經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歷程由青春而壯歲，更多的是俗世磨礪紅塵煎洗，所經所歷所閱所感，其中遭逢毀譽褒詬，無限滋味，對創作者尤為彌足珍貴——前人常言“文窮而後工”、“文章憎命達”，或許，當驟遇天災人禍時，你反而能穩住心境積聚精神藉助筆墨，衍化胸中塊壘為精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