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優秀的中國人”: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宋強

論“優秀的中國人”: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宋強

2oo3年的樣子詩人、供職於社科院文學所研究法國文學的樹才帶來一位法國人和我們一起喝酒。這個法國人有點來頭長期供職於法國國防部在中東地區工作了很多年。關於國際關係和中東局勢我們談了很多當談到小布殊關於“十字軍東征”的著名“口誤”時國防部的前專員挑着眉頭用一種不耐煩的口氣說:人們太天真了其實在布殊和美國利益集團的頭腦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屬於“泛伊斯蘭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鉗製為后快的。還有什麼可多說的呢?

法國前專員的話在座的人多年以後都能鮮明地記得。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富有個性的中國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殺的時候表現出的那種大快意那種淋漓酣暢的仗義情懷(當然這種仗義是給“偉大的以色列戰士”的)看到那種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災樂禍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o年代想起了我們一廂情願的充滿國際主義熱情的年代。就是《中國可以說不》第一章里所寫到的:當年我們被上海學聯安排去見巴勒斯坦學生聯合會時我們抱持的那種挑剔的態度。我們思想是那樣的解放我們厭煩主流媒體給我們灌輸的“正義”。“正義”在哪裏應該由我們自己去探索這是對的。然而我們真的去探索了么?難道我們沒有不知不覺地被自己的“先驗”所左右以一種貼着西方媚着美國的勢利心態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掙扎么?這是貫穿了多少年的真實情緒?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問: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個具有“國際胸襟”的中國人站出來舉着蠟燭禱念“今夜我們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討好賣乖了。我只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慘勁兒只有一種強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彈的國家真好”。這個話里的深層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嗎?我們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亞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踐別人呢?你剛剛過上安穩日子才幾天呀?對於現階段的我們來說吉卜林的詩句也許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敗之後取勝

並同樣對待這兩種假象

我的兒子你就會成為一個人。

現在的問題是:你做得到人家對你放心嗎?我們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討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別人劃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態在今天反而有一層“正義”的光暈而且還能引起歡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機靈宣佈:以色列是個好國家。他的一個籲求是“信息的對稱”那麼在他的信息空間裏能聽到巴勒斯坦窮鬼的哭聲嗎?

素有“話嘮子”雅謔的周孝正為以色列聲辯的手腳功夫倒是不太滯遲我們應該佩服他從魔術繩索中儘快脫穎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種怪誕的勾連陰毒的暗示把一個遙遠的國際事件同內政憤懣、本土憤懣嫁接一體功夫了得。伊拉克有個“化學阿里”我們倒應該慶賀中國出了一個“化學周”周氏化學程式居然是這樣的精彩他散佈的毒化氣體是:以色列打了哈馬斯中國人豈止是不該譴責而且應該深情理解應該叫好!叫好還不夠還要回身反摑中國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樣拍錢!相比之下中國人怎樣的混賬王八蛋!從實際效果來看從網絡言普遍的冷漠態勢看可以援用一句布殊被飛鞋襲擊后說的話:他想引起歡呼我認為他得逞了。一個大學生聲音微弱地抗議:周教授這種置身事外的“公正”態度其實是一種**的殘忍!然而大學生的抗議只說出事實的一面。搞煽動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嗎?他擺弄的如此陰毒的“多米諾”借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把中國人的尊嚴拿來開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導致另一種心靈的災難他的這種用心難道人們真的看不明白嗎?這裏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學生表的公開信的文字:

我為您的片面之詞和為侵略者辯護的荒謬邏輯感到羞愧。……您奇異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論我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因為您的辯護讓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為如果對他們滅絕人性的屠殺擄掠視而不見你更可以讚歎他們民族所創造的種種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連我都不得不為他們美言幾句:老家中學的籃球館是當年日本駐軍的兵營籃球館也是我見過的工程質量最棒的籃球館!……我本人不排斥日貨喜歡日本的遊戲動漫。問題是這和我對日本曾經對中國和亞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認識是兩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畢竟是曾經真實生過的歷史不容質疑和抹殺。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徑對於遭受炮火蹂躪的無辜巴勒斯坦民眾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們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還是和置身事外卻還津津樂道於強者對弱者的故作姿態的周教授的立場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誰有資格代他們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麼叫不合時宜與嘩眾取寵但卻缺乏一個真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客觀立場和同理心……或者說知識分子的良心……一個人可以沒有如周教授般淵博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地位但一個受過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戰爭陰霾仍然飄散在弱小國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連這點大是大非都不懂連這點跨越民族與國界的同情心和正義感都不具備我只能選擇再次無語。

前面說過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夠找出中國智識階級這樣的堂而皇之作踐自己賺吆喝的“優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這樣的智識集團賣弄一種可恥的論說的同時根本不打算掩飾自己的勢利心態和無原則的叛賣。過去我們常說二戰期間中國大地漢奸如雲偽軍如蜂人民認為這個現象是中華民族之痛是國恥。歸結原因很容易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小人式的個人主義“炮樓一躺半個皇上”這類民間情緒反映了一個國家令人窒息的底層困苦和精神頹唐因此有人得過且過。但事情並沒有那麼圖譜化在《中國可以說不》有關章節中我曾嘗試着以日常經驗和政治情懷來解析這種歷史後果我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變成自己不喜歡的那種人。而且變成了以後他還動輒自欺:“我變化的過程和那種人不一樣。我有很多的值得人們灑淚的故事。”屁話你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8o年代歷史翻案風正盛的時候我讀過汪精衛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於他的悲痛之中我覺得這個人的情懷要跟寫《報任安書》的司馬遷相比肩。一時間我表了一種奇談怪論:其實汪氏是一個很痛苦的愛國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慶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個人數十年革命奮鬥歷史於不顧!我這種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對汪氏的再評價達數年之久看看這個人吧:李爾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幽州情懷多麼叫人感動!……其實細想一下:漢奸們何嘗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謀、氣力諸方面都很優秀的中國人組成的?他們投向敵營何嘗又不是中國幹部力量的損失?

政治的、軍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聞業的、實業界的、金融業的濟濟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國”的旗幟之下抱着舉大事者須任勞任怨的信念從事着為異族人所左右的勾當。……禍國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業的高人物干出來的他們不一定道德敗壞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無為者有意志力和犧牲精神;有節操守紀律有令人熱血沸騰的信念有甘願孤獨成為寂寞聖賢的情懷。但我們不可能不以史學的眼光看待另一種東西即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嚴重事實和造成民族前進滯遲的罪惡。

我寫的這段話後來遭到了馮英子老人的批評我覺得老人家沒有讀通我的話。我接受他在史實上的駁厘他說汪精衛在重慶時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錢的但這個並不妨礙我的觀點延展下去。

那麼現在來看中國人的優秀人物中有沒有這種精神堪憂的現象呢?當然我們不會像麥卡錫那樣用“非美委員會”的嚴厲繩尺來給現在的鬆弛混亂的精神狀態做斷語實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點出:我們中國確實存在着這種令人堪憂的精神前景!記得建國以後直至1979年我們修訂的各本憲法都把懲辦賣國賊放在導言裏以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誇大敵情觀念的做法“賣國賊”這個詞語從憲法中隱去了。而我們在今天看到的民間紛湧起各式各樣對“漢奸”“賣國賊”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們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實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開看到的墮落的徵兆。

一說到這一點有人就跳出來了:開歷史倒車了!出“愛國賊”了!

只要說出這樣的不愉快的事實就有人跳出來把你賦予一種色彩。“愛國賊”這個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報裝蒜小丑們最突出的明且不說它是最糟糕的修辭語義上毫無知識可言。即使從事實來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葉障目的。

誰要對外部壓迫表一些抗議的意見誰就是反改革。這是《交鋒》的邏輯“唯開放論”忽悠國人的言論。《交鋒》熱起來的時候作者之一馬立誠到處作報告。台上言台下記錄嘖嘖風光無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興奮情緒高漲的時候我們就有保留意見。我經常對香港的媒體朋友說你們這些年的興奮點就是找內地的激進派和保守派任何一個事情你們都能解讀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鋸戰然後來一番拜占庭宮廷陰謀描繪誇飾一些不存在的困難為改革車輪找碾碎的對象**批評過的“揪人”。有人批評民族主義是在轉移國內矛盾搞民族主義的人起了壞作用。我看熱衷於這種故事的人應該反躬自問:製造拜占庭神話是不是轉移矛盾沉浸在這種興奮當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吧那個時期中國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動大家都知道蘇聯黨內有個保守派叫利加喬夫我們一邊跟着新思維跟着那種鬥爭的幻覺心潮起伏。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利加喬夫的臉看着他那張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臉想像他如何搞陰謀詭計會湧起對保守派官僚的憤恨。後來回想起這段感情經歷有點好笑:自始至終利加喬夫在哪裏?利加喬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實沒招誰惹誰呀。利加喬夫的存在意義就像歷史上“破遼鬼”的幽默:金國打遼國攻打的理由就是遼國收留了金國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終於把遼國滅了結果怎麼著?金兵把那個叛臣老頭兒逮住打了一頓放了。那老頭兒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紹:我叫“破遼鬼”。還有一個安德烈耶娃她表了一篇《我必須堅持原則》當年中國以極大的熱情關心着蘇聯的改革這篇文字在當年《參考消息》全文登過中國人也跟着為蘇聯改革的前程擔憂。結果是那個共青團報紙為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國道歉。我們也長了見識反改革的打手原來是這個德性而今天回過頭看當年看起來那麼討厭的安德烈耶娃倒並不討厭。她那缺乏策略性和親和力的論點從實際後果來看每一個都是對的。

想到這個插曲真想禱念一句“天佑中國”。好在我們有鄰國的悲劇好在我們有各個方向的堵壓好在我們有了這麼些年的一些內部折騰。我們沒有走到那麼不堪的境地。

我們知道馬立誠後來成為了民間道義指控的當其沖者。他為日本二戰期間暴行的“折中”抗日軍民與哈馬斯的類比就是中國“優秀分子”思維品質出了大問題的突出例證。在這一點上很多憤世嫉俗的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羨慕他的勇敢的。這倒是給我們一個啟示我以前總是這麼去想:中國的民族虛無主義肯定不是好玩意但從自戕程度來說好像也沒有那麼過頭至少沒有去觸那個底線:比如中日戰爭的是非底線。現在看來他們的勇毅果決乎我們的想像。時代大氣氛的寬容使他們有這樣的空間把對本民族使“倒拐”的話說得非常滿把遮羞布都棄而不要了!(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是很多親美的知識分子也會玩一把愛國秀的他會舉例:你看我討厭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老百姓應該感謝他們這麼去表現因為他們已經不屑於去搞“言說策略”。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在中國並不積弱的年代他們的這一番表演很精準地刻畫了精英是怎樣製造墮落的“時代精神”圖譜的。如果他們不加檢點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話未來的漢奸排行榜上會少一些爭議少一些曲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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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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