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裹屍布里的人
不要讓任何事物擾亂你、嚇倒你，一切都會過去。
神不會改變，耐心能讓你完成一切。
——德蘭修女
擺好兩百張椅子所花的時間，比摩頓森預期的要久。大多時候，無論是在戶外場地，在教堂還是學校，他準備演講時總有人幫着佈置會場。但今天他是要在明尼蘇達州蘋果谷的“運動先生”零售店裏演講，店員都在清點存貨，準備聖誕節后的大促銷，摩頓森只好一個人擺椅子。
時間是6點45分，離活動開始還剩15分鐘，椅子卻只擺完了一半。他還需要把近百張摺疊椅打開，排在展示衛星定位系統、高度計、雪崩信標的展櫃跟羽絨睡袋架之間。他逼自己加快速度——像在科爾飛蓋學校時一樣——把椅子張開，一次擺好。
摩頓森很快就滿頭大汗。從喬戈里峰迴來后，他的體重迅速增加，所以他很不情願脫下寬鬆的綠色運動服，因為屋裏很快就會擠滿體格健美的戶外運動愛好者。7點2分，他終於擺完了最後一排椅子，連氣都來不及喘，又快步在椅子間往返，把中亞協會的新聞通訊冊放在每張椅子上面。每份小冊子後頭都訂着捐款信封，收信地址是中亞協會在波茲曼的郵政信箱。
這些信封可能帶來的收穫，支撐着摩頓森繼續忍受無聊的幻燈片演講。他最討厭的事情不僅包括在眾人面前講話，還包括談論自己。但由於中亞協會的財務狀況越來越糟糕，摩頓森不在巴基斯坦的時候，幾乎每星期都會做一場演講，即使是最糟的夜晚(通常只有幾百美元的捐款)，也能給巴基斯坦的孩子們帶來更多的學習機會，所以他還是一次次地拖着行李箱前往機場。
他再次檢查剛用膠布修好的舊幻燈機，確定幻燈片轉盤安放正確，又拍拍長褲口袋，確保當教鞭用的激光筆還在裏面，然後轉身面對聽眾。
他面前是兩百張空椅子。
之前他在附近的大學校園貼了很多海報，也請地方報紙的編輯幫着宣傳，還在一大清早的上班時段接受電台採訪，摩頓森還以為今晚的活動會爆滿。他頹然靠在自動充氣墊展架旁，等着觀眾們到來。
一位穿橙色防寒外套，銀白長發編成髮辮盤在頭上的婦女走了進來。摩頓森沖她微笑，但她略帶歉意地迴避着，看了看一條茄色睡袋上的溫標后，就抱着它到收銀台去了。
7點30分，他還是一個人對着兩百張空椅子。
一位店員通過店裏的擴音器努力邀請着店裏的顧客們，引導他們穿過展示架坐到椅子上。“各位，我們有位世界級的登山者，正要放映喬戈里峰的驚人幻燈片給大家看!來吧，一起來看看!”
兩位穿着綠色工作背心的銷售員完成了盤點工作，坐到最後一排。
“我該怎麼辦?”摩頓森問自己，“還是照計劃開始嗎?”
“這跟爬喬戈里峰有關，對不對?”其中一個留鬍子、戴銀白色羊毛帽的年輕售貨員問，他的金髮從帽沿兒冒出來，整個腦袋看起來就像一盤爆米花。
“有一部分是。”摩頓森回答。
“好極了，老哥。”爆米花頭說，“那就開始吧!”
摩頓森首先放映喬戈里峰的照片，詳細說明自己七年前失敗的登頂經歷，接着繼續尷尬地放映中亞協會贊助的十八所學校的照片，特意在最近拍的照片上停留久一點——那兩所位於古爾托瑞河谷山洞裏的學校。
當他放映一個月前攝於“古爾托瑞難民營女子學校”的照片時，摩頓森注意到一位專業人士模樣的中年顧客靠在角落，研究旁邊的多功能電子錶。摩頓森停下來沖他微笑，男子坐了下來，專心看着投影屏。
觀眾人數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摩頓森興奮得多講了半個小時，仔細解釋喀喇昆崙山區的孩子們面臨的可怕的窮困，以及次年春天在巴基斯坦北部邊境的建校計劃。
“和當地社區建立關係，讓社區提供土地和人力，就能建起一所學校，教育幾千個孩子，這一切只需要不到兩萬美元。這些錢是巴基斯坦政府公立學校建設費用的一半，是世界銀行完成同樣計劃所需經費的五分之一。”
那天晚上，摩頓森引述德蘭修女的話作為結論，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我們要做的事也許只是落人大海中的一小滴水。”他對着三位聽眾微笑，“但如果沒有那一小滴水，大海就會小許多。”
摩頓森謝過掌聲，雖然鼓掌的只有六隻手，他還是為演講終於結束而鬆了口氣。他關上幻燈機，把空椅子上的小冊子一本本收回來，兩位店員也過來幫忙，還問了些問題。
“你們在那裏有沒有什麼志願者計劃?”爆米花頭問，“我做過營建工作，我想，呃，到那裏去幫忙釘幾根釘子。”摩頓森解釋，中亞協會的預算有限(“而且這陣子比從前更有限了。”他心想)，無法承擔將義工送到巴基斯坦的費用。然後提供了幾個在亞洲地區接受義工服務的非政府組織的資訊。爆米花頭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一張十元美鈔遞給摩頓森。“我本打算在下班後去喝幾杯啤酒的，”他說著，一邊不安地挪動着雙腳，“可是，你知道„„”
“謝謝。”摩頓森誠懇地說。跟年輕人握完手，他把紙鈔折好，放進信封里，又動手把最後幾本小冊子塞回行李袋。他扛着這行李袋飛越了半個美國，卻只募到了十塊錢。他嘆了口氣，現在又得把袋子扛回去了。在電子錶展櫃旁邊最後一排的最後一張椅子上，摩頓森發現了一個從小冊子背面撕下來的信封，裏面是一張兩萬美元的支票。摩頓森並不是每周都會遭遇這樣的冷場。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國西北部地區。當他的故事慢慢流傳，漸為大眾所知之後，戶外運動界開始擁戴這位英雄。1999年2月，《俄勒岡人》報率先刊載了摩頓森的故事，戶外專欄作家泰瑞·理察告訴他的讀者們，這位昔日的登山者已經登上了另一座高峰，那遠比攀登自然界的山峰更為艱難。
“那個世界並不歡迎美國人，”泰瑞·理察寫道，“除了葛瑞格‘摩頓森——一位家住蒙大拿的41歲的美國人，他的終生事業是在巴基斯坦的偏遠地區建設學校。”
理察向讀者解釋，援助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地區，對一個美國人的生活，有遠比普通人所想的更深遠的影響。他引用摩頓森的話說：“我們在當地增加識字率，可以緩解他們跟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
《三藩市觀察家》報旅遊專欄的作家約翰·弗林也介紹了摩頓森非凡的人生故事，他在結論部分寫道：“下次我們再問自己，一個人究竟能夠改變什麼?他的故事值得我們重新思考這個答案。”那個冬天，摩頓森在波特蘭和三藩市的演講場場爆滿，主辦方不得不拒絕幾百位熱心的聽眾人場。
在千禧年之前，摩頓森和他的中亞協會已經成了美國登山界許多精英人士聚會的理由。摩頓森的鄰居兼好友艾力克斯·羅威，在希夏邦馬峰因雪崩不幸遇難前，或許堪稱全球最受尊敬的登山家。他在蒙大拿的募捐活動中這樣介紹摩頓森：“當我們大部分人還在尋找新的攀登路線時，葛瑞格已經一個人悄悄轉向了更高的山峰。憑着毅力和決心，他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他所攀登的高峰，是我們每個人都該去嘗試的。”
羅威的話引發了整個登山界的強烈反響。“我們當中許多人只會空口去說，說想幫助別人，摩頓森卻是腳踏實地去做。”這是著名登山家傑克．塔科的話。他捐了兩萬美元，協助中亞協會在希格爾上遊河谷修建加法拉巴德女子學校。
摩頓森受到巴基斯坦人的愛戴，在登山界也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讚揚，但與此同時，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對他卻沒那麼滿意。
如果摩頓森不在巴基斯坦的山路上奔波，不用拖着行李在美國各地演講，他最多的時間是花在地下室，在書堆和電話之中度過。
“即使他在家，我們也常常一連幾個星期聽不到他的消息。”中亞協會前任理事長湯姆。佛漢說，“他從不回電話或郵件。理事會曾經討論過，要葛瑞格解釋他的時間花在了哪裏，但我們都知道那行不通，葛瑞格只做他想做的事。”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訓練幾個人成為葛瑞格的分身。”吉恩·霍爾尼的遺孀珍妮弗‘威爾森說，“一些葛瑞格可以把工作交代給他們的人。但是他不肯，他說沒錢租辦公室聘員工，結果每當他一頭栽進一個計劃時，就顧不了另一個了。這也是後來我遠離中亞協會的原因。他做了很多，但我覺得如果葛瑞格能把中亞協會管理好，他就能做得更多。”
“說句實話，”湯姆-佛漢說，“中亞協會就是葛瑞格。我不介意為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蓋章，但假如沒有葛瑞格，中亞協會就完蛋了。他在世界另一邊所冒的風險我了解，那是這份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從不好好照顧自己，這讓我越來越生氣。他不再登山，不再運動，甚至不睡覺!他的體重增加到你再也看不出來他曾經是個登山者。我了解他對這份工作的全心投入，但如果他突然心臟病發作倒下了，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
摩頓森終於勉強同意聘請一位助理——克莉絲汀·史勞德，她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幾個小時，整理他的地下室——那裏亂得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整個2000年冬天，中亞協會急速減少的經費讓摩頓森很焦慮，他根本不敢想擴充辦公室的事，因為銀行存款只剩不到十萬美元。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我們只花一萬兩千美元就能把學校蓋好，教育整個村莊好幾代的孩子。”摩頓森說，“而我們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員工，一年賺四五百美元就高興得不得了。對我來說，要付美國標準的薪水聘請一位員工，真是很難的決定，因為同樣的錢在巴基斯坦能做更多的事。”
摩頓森當時的年薪是兩萬八千美元，他的薪水加上塔拉在蒙大拿州立大學做兼職臨床心理師的微薄收入，勉強能對付每個月的生活開銷。由於中亞協會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儘管理事會主動提出給他加薪，摩頓森卻說良心無法讓他接受更多的錢。
只要某個有錢的捐款人願意大筆一揮，寫張支票，財務問題就都解決了，這樣的想法一直在摩頓森的腦海中縈繞。不過，有錢人並不願意跟錢說再見，他早就從五百八十封信的經驗中學到了教訓。但吉恩·霍爾尼也讓他了解到，一大筆捐款能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因此，當一位可能會捐款的寡婦打電話到中亞協會辦公室，用她的捐款當做誘餌時，摩頓森一口咬下了釣鉤，訂了機票飛往亞特蘭大。
“我存了一輩子的錢。”年老的寡婦在電話中告訴摩頓森，“我累積的財富數字至少超過七位數。我聽說了你的故事，才了解到自己為什麼要存這些錢。到亞特蘭大來，談談捐款的事。”
在亞特蘭大機場大廳，摩頓森收到一條電話留言，告訴他先坐機場大巴到十五分鐘車程外的飯店，然後再走到飯店遠處的停車場。
在停車場，摩頓森見到了78歲的維拉·庫爾茲。她駝着背，開一輛福特老爺車，車子後座和後備箱塞滿了報紙和廢罐頭，摩頓森只好爬進副駕駛座，把隨身行李抱在胸前。
“她讓我這樣跑來跑去，是因為不在機場停車場停車，她就可以少付幾塊錢停車費。當我看到她連舊報紙和罐頭盒兒都捨不得丟的時候，我就該立刻搭飛機回家。但七位數兒捐款的誘惑讓我完全喪失了判斷能力，我竟然上了車，還把車門關好。”
摩頓森和行李箱擠成一團的時候，維拉開錯方向逆向進入了單行道，還對朝她按喇叭的司機猛揮拳頭。到了她1950年代風格的農舍里，摩頓森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屋裏堆積如山的舊報紙和雜誌，終於走到了她的餐桌旁。廚房的水槽不知堵了多久，不僅積滿了污水，上面還浮着一層油光。
“她打開好多年前從飛機上收集的小瓶兒威士忌，給我們倆倒了酒後，遞給我一束看起來像是回收的二手玫瑰。”摩頓森回憶，“那花發黃，都快枯死了。”
等了很久，摩頓森試着將話題引向捐款的事兒，但他的主人卻有自己的安排。她把接下來三天的活動都說明清楚，除了參觀亞特蘭大藝術博物館，還要去亞特蘭大植物園散步，然後是她幫摩頓森安排的三場演講，分別在當地的圖書館、社區大學和旅遊俱樂部。摩頓森不想這麼無聊地度過七十二個小時，正在斟酌是否該放棄募款打道回府時，忽然傳來一陣敲門聲，原來是維拉請的男按摩師來了。
“葛瑞格，你工作太辛苦了。”維拉對他說，“應該放鬆一下。”
“他們兩個人彷彿都等着我當場把衣服脫光。”摩頓森說，“我跟他們說對不起，躲進浴室想了一下。我想到自己為中亞協會吃了那麼多苦，接下來的三天何不照維拉的計劃放鬆一下，尤其是最後還可能募到一大筆捐款。”
摩頓森在她的柜子裏到處搜，想找一件夠大的毛巾把腰包起來。維拉儲藏了成堆的毛巾，上頭都有褪色的飯店商標，但都太小了。最後他只好拉出一條灰色床單，在腰間盡量紮緊，然後拖着腳走回客廳忍受按摩。
那天晚上維拉堅持自己睡沙發，把床讓給摩頓森。半夜兩點，摩頓森在下陷的床墊上正睡得不省人事，突然亮起的電燈把他驚醒了。他睜開眼，看見了噩夢般的景象——78歲的維拉只穿着睡袍站在床前。
“她就站在我面前。”摩頓森回憶，“我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來找我的襪子。”維拉開始在衣櫃的每個抽屜里沒完沒了地翻找起來。摩頓森只能拿枕頭把頭蓋住，整個人縮成一團。
摩頓森空手飛回波茲曼。後來他終於想通了，這位女士從來沒打算捐錢。“關於我的工作或是巴基斯坦的孩子，她甚至沒問過一個問題。她只是個寂寞的老人，想有個客人去看她。我只能警告自己以後學聰明些。”
但摩頓森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吞下各種各樣的捐款誘餌。他在加拿大班夫的登山電影節上演講之後，接受了當地富商湯姆·朗格的邀請，因為朗格暗示要捐一大筆錢，並願意在第二天晚上幫他辦一場募款餐會。
從大客廳的人造大理石牆片，一直到壁爐兩旁三米多高的獅子狗石膏像，朗格那棟近三千平方米的房子是他親自設計的。
朗格把摩頓森介紹給賓客時的那種自豪感，跟他介紹壁爐旁的獅子狗時沒什麼兩樣。雖然摩頓森在餐桌上顯眼的地方放了一大疊中亞協會宣傳冊，但直到餐會結束也沒募到一分錢。
已經有過教訓的摩頓森，不停地向朗格詢問着捐款的細節。“我們明天再處理那些事兒。”朗格說，“但是在那之前，你得先玩兒一趟狗拉雪橇。”
“狗拉雪橇?”
“到加拿大來怎麼可以不體驗一下呢?”朗格說。
第二天，摩頓森一個人坐在哈士奇狗隊拉的雪橇上，在森林中轉得頭昏腦漲之後，又在距班夫一小時車程的溫暖小屋裏，花了一下午聽這位建築大亨誇耀自己白手起家的豐功偉業——一個憑着膽量和決心的勇敢承包商，如何征服整個班夫的房地產市場。
摩頓森的母親潔琳從威斯康星飛到班夫聽他演講，但那三天裏，她幾乎沒見到自己的兒子。毫無意外地，摩頓森這次又是兩手空空。
“葛瑞格朝那些有錢人點頭哈腰的樣子我真看不下去。”潔琳·摩頓森說，“應該是那些人朝他鞠躬才對。”
就在2000年春天來臨之前，塔拉·畢夏也受不了丈夫不是在巴基斯坦，就是在美國飛來飛去徒勞無功找錢的生活。當時懷第二個孩子已經七個月的塔拉，在餐桌旁跟摩頓森開了一場嚴肅的家庭會議。
“我告訴葛瑞格，我愛他對工作的熱情。”塔拉說，“但我也告訴他，他對家庭也有責任。他需要多睡點覺，做些運動，多花些時間過家庭生活。”
在此之前，摩頓森每趟去巴基斯坦都是三四個月。“我們商量了一下，他每次待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上限是兩個月。”塔拉說，“因為每當他離家超過兩個月，一切就開始變得很怪。”
摩頓森也答應妻子，要學着更有效率地管理時間。中亞協會的理事會每年撥一小筆預算讓他修習開放性的大學課程，包括管理、經濟發展和亞洲政治。“我一直沒時間去上課。”摩頓森說，“所以我把那些錢都拿去買書。很多時候，別人以為我坐在地下室什麼都沒幹，而其實我是在讀書。我每天凌晨三點半起床，研究經濟發展理論、財務，以及如何做一個更好的管理者。”
但他在喀喇崑崙山脈已經學到，許多答案是課本上找不到的。所以摩頓森自己設計了一套經濟發展速成課程。他認為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兩項鄉村發展計劃，一項在菲律賓，一項在孟加拉國。有一整個月，他難得地把巴基斯坦和蒙大拿都放在一邊，飛到了東南亞。
在馬尼拉南邊的甲米地，摩頓森拜訪了“鄉村改造學院”，該組織的負責人是麗拉·畢夏的朋友約翰·瑞格比。瑞格比教摩頓森如何協助鄉村的窮人做小生意，包括自行車載客服務和小香煙攤兒，只要很少的投資就可以很快獲得利潤。
在一度被稱為“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國，摩頓森拜訪了“孟加拉鄉村改造協會”。
“很多人因為當地人民的赤貧狀態，就認為孟加拉是全亞洲最糟糕的地方。”摩頓森說，“但是在那裏，推動女孩子受教育的計劃相當成功。我拜訪那些致力於女性教育多年的非政府組織，看到婦女們在村子裏主持會議，並且努力教育她們的女兒。我的想法和他們一樣。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為女孩子受教育提供條件，讓她們能夠長大之後幫助自己，這樣就能改變一種文化。看到自己的想法在孟加拉付諸實踐，他覺得很受鼓舞，而且只經過一代人時間，結果就那麼成功。這更激勵了我為巴基斯坦女孩兒受教育而奮鬥的決心。”
從孟加拉國首都達卡飛到印度加爾各答的顛簸航程，讓摩頓森更堅定了全力推行鄉村女孩兒教育的想法。由於他是飛機上唯一的外國人，空中小姐自動把他升等到頭等艙，讓他坐在十五位穿着印度莎麗服的孟加拉少女中間。
“那些女孩子都嚇壞了。”摩頓森說，“她們既不知道怎麼系安全帶，也不會用刀叉。飛機降落後，我無助地看着腐敗官員和海關警衛把她們帶下飛機，然後帶走。我什麼忙也幫不上，只能難過地想像她們即將面對的可怕牛活。”在加爾各答國際機場的書報攤，摩頓森看到了報紙的頭條新聞，他的偶像德蘭修女在久病後過世。摩頓森在加爾各答有幾個小時轉機時間，因此決定親自去向她弔唁致敬。
“大麻?海洛英?女子按摩?男子按摩?”出租車司機在入境大廳拉着摩頓森的手問，按照機場規定，他是不能進到這裏拉客的。
摩頓森不禁笑了起來。
“德蘭修女剛過世，我想去弔唁，你能帶我去嗎?”
“沒問題。”司機幫摩頓森拿行李，還一邊搖頭晃腦。
他們爬進黑黃相間的印度國產汽車后，司機開始瘋狂地抽煙，摩頓森只能盡量躲着，整張臉幾乎貼在車窗上，因此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加爾各答恐怖的交通狀況。經過一處花市時，摩頓森給了司機大約相當於十美元的盧比紙鈔，請他幫忙買一束合適的花。
“他把我留在車上汗流浹背等了半個小時才回來，手上抱着一束巨大的花束，又有康乃馨，又有玫瑰。”摩頓森說，“大得後座差點兒都塞不下。”
黃昏時分，在仁愛傳教修女會的總院，幾百名追悼者手中拿着蠟燭安靜地擠在門前，在行人路上擺放獻花和獻香。
司機下了車，用力拍着會院的鐵門。“這位先生老遠從美國來，要向德蘭修女致敬!”他用孟加拉語大聲喊道，“開門!”
年邁的門房站了起來，回來時帶了一位穿着修女服的年輕修女。她打量着眼前這位風塵僕僕的旅行者，還有他手裏那束大得嚇人的花，過了好一會兒才招手讓摩頓森進去。進了會院，穿過陰暗的迴廊，遠處傳來禱告的回聲，修女帶着摩頓森來到一間盥洗室。
“你先清理一下吧。”她用帶着斯拉夫口音的英語說。
在一間滿是搖曳燭光的房間中央，德蘭修女躺在簡單的護欄里。摩頓森輕輕把旁邊的花束移開了一點，好給那束巨大的花挪出位置，然後坐到靠牆的一張椅子上。年輕的修女轉身離去，留下他一個人和德蘭修女在那裏。
“我坐在角落裏，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摩頓森說，“從我孩童時起，她就是我的英雄。”
德蘭修女原名艾格莉斯·龔莎·包雅舒，出生在科索沃一個阿爾巴尼亞天主教家庭，父親是個成功的承包商。從12歲開始，德蘭修女就受感召為窮人服務，同時開始接受傳教訓練。18歲時，她加入了愛爾蘭的洛雷托女修會，因為女修會致力於為女孩子提供教育。之後的20年裏，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的聖瑪莉羅雷托修會中學教書，最後成為校長。
但在1946年，她說上帝召喚了她，要她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1948年，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給她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特許狀后，她為加爾各答流浪街頭的孩子們建了一所露天學校。1950年，德蘭修女獲得梵蒂岡的許可，成立了自已的修女會——仁愛傳教修女會。德蘭修女說，她們的工作是要照顧“飢餓者，赤貧者，無家可歸者，殘疾者，麻風病患者，所有被整個社會遺棄、無人關愛的人，以及成為社會負擔、人人閃避的人”。
同樣關心弱勢群體的摩頓森，對德蘭修女決心為被世界遺棄的人服務相當感佩。少年住在非洲摩西時，他就知道德蘭修女在印度以外地區的第一項計劃，位於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垂死者之家”。德蘭修女於197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的名聲更有助於推動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全世界孤兒院、收容所和學校進行的慈善工作。
德蘭修女去世前幾年裏，摩頓森曾聽說過一些人對她的批評，因為她會接受不當來源的捐款：毒販、企業罪犯、腐敗政客，許多人想通過捐款換取靈魂的救贖。摩頓森自己也在為巴基斯坦孩子辛苦募款，完全能理解德蘭修女那句著名的反駁之詞：“我不管那些錢是從哪裏來的，在為神做事時，它們都被凈化了。”
“我坐在角落，看着包在裹屍布里的她。”摩頓森說，“穿着修女服的她看起來非常瘦小。我想，為什麼這麼瘦小的一個人，對提升人性竟有這麼大的影響。”
房裏陸續進來一些修女，她們跪下后觸摸德蘭修女的腳，包在她腳上的棉布已經因為幾百雙手的觸摸而褪色。摩頓森覺得去摸她的腳不太好，於是就跪在冰冷的地磚上，把他的大手蓋在她手上。
帶他進來的那位修女回到房內，發現他跪在地上，便對他點了一下頭，彷彿在問“好了嗎?”摩頓森跟着她走回陰暗迴廊，重新紮進加爾各答的悶熱和喧囂中。
原本蹲在地上抽煙的出租車司機，看見他的客人出來，立刻跳了起來。“怎麼樣?成功嗎?成功嗎?”他領着摩頓森穿過一條擠滿人力車的街道，走回出租車。“現在，”他說，“你要不要享受一下按摩?”
回到美國后，在2000年冬天，摩頓森偶爾還會回想起跟德蘭修女在一起的短暫時光。摩頓森驚覺，她從未像他一樣長途旅行，暫時離開那些悲慘受苦的人，等自己好好休息后再重新出發為那些人奮鬥吧。那年冬天，摩頓森覺得身心俱疲。先前在思爾山滑墜造成的肩傷(也就是克莉絲塔過世那天發生的意外)一直沒有復原，他試過瑜伽和針灸，都沒什麼效果，有時候疼痛難忍，他就會服用超劑量的止痛片，把痛楚強行壓下去，好讓自己專心工作。
另一方面，對自已漸漸成為公眾人物這個令人不舒服的事實，他也同樣處理得不甚成功。那些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各色人等，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得到些什麼，而他的處理方式就是躲進地下室，逃避每天響個不停的電話，以及幾百幾千封的電子郵件。
許多登山者跟他聯絡，希望他能幫忙安排到巴基斯坦的登山遠征隊，當他表示無法提供協助時，他們就很不高興甚至惱怒。新聞記者和電影工作者不斷打電話來，希望摩頓森下趟旅行能帶他們一起去，好藉助摩頓森過去七年來建立的關係，搶先競爭對手一步深入巴基斯坦。醫生、冰川學家、地震學家、人類學家、野生動物學家寫來了一封封冗長的信，用一般人看不懂的專業用語，詢問與巴基斯坦有關的各種學術問題。
塔拉把她的一位心理醫師同行介紹給丈夫，讓他在家時定期進行心理諮詢，談談為什麼不在巴基斯坦的時候他總想躲起來。治療師也針對摩頓森日漸增加的憤怒(針對那些想佔據他更多時間的人)，提供了一些建議，教他如何調整情緒。
岳母麗拉·畢夏的家漸漸成為他的第二個避風港，特別是她的地下室。摩頓森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待在那裏，閱讀貝瑞·畢夏的登山藏書。
直到準備吃晚餐時，摩頓森才捨得放下書。麗拉·畢夏對摩頓森的看法和塔拉一樣：“我必須承認塔拉說的對，他是個完美丈夫。”她和女兒對摩頓森下了同樣的結論：這位住在兩條街外、個性溫和的高大男人，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有個下雪的晚上，我們正在烤肉，我要葛瑞格到外頭去把鮭魚翻個個兒。”麗拉說，“過了一會兒，隔着玻璃門我看見他赤腳站在雪地上用雪鏟翻魚，好像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然後我想，這對他來說的確很正常，那時我才真正了解他和我們不一樣，他就是他自己。”
那個冬天裏，摩頓森在自家地下室拚命閱讀阿富汗北部正在發生的災難的細節。超過一萬名阿富汗人(大部分是婦女和小孩)為了躲避逼近的塔利班軍隊，往北逃到塔吉克斯坦邊界，直到無處可逃為止。難民們在阿姆河的沙洲上用雙手挖出臨時的泥土屋，最後慢慢餓死——絕望之際，他們甚至吞食河岸上的雜草維生。
難民紛紛病倒死去之際，塔利班士兵卻把射殺他們當做運動取樂，對着驚恐不已的難民們發射火箭彈。他們抱着木頭划水過河，企圖逃到塔吉克斯坦去。
“自從開始在巴基斯坦工作后，我就睡得不多。”摩頓森說，“但是那年冬天，我完全沒法兒睡覺，整夜醒着在地下室走來走去，拚命構想幫助他們的計劃。”摩頓森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報紙記者和國會議員，希望能喚起人們的憤慨不平。“但沒有人關心。白宮、國會，全部保持沉默。我甚至突發奇想，自己拿着AK—47步槍，找費瑟·貝格然後召集幾個人，跨過邊界到阿富汗去幫助難民。”
“最後我失敗了，我沒辦法讓任何人在乎那些人。塔拉說，在那段時間，我對她來說也是個噩夢。我當時滿腦子都是那些永遠沒機會長大的孩子。河兩岸都是拿槍的人，凍壞的他們不是喝了河水腹瀉而死，就是活活餓死。我當時的確是有點瘋了，神奇的是，塔拉竟然整個冬天都能忍受我。”
直到2000年7月24日，摩頓森的心情才稍微好轉。那一天，他跪在廚房地板上，舀着溫水沖洗塔拉的背部，給她按摩肩膀上緊繃的肌肉，不過塔拉的心思卻完全不在他的手勁兒上，臨產的陣痛已經讓她沒力氣注意其他事情了。助產士維琪．凱恩建議塔拉生第二胎時採用水中生產法，但他們家的澡盆不夠大，維琪特地把她家的超大淺藍色馬槽帶來，放在摩頓森家的水龍頭和餐桌之間，然後裝滿溫水。
他和塔拉給剛出世的兒子取名開伯爾·畢夏·摩頓森。三年前在科爾飛學校落成典禮前，摩頓森曾帶着妻子和一歲大的女兒去看開伯爾山口。那一年他們寄給親友的聖誕賀卡，就是用在山口拍的照片製作的，兩人穿着當地的傳統服裝，手上除了抱着阿蜜拉，還拿着駐軍借給他們的兩把B_K一47步槍，賀卡上寫着“世界和平”。
浮在馬槽中的兒子被撈出來，正式進入世界兩個小時之後，摩頓森終於感受到了幾個月來難得的快樂，單單把手放在兒子頭上，他就能感到滿足的電流湧向自己。在女兒的幼兒園上“秀寶貝、講故事”課時，摩頓森把兒子用毛毯包起來，帶到她的教室，讓阿蜜拉跟班上同學介紹她的小弟弟。
小開伯爾被父親像抱橄欖球一樣捧着，阿蜜拉興奮地向全班介紹弟弟神奇的小小手指和腳指頭。
“他這麼小，又皺皺的。”一個扎着辮子的金髮女孩兒說，“這麼小的嬰兒會長得和我們一樣大嗎?”
“印沙安拉(如果安拉願意)。”摩頓森說。
“什麼?”
“我希望如此，親愛的。”摩頓森告訴她，“我當然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