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平衡
看似生與死間的對立，已被砍斷。不要攻擊或刺戮或逃逸，不再有限制或被限制。一切都融入燦爛無垠的自由中。
——《格薩爾王傳》
一輛樣子奇怪的小型車停在摩頓森家的車道上，濺滿泥巴的車體幾乎看不出底漆的顏色。特製車牌上寫着“嬰兒捕手”。摩頓森走進舒服的家裏，驚喜地發現這間寧靜的老房子竟然屬於自己，每當回家時這種感覺都要出現一次。他把從市場買來的東西放在廚房的桌子上，裏頭有一堆塔拉想吃的東西，新鮮水果，還有三四種不同口味的哈根達斯雪糕。然後轉身上樓找妻子。
她在樓上的小卧房裏，一位身材高大的婦女在身旁陪着。“親愛的，蘿貝塔在這裏。”塔拉卧在床上對摩頓森說。
摩頓森印象中嬌小的妻子，現在像顆過熟的水果一樣大了好幾號。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三個月，才回到波茲曼一個星期，現在還沒有完全適應。他對坐在床邊的助產士點點頭：“嗨。”
“你好。”蘿貝塔有點兒蒙大拿口音。她對塔拉說：“我會向他解釋的。”接着又轉向摩頓森：“我們剛才在討論要在哪裏生產，塔拉說她希望就在這裏，這張床上，迎接你們的寶貝女兒，我也同意。這個房間有種平靜的力量。”
“我沒意見。”摩頓森握住塔拉的手。他說的是實話，做過護士的摩頓森很高興讓妻子儘可能遠離醫院。蘿貝塔給了他們電話號碼，要他們在陣痛開始時立即打電話給她——無論幾點鐘。
接下來的幾天裏，摩頓森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塔拉身邊，弄得塔拉有點兒煩了，最後只好叫他到外頭散步去，她才能好好睡午覺。經歷過瓦濟里斯坦的事，波茲曼的秋色美得讓摩頓森覺得如同置身幻境。他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兩旁是迷人的樹林，公園裏還有大學生在跟狗兒玩飛盤，這是他八天囚禁生活的最好解毒劑。摩頓森被安全送回白沙瓦旅館，口袋裏塞滿了瓦濟里人捐的盧比鈔票，總數接近四百美元。他帶着塔拉的照片去了電信局，一邊看照片，一邊撥電話給妻子。因為時差的關係，美國這時正是午夜時分。塔拉還醒着。
“嗨，親愛的，我沒事兒。”電話里都是雜音。
“你在哪兒?發生了什麼事?”
“我被關了幾天。”
“什麼意思，你被誰關起來了，被政府嗎?”塔拉緊繃的聲音中充滿了恐懼。
“很難解釋。”他不想讓妻子更擔心，“不過我就要回家了，再過幾天就能看到你了。”在轉了三班飛機的漫長航程中，他不停地把塔拉的照片從皮夾中拿出來，久久凝視着她，讓她的面容撫平他受創的心靈。
在蒙大拿的塔拉也從擔憂中恢復過來。“頭幾天沒有葛瑞格的消息時，我想，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一忙起來就忘了時間。但是他足足消失了一個多星期，把我急得不行。我不斷跟母親說，想打電話到國務院去，葛瑞格身處封閉的地區，要是他出了什麼事，很可能演化成國際事件。我覺得自己非常脆弱孤單，人又懷孕了，所有你能想到的驚慌和恐懼，我當時大概都經歷過了。他終於打來電話時，我已經開始強迫自己為他不幸遇難的消息做心理準備了。”
1996年9月13日早上7點，距他們在費爾蒙飯店邂逅剛好一年，塔拉的第一次陣痛開始了。
7點12分，阿蜜拉·伊蓮娜·摩頓森降生了。“阿蜜拉”在波斯語裏是“女性領袖”的意思；而“伊蓮娜”則是乞力馬扎羅山區的部落語，意思是“神的禮物”，這也是為了紀念摩頓森鍾愛的小妹克莉絲塔·伊蓮娜·摩頓森。
助產士離開后，摩頓森側卧在床上，緊緊擁抱着妻子和女兒。他把哈吉·阿里給他的七彩“托馬爾”掛在女兒的脖子上，然後笨拙地試着打開這輩子的第一瓶香檳。
“我開吧。”塔拉在一旁看得直笑，把女兒遞給摩頓森，接過香檳。橡木塞“砰”地一聲跳開，摩頓森的大手輕輕蓋在女兒柔軟的小頭上，心中滿溢着幸福，滿到讓他熱淚盈眶。那間充滿煤油味兒的囚室，和這一刻幸福舒適的卧房，還有門外林木扶疏的街道，這一切，竟然都屬於同一個世界。
“怎麼了?”塔拉問。
“噓„„”摩頓森伸手撫平妻子皺起的眉頭，然後接過一杯香檳。“噓„„”
從西雅圖打來的一個電話，彷彿驗證了那句話——“有生必有滅”。吉恩·霍爾尼想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科爾飛學校完工的照片。摩頓森告訴他自己被綁架的經歷，說打算再多待幾個星期，好好認識一下自己的女兒，然後再回巴基斯坦。
霍爾尼對學校建設進度十分不滿，顯得毫無耐心，摩頓森忍不住問他究竟為什麼如此心煩。霍爾尼一開始還怒氣沖沖，最後終於透露他患了骨髓纖維化症——一種致命的白血病，醫生說他最多只能再活幾個月。
“我必須在死前看到學校的照片。”霍爾尼說，“答應我，儘快把照片帶給我看。”
“我答應你。”摩頓森的喉頭哽住了，他為這位壞脾氣的老人悲傷。這位特立獨行的老人，把如此之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他必須全力以赴。
為了信守對霍爾尼的承諾，摩頓森只和家人相處了幾個星期，就匆忙趕回巴基斯坦。那年秋天科爾飛天氣很好，但氣溫卻反常的低。寒冷讓村民們早早就離開屋頂，躲進屋裏烤火取暖。他跟村民一樣在夏瓦兒外面裹上毯子，爬上山頂，把學校最後的屋樑部分蓋好。摩頓森緊張地仰望天空中的陰雲，擔心一下雪，所有工作又得擱置了。
塔瓦哈清楚記得，摩頓森的適應能力讓他非常驚訝。“在燒氂牛糞的屋子裏和牲畜睡在一起，我們都很擔心葛瑞格醫生生病，但他好像沒注意到這些事情。”塔瓦哈說，“他和別的美國人歐洲人都不一樣。他對食物和環境完全沒有要求，我母親煮的任何食物他都吃，跟我們一起睡在煙氣熏天的房子裏。葛瑞格醫生很有禮貌，而且從來沒說過一句謊話，我父母親和我都非常愛他。”
一天晚上，摩頓森把被綁架的經過告訴了哈吉·阿里。村長剛剛吃完晚飯，塞了幾口煙草，一聽之下立刻把嚼了一半的煙草吐進火里。
“你竟然一個人去!”哈吉·阿里責怪摩頓森，“事先也不尋求村莊領袖的款待!就算你再不聽我的話，下面這句也必須記住：永遠不要再孤身一人在巴基斯坦活動，你答應我!”
“我答應。”摩頓森說。老人們要他信守的沉重承諾，現在又多了一個。
哈吉·阿里又撕了一塊新的煙草塞進嘴裏，一邊嚼着，一邊沉思。“你下一所學校要蓋在哪裏?”他問道。
“我想到胡歇艾河谷去。”摩頓森說，
“拜訪一些村子，然後看看誰„„”
“我能不能再給你一個建議?”哈吉·阿里打斷了他。
“當然。”
“為什麼你不把這件事交給我們?我來開個會，請布勞渡河流域各村的代表參加，看看哪些村莊願意捐地出力蓋學校。這樣的話，你就用不着像只沒頭緒的烏鴉一樣，在布勞渡河到處亂飛，這裏找找，那裏吃吃。”哈吉·阿里笑着說。
“不識字的巴爾蒂老人，就這樣又給我這個西方人上了一課，教我怎樣開發他們的‘落後’地區。”摩頓森回憶，“自此之後，制訂任何建校計劃前，我都牢記着哈吉·阿里的忠告，慢慢擴展範圍。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一條河谷到另一條河谷，從我們已經建立關係的地方開始，而不是像玩跳房子遊戲一樣，到完全沒有基礎的地方去，比如瓦濟里斯坦。”
還不到十二月中旬，科爾飛學校里所有的窗戶都已經裝好了，四間教室也各自安裝了黑板，只要再把屋頂的波浪形鋁板固定好就算是完工了。鋁板的邊緣十分銳利，如果不固定好，就會被峽谷中的強風吹飛，變成傷人的利刃。摩頓森隨身帶着急救箱，已經治療了好幾位被鋁板划傷的村民。有一次，一名工人伊卜拉欣把摩頓森從屋頂上叫下來。看着他急匆匆的神色，摩頓森趕忙在他身上尋找傷口，結果伊卜拉欣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自己家裏帶。“是我太太，醫生先生。”他緊張地說，
“她生孩子的情況不好。”伊卜拉欣經營着村裡唯一的商店，賣些茶、肥皂、香煙等生活必需品，房間寬敞。在起居室後面的羊棚里，伊卜拉欣的妻子蘿奇雅躺在草堆里，周圍圍着慌亂的家人們和咩咩亂叫的山羊。他們告訴摩頓森，她自從兩天前生下了一個女兒后，一直沒有復原。
“屋裏的惡臭味兒讓人難以忍受。”摩頓森回憶。油燈下，蘿奇雅躺在血跡斑斑的乾草堆上，已經奄奄一息。摩頓森徵得伊卜拉欣的同意后，量了她的脈搏，情況令人擔心。“蘿奇雅的臉色慘白，已經沒有了意識。”摩頓森說，“生完孩子后，她的胎盤沒有跟着排出來，隨時可能因為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蘿奇雅的姐姐抱着嬰兒，悲傷地站在一旁，摩頓森這才發現孩子也同樣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家人認為蘿奇雅是中了毒，所以沒讓母親給孩子餵奶。
“喂母乳會刺激子宮收縮，幫助胎盤排出。”摩頓森說，“所以我堅持讓母親餵奶，還給她打了一針抗生素預防休克。”一整天下來，雖然孩子的體力開始恢復，狀況好轉，但蘿奇雅仍然躺在稻草上，隨着意識的慢慢恢復而痛苦地呻吟着。
“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摩頓森說，“但是我很擔心伊卜拉欣的反應。”摩頓森把伊卜拉欣拉到一旁。伊卜拉欣是科爾飛村與外面世界接觸最多的人之一，他留着長發，臉也颳得很乾凈，這都是模仿那些雇他做協作的登山者；不過，他畢竟是個巴爾蒂人。摩頓森小聲解釋，自己必須把手伸到他妻子體內，把那些讓她生病的東西清出來。
伊卜拉欣拍了拍摩頓森的肩膀，請他不要顧慮，做他認為必須做的事。於是，伊卜拉欣提着煤油燈，摩頓森用熱水洗過手，就把手伸進蘿奇雅的子宮裏，把剝落的胎盤拉了出來。第二天，摩頓森從學校屋頂上看見蘿奇雅已經出門了，懷裏抱着健康的女嬰，溫柔地輕輕呢喃。“我很高興自己能幫助伊卜拉欣的家人。”摩頓森說，“對一個巴爾蒂人來說，要讓一個外國人、一個異教徒，和自己的妻子發生這麼私密的接觸，需要相當深的信任。我不知道自己有何德何能，讓他們這麼信任我。”從那天開始，每當摩頓森路過，村裏的婦女們都會伸手在空中畫圈，表達對他的祝福。
1996年12月10日，葛瑞格·摩頓森同塔瓦哈、侯賽因和幫忙蓋學校的村民們一起，蹲在科爾飛學校的屋頂上，敲進了最後一根釘子。那一季的初雪飄落在他凍紅的粗糙的手上。站在院子裏的哈吉·阿里開心地看着大家的成就。“我請求全能的安拉讓雪晚一點兒來，等你們完工後再來。”他笑着說，“智慧無限的安拉聽見了我們的祈禱。現在下來喝些茶吧!”那天晚上，在屋子中央的大廳里，哈吉·阿里打開上鎖的櫥櫃，把摩頓森的水平儀、鉛垂線和筆記本還給他，還加上一本賬簿。摩頓森翻着賬簿，驚訝地發現裏面整齊地記載着所有費用，一頁又一頁，讓他可以驕傲地拿給霍爾尼看。
“村裡仔細記載了花在學校上的每一塊盧比，把每塊磚、每根釘子、每條木板的費用，以及付給工人的每一筆薪資，全都寫得清清楚楚。他們用的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舊式記賬方式。”摩頓森說，“他們做賬比我做的好太多了。”
吉普車沿着布勞渡河谷，穿越暴風雪，朝着斯卡都、伊斯蘭堡和摩頓森家鄉的方向艱難行駛。喀喇崑崙山脈的冬天已經來了。年長的司機一隻眼睛患有白內障，因為沒有雨刷，他每隔幾分鐘就得下車清理擋風玻璃上的冰霜。道路在高高的岩架上蜿蜒盤曲，周圍都是茫茫的雪霧，看不見下面深深的河谷。每次司機放開方向盤，高舉雙手祈禱安拉讓他們挨過這場暴風雪，乘客們都只能抱在一起尋求慰藉。
側風的時速高達八十公里，捲起的雪片完全遮擋住了視線。摩頓森的大手緊握着方向盤，努力不讓沃爾沃汽車拐出路面。從波茲曼開往霍爾尼就醫的愛達荷海利鎮醫院，原本不到七個小時的路程。他們是在十二個小時之前出發的，那時候波茲曼的樹梢上只掛了零星的雪花。而此時已是晚上十點鐘了，在狂暴的風雪中，他們距離目的地還有一百多公里。
摩頓森從後視鏡中瞥了一眼後座上的嬰兒椅，阿蜜拉正甜甜地睡着。摩頓森忍不住想，自己可以接受在巴爾蒂斯坦的暴風雪中行車的危險，但在這樣的風雪中把妻女一起拖來，只為了給一位垂死的老人送照片，真是不可原諒，特別是他們離塔拉父親車禍身亡的地點只有幾公里路程。
在“月形坑國家自然保護區”的路標旁邊，摩頓森終於看清了路肩，把沃爾沃開下公路，車尾對着風雪來向停在路旁，準備等能見度好一些再上路。由於出門時太過匆忙，他忘了給散熱器加防凍劑，所以不敢熄火，擔心熄火後車子沒法發動。整整兩個小時，摩頓森一邊看着塔拉和阿蜜拉熟睡，一邊盯着慢慢下降的油表讀數，直到暴風雪終於平息下來，才繼續趕路。
先把妻子和女兒送到霍爾尼在海利鎮的家中，然後摩頓森直奔布萊恩郡立醫學中心。這家醫院的職能主要是救治附近太陽谷滑雪度假村的骨科傷號，所以只有八間病房。今年的滑雪季節才剛開始，有七間病房都還空着。為了不吵醒打瞌睡的夜班護士，摩頓森躡手躡腳走過前台，朝右邊亮着燈的走廊拐去。
時間是凌晨兩點，霍爾尼坐在床上。
“你又遲到了。”霍爾尼說。
摩頓森被霍爾尼病情惡化的速度嚇了一跳，差點退回走廊。霍爾尼原本瘦削的臉頰現在瘦可見骨，彷彿一具會移動的骷髏。
“你感覺怎麼樣?”摩頓森走上前，把手放在霍爾尼肩膀上。
“你究竟有沒有把那該死的照片帶來?”霍爾尼問。
摩頓森把背包放在床邊，小心着不去碰霍爾尼脆弱的雙腳，一年前這雙腳還硬朗有力，帶着老人徒步繞岡仁波齊神山轉了一圈。他把一個信封放在老人粗糙的雙手裏。霍爾尼拆開信封，用顫抖的雙手拿出摩頓森在波茲曼沖洗的十英寸照片，那是他在離開科爾飛的那天早上拍攝的。“好極了!”對着照片中結實的奶油色建築，還有剛刷上的深紅色裝飾，霍爾尼連連點着頭，用手指一一數着高高矮矮的學生。總共有七十名，他們即將在這棟建築物里開始正式的學業。霍爾尼按鈴讓夜班護士立即過來。她來到走廊上，霍爾尼要她去找鎚子和釘子。“做什麼，親愛的?”她睡眼惺忪地問。
“把我在巴基斯坦蓋的學校照片掛起來。”
“這恐怕不行。”她用職業性的溫柔語氣說，“規定不允許。”
“別逼我把這整間醫院都買下來!”霍爾尼吼着，坐直了身體，威脅護士立刻採取行動，“把該死的鎚子給我拿來!”過了一會兒護士回來了，手裏拿着個訂書機。“這是我能找到的最趁手的東西了。”
“把牆上掛的東西摘下來，把這個釘上去。”霍爾尼發號施令。摩頓森摘下牆上畫著兩隻小貓和一團毛線的水彩圖，把釘子撬松，再用訂書機當鎚子，把科爾飛學校的照片釘好。他每敲一下，牆上的水泥就被震落一些。
他回到霍爾尼床邊，發現老人正彎着身子打電話，要接線生幫他撥一個到瑞士的國際長途。“喂，”霍爾尼對着在日內瓦的一位兒時好友說，“是我，吉恩·霍爾尼。我在喀喇昆崙山區蓋了一所學校。”他的聲音充滿了自豪，“你過去五十年裏又幹了什麼事?”
霍爾尼在瑞士和太陽谷都有住所，但是他選擇在西雅圖度過最後時光。聖誕節還沒到，他就搬進了西雅圖皮爾山山頂的維吉尼亞·梅森醫院。天氣好的時候，他可以從私人病房裏眺望艾略特灣和奧林匹克半島，但因為健康情況急轉直下，大部分時間他都只能逐條審視病床．匕的法律文件。
“霍爾尼在世的最後一個星期都用來修改他的遺囑。”摩頓森說，“只要他生一個人的氣，就掏出簽字筆，把那人的名字從遺囑里刪掉。然後他會打電話給律師，不管是清晨還是黑夜，務必剝奪那個被他劃掉的人的繼承權。”
這是摩頓森最後一次做夜班護士。他把家人留在蒙大拿，自己二十四小時陪在霍爾尼身邊，幫他洗澡更衣，調整導尿管。他很欣慰自己有能力讓霍爾尼最後的日子過得舒服一點。摩頓森又洗了一張十英寸的科爾飛學校照片，掛在病床對面。他把上一趟旅行時霍爾尼給他的攝影機接到電視上，播放科爾飛村民生活的視頻。
“霍爾尼走得並不平靜，他對自己即將死亡的事實感到憤怒。”但每當老人躺在床上握着摩頓森的手，看着科爾飛的孩子們用不完美的英文學唱：“瑪莉，瑪莉，有隻，有隻，小小羊，小小羊„„”他的憤怒就消失了。
霍爾尼用出人意料的力氣緊握着摩頓森的手。“他告訴我，他愛我就像愛自己的兒子。”摩頓森說，“他的呼吸帶着人死前會有的那種甜酮氣味，我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
“吉恩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科學成就。”他的遺孀珍妮弗·威爾森說，“但是我覺得，他對學校的在乎程度，絕不亞於他的科學成就。他覺得自己真的給這個世界留下了點東西。”霍爾尼的確希望中亞協會能夠長久發展，所以在他入院前，又捐了一百萬美元給協會。
1997年新年，摩頓森從醫院的自助餐廳回到病房時，發現霍爾尼穿着羊毛衫和長褲，正試圖把手上的點滴管扯下來。“我必須回家幾個小時。”他說，“幫我叫輛出租車。”
摩頓森說服嚇傻了的值班醫生把病人交給他照顧，然後叫了一輛林肯轎車，載他們回霍爾尼在華盛頓湖畔的豪華公寓。霍爾尼虛弱得連話筒都握不住，只好翻開一本真皮的通訊簿，讓摩頓森打電話給花店，送花給幾位失去聯繫很久的朋友。
“好。”訂完最後一束花，霍爾尼說，
“現在我可以死了。帶我回醫院吧。”
1997年1月12日，這位一手創立了現代晶片產業和中亞協會的夢想家，結束了他漫長多彩的一生。2月，追悼儀式在史丹福大學禮拜堂舉行，葛瑞格．摩頓森買了他這輩子的第一套好西裝，向霍爾尼的親友和生前的同事們致悼詞。
“吉恩·霍爾尼的遠見，給我們帶來了21世紀最先進的技術。”摩頓森對哀悼的人群說，“他不僅能洞悉未來，更能穿越歷史，去幫助幾百年來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