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六天

心中有燭火，期待被點燃。

心中有虛空，期待被填滿。

你感覺到了，不是嗎?

——魯米

在阿塔貝茨醫療中心燒傷部門，監控屏幕上一排紅紅綠綠的信號燈正閃爍着。凌晨四點，摩頓森在護士台前筋疲力盡，無論怎麼調整坐姿，都無法在比他身材小一號的塑料椅上找到舒服的位置。自打他把百利甜酒丟進汽車旅館垃圾桶的那一晚，他一直感覺有一種情緒的缺失，那就是——幸福。

稍早，摩頓森給一個12歲的孩子雙手塗滿抗生素藥膏，包紮好，因為繼父把他的兩隻手壓在了爐子上。值得慶幸的是，孩子的復原情況良好。除此之外，今晚算是相當平靜。摩頓森心想，用不着跨越半個地球，在這裏自己一樣能夠幫助別人。只不過每個值班的夜晚，在銀行賬號存進的每一分錢，都讓他離回科爾飛建學校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回美國后，他依然分租杜得辛思基的房間，所以他很願意在人員稀少的病房中享受逃離煙臭和伏特加酒氣的平靜夜晚。摩頓森身上小一號的蔓越橘色手術服，看上去就像件睡衣，昏暗的燈光也讓他昏昏欲睡，但椅子卻總那麼不舒服。

值完班，摩頓森快虛脫了，掙扎着走回家。咬了幾口從甜甜圈快餐店買的糖霜點心，再啜口黑咖啡，柏克萊山後方的黑色天空已開始泛藍。摩頓森家門前，一輛黑色的紳寶汽車停在杜得辛思基的卡車前面，累得躺在駕駛座的不是別人，正是瑪琳娜•維拉德。她的臉埋在一頭黑髮下面，只露出了嘴唇。摩頓森把指頭上的糖霜舔乾淨，打開了車門。

瑪琳娜醒了過來，坐直身子，雙手抱胸。“你沒接電話。”她說。

“我在工作。”

“我留了好多留言。”她說，“你可以把它們刪掉。”

“你在這裏做什麼?”摩頓森問。

“看到我你難道不開心嗎?”

摩頓森真的沒什麼感覺，不過還是得表現出紳士風度。

“當然。你好嗎?”

“說實話，不太好。”她放下遮光板，端詳着鏡子裏的自己，開始塗口紅。

“你和馬利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是個錯誤。”她回答。

摩頓森不知道該把手放在哪裏，只好把咖啡放上車頂，讓手僵硬地垂在身旁。

“我想你。”瑪琳娜說著，把座位旁邊的拉杆一拉，豎直椅背，彈起的椅背撞到了她的後腦勺。“喔，你想不想我?”

摩頓森頓時感到一股比黑咖啡強勁百倍的力量在體內狂奔起來。瑪琳娜就這樣出現了，經過了這一切，她卻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他想起杜得辛思基滿是灰塵的地板，想起那許多個不眠的夜晚，他痛捶着睡袋奮力驅趕腦海中關於瑪琳娜的記憶，似乎只有那樣才能讓他的痛苦減輕，得以入睡。

“思念的門已經關上了。”他關上瑪琳娜•維拉德的車門，爬上樓走進煙臭熏天、酒氣四溢的房間，倒頭大睡。

布勞渡河上的橋已經建好，建學校的材料(常嘎吉在庫存清單上籤了名)很快就會變成真正的學校。摩頓森覺得自己並不是“躲”在杜得辛思基的房子裏，而是為了省錢，為了早日攢夠錢回到巴基斯坦完成任務。他開始跟所有與喀喇昆崙山有關的人開心地談論這件事。

摩頓森打了個電話給吉恩•霍爾尼，隨即收到一張去西雅圖的機票。霍爾尼囑咐他務必帶上橋的照片。在霍爾尼那間可以眺望整個華盛頓湖和遠處喀斯開山脈的豪華公寓裏，摩頓森終於見到了電話中聽起來很兇的人。物理學家其實身材很瘦小，留着小鬍子，黑眼睛透過大號眼鏡片端詳着摩頓森。雖然他已經70歲了，但仍有着登山家的硬朗。“我一開始很怕霍爾尼，”摩頓森回憶說，“他的壞脾氣是出了名的，不過他對我真的很友好。”摩頓森打開背包，兩人坐在桌邊研究着照片和建築圖紙，深奶油色的地毯上鋪滿了地圖。霍爾尼曾經兩次徒步到過喬戈里峰大本營，他興奮地跟摩頓森討論所有像科爾飛一樣在地圖上沒有標識的小村落，又用黑色簽字筆在地圖上標上了一個小記號——那座橫跨布勞渡河上游的新橋。

“我丈夫立刻喜歡上了葛瑞格。”霍爾尼的遺孀，後來成為“中亞協會”理事的珍妮弗•威爾森回憶道，“他很欣賞葛瑞格的憨直和傻勁兒，欣賞他能獨自堅持做這些事。我丈夫是個創業家，所以他尊敬那些不畏艱難，努力工作的人。他一讀到葛瑞格的故事，就跟我說：‘美國人只會關心佛教徒，不理穆斯林；這小子不可能找到贊助，我得去做這件事才行。”’

“我丈夫這輩子成就顯赫，”珍妮弗•威爾森說，“但在科爾飛建學校帶給他的興奮，一點兒也不亞於科學工作給他帶來的成就感，他覺得自己和那片土地很親，很有緣分。葛瑞格離開后，他跟我說：‘我想這個年輕人完成這項工作的幾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他成功了，會有更多人幫助他。”’

回到三藩市灣區后，摩頓森打了個電話問候喬治•麥克考恩，談及那段把他們在地球另一端連在一起的奇妙緣分，兩人都嗟嘆不已。麥克考恩邀請摩頓森參加美國喜馬拉雅基金會在九月初舉辦的活動，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也將應邀致辭。摩頓森高興應允。

1995年9月13日，星期三。摩頓森穿着父親留下的棕色羊毛運動外套、卡其長褲和舊徒步鞋(連襪子都沒穿)，抵達了三藩市費爾蒙飯店。豪華的費爾蒙飯店位於貴族山，是所有纜車路線彙集之處，對那個夜晚而言——自此摩頓森生命中的許多條線索緊緊綁在一起——這個飯店的位置再合適不過了。

1945年，全球四十個國家的外交官在費爾蒙飯店會談，起草聯合國憲章；五十年後，在金碧輝煌的威尼斯宴會廳里，美國喜馬拉雅基金會年度募款宴會也同樣展現了文化的多元。穿着西裝的斯文的創投家和基金經理們擠在吧枱，身旁緊挨着奇裝異服、坐立不安的登山者；穿着黑絲絨禮服的三藩市名媛們，則被紳士們的笑話逗得咯咯笑。摩頓森一進大廳，便彎下身子讓接待人員給戴上白絲哈達，每位來賓都有一條。他站直身，手指玩繞着哈達，淹沒在熱烈談話的聲浪中，同時努力想搞清楚宴會廳的方向。大廳里到處都是美國喜馬拉雅基金會的會員，這不是屬於摩頓森的世界，他覺得自己就像個邊緣人。就在此時，他看見喬治•麥克考恩站在吧枱旁，正一邊向他招手，一邊彎身聆聽身旁的矮瘦男士說話——那人正是吉恩•霍爾尼。摩頓森走了過去，擁抱兩位紳士。

“我正在跟麥克考恩說，他得給你一些經費。”霍爾尼說。

“嗯，如果省着用，我現有的錢應該足夠把學校蓋好。”摩頓森說。

“不是蓋學校的錢，”霍爾尼說，“是給你的錢。學校蓋好之前，你打算靠什麼過活?”

“兩萬美金如何?”麥克考恩問。

摩頓森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感覺血液直衝腦門。

“我是不是該把你的反應當做同意呢?”

“給他拿杯酒來，”霍爾尼咧嘴笑着說，“我想葛瑞格快昏倒了。”

晚餐時，同桌一位穿戴考究的攝影記者非常驚訝，在這種正式晚宴上摩頓森居然光着腳踝，於是在飯店的禮品店幫他買了雙襪子。除此之外，摩頓森對那天晚餐的萊式印象全無，只記得自己傻傻地坐在那吃飯，詫異自己的財務問題竟然就這樣輕鬆解決了。

不過晚餐之後，聆聽他心目中的英雄希拉里爵士演講，則讓他永生難忘。希拉里爵士步履蹣跚地走上舞台，平凡得就像是個養蜂人——那正是他以前的工作——而不太像是受英國女皇封爵的名流。爵士稀疏的亂髮下是一雙濃眉，還有一口不太整齊的牙齒。這位新西蘭最負盛名的75歲公民肚子微凸，看起來很難再大步登上八千米級別的高峰。但在這場喜馬拉雅狂熱愛好者的集會上，他絕對是人間珍寶。

希拉里首先放映他在1953年攀登珠峰的幻燈片，那時他是時代的先驅。影像帶着早期柯達膠片特有的不真實的明亮色調，皮膚曬得黝黑、眯着眼的年輕希拉里，永遠保存在膠片中。希拉里謙虛地說，當時有不少人可能勝過他和丹增•諾爾蓋，成為首次成功挑戰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者。“我只不過是個能力普通但很熱情的登山者，頂多也只是個願意努力而且堅持夢想有決心的人。”他告訴台下安靜的觀眾：“我是個平凡人，是媒體把我塑造成英雄的。不過這些年我學到一件事，只要你自己不相信那些關於你的鬼扯，倒也沒什麼壞處。”

珠穆朗瑪峰幻燈片放過之後，希拉里的目光停留在另一組幻燈片上，那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高大的西方人和瘦小的夏爾巴人一起在尼泊爾興建學校和醫院。其中一張展示了1961年他的第一項慈善計劃，即建立一所有三間教室的學校。照片中的他沒穿上衣、手上拿着鐵鎚，正貓步走在房梁

上。征服世界屋脊后的四十年間，希拉里並沒有靠着名聲享福，反而經常回到珠穆朗瑪峰地區，和弟弟瑞克斯一起建造了二十七所學校，十二間診所，還有兩個航空基地——這樣補給品就更容易送達尼泊爾的孔布地區。

摩頓森激動得坐不住了，他跟同桌的賓客致歉后離席，走到大廳後頭，一邊聽着希拉里的演說一邊來回踱步，心中被兩種急切的渴望拉扯着：既不願錯過爵士講的任何一個字，又想立刻跳上飛機回到科爾飛展開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別人永遠記得我，”摩頓森聽到希拉里爵士說，“攀登珠穆朗瑪峰已經讓我心滿意足了。但我覺得更有價值的事是在那裏建設學校和診所，那些工作帶給我的快樂遠遠多於在山上留下的足跡。”

摩頓森感覺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轉過頭，一位身着黑色裙裝的美麗女子正對着他微笑。她一頭紅色短髮，摩頓森覺得很面熟，卻想不起曾經在哪裏見過。

“我知道葛瑞格這個人，”塔拉•畢夏後來說，“我聽說過他想做的事，而且他笑起來很好看，所以我可以算是故意偷偷接近他。”兩個人天南海北地聊了起來，從一個話題到另一個共同的興趣，從那一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為了不打擾其他聽講的賓客，兩個人的頭靠得很近，在彼此耳邊細語着。

“葛瑞格發誓說我把頭都靠在他肩膀上了，”塔拉說，“我不記得了，不過是有這種可能，因為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我記得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的手看，覺得他的手很大很強壯，讓人很想握住。”

塔拉的父親貝瑞•畢夏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他研究了好友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提供的照片，選擇好登頂路線，在1963年5月22日登上了珠穆朗瑪峰。畢夏為《國家地理雜誌》雜誌記錄了這趟累死人的攀登過程：“當我們終於登上峰頂，然後頹然倒下，我們會怎麼做?”他寫道，“我們痛哭流淚。所有的壓抑一掃而空，我們像嬰兒般大哭，帶着登上最偉大山峰的狂喜，也帶着漫長攀爬的苦刑終於結束后的解脫。”

不過，他放鬆得太早了。下山時，畢夏差點兒一路滑墜到山對面的中國西藏。他險些用完氧氣，也險些跌進冰縫，嚴重的凍傷使他不得不由夏爾巴人接力背下山，送到南治巴札村，再用救援直升機轉送到加德滿都的醫院。遠征任務結束時，畢夏失去了小指第一指節以及所有的腳趾，這場意外讓他對登上珠峰的先驅更加敬佩。

“在醫院的寧靜之中，我思索着此行的教訓：珠穆朗瑪峰是個嚴酷惡劣的巨神，不管誰想挑戰它，都是在向它宣戰。登山者必須用對抗敵人般的戰術，無情地對珠穆朗瑪峰展開攻勢，但在戰爭結束后你還是無法征服這座山，因為不會有真正的勝利者，只有倖存者。”

貝瑞•畢夏回到位於華盛頓的家，總統甘迺迪在白宮玫瑰園為他和隊員們舉辦了英雄般的歡迎盛會。1968年，畢夏與妻子麗拉、兒子布倫特、女兒塔拉坐上露營車，從阿姆斯特丹一路開到加德滿都。畢夏完成古代商貿路線的博士論文研究后，他們一家搬到尼泊爾西部的久姆拉住了兩年。喬治•夏勒每次到尼泊爾研究瀕危的野生動植物時，總會到他們家做客。

後來畢夏平安遷回華盛頓特區，在那裏擔任美國國家地理研究及探險委員會主席。塔拉還記得他們住在華盛頓時，父親的好友埃德蒙•希拉里常來做客，兩位登山老將常常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一邊喝着啤酒一邊聊着珠峰，然後把租來的一大堆錄像帶看完(兩人都酷愛看西部老片)。1994年，畢夏和妻子又平安搬到蒙大拿州的波茲曼，在地下室建造了全世界最好的私人登山圖書館。

然而畢夏卻沒能平安躲過那場致命的車禍。就在這一年，他攜妻子麗拉開車到三藩市，應邀在美國喜馬拉雅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上做演講。在愛達荷州波卡特洛時，他駕駛的福特“探索者”吉普車以135公里的時速突然衝出車道，翻滾了四次，撞上沙渠才停了下來。塔拉的母親系了安全帶，只受了輕傷，畢夏卻因沒系安全帶，頭部受重創而過世。

塔拉•畢夏發現自己在昏暗的宴會廳里，對這位素不相識的男人講述了整個經過：父親車上載着她幼年的畫作和日記，準備到三藩市時帶給她。途經現場的陌生人把這些四散在高速公路上的珍貴紀念物拾起來，再交還給她。她和弟弟布倫特趕到現場，在路旁的矮樹上掛起經幡，然後把父親生前最愛的孟買琴酒灑在依然血跡斑斑的沙地上。“奇妙的是，我跟葛瑞格講這些事，覺得很輕鬆自在。”塔拉說，“將心事傾訴給葛瑞格聽，是父親過世后我感覺最自在的時候。”

當威尼斯宴會廳的燈光亮起，湯尼•班奈特再度唱起他的招牌歌曲《我的心遺留在三藩市》，摩頓森發現自己的心已被這位剛認識的女子牽動。

“塔拉那時一直穿着高跟鞋，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那種鞋，”摩頓森回憶說，“晚宴快結束時，她的腳又累又痛，於是換了雙野戰靴。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我整個人都被她迷住了，覺得自己就像初涉情海的小夥子。看見她穿着小巧的黑色裙裝和大大的靴子，我確定她就是我在找的女人。”

他們一起向希拉里爵士致敬。“遇見塔拉，比和我多年的偶像說話還讓我興奮。”摩頓森把塔拉介紹給吉恩•霍爾尼博士和喬治•麥克考恩后，兩人混在人群里走出了大廳。

“塔拉知道我沒車，所以主動提議送我回家。”摩頓森說，“其實我已經安排好了搭朋友的便車回家，然後我就假裝沒這事兒，把朋友打發走，爭取多和她相處一會兒。”摩頓森抵達費爾蒙飯店時，還一文不名，孤單寂寞，但當他離開飯店時，不僅有了資金方面的保證，手裏還牽着他未來的妻子。塔拉的灰色沃爾沃汽車在三藩市金融區穿行，然後融進101號公路上擁擠的車流，跨過海灣大橋。摩頓森娓娓敘說著自己的故事：在非洲摩西的童年，胡椒樹，父親的醫院和母親的學校，克莉絲塔的離去以及父親的逝世。兩人遠離三藩市海灣的黑水，像是被未知的群星召喚一般，直朝奧克蘭山的燈火前進。摩頓森講述着一個個故事，就像搭起一座座橋樑，將兩個人的生命聯結在一起。車停在了杜得辛思基的公寓門前。“我很想邀你上去，”摩頓森說，“不過那裏頭是個噩夢。”所以他們坐在車上又聊了兩個小時，談巴基斯坦，談他在科爾飛建學校遇到的困難，談塔拉的弟弟布倫特——他正計劃籌組一支珠峰登山隊。

“當時在車上，坐在他旁邊，我心裏有個很清楚的想法。”塔拉•畢夏說，“那時候我們還沒怎麼接觸過，但我心裏有個聲音說，這輩子我都要和這個人在一起。那是一種非常平靜、非常美好的感覺。”

“你介不介意我綁架你?”她說。塔拉的住所是間車庫改裝的套房，位於迷人的奧克蘭洛克威治區。在小套房裏，塔拉倒了兩杯酒，給了摩頓森一個長長的吻。她的西藏小獵犬“扎西”在他們腳下鑽來鑽去，對着陌生的摩頓森亂叫一氣。

“歡迎進入我的生活。”塔拉直起身，注視着摩頓森的雙眼。

“歡迎進入我的內心。”摩頓森回應着，把她擁人自己的懷抱。

第二天是星期四，一大早，兩人把車開回海灣大橋，前往三藩市國際機場。之前摩頓森已經訂了周日飛往巴基斯坦的班機，但兩人在票務櫃枱把相戀的故事給票務人員講了一遍，結果成功地把機票往後延了一周，省了一筆更改航班的罰款。

塔拉當時正攻讀加州專業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學位，打算將來做一名臨床心理學家。由於課程全部修完了，她大部分時間很自由，摩頓森也沒有醫院的值班，所以離開三藩市前兩人幾乎時刻都黏在一起，沉醉在幸福之中。他們開着塔拉的舊沃爾沃車，向南三個小時到了聖塔克魯茲，住進摩頓森親戚在海邊的家裏。

“葛瑞格真的很神奇。”塔拉說，“當我們分享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時候，彼此都是那麼自在。我之前有過幾段不愉快的感情，和他在一起后才了解到，‘啊，跟一個對路的人在一起原來是這樣的!”’

那個星期天，摩頓森原本該搭的那班飛機準時飛往巴基斯坦，而兩人卻開車沿着回灣區的公路，在一座座黃褐色的山丘間穿行，山丘上是枝葉蔓生的橡樹叢。“那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塔拉轉頭看着她身旁的乘客，一個她四天前才認識的男人。

“星期二怎麼樣?”摩頓森說。

9月19日，星期二，摩頓森穿着卡其長褲、象牙色生絲襯衫和一件刺繡背心，同他的未婚妻塔拉•畢夏手牽手，一起走上奧克蘭市政廳的階梯。新娘穿着亞麻運動外套，配一條碎花迷你裙。為了尊重這位即將成為她丈夫的男子，配合他的品味，她把高跟鞋留在家裏，穿了雙低跟涼鞋走進結婚禮堂。

“我們原本打算只拿張結婚證書，等葛瑞格從巴基斯坦回來再邀家人舉辦婚禮。”塔拉說。不過奧克蘭市政廳的結婚登記提供的是全套服務。付過八十三美元后，兩人在一位市政法官的陪伴下走進會議室，站在一個鑲滿白色塑料花的拱形裝飾下，背靠着牆板。法官秘書處的職員瑪格麗特——一位中年拉丁裔婦女，自願擔任結婚證人，整個儀式中她一直感動地落着淚。

在費爾蒙飯店裏耳鬢廝磨的六天後，葛瑞格•摩頓森和塔拉•畢夏立下了婚姻誓約。“當法官念到‘無論富裕或貧窮’那段話時，葛瑞格和我忍不住大笑。”塔拉說，“那個時候我已經看過他合租的房間，他每天晚上得把沙發坐墊搬下來，才能有個軟一點兒的地方放睡袋。聽到法官念那一段時，我心裏正在想兩件事：‘我正嫁給一個連床都沒有的男人’，還有——‘上帝啊，我愛他。”’

這對新婚夫妻打電話給幾位朋友，邀請他們到三藩市一家意大利餐廳一起慶祝，朋友們都被結婚消息嚇了一大跳。摩頓森的朋友詹姆斯•布洛克當時是三藩市纜車的駕駛員，他堅持要小兩口兒在三藩市海岸大街，也就是纜車掉頭迴轉的安巴卡得羅跟他碰面。下班高峰時間，布洛克將兩人領上他那輛擁擠的金紅色纜車，搖起鈴鐺向全車的乘客宣佈他們的喜訊。纜車一路叮叮噹噹響回三藩市金融區，熱情的三藩市市民丟給他們一大堆雪茄、銅板和滿溢的祝福。

到了終點站，布洛克把車門鎖上，贈送新婚小兩口兒一趟私人三藩市之旅，鈴鐺又響了一路。纜車沿着看不見的纜索行駛，爬上了諾伯山，經過費爾蒙飯店，最後到達一條繁華時尚的街上，著名的三藩市美景映入眼帘：雄偉的金門大橋旁，漸落的夕陽親吻着太平洋，將天使島抹上一片粉紅。手挽着妻子，葛瑞格•摩頓森永遠記住了那種叫做幸福的顏色。忽然他發現雙頰有種陌生的酸痛，這才發現六天來，自己幾乎沒有一刻停止過笑。

“當大家聽到我和塔拉是怎麼結婚的，都被嚇着了。”摩頓森說，“但對我來說，跟她認識六天就結婚一點兒也不奇怪。我父母也做過同樣的事，而且他們過得很快樂。對我來說最神奇的是，我竟然能和她相遇，找到了今生註定相守的女子。”

星期天，摩頓森背起背包，把錢包塞進外套的口袋，開車趕赴機場。他把車停在離境區的車道上，卻怎麼也抬不起手來開門。轉過頭，他看見妻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她跟他想的完全一樣。“我再去試試看，”摩頓森說，“但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讓我再改一次。”

結果摩頓森又延了兩次班機，每次都是把行李拎到機場，以防萬一航空公司不讓他改行程。但他實在無須擔心，因為他和塔拉的愛情故事已經成為航空公司票務櫃枱流傳的浪漫佳話，票務人員也一再放寬規定，讓摩頓森有更多時間認識新婚妻子。“那是非常特別的兩個星期，可以說是偷來的時間。”摩頓森說，“沒人知道我還在城裏，我們就躲在塔拉的公寓裏，試着彌補相遇前的歲月。”

“最後我終於出來呼吸新鮮空氣，打電話給我母親。”塔拉說，“她那時正在尼泊爾準備登山旅行。”

“當時我正在加德滿都，塔拉給我打電話，一開口就要我先坐下。你永遠不會忘記那樣一個電話。”麗拉•畢夏說，

“我女兒翻來覆去地說‘很棒’，不過我聽到的卻是只有‘六天’。”

“我告訴母親，‘媽，我剛和一個很棒的人結婚了。’她嚇壞了，我明白她其實很擔心，不過她很快就冷靜下來，努力想為我高興。她說：‘好吧，你已經31歲，也吻過不少青蛙了，如果你認為他是你的王子，那麼我也相信他是。”’他們那輛灰色沃爾沃第四次停在英航離境大廳的車道旁，摩頓森吻別身旁彷彿認識了一輩子的女人，然後拖着背包走到票務櫃枱。

“你這次真的要走了嗎?”女票務員開玩笑地問，“你確定自己做的事正確嗎?”

“喔，正確，一點兒沒錯，”摩頓森說著，轉身揮別玻璃窗外也在揮手的妻子。“我從來沒有這麼確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