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5)

四、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

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經營之情形已屢見不鮮，但始終無發展為股份公司取得財團法人地位之趨向。客商之合作，始自二人合同經營。《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中所稱，“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貸，一人在廬州發貨討賬，一來一去，不致擔誤了生理，甚為兩便。”即為此形態。唯其成功，全賴彼此信用，公誠無欺。張勝與李英之能相處九年，端在“兩邊買價，毫釐不欺。”但亦因此之故，其結構不易擴大，其結果亦難持久。

二人共同經營，一人為業主一人為從屬之方式亦有之。如《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云：“第五年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雖其全文不詳，但此呂玉實系大本錢布商之所雇，唯其可能尚在僱員身份外，保持其小本經營之活動，因呂玉單獨為客商，亦有四年，其資本亦未虧折，於理不致完全放棄其本身事業也。故事之所未提及者，則呂玉與此布商系共同旅行，沿途襄助，或系分處兩地，有如張勝、李英之合作。揣測當日貿易，無固定法度，非親歷考察，無法管制，其業主既為大商，則呂玉恐為同道共行襄理之機會為多。

《三言》未提及兩人以上之商業組織，且仍以客商單獨經營之事迹為多。住商雖可雇有經理，亦須逐日查考賬目，有如前敘。其為經理者，身份極低，依隨主人，有如家人，僅略勝於奴僕。《小夫人金錢贈年少》(《通》)敘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家有十萬家財，用兩個主管經營。其中一人李慶任事已三十餘年，一人張勝(與上段之張勝為兩人)本身已任事十餘年，其父亦為員外主管二十餘年。兩人“一飲一啄皆出員外，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兩人不僅每日晚間將賬目送員外核算，又輪流在店值宿，團此亦負責店內物貨之安全。

《白娘子水鎮雷峰塔》(《通》)所述李克用藥鋪，亦有兩個主管。白娘子曾云：“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鋪。”其所以認為下賤者，必系以基本書算，機械地為人服役，銀錢出入，稽考又嚴，無從在營業上決斷。因其依人成事，其待遇亦菲薄，否則為主管者三十餘年，甚至父子相繼，應當獲得其獨立營業之機緣。

以上各點，與小說外之資料符合。萬曆時出版之《算法統宗》，為當日書算之教科書，其《卷二，差分》章有云：假如今有元、亨、利、貞四人，合本經營，元出本銀二十兩，亨出本銀三十兩，利出本銀四十兩，貞出本銀五十兩，共本一百四十兩，至年終共得到銀七十兩，問各該利銀若干?其合資經營，人數甚少，本金亦系小規模，年終得利，勢必瓜分，為當日營業之常態。同書又出習題：假如今有趙、錢、孫、李四人合商，前後付出本銀，趙一於甲子年正月初九日，付銀三十兩，錢二於乙丑年四月十五日付出本銀五十兩，孫三於丙寅年八月十八日付出本銀七十兩，李四於丁卯年十月二十七日，付出本銀九十兩，四本共銀二百四十兩，至戊辰年終，共得利銀一百二十兩，問各該利銀若干摘錄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22。?題中所述商業組織，已略具現代股份公司之雛形，但其商業關係不能脫離人身成分，因之其範圍有限制，共同投資者全賴彼此熟識，互相信賴，而無法將事業盈虧，托第三者代管，使所有權與事業之經理相分離，因之既得相當豐厚之利潤，必致分析其所得，有如上題所示。

《三言》中有敘商人資產已相當可觀，而其經理仍不出戶外者。如《喬彥傑一妾破家》稱為宋代故事，其主角喬俊，本身為客商，但令僕人賽兒“開張酒店，雇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又為他人做主管者，尚多因親戚關係而獲得其職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許宣，“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卻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此亦為當日實情。藤井宏論新安商人，稱其以“血族鄉黨的結合關係為基礎”，參事經營者為“豎子、蒼頭、家丁、世仆”之輩《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36之1至4號(1954)……其類似情形，亦見於山西商人。如山西蒲州商人王某，“其閭裡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又陝西商人高陵縣王克倫，“其族能任買者，與之本錢，不問子錢，凡數十人，皆以貲雄於楚、蜀間”均摘錄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269……休寧歙縣之商人(即新安商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其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至數十家焉”《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75……此即Weber所謂“父族社會之官僚組織”(patriarchalbureaucracy)MaxWeber，TheReligionofChina(NewYork，1964，paperbacked.)，pp90ff，其所以有此組織者，則因其無純經濟利益，非人身關係之組織，其資本增大時，不得已而借力於血緣關係維持。但此種習慣在長期中阻礙商業之發展，因血緣關係不能經常與純經濟利益相始終，其任事者為“親戚知交”，則雖無效能亦不便辭退，其商業利益，必須“能活千家百家”，則投資者道德義務，可能超過其經濟利益，此亦甚有可能為其放棄商業，改變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

明末之巨商，多為鹽商，但因食鹽由官廳專賣，其能在此間牟利者，多為官僚資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資金轉送權要，獲得特殊機緣，卒獲巨利有如藤井宏《占窩の意義及起源》，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頁551~576……此種特權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動，純賴政治背景，而無關於經濟組織。又當日縱有少數商人，握有雄貲，有意革新業務，提高商人地位，此宏願亦甚難達到。因商業機構及商業習慣，必須通過社會背景，為舉國一致之趨勢。數人或數十人之規劃，與一般習慣相違，又無下層商人及店販之支持，必鮮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鹽商，發現其積資最高者達百萬兩，其趨向仍為利用其資金捐官，令子弟讀書入仕，延攬學者，購置古玩書籍，其下者恣意揮霍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NewYork，1962).Ho，“TheSaltMerchantsofYangchou,”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7(1954)。亦即過大之資本，無商業之出路。無限制之資本擴充，在傳統中國為不可能。

《三言》中稱商人資本雄厚者，為張士廉，“家有十萬貲財”；為周將仕，其一夜典當庫金珠細軟物件失蹤者，值“四五千貫”；為喬俊，有“三五萬資本”；為張俊卿，為“萬萬貫財主”。其他所敘均系小本商人，本銀數十兩或二百三百兩。此甚有可能為當日一般情形，亦即極少數之巨富外，中級商人不可多覯，而商人之中堅分子，仍為小商。其原因為大小商人之間，其資金無聯繫。大商人多依賴政治勢力，小商人之業務，則限於本人親身之所經營。且所謂大商人者，仍有化整為零之勢，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倫，均系以其資金分割，任用多數之客商，使其各盡其力牟利，而非結構為一龐大之商業組合。此亦因當日法律上及社會習慣上，未具備此分工合作，釐定其各人義務，保障其各人權利之客觀條件。縱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業組織出現，亦必因無相似之機構為之定貨發貨墊借賒欠而失敗。

明代商人間商業機構最發達者，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間發展了匯兌業務的匯票制度”《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66~68。為山西商人，其經營情形，見於沈思孝之《晉錄》，為研究中國近代商業者所必窺。其原文如下：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多曰夥計。一人出本，眾伙共而商之，雖不誓，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舍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為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后。故有本無本者，鹹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為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摘錄於多數著作，如《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27；《山西商人の研究》，頁266~267……以上兩處商人，因其資金較流通，故持各處商業之牛耳。但其進步之處，仍系相對的，即較各處資金全不流動之情況為活躍。其與現代化商業組織相比，則甚瞠乎其後。徽商之匯兌，仍賴現銀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轉借，尤未增加資金之數額。其得匯兌便利者為徽商，亦即一極小之鄉里圈。山西商人確可將通常儲存不動之資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觀察，恐仍有溢譽之處。然即使其所稱全部確實，其能樹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項以經商者，全賴個人操守及道德觀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並論。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則放債者為巨富，借款營利者為小規模之客商。其資本仍為化整為零，不能聚集高度發揮其運用。因其缺乏龐大商業之組織，業務不能專門化，亦不能以巨額之商業資本為擔保，引誘其他有居積者繼續投資，並遂行大規模之信用借貸，亦即無法擴充銀行業務(山西錢莊，實為票行，偏重於中國傳統之匯兌業務，而不能發展為現代性之銀行)。各小規模之客商，則既無力亦無意於其營業之現代化。諸如貸款與生產者以促進其製造，設立通信機構，組織定期船舶之經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規模客商之所能計及。巨商大賈則在此落後之商業組織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權，在短期內獲大利。兩者均與資本主義“萌芽”之趨向相反。